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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张亚东执行/ 张亚东、柯蚪图/CFP、姚磊（ 道恩影像）、彭暾
中国人总觉得，自己凡事都要靠关系，显得成功来得没有那么壮烈，因此很不高兴，而悖谬的是，我们今天所热衷的以洋酒、雪茄和性感礼服构成的高贵的社交场合，其背后有着深远的西方文化背景，而这种社交早已经不是贵夫人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而发起的私人聚会了。其真正的动机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和纯粹——创造和发现机会。
哈贝马斯说，西方现代社会不只起源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分化，还起源于人们走出家庭，构建更大、更广阔的人际交往空间，他用的词儿很拽：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国的社交，起源于祭祀和青年男女的交往，后来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饭局。眼下，我们的公共领域似乎也面临着转型——吃饭已经不那么时髦了，我们也觉得自己该学习端着杯子在人群中穿梭往来，尽管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理想。不论哪种方式吧，哈贝马斯说，交往也是一种生产力，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大国来说，交往首先是一种艺术，然后才能可能成为生产力。
又见江湖
与须丽融的交谈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在她的身上既有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沉静，也不乏现代女性的开朗豁达。在采访、拍照的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里，须丽融时而开怀爽朗地欢笑，时而悠悠如水般地倾诉，时而满怀期待地展望未来，时而坦荡宽容地回想过去。面对这个华丽、成熟、智慧的上海女人，我想到了一样东西：玻璃。“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就是两种精神相遇，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欧阳江河。虽然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爬上她的眼梢，但凭借她的宽容、她的睿智和自信，青春在她的身上沉淀为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炫目的美丽。这块内蕴着火的热情与水的温柔的玻璃不再寒冷、不再易碎，获得了生命的韧性与强度。而这一切用须丽融自己的话来说都来自真诚，来自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来自群体给予她的力量和支撑。
浴火
须丽融家的客厅中陈列着很多价值不菲的水晶雕塑和玉石摆件，其中多件以菩萨和佛陀的形象出现，雕工精美，材料上乘。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其中的几件玉石作品色泽温润，包浆饱满，由此可知它们经常受到主人的抚摸。人们常说：“物如其人”，大概的意思是通过物可以看到人的品性，人对物的选择和偏好往往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些故事。须丽融告诉我“，你眼前的我，是我的第二次生命，这些东西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陆续买进来的，它们陪伴着我走过来。”
也许是为了让故事条理更清晰，须丽融沉默了片刻，然后将目光和语气都投向了十几年前。“9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去了香港做金融，陆陆续续在香港生活了8年，这期间我恋爱、结婚，事业一帆风顺，丈夫也算是功成名就。”在2000年之前，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须丽融的生活完美得就像童话故事般得无懈可击，但生活对每个人都会发出挑战。须丽融也不例外，女儿出生以后，她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谈到那段经历的时候，须丽融没有丝毫的怨恨，冷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其实那个过程远没有今天说起来这般轻松。
须丽融信佛，而且非常虔诚，因为年轻的时候体质有些薄弱，25岁的时候从香港请了一尊佛像，抱着回到上海。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她也曾经试图向佛求助：“那段时间我几乎是见庙就进，见佛即拜。但一个信女的虔诚终于还是无法挽回逝去的激情。在前夫离开的前3年里，她将自己关在家中，不敢打电话，不出去见朋友，她既不愿意向人展示自己的伤疤，也不能接受感情生活的失败。是水晶、玉石还有书陪伴她走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很焦虑，甚至有点抑郁。后来接触到水晶和玉石，在凝视它们的过程中，我开始一点点变得平静。真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有生命的，通过与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动力，现在它们仍然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启示，它们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尽管我深深知道“我是谁？”这样的伟大命题永远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谜，但我仍非常有兴趣知道须丽融的答案是什么。须丽融说：“我快乐、真实地活着。”她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她的回答让我突然明白“我是谁？”本身就是一个迷宫，它让人丧失生活的目标，引人陷入痛苦和迷茫的泥潭，当你挣扎着爬出来，得到的不是一个我是谁的确切答案，而是不再发问的淡定和坦然。
重生
长歌当哭，不如痛定思痛。经历了3年的蛰伏，须丽融终于鼓起勇气重新走进社会，开始新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她进入上海某名校读了一个MBA，重新高起点地建构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金融和地产领域的丰富经验、对艺术品的独到眼光、率直热情的性格、真诚友善的态度构成了她的人格魅力，也使她在京沪港各地的名流之中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和口碑。
须丽融说：“我现在很快乐，也很充实，有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感谢那个人，是他给了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我常跟朋友讲，他像一双华丽的名牌鞋子，但不合脚，脚的痛苦是真实的，外表的华丽确实是虚无的。现在我脱了它赤脚走路，反而更踏实。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小心被绊倒没关系，爬起来重新开始就好了，也没有必要去怨恨那块石头。”但毕竟须丽融的那一跤摔得太重，不是每个女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都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如果人要找到立足点，想重新站起来，群体很重要，它能够让你找到力量，找到支柱。”幸运的是须丽融很快就找到了支柱。
须丽融身边聚集的朋友越来越多，有个朋友曾经说她：“你就像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女孩，不停地往篮子里装贝壳，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享受这个过程而已。”某种程度上，须丽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交朋友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更感受到了背后的力量，这让她快乐、充实而有安全感。渐渐地交朋友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朋友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与时间赛跑，力求每一天都不虚度。”听起来好像须丽融交朋友是没什么选择的，但其实并不是，她说：“我对朋友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缘分。”缘分这个东西太微妙了，它有可能是最开放的尺度，也有可能是最苛刻的原则。有缘没缘全看当事人的感觉，这完全不可控甚至非理性，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抱着纯粹的理性态度和功利心态去交朋友，往往只能是表层的交往，无法深入更不能奢谈找到知己了。这点上须丽融有她的过人之处，她相信人世间美好的情感，相信真诚的力量，所以很多朋友由泛泛而渐成莫逆。
其实，须丽融给我的感觉是随和却不乏棱角，宽容但坚守原则的人，她可以因为个性上的问题与前夫分手，可见其自我意识之强。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获得朋友、获得知己，其秘密在于适当的距离。她说：“朋友和爱人的距离毕竟不一样，我对朋友的包容性很强，其实每个人都是多棱角的，做朋友不一定要100%地看到对方的多棱角，即使看到了也可以努力去接受。”
融轩
在须丽融看来，一个女人进入公共生活并不一定要淡化自己的性别角色，那样很累也很虚假。从根本上来讲是对女性自身的不自 信。所以她总是发挥自己的女性特长尽力去照顾和关心自己的朋友。须丽融对养生很有研究，喜欢创作美食，她调制的汤水大家都很喜欢，每当朋友来访便会亲自下厨。一边看着朋友们津津有味地喝着自己做的汤，一边漫无边际地交谈，是她最快乐最惬意的时光。而厨房也被她视作展现女性含蓄与柔性之美的最佳场所。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家中渐渐不堪容纳，后来就经常和朋友到外边聚会，但理想的地方也不好找。须丽融说： “大家发现环境好的地方东西不好吃，东西好吃的地方环境又不理想，刚好我住的这座大厦一楼和二楼是我的，我就想着在那里开个餐厅，大家也就不用为找地方犯愁了。不过我并没有想拿这个餐厅当作生意来做，而是把它当作自己家里的厨房和餐厅来做的。”的确，从“融轩”这个名字即可见其用意所在。
虽然餐厅已经开业一年多了，谈起餐厅筹备须丽融似乎仍历历在目，从餐厅整体风格的设计到餐具窗帘的购置，她无不亲力亲为，只为朋友来了能有到家中做客的感觉。融轩主打粤菜，色香味俱佳的鱼翅炒饭、柔滑香甜的奶茶、别具一格的靓汤都倾注了她和师傅们的无数心血。在开业典礼上好朋友靳羽西问她：“你辛不辛苦？”须丽融答道：“我不辛苦，我很幸福。”这种幸福首先来自于付出而不是收获。
须丽融收获了朋友的笑脸也收获了他们真诚的祝福，同时更不断有新的朋友走进融轩也走进她的生活，使她的生活更充实，视野也更开阔。不久前，几位常来的画家朋友在融轩吃饭的时候筹划成立一个艺术品沙龙，算上了她一份；听朋友说苏州古园林改造需要融资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须丽融顺理成章地成为项目组成员。融轩让须丽融在事业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到达了人生新的高度，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佛曰：“种善因、得善果。”如果不曾亲手栽下梧桐树，又何有凤凰来栖？这个快乐的“捡贝壳的小女孩”终于用她的贝壳筑起了生命的彩虹。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仍然赤着双脚走路，还没有找到合脚的鞋子。我所担心的是有一天当她再穿上鞋子就不能去沙滩捡贝壳了，因为海水会将鞋子打湿。对于女人来说，鞋子和贝壳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能兼得，不知道须丽融能否破解这个千年的宿命。
系领结的男人
午后的阳光洒进万达索菲特酒店的大堂吧，身穿深蓝暗纹西装的潘杰客准时赴约，淡蓝细格衬衫上，乳白底子的蓝纹领结格外醒目，与邻座几位衣著随便、翘脚歪躺在沙发上吞云吐雾的客人形成对比。以至于一个月后，与笔者随行的年轻摄影师还记得：“哦，那个系领结的男人！”
名主持人刘仪伟戏称潘杰客是“师奶杀手”，有些媒体称他是“中国第一绅士”。他自我调侃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的那种人，年纪老大不小了，仍然喜欢做梦，心态很阳光。”他否认自己是绅士：“一个有钱又有闲、又有艺术品位的人才有可能被称为绅士。绅士是非常平和、优雅的，我的心态还不够平和，一天到晚都很忙，但我一辈子都梦想成为一名绅士。”
上流社会的舞会
潘杰客出身名门,祖辈有数学大师熊庆来,父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国际著名的等离子学专家, 当年与钱学森等人一起响应号召回国报效祖国。母亲是沈阳医科大学的高才生。这样的背景使他天然对于西方上流社会的场景有熟悉感。“跳交谊舞是我今生最大的爱好之一，当年读大学时，假期同学们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抱着板凳在寝室里练习。”
他对交谊舞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个伴随终生的爱好，早年在生活低潮期，带他走进全新的社交圈，带来人生转折：“我父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特务，1980年就移居美国，亲戚家人基本都在海外。1988年我从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辞职，赴美自费留学。都30岁了，英文不好，又不想依赖父母，独自到纽约一个贫民窟，与20多个陌生人合租一间地下室，到华人餐馆送外卖，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还得挤4个小时上英语夜校，有几次被黑人抢劫。”
艰苦的外卖生活，因为遇到一位曾获台湾社交舞冠军的客户而有了转机。“她一直苦于在纽约找不到合适的舞伴，看中了我的根基，我们成为当地社交舞圈里的好搭档。她还经营着一家珠宝店，建议我去店里帮忙。但我生性好强，不愿意靠舞伴谋生，独自到别的珠宝店应聘，最终选择了一家香港人开的珠宝店。”
在纽约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47街，是美国最大的珠宝交易中心，云集了数百家珠宝商铺，潘杰客在那里打拼两年，从每日经销十几万美元的珠宝推销员，到自己也开了家珠宝店，“我终于走出了当时大多数华人靠开餐馆发家的老路，成了有车有房的珠宝商。这职业使我频繁与上流社会人士接触，对我日后的衣着谈吐影响甚远。”
在纽约开珠宝店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潘杰客尝试做文艺演出经纪人，因为经营不善，他被迫变卖了珠宝店还债，痛定思痛后决心充电学习。
1996年，潘杰客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同时修了商务管理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前者帮我建立了商界的人脉关系，后者帮我结交了很多政界朋友，其中包括菲律宾的4位政府部长、美国参议员、众议员等。”
哈佛多元的国际环境给潘杰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作为学员，各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在这里碰撞，给你的启发，你在国内50年都得不到！”潘杰客有点激动地说。
“肯尼迪学院每个月都有一次酒会，BARBEQ也很流行，通常是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等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当时中国内地的学生少，通常跟其他亚洲国家同学一起，与欧洲的同学聚会。在学校内部、班级之间、校际的交流活动也很多，世界各国的名流政要演讲、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几乎天天都有。哈佛鼓励学生跨院校选课，我在美国最好的外交学院也有选修课。”
改造财富圈
去年春天，潘杰客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辉耀相识相交，“他在家里办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沙龙，来宾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汉能投资集团的老总朱云来、我爱卡董事长涂志云、新东方董事徐小平、安永董事长葛明等，大家在那里相谈甚欢，我也随后成为2005委员会的成员。”
这次沙龙之后，潘杰客与王辉耀等开始张罗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2007年9月23日，特奥开幕式倒计时10天之际，“全球华人支持特奥爱心行动暨欧美同学会商会慈善晚宴舞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举行，活动由潘杰客的公司承办，他本人作为本次活动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现场主持人，王中军、侯耀华、田亮、许戈辉、马艳丽等众多名人和600多位嘉宾参会。 “当晚的慈善拍卖共拍得128.5万元，全部捐献给上海2007特奥中心。这是北京唯一一个为上海特奥会捐款的民营机构。”
最让潘杰客感动的是“：那天一起到王辉耀家中聚会的企业家，在晚会现场都慷慨解囊。这以后，我搞的一些活动，只要一个电话，他们都会尽可能赶来捧场，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有意义。” 在社交圈赢得名气之后，潘杰客的理想主义情怀又浮出水面。“我在世界上跑了这么多国家，做过不同行业，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成功人士对于国际礼仪、商务形象理解太少了，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商务形象并非单纯指穿得好，而是建立权威、自信、平等沟通的环境。”
“前不久我曾经安排北京某海归联谊会负责人与美国一家顶级公关公司董事长、CEO会面。会谈时，中方负责人的致辞是照讲稿逐句念，专门说一些‘友好地发展中美两国友谊’之类的空话。吃饭时，中方负责人只顾着用中文交流协会内部的工作，把外宾撂在一旁不管。当时我感觉特别尴尬。事后中方会长说： ‘这些外国人希望跟我们合作。’认为这家跨国公关公司是有求于他。其实这家公关公司是国际非常著名的一家公司，他们给很多国家元首、高端人士开展公关活动。”
潘杰客说：“生意场上讲究互相尊重，商务礼仪是商务公关必需的，商务公关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尊重别人，反过来别人才会尊重你。”
他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家此前太不注重个人形象，现在是到了改善的时候了。形象顾问是美国每届总统选举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很多著名企业家、高级政府官员，都有企业形象顾问。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有形象师。”
他又以史玉柱为例，“听说史玉柱到美国上市，穿T恤参加仪式。美国人嘴上不会说什么，你有选择的权利、思考的权利，但握完手回家后，他们会对家人说将来可不要学那个中国人的样子。商务着装有其规范，国际化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不遵守，人家会笑话你。像比尔盖茨有次穿休闲装去高尔夫球场，人家要求便装不许进，他一怒之下，把球场买下来。现在比尔·盖茨很多场合也同样穿正装，这体现了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骨子里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潘杰客很向往欧洲传统的绅士精神：“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好比当初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充满了变革和机会，给中国绅士的孕育创造了土壤。我希望中国富裕阶层人士，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同时，追求精神层面的高贵。我心目中的中国绅士，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和辨别力，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艺术、慈善上，遇事优雅从容、宽宏大量，对社会有责任感。”
奢侈为了交流
作为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中国荣誉执行代表，刘钊与香奈儿、迪奥、纪梵希、爱马仕、路易威登等68个会员单位关系密切。接受《财富圈》采访时，刘钊刚从泰国待了两个多月回京，开着宝马跑车的他拎着5套D&G、Dior、Armani时装，赶到世贸天阶与记者和摄影师会合。“助理生孩子去了，这些杂事都得自己来。”接受采访时，他始终是笑眯眯的，有问必答，彬彬有礼, 对现场每个人的情绪都很照顾。
这个言行谦和但衣著打扮比顶级模特还“范儿”的英俊男人，几乎经历了中国时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曾参与筹办路易威登大连——北京老爷车拉力赛、瑞士历峰钟表展、欧洲印象派画展、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Fendi长城时装秀等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以及摩纳哥第42届“玫瑰之舞——中国之夜”等多项慈善活动。因为在“中意文化年”、“中法文化年”等国际间文化交流中的出色工作，刘钊先后被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爵士勋章”和“法国国家功勋勋位骑士勋章”。
眼下很多时尚名人都是海归派，刘钊说：“我绝对是本土化生存。”他学法律出身，毕业分配到国家部级公司法律顾问室，后来到公司国际事业部搞外事接待。1990年，经朋友介绍，刘钊成了Dior香水化妆品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名员工。“事后有一次我陪老板参观一家高级商场，老板指着一个广告牌上大大的汉字‘雅’对我说：‘Very elegant’(很优雅)，这是你给人的印象，也是我招聘你的原因。”
顶级奢侈品十分注重文化交流，负责迪奥大陆市场业务的刘钊被派至法国总部学习，了解公司和品牌文化，迪奥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让他接触到众多欧洲经典品牌，并全面了解欧洲人的生活艺术。“此前我对那些国际品牌并不了解，直到进入迪奥公司我才知道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行业，每个品牌都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我的每个客户也都是不同的，我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这个行业里，我接触到的都是美的、有意思的事情——很好的产品和很美的环境。”
他与欧洲政界、王室都有接触，熟悉欧洲上流社会的风尚，他还专门学了几年日本茶道。耳熏目染之下，他对美食、美酒都颇有研究，目前是世界最著名的品酒协会之一——法国勃艮地品酒骑士团(Chevaliers du Tastevin)的骑士，也是法国美食家协会第一个中国内地会员。被誉为“生活艺术家”的他想要分享的心得有很多：“我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用鉴赏的态度来品味美酒、美食和华服。”
时尚和品位，是奢侈品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时间久了，刘钊已深得个中精髓。他学会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来应对翻云覆雨的时尚潮流。“我对服装的要求仅仅是‘经典牌子推出的最简单的款式’，倾心于Dol ce&Gabbana、Y. S. L、Lanvi n、Di or的男装。”
因为与时尚圈打过多年的交道，刘钊对欧洲时尚有了更深的体会，他说：“欧洲时尚的概念是很广的，它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多香水、化妆品、著名的酒店、美食，也正在创造新的东西，比如科技、电影、绘画艺术，我觉得欧洲人自由创新的精神更值得关注。”
在迪奥工作两年后，刘钊又加盟了一家洋酒公司负责市场推广工作。1996年，刘钊创立自己的红门公关公司，对客户需求的充分理解和谨慎的工作态度为他赢得口碑，他为Kenzo、香槟王、Tiffany.Co等品牌所做的公关都获得了客户的认可，找上门来的客户越来越多。意大利时装大师乔治·阿曼尼第一次访华，就由刘钊安排并全程接待。
刘钊策划公关活动，喜欢挖掘时尚背后的文化内涵，使参加者眼前一亮。2004年9月，他参与筹划的“钟表奇迹”瑞士历峰钟表展，在北京太庙举行，展出600多件古董表和当代钟表精品，万国表（IWC）、积家（Jaeger-LeCoultre）、朗格（Lange & Shne）、沛纳海（Panerai）、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伯爵表（Piaget）、名士（Baume & Mercier）、登喜路（Dunhill）、万宝龙（Montblanc）等经典品牌悉数登场，瑞士钟表大师、雕刻大师和宝石镶嵌大师莅临现场向公众秀绝技，当时《人民日报》这样评价该展览：“古老的文化与现代气息相融合，缔造出凌驾时空的永恒美感。”
2005年10月，在刘钊的积极张罗下，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在上海恒隆广场举办“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从1550颗钻石镶成的香奈儿“山茶花”，到刻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赐给情人手书的红色漆皮鞋，迪奥、路易威登、卡地亚等众多品牌都带来了最新设计的力作和孤品，原汁原味地展示法式“生活艺术”，吸引了6万多观众参观。“那次参展的涉及50多个法国顶级品牌，35个大牌的 CEO专门前来参加开幕式。作为策展人，我既了解‘中国特色’，也知道法方的需要，做到让大家都满意，这是我的特长。”
刘钊近期参与筹办的另一次大手笔，是意大利著名时装品牌Fendi2007年10月在长城上演的08春夏时装秀。章子怡、中田英寿等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嘉宾名人参加，“漫山烽火台随着舞台灯光熄灭而璀璨点亮，FENDI的LOGO映射在山峦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时尚力量的飞跃，而且是国家繁荣富强后世界给予的更多关注”。
在实现财务自由后，刘钊开始“只做我有兴趣的事情”，“我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多奢望，也没有很大的野心”。他的工作重心放到策划和参与文化艺术及慈善活动上来，“这些都是我的兴趣所在”。
因为喜欢，他策划了北京、上海的欧洲印象派画展的开幕式；他担任过巴黎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申奥大使，并组织了一些中国时尚媒体的记者，专程赴欧洲采访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旗下奢侈品大牌的CEO，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了解欧洲传承百年的优雅文化。因为责任，他还参与了首届预防艾滋病慈善活动的组织工作，“虽然不挣钱仍然很有意义，因为预防艾滋病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关于男人品位的对话
TIDE：你怎么看待奢侈品？
刘钊：字典里对luxury的英文注释并没有奢侈之意，只是美好、舒适、豪华和精致。中文将其翻译成“奢侈品”，我认为不恰当，我觉得用“精品”更好——对于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来说，它是很好的精致的物品，是生活的一部分。
TIDE：你经常出入于社交场合，能否介绍一些你的着装经验？刘钊:我追求简单、大方、干净。尤其在社交场合，保守一点永远比冒险正确，宁可穿得隆重一些也不要穿得过于随便，这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要穿着适当，不要过分打扮、珠光宝气。服装合身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西装的腰身、衬衣的领口、袖长等，一定要合身。另外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仪容，头发、指甲都要修剪得干干净净，可以用点香水，身上千万不能有怪味。
在社交场合，相对保守一点的职业，可以选择LANVIN，这是法国总统都穿的牌子，剪裁不错，价格也不算太贵，细节设计到位。相对时髦一些的职业，隆重推荐D&G，它那些基本款的西装、衬衣裁剪修身，能把人穿得很漂亮。男人最重要的配饰是腰带和领带，它们在有限的变化空间内能很好地体现个人趣味和品位。
我最欣赏意大利男人的着装风格，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件应季的名牌时装，但他们会和一些往季的，或普通品牌的服饰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完美搭配。这才是成熟品位的体现，也是个人风格树立的基础。另外，一个良好风格的树立应该是内外兼修，你的谈吐、行为举止都是构成个人风格的重要元素。
TIDE：你通常会出席什么样的社交活动？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社交场合？
刘钊：我喜欢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加，有的属于朋友之间互相捧场，还有的是工作需要，一是外交界招待会，通常会邀请我参加，二是出席一些与欧洲顶级品牌有关的高端活动。
中国正处在上流社会的培育早期，社交文明正在形成阶段。现在国内有些人挣点小钱就喜欢吹嘘，谈什么事情（包括收藏艺术）都是从投资角度来看问题。作为一个有品位的男人，我觉得在社交场合最重要的是有礼貌有涵养，要谦虚友善对待他人，对人一视同仁；要不卑不亢、尊重别人、不炫耀自己；谈话内容别太山南海北，更别不懂装懂，最好能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
社交生产力
萨克雷在长篇小说《名利场》中，真实描绘了1810～1820年摄政王时期英国上流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各色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名利场》内容是由两个女主人公利蓓加与爱米丽亚的生活道路串联起来的。爱米丽亚是一位资产阶级小姐，而利蓓加则是个一无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浑水摸鱼的女人，通过这两个主人公的命运，萨克雷描绘出了当时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众生相。
这部小说是一个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萨克雷自己说过，他在《名利场》里要写“一群极端愚蠢自私的人，不顾一切地为非作歹而又热烈追求浮名浮利”，同时，他又说，书中所描写的“全是死亡、争吵、金钱和病痛”。萨克雷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去诠释英国的上流社会，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社会中对浮名浮利的追逐本身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一种力量。相比之下，社会学者哈贝马斯的观点更加客观和深刻，他说“社交就是生产力”。
如果从语义上分析，社交是泛指一切社会交往，那么我们就似乎应该从人类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事实上具备了社交的形态。但是，社会的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就在不远的300年之前，人们还不知社会为何物，更勿论社交。今天我们说到社交指的不是泛泛的社会互动，而是专指发生在咖啡馆、俱乐部、沙龙、商务会所、酒店或者是豪宅客厅这些场所的社会名流之间的交往。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它是在商业化与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将商业化与文化转型向前推进。
从宫廷到咖啡馆
现代意义上的社交，起源于欧洲大陆。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方公共交往空间的嬗变进行简单的历史性的回描。这一嬗变的历史大致可勾勒为宫廷—沙龙—咖啡馆—酒吧。公共空间的嬗变过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贵族阶层向市民阶层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的完成并不是建立在截然对立冲突的抵抗性基础上的，它呈现出的方式是模仿的变种。沙龙是宫廷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是沙龙的模仿和变种，酒吧是咖啡馆的模仿和变种。
在15世纪之前，整个欧洲的公共生活是围绕宫廷展开的。作为封建权威的光环，宫廷内的公共生活表明的是一种社会地位，宫廷宴会具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出入其中的必须是有贵族头衔的人，这是小圈子的聚会交往，并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礼仪规范、语言方式和游戏规则。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是所有贵族的共同规范，展示着封建领主的特权。能够成为贵族，能够步入上流社会，能够进入沙龙的社交圈子，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他们不惜重金买下贵族的头衔，改头换面，改姓换名，还要忍受贵族奚落的屈辱。
随着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内部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宫廷为核心的社交生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早期金融和贸易资本主义从13世纪开始，由意大利北部城市逐渐向西欧和北欧蔓延，在贸易的交通要塞上形成了大的集市，它是新兴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不过旧的制度最初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与贵族的宫廷文化达成了一种平衡，他们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保守，他一方面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释放出了一些因素，有朝一日将其消解。与此同时，封建贵族在与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接触当中，也在逐渐改造着自身。
在法国，随着兰布依耶饭店的建立，后来所说的沙龙逐渐取代了专供王公贵族庆典和笼络艺术家的宫廷宴会厅，模仿他们出 现了很多的室内沙龙。早期沙龙的典型特征是城市贵族与一般都是平民出身，而且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联起手来。但是在这样一种十分体面的氛围里，文人无法摆脱贵族主人的控制，无法获得自律，一直到菲利浦摄政期间，宫廷才真正失去了公
共领域的核心地位。由城市将其文化功能承接过来。作为宫廷的精神遗产，沙龙最早期的功能主要是文学批评中心，进而发展成为政治品评和商业信息交流中心。由于具有浓重的贵族化色彩，沙龙无法满足更大范围内的交往需求。作为沙龙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在17世纪中叶出现，并在更大范围内承担了沙龙的社交功能。咖啡馆的兴起和发生在咖啡馆中的社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远程贸易的发展都贡献了十分巨大的力量。
在18世纪中叶，一位西方学者把巴黎这座城市称为“欧洲的咖啡馆”，可以想见，咖啡馆在当时兴旺发达的盛况。17世纪开始，由于糖的作用，可可、咖啡、茶在欧洲成为必备品。这些饮料流行于上层圈子，尤其是在宫廷。路易十四在1670年接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使节时尝到咖啡，从此，咖啡在法国便为人知，而且被引入宫廷社会。 17世纪中叶，咖啡已成了市民当中富裕阶层的一般饮品。后来，一个地中海商人的车夫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到18世纪初，伦敦已有3000多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固定的常客圈子，作家德莱登在威尔咖啡馆的年轻一代作家圈子里争论“古典与现代”。稍后一些，艾迪逊和斯蒂尔则在布顿咖啡馆发表他们的小评论。通过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咖啡馆内的交往，对更多的公众完成了启蒙教育。
有些咖啡馆则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在这里交换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互相扑捉发财的机会。来咖啡馆的商人们把自己与世界各地往来的信件拿出来，贴在咖啡馆醒目的位置，定期的信息交流成为一种机制保留下来，这成为后来报纸的雏形。通畅灵活的信息为资本家们创造更大的商业利润和积累财富提供了帮助。为了模仿沙龙与宫廷，来这里的商人们也把自己装饰得衣冠楚楚，举止得体，向贵族们和知识分子学习礼仪和艺术鉴赏，他们后来成长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主要成员。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们，抓住时机，把咖啡馆变成了他们宣扬革命思想和制造公众舆论的重要阵地，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大革命的到来，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沙龙、咖啡馆乃至以它们为背景制造出来的报纸和杂志，承担了意识形态教育和大范围高效信息交流的功能，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市民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制度保障，市民社会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在这里理智的辩论占主导地位。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双重作用，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参与政治讨论过程中人们认可了政治秩序的价值。
中国式社交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社交作为生产力的一种形式，一边在为有识之士创造和积累财富，一边在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我们现在的情形和历史上的欧洲多少有些相似，正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里因为整个文化与政治的格局看上去更加开放和自由，社交焕发出它特有的生命力。我们的优势在于有现成的西方经验可以借鉴，起点要高于300年前的欧洲，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用既有的社交概念去分析中国的传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交文化，也有着不同于欧洲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还有不同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交形式在与国际相接轨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它得以开展的历史背景，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少走弯路，最大化地发挥社交应具备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茶楼、戏院、会馆、学堂都曾经盛极一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与沙龙、咖啡馆类似的作用，遗憾的是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产生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也没有自发完成结构转型。发生在戏院茶楼中的中国式社交，客观上成为维护既有制度的工具和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的自娱自乐的场所。
在现代社交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交实践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透过被帝国主义大炮轰开的国门，西方的工业产品及思想和文化大量涌入，策动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些西方思潮最初就是在类似于咖啡馆和茶楼之类的场所，在中国的文化精英中通过印刷品和口头交流传播开来的。进而形成了一个个力量虽薄弱，但生命力旺盛的革命团体。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共产主义小组都是这样的组织，孙中山、黄兴、李大钊、陈独秀甚至老派精英梁启超、康有为等，凡是我们今天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当时文化名人与革命党人几乎都是社交圈中的活跃分子。那一时期包括咖啡馆、沙龙、社会团体和报刊杂志大量涌现，戏院茶楼的功能也在向社交场所转变。直到解放前期，在中国领土上社交如火如荼地发展了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带有浓重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交生活停下了它的脚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走上历史舞台。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多层次的社交生活，遍地开花的咖啡馆、商务会所、酒店、饭店，数之不尽的行业团体、协会，层出不穷的报刊杂志，从结构上已经建筑了一个完整的社交体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成立的长安、京城、美洲、中国会这样的高端商务俱乐部，成为中国社交与世界接轨，跨上新高度的信号。社交礼仪的教育、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商业信息的交流都在这里不断进行。从形式上看，我们的社交生活已经达到了与欧洲同样的层次，但是从社交内容和功能上讲，从大众对社交生活的理解上讲，我们和他们仍然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短时间内似乎有缩小的趋势，但长远来讲结果如何，谁也不好预判。西方世界的社交生活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社交生活在经历了充分模仿之后，自身的内在矛盾将决定它的前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商业化原则及自由主义的的过度盛行，市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社交生活也开始盛极而衰。它使大众文化失去了阐明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作用，人们因之变得孤独、冷漠而出现了“动机危机”；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政治子系统失去其合法性基础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道在于通过使社会文化生活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影响，让人们重新回到社交生活当中，从而重建理想的生活模式。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还处在商业化的初期，自由主义的威胁也远远没有西方世界来得那么强大。我们现在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社交在珠光宝气的表象之下，对我们的发展有着实实在在的强大推动作用，决不是有钱有闲者的不务正业和自我陶醉，在中国的现状当中，社交是与科技和劳动一样重要的生产力。
中国人总觉得，自己凡事都要靠关系，显得成功来得没有那么壮烈，因此很不高兴，而悖谬的是，我们今天所热衷的以洋酒、雪茄和性感礼服构成的高贵的社交场合，其背后有着深远的西方文化背景，而这种社交早已经不是贵夫人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而发起的私人聚会了。其真正的动机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和纯粹——创造和发现机会。
哈贝马斯说，西方现代社会不只起源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分化，还起源于人们走出家庭，构建更大、更广阔的人际交往空间，他用的词儿很拽：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国的社交，起源于祭祀和青年男女的交往，后来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饭局。眼下，我们的公共领域似乎也面临着转型——吃饭已经不那么时髦了，我们也觉得自己该学习端着杯子在人群中穿梭往来，尽管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理想。不论哪种方式吧，哈贝马斯说，交往也是一种生产力，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大国来说，交往首先是一种艺术，然后才能可能成为生产力。
又见江湖
与须丽融的交谈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在她的身上既有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沉静，也不乏现代女性的开朗豁达。在采访、拍照的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里，须丽融时而开怀爽朗地欢笑，时而悠悠如水般地倾诉，时而满怀期待地展望未来，时而坦荡宽容地回想过去。面对这个华丽、成熟、智慧的上海女人，我想到了一样东西：玻璃。“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就是两种精神相遇，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欧阳江河。虽然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爬上她的眼梢，但凭借她的宽容、她的睿智和自信，青春在她的身上沉淀为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炫目的美丽。这块内蕴着火的热情与水的温柔的玻璃不再寒冷、不再易碎，获得了生命的韧性与强度。而这一切用须丽融自己的话来说都来自真诚，来自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来自群体给予她的力量和支撑。
浴火
须丽融家的客厅中陈列着很多价值不菲的水晶雕塑和玉石摆件，其中多件以菩萨和佛陀的形象出现，雕工精美，材料上乘。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其中的几件玉石作品色泽温润，包浆饱满，由此可知它们经常受到主人的抚摸。人们常说：“物如其人”，大概的意思是通过物可以看到人的品性，人对物的选择和偏好往往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些故事。须丽融告诉我“，你眼前的我，是我的第二次生命，这些东西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陆续买进来的，它们陪伴着我走过来。”
也许是为了让故事条理更清晰，须丽融沉默了片刻，然后将目光和语气都投向了十几年前。“9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去了香港做金融，陆陆续续在香港生活了8年，这期间我恋爱、结婚，事业一帆风顺，丈夫也算是功成名就。”在2000年之前，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须丽融的生活完美得就像童话故事般得无懈可击，但生活对每个人都会发出挑战。须丽融也不例外，女儿出生以后，她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谈到那段经历的时候，须丽融没有丝毫的怨恨，冷静得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其实那个过程远没有今天说起来这般轻松。
须丽融信佛，而且非常虔诚，因为年轻的时候体质有些薄弱，25岁的时候从香港请了一尊佛像，抱着回到上海。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她也曾经试图向佛求助：“那段时间我几乎是见庙就进，见佛即拜。但一个信女的虔诚终于还是无法挽回逝去的激情。在前夫离开的前3年里，她将自己关在家中，不敢打电话，不出去见朋友，她既不愿意向人展示自己的伤疤，也不能接受感情生活的失败。是水晶、玉石还有书陪伴她走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很焦虑，甚至有点抑郁。后来接触到水晶和玉石，在凝视它们的过程中，我开始一点点变得平静。真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有生命的，通过与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动力，现在它们仍然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启示，它们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尽管我深深知道“我是谁？”这样的伟大命题永远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谜，但我仍非常有兴趣知道须丽融的答案是什么。须丽融说：“我快乐、真实地活着。”她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她的回答让我突然明白“我是谁？”本身就是一个迷宫，它让人丧失生活的目标，引人陷入痛苦和迷茫的泥潭，当你挣扎着爬出来，得到的不是一个我是谁的确切答案，而是不再发问的淡定和坦然。
重生
长歌当哭，不如痛定思痛。经历了3年的蛰伏，须丽融终于鼓起勇气重新走进社会，开始新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她进入上海某名校读了一个MBA，重新高起点地建构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金融和地产领域的丰富经验、对艺术品的独到眼光、率直热情的性格、真诚友善的态度构成了她的人格魅力，也使她在京沪港各地的名流之中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和口碑。
须丽融说：“我现在很快乐，也很充实，有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感谢那个人，是他给了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我常跟朋友讲，他像一双华丽的名牌鞋子，但不合脚，脚的痛苦是真实的，外表的华丽确实是虚无的。现在我脱了它赤脚走路，反而更踏实。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小心被绊倒没关系，爬起来重新开始就好了，也没有必要去怨恨那块石头。”但毕竟须丽融的那一跤摔得太重，不是每个女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都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如果人要找到立足点，想重新站起来，群体很重要，它能够让你找到力量，找到支柱。”幸运的是须丽融很快就找到了支柱。
须丽融身边聚集的朋友越来越多，有个朋友曾经说她：“你就像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女孩，不停地往篮子里装贝壳，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享受这个过程而已。”某种程度上，须丽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交朋友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更感受到了背后的力量，这让她快乐、充实而有安全感。渐渐地交朋友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朋友就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与时间赛跑，力求每一天都不虚度。”听起来好像须丽融交朋友是没什么选择的，但其实并不是，她说：“我对朋友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缘分。”缘分这个东西太微妙了，它有可能是最开放的尺度，也有可能是最苛刻的原则。有缘没缘全看当事人的感觉，这完全不可控甚至非理性，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抱着纯粹的理性态度和功利心态去交朋友，往往只能是表层的交往，无法深入更不能奢谈找到知己了。这点上须丽融有她的过人之处，她相信人世间美好的情感，相信真诚的力量，所以很多朋友由泛泛而渐成莫逆。
其实，须丽融给我的感觉是随和却不乏棱角，宽容但坚守原则的人，她可以因为个性上的问题与前夫分手，可见其自我意识之强。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获得朋友、获得知己，其秘密在于适当的距离。她说：“朋友和爱人的距离毕竟不一样，我对朋友的包容性很强，其实每个人都是多棱角的，做朋友不一定要100%地看到对方的多棱角，即使看到了也可以努力去接受。”
融轩
在须丽融看来，一个女人进入公共生活并不一定要淡化自己的性别角色，那样很累也很虚假。从根本上来讲是对女性自身的不自 信。所以她总是发挥自己的女性特长尽力去照顾和关心自己的朋友。须丽融对养生很有研究，喜欢创作美食，她调制的汤水大家都很喜欢，每当朋友来访便会亲自下厨。一边看着朋友们津津有味地喝着自己做的汤，一边漫无边际地交谈，是她最快乐最惬意的时光。而厨房也被她视作展现女性含蓄与柔性之美的最佳场所。
随着朋友越来越多，家中渐渐不堪容纳，后来就经常和朋友到外边聚会，但理想的地方也不好找。须丽融说： “大家发现环境好的地方东西不好吃，东西好吃的地方环境又不理想，刚好我住的这座大厦一楼和二楼是我的，我就想着在那里开个餐厅，大家也就不用为找地方犯愁了。不过我并没有想拿这个餐厅当作生意来做，而是把它当作自己家里的厨房和餐厅来做的。”的确，从“融轩”这个名字即可见其用意所在。
虽然餐厅已经开业一年多了，谈起餐厅筹备须丽融似乎仍历历在目，从餐厅整体风格的设计到餐具窗帘的购置，她无不亲力亲为，只为朋友来了能有到家中做客的感觉。融轩主打粤菜，色香味俱佳的鱼翅炒饭、柔滑香甜的奶茶、别具一格的靓汤都倾注了她和师傅们的无数心血。在开业典礼上好朋友靳羽西问她：“你辛不辛苦？”须丽融答道：“我不辛苦，我很幸福。”这种幸福首先来自于付出而不是收获。
须丽融收获了朋友的笑脸也收获了他们真诚的祝福，同时更不断有新的朋友走进融轩也走进她的生活，使她的生活更充实，视野也更开阔。不久前，几位常来的画家朋友在融轩吃饭的时候筹划成立一个艺术品沙龙，算上了她一份；听朋友说苏州古园林改造需要融资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须丽融顺理成章地成为项目组成员。融轩让须丽融在事业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而到达了人生新的高度，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佛曰：“种善因、得善果。”如果不曾亲手栽下梧桐树，又何有凤凰来栖？这个快乐的“捡贝壳的小女孩”终于用她的贝壳筑起了生命的彩虹。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仍然赤着双脚走路，还没有找到合脚的鞋子。我所担心的是有一天当她再穿上鞋子就不能去沙滩捡贝壳了，因为海水会将鞋子打湿。对于女人来说，鞋子和贝壳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能兼得，不知道须丽融能否破解这个千年的宿命。
系领结的男人
午后的阳光洒进万达索菲特酒店的大堂吧，身穿深蓝暗纹西装的潘杰客准时赴约，淡蓝细格衬衫上，乳白底子的蓝纹领结格外醒目，与邻座几位衣著随便、翘脚歪躺在沙发上吞云吐雾的客人形成对比。以至于一个月后，与笔者随行的年轻摄影师还记得：“哦，那个系领结的男人！”
名主持人刘仪伟戏称潘杰客是“师奶杀手”，有些媒体称他是“中国第一绅士”。他自我调侃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的那种人，年纪老大不小了，仍然喜欢做梦，心态很阳光。”他否认自己是绅士：“一个有钱又有闲、又有艺术品位的人才有可能被称为绅士。绅士是非常平和、优雅的，我的心态还不够平和，一天到晚都很忙，但我一辈子都梦想成为一名绅士。”
上流社会的舞会
潘杰客出身名门,祖辈有数学大师熊庆来,父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国际著名的等离子学专家, 当年与钱学森等人一起响应号召回国报效祖国。母亲是沈阳医科大学的高才生。这样的背景使他天然对于西方上流社会的场景有熟悉感。“跳交谊舞是我今生最大的爱好之一，当年读大学时，假期同学们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抱着板凳在寝室里练习。”
他对交谊舞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个伴随终生的爱好，早年在生活低潮期，带他走进全新的社交圈，带来人生转折：“我父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特务，1980年就移居美国，亲戚家人基本都在海外。1988年我从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辞职，赴美自费留学。都30岁了，英文不好，又不想依赖父母，独自到纽约一个贫民窟，与20多个陌生人合租一间地下室，到华人餐馆送外卖，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还得挤4个小时上英语夜校，有几次被黑人抢劫。”
艰苦的外卖生活，因为遇到一位曾获台湾社交舞冠军的客户而有了转机。“她一直苦于在纽约找不到合适的舞伴，看中了我的根基，我们成为当地社交舞圈里的好搭档。她还经营着一家珠宝店，建议我去店里帮忙。但我生性好强，不愿意靠舞伴谋生，独自到别的珠宝店应聘，最终选择了一家香港人开的珠宝店。”
在纽约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47街，是美国最大的珠宝交易中心，云集了数百家珠宝商铺，潘杰客在那里打拼两年，从每日经销十几万美元的珠宝推销员，到自己也开了家珠宝店，“我终于走出了当时大多数华人靠开餐馆发家的老路，成了有车有房的珠宝商。这职业使我频繁与上流社会人士接触，对我日后的衣着谈吐影响甚远。”
在纽约开珠宝店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潘杰客尝试做文艺演出经纪人，因为经营不善，他被迫变卖了珠宝店还债，痛定思痛后决心充电学习。
1996年，潘杰客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同时修了商务管理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前者帮我建立了商界的人脉关系，后者帮我结交了很多政界朋友，其中包括菲律宾的4位政府部长、美国参议员、众议员等。”
哈佛多元的国际环境给潘杰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作为学员，各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在这里碰撞，给你的启发，你在国内50年都得不到！”潘杰客有点激动地说。
“肯尼迪学院每个月都有一次酒会，BARBEQ也很流行，通常是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等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当时中国内地的学生少，通常跟其他亚洲国家同学一起，与欧洲的同学聚会。在学校内部、班级之间、校际的交流活动也很多，世界各国的名流政要演讲、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几乎天天都有。哈佛鼓励学生跨院校选课，我在美国最好的外交学院也有选修课。”
改造财富圈
去年春天，潘杰客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辉耀相识相交，“他在家里办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沙龙，来宾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汉能投资集团的老总朱云来、我爱卡董事长涂志云、新东方董事徐小平、安永董事长葛明等，大家在那里相谈甚欢，我也随后成为2005委员会的成员。”
这次沙龙之后，潘杰客与王辉耀等开始张罗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2007年9月23日，特奥开幕式倒计时10天之际，“全球华人支持特奥爱心行动暨欧美同学会商会慈善晚宴舞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举行，活动由潘杰客的公司承办，他本人作为本次活动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现场主持人，王中军、侯耀华、田亮、许戈辉、马艳丽等众多名人和600多位嘉宾参会。 “当晚的慈善拍卖共拍得128.5万元，全部捐献给上海2007特奥中心。这是北京唯一一个为上海特奥会捐款的民营机构。”
最让潘杰客感动的是“：那天一起到王辉耀家中聚会的企业家，在晚会现场都慷慨解囊。这以后，我搞的一些活动，只要一个电话，他们都会尽可能赶来捧场，他们认为我做的事有意义。” 在社交圈赢得名气之后，潘杰客的理想主义情怀又浮出水面。“我在世界上跑了这么多国家，做过不同行业，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成功人士对于国际礼仪、商务形象理解太少了，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商务形象并非单纯指穿得好，而是建立权威、自信、平等沟通的环境。”
“前不久我曾经安排北京某海归联谊会负责人与美国一家顶级公关公司董事长、CEO会面。会谈时，中方负责人的致辞是照讲稿逐句念，专门说一些‘友好地发展中美两国友谊’之类的空话。吃饭时，中方负责人只顾着用中文交流协会内部的工作，把外宾撂在一旁不管。当时我感觉特别尴尬。事后中方会长说： ‘这些外国人希望跟我们合作。’认为这家跨国公关公司是有求于他。其实这家公关公司是国际非常著名的一家公司，他们给很多国家元首、高端人士开展公关活动。”
潘杰客说：“生意场上讲究互相尊重，商务礼仪是商务公关必需的，商务公关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尊重别人，反过来别人才会尊重你。”
他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家此前太不注重个人形象，现在是到了改善的时候了。形象顾问是美国每届总统选举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很多著名企业家、高级政府官员，都有企业形象顾问。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有形象师。”
他又以史玉柱为例，“听说史玉柱到美国上市，穿T恤参加仪式。美国人嘴上不会说什么，你有选择的权利、思考的权利，但握完手回家后，他们会对家人说将来可不要学那个中国人的样子。商务着装有其规范，国际化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不遵守，人家会笑话你。像比尔盖茨有次穿休闲装去高尔夫球场，人家要求便装不许进，他一怒之下，把球场买下来。现在比尔·盖茨很多场合也同样穿正装，这体现了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骨子里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潘杰客很向往欧洲传统的绅士精神：“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好比当初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充满了变革和机会，给中国绅士的孕育创造了土壤。我希望中国富裕阶层人士，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同时，追求精神层面的高贵。我心目中的中国绅士，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和辨别力，会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艺术、慈善上，遇事优雅从容、宽宏大量，对社会有责任感。”
奢侈为了交流
作为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中国荣誉执行代表，刘钊与香奈儿、迪奥、纪梵希、爱马仕、路易威登等68个会员单位关系密切。接受《财富圈》采访时，刘钊刚从泰国待了两个多月回京，开着宝马跑车的他拎着5套D&G、Dior、Armani时装，赶到世贸天阶与记者和摄影师会合。“助理生孩子去了，这些杂事都得自己来。”接受采访时，他始终是笑眯眯的，有问必答，彬彬有礼, 对现场每个人的情绪都很照顾。
这个言行谦和但衣著打扮比顶级模特还“范儿”的英俊男人，几乎经历了中国时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曾参与筹办路易威登大连——北京老爷车拉力赛、瑞士历峰钟表展、欧洲印象派画展、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Fendi长城时装秀等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以及摩纳哥第42届“玫瑰之舞——中国之夜”等多项慈善活动。因为在“中意文化年”、“中法文化年”等国际间文化交流中的出色工作，刘钊先后被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爵士勋章”和“法国国家功勋勋位骑士勋章”。
眼下很多时尚名人都是海归派，刘钊说：“我绝对是本土化生存。”他学法律出身，毕业分配到国家部级公司法律顾问室，后来到公司国际事业部搞外事接待。1990年，经朋友介绍，刘钊成了Dior香水化妆品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名员工。“事后有一次我陪老板参观一家高级商场，老板指着一个广告牌上大大的汉字‘雅’对我说：‘Very elegant’(很优雅)，这是你给人的印象，也是我招聘你的原因。”
顶级奢侈品十分注重文化交流，负责迪奥大陆市场业务的刘钊被派至法国总部学习，了解公司和品牌文化，迪奥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让他接触到众多欧洲经典品牌，并全面了解欧洲人的生活艺术。“此前我对那些国际品牌并不了解，直到进入迪奥公司我才知道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行业，每个品牌都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我的每个客户也都是不同的，我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这个行业里，我接触到的都是美的、有意思的事情——很好的产品和很美的环境。”
他与欧洲政界、王室都有接触，熟悉欧洲上流社会的风尚，他还专门学了几年日本茶道。耳熏目染之下，他对美食、美酒都颇有研究，目前是世界最著名的品酒协会之一——法国勃艮地品酒骑士团(Chevaliers du Tastevin)的骑士，也是法国美食家协会第一个中国内地会员。被誉为“生活艺术家”的他想要分享的心得有很多：“我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用鉴赏的态度来品味美酒、美食和华服。”
时尚和品位，是奢侈品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时间久了，刘钊已深得个中精髓。他学会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来应对翻云覆雨的时尚潮流。“我对服装的要求仅仅是‘经典牌子推出的最简单的款式’，倾心于Dol ce&Gabbana、Y. S. L、Lanvi n、Di or的男装。”
因为与时尚圈打过多年的交道，刘钊对欧洲时尚有了更深的体会，他说：“欧洲时尚的概念是很广的，它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多香水、化妆品、著名的酒店、美食，也正在创造新的东西，比如科技、电影、绘画艺术，我觉得欧洲人自由创新的精神更值得关注。”
在迪奥工作两年后，刘钊又加盟了一家洋酒公司负责市场推广工作。1996年，刘钊创立自己的红门公关公司，对客户需求的充分理解和谨慎的工作态度为他赢得口碑，他为Kenzo、香槟王、Tiffany.Co等品牌所做的公关都获得了客户的认可，找上门来的客户越来越多。意大利时装大师乔治·阿曼尼第一次访华，就由刘钊安排并全程接待。
刘钊策划公关活动，喜欢挖掘时尚背后的文化内涵，使参加者眼前一亮。2004年9月，他参与筹划的“钟表奇迹”瑞士历峰钟表展，在北京太庙举行，展出600多件古董表和当代钟表精品，万国表（IWC）、积家（Jaeger-LeCoultre）、朗格（Lange & Shne）、沛纳海（Panerai）、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伯爵表（Piaget）、名士（Baume & Mercier）、登喜路（Dunhill）、万宝龙（Montblanc）等经典品牌悉数登场，瑞士钟表大师、雕刻大师和宝石镶嵌大师莅临现场向公众秀绝技，当时《人民日报》这样评价该展览：“古老的文化与现代气息相融合，缔造出凌驾时空的永恒美感。”
2005年10月，在刘钊的积极张罗下，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在上海恒隆广场举办“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从1550颗钻石镶成的香奈儿“山茶花”，到刻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赐给情人手书的红色漆皮鞋，迪奥、路易威登、卡地亚等众多品牌都带来了最新设计的力作和孤品，原汁原味地展示法式“生活艺术”，吸引了6万多观众参观。“那次参展的涉及50多个法国顶级品牌，35个大牌的 CEO专门前来参加开幕式。作为策展人，我既了解‘中国特色’，也知道法方的需要，做到让大家都满意，这是我的特长。”
刘钊近期参与筹办的另一次大手笔，是意大利著名时装品牌Fendi2007年10月在长城上演的08春夏时装秀。章子怡、中田英寿等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嘉宾名人参加，“漫山烽火台随着舞台灯光熄灭而璀璨点亮，FENDI的LOGO映射在山峦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时尚力量的飞跃，而且是国家繁荣富强后世界给予的更多关注”。
在实现财务自由后，刘钊开始“只做我有兴趣的事情”，“我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多奢望，也没有很大的野心”。他的工作重心放到策划和参与文化艺术及慈善活动上来，“这些都是我的兴趣所在”。
因为喜欢，他策划了北京、上海的欧洲印象派画展的开幕式；他担任过巴黎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申奥大使，并组织了一些中国时尚媒体的记者，专程赴欧洲采访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旗下奢侈品大牌的CEO，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了解欧洲传承百年的优雅文化。因为责任，他还参与了首届预防艾滋病慈善活动的组织工作，“虽然不挣钱仍然很有意义，因为预防艾滋病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关于男人品位的对话
TIDE：你怎么看待奢侈品？
刘钊：字典里对luxury的英文注释并没有奢侈之意，只是美好、舒适、豪华和精致。中文将其翻译成“奢侈品”，我认为不恰当，我觉得用“精品”更好——对于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来说，它是很好的精致的物品，是生活的一部分。
TIDE：你经常出入于社交场合，能否介绍一些你的着装经验？刘钊:我追求简单、大方、干净。尤其在社交场合，保守一点永远比冒险正确，宁可穿得隆重一些也不要穿得过于随便，这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要穿着适当，不要过分打扮、珠光宝气。服装合身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西装的腰身、衬衣的领口、袖长等，一定要合身。另外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仪容，头发、指甲都要修剪得干干净净，可以用点香水，身上千万不能有怪味。
在社交场合，相对保守一点的职业，可以选择LANVIN，这是法国总统都穿的牌子，剪裁不错，价格也不算太贵，细节设计到位。相对时髦一些的职业，隆重推荐D&G，它那些基本款的西装、衬衣裁剪修身，能把人穿得很漂亮。男人最重要的配饰是腰带和领带，它们在有限的变化空间内能很好地体现个人趣味和品位。
我最欣赏意大利男人的着装风格，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件应季的名牌时装，但他们会和一些往季的，或普通品牌的服饰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完美搭配。这才是成熟品位的体现，也是个人风格树立的基础。另外，一个良好风格的树立应该是内外兼修，你的谈吐、行为举止都是构成个人风格的重要元素。
TIDE：你通常会出席什么样的社交活动？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的社交场合？
刘钊：我喜欢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加，有的属于朋友之间互相捧场，还有的是工作需要，一是外交界招待会，通常会邀请我参加，二是出席一些与欧洲顶级品牌有关的高端活动。
中国正处在上流社会的培育早期，社交文明正在形成阶段。现在国内有些人挣点小钱就喜欢吹嘘，谈什么事情（包括收藏艺术）都是从投资角度来看问题。作为一个有品位的男人，我觉得在社交场合最重要的是有礼貌有涵养，要谦虚友善对待他人，对人一视同仁；要不卑不亢、尊重别人、不炫耀自己；谈话内容别太山南海北，更别不懂装懂，最好能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
社交生产力
萨克雷在长篇小说《名利场》中，真实描绘了1810～1820年摄政王时期英国上流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各色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名利场》内容是由两个女主人公利蓓加与爱米丽亚的生活道路串联起来的。爱米丽亚是一位资产阶级小姐，而利蓓加则是个一无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浑水摸鱼的女人，通过这两个主人公的命运，萨克雷描绘出了当时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众生相。
这部小说是一个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萨克雷自己说过，他在《名利场》里要写“一群极端愚蠢自私的人，不顾一切地为非作歹而又热烈追求浮名浮利”，同时，他又说，书中所描写的“全是死亡、争吵、金钱和病痛”。萨克雷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去诠释英国的上流社会，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社会中对浮名浮利的追逐本身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一种力量。相比之下，社会学者哈贝马斯的观点更加客观和深刻，他说“社交就是生产力”。
如果从语义上分析，社交是泛指一切社会交往，那么我们就似乎应该从人类脱离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事实上具备了社交的形态。但是，社会的概念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就在不远的300年之前，人们还不知社会为何物，更勿论社交。今天我们说到社交指的不是泛泛的社会互动，而是专指发生在咖啡馆、俱乐部、沙龙、商务会所、酒店或者是豪宅客厅这些场所的社会名流之间的交往。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它是在商业化与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将商业化与文化转型向前推进。
从宫廷到咖啡馆
现代意义上的社交，起源于欧洲大陆。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不妨对西方公共交往空间的嬗变进行简单的历史性的回描。这一嬗变的历史大致可勾勒为宫廷—沙龙—咖啡馆—酒吧。公共空间的嬗变过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贵族阶层向市民阶层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的完成并不是建立在截然对立冲突的抵抗性基础上的，它呈现出的方式是模仿的变种。沙龙是宫廷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是沙龙的模仿和变种，酒吧是咖啡馆的模仿和变种。
在15世纪之前，整个欧洲的公共生活是围绕宫廷展开的。作为封建权威的光环，宫廷内的公共生活表明的是一种社会地位，宫廷宴会具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出入其中的必须是有贵族头衔的人，这是小圈子的聚会交往，并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礼仪规范、语言方式和游戏规则。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是所有贵族的共同规范，展示着封建领主的特权。能够成为贵族，能够步入上流社会，能够进入沙龙的社交圈子，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他们不惜重金买下贵族的头衔，改头换面，改姓换名，还要忍受贵族奚落的屈辱。
随着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内部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宫廷为核心的社交生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早期金融和贸易资本主义从13世纪开始，由意大利北部城市逐渐向西欧和北欧蔓延，在贸易的交通要塞上形成了大的集市，它是新兴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不过旧的制度最初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与贵族的宫廷文化达成了一种平衡，他们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保守，他一方面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释放出了一些因素，有朝一日将其消解。与此同时，封建贵族在与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接触当中，也在逐渐改造着自身。
在法国，随着兰布依耶饭店的建立，后来所说的沙龙逐渐取代了专供王公贵族庆典和笼络艺术家的宫廷宴会厅，模仿他们出 现了很多的室内沙龙。早期沙龙的典型特征是城市贵族与一般都是平民出身，而且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联起手来。但是在这样一种十分体面的氛围里，文人无法摆脱贵族主人的控制，无法获得自律，一直到菲利浦摄政期间，宫廷才真正失去了公
共领域的核心地位。由城市将其文化功能承接过来。作为宫廷的精神遗产，沙龙最早期的功能主要是文学批评中心，进而发展成为政治品评和商业信息交流中心。由于具有浓重的贵族化色彩，沙龙无法满足更大范围内的交往需求。作为沙龙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在17世纪中叶出现，并在更大范围内承担了沙龙的社交功能。咖啡馆的兴起和发生在咖啡馆中的社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远程贸易的发展都贡献了十分巨大的力量。
在18世纪中叶，一位西方学者把巴黎这座城市称为“欧洲的咖啡馆”，可以想见，咖啡馆在当时兴旺发达的盛况。17世纪开始，由于糖的作用，可可、咖啡、茶在欧洲成为必备品。这些饮料流行于上层圈子，尤其是在宫廷。路易十四在1670年接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使节时尝到咖啡，从此，咖啡在法国便为人知，而且被引入宫廷社会。 17世纪中叶，咖啡已成了市民当中富裕阶层的一般饮品。后来，一个地中海商人的车夫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到18世纪初，伦敦已有3000多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固定的常客圈子，作家德莱登在威尔咖啡馆的年轻一代作家圈子里争论“古典与现代”。稍后一些，艾迪逊和斯蒂尔则在布顿咖啡馆发表他们的小评论。通过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咖啡馆内的交往，对更多的公众完成了启蒙教育。
有些咖啡馆则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在这里交换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互相扑捉发财的机会。来咖啡馆的商人们把自己与世界各地往来的信件拿出来，贴在咖啡馆醒目的位置，定期的信息交流成为一种机制保留下来，这成为后来报纸的雏形。通畅灵活的信息为资本家们创造更大的商业利润和积累财富提供了帮助。为了模仿沙龙与宫廷，来这里的商人们也把自己装饰得衣冠楚楚，举止得体，向贵族们和知识分子学习礼仪和艺术鉴赏，他们后来成长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主要成员。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们，抓住时机，把咖啡馆变成了他们宣扬革命思想和制造公众舆论的重要阵地，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大革命的到来，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沙龙、咖啡馆乃至以它们为背景制造出来的报纸和杂志，承担了意识形态教育和大范围高效信息交流的功能，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市民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制度保障，市民社会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在这里理智的辩论占主导地位。公共领域的发展起到双重作用，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参与政治讨论过程中人们认可了政治秩序的价值。
中国式社交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社交作为生产力的一种形式，一边在为有识之士创造和积累财富，一边在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我们现在的情形和历史上的欧洲多少有些相似，正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里因为整个文化与政治的格局看上去更加开放和自由，社交焕发出它特有的生命力。我们的优势在于有现成的西方经验可以借鉴，起点要高于300年前的欧洲，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用既有的社交概念去分析中国的传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交文化，也有着不同于欧洲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还有不同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交形式在与国际相接轨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它得以开展的历史背景，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发展方向，这样才能够少走弯路，最大化地发挥社交应具备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茶楼、戏院、会馆、学堂都曾经盛极一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与沙龙、咖啡馆类似的作用，遗憾的是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产生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也没有自发完成结构转型。发生在戏院茶楼中的中国式社交，客观上成为维护既有制度的工具和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的自娱自乐的场所。
在现代社交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交实践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透过被帝国主义大炮轰开的国门，西方的工业产品及思想和文化大量涌入，策动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些西方思潮最初就是在类似于咖啡馆和茶楼之类的场所，在中国的文化精英中通过印刷品和口头交流传播开来的。进而形成了一个个力量虽薄弱，但生命力旺盛的革命团体。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共产主义小组都是这样的组织，孙中山、黄兴、李大钊、陈独秀甚至老派精英梁启超、康有为等，凡是我们今天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当时文化名人与革命党人几乎都是社交圈中的活跃分子。那一时期包括咖啡馆、沙龙、社会团体和报刊杂志大量涌现，戏院茶楼的功能也在向社交场所转变。直到解放前期，在中国领土上社交如火如荼地发展了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带有浓重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交生活停下了它的脚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走上历史舞台。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多层次的社交生活，遍地开花的咖啡馆、商务会所、酒店、饭店，数之不尽的行业团体、协会，层出不穷的报刊杂志，从结构上已经建筑了一个完整的社交体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成立的长安、京城、美洲、中国会这样的高端商务俱乐部，成为中国社交与世界接轨，跨上新高度的信号。社交礼仪的教育、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商业信息的交流都在这里不断进行。从形式上看，我们的社交生活已经达到了与欧洲同样的层次，但是从社交内容和功能上讲，从大众对社交生活的理解上讲，我们和他们仍然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短时间内似乎有缩小的趋势，但长远来讲结果如何，谁也不好预判。西方世界的社交生活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社交生活在经历了充分模仿之后，自身的内在矛盾将决定它的前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商业化原则及自由主义的的过度盛行，市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社交生活也开始盛极而衰。它使大众文化失去了阐明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作用，人们因之变得孤独、冷漠而出现了“动机危机”；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政治子系统失去其合法性基础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道在于通过使社会文化生活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影响，让人们重新回到社交生活当中，从而重建理想的生活模式。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还处在商业化的初期，自由主义的威胁也远远没有西方世界来得那么强大。我们现在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社交在珠光宝气的表象之下，对我们的发展有着实实在在的强大推动作用，决不是有钱有闲者的不务正业和自我陶醉，在中国的现状当中，社交是与科技和劳动一样重要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