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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即同他会谈。当晚9时许，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参与中美会谈的叶剑英、姬鹏飞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周恩来汇报说：“基辛格事前没有经过黄镇大使通知我们，今天突然告诉我，尼克松明年访华结束前，应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不发表公报，人们会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没有成果，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如果等他来了以后才起草公报，时间太仓促，肯定搞不好。他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们谈公报。他准备了一个草案，尼克松已经看过，让他全权处理。在他回国以前，要把公报定下来。我觉得，搞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公报很困难。要不要搞，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头枕着沙发背，转动了一下眼珠，喷着烟说：“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不搞屁公报。总而言之，尼克松来，发表公报也行，不发表公报也行。”
周恩来点点头：“这样好。我们就能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剑英元帅猜想着：“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毛泽东又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学者型的外交官章文晋说：“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个，过半数就是66票。”
毛泽东：“三分之二要多少票?”
章文晋：“88票。”
毛泽东：“当年曹锟还能收买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毛泽东转而向熊向晖，“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熊向晖答道：“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票。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九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l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离过半数还差五票，实在很困难。”
“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88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回答：“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毛泽东：“基辛格哪天走?”
周恩来：“10月25号上午。”
毛泽东：“联合国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基辛格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中方不能同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方草拟了对案，按毛泽东的要求修改后，送给基辛格。但在“台湾问题”上一下子陷入僵局。周恩来再次声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无法冷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多少有些激动。
基辛格申辩：“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双方都僵住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
周恩来试图从另一方面打破僵局：“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这一着果然生效，基辛格有些紧张：“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吧?”
基辛格听着，不安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
周恩来进一步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让步，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要说总统明年难以成行，连他这次访问也会成为失败的记录。他侧脸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角落里嘀咕了好一阵，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基辛格的脸上已经明显地放松下来。他喝过茶之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智慧的眼睛闪着光，“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要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坚持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还是很高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后来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10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这个提法是年轻的洛德寻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15年后洛德担任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他的心情十分愉快。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轻松地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原来，就在基辛格要离开钓鱼台时，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蒋介石先期退出联合国，以保面子。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外交部人员像过节一样欢乐。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有关人员，商讨派人去联合国的事。正说着，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闻此言，被点到的人员纷纷起座，跟着周恩来，乘车去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毛泽东披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地吸着烟。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开着玩笑：“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落座后，喃喃说道：“主席本来指示……”
不等周恩来说完，毛泽东一挥手，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一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毛泽东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4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他面向大家，以他特有的随意口吻，讲了起来：“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毛泽东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他拿起外交部国际司报来的有关“两阿提案”的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解释：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
“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毛泽东兴致很高，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蒋委员长”其实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松的“转向”。可以说对他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也是来自尼克松。在台湾，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美国将执行条约确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
尼克松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提案。这对蒋介石和毛泽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性，这时他就想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但尼克松不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年进入联合国，想把它做为一个筹码，押在他出访中国之后。所以，那天他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赶了出去。电视屏幕上显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却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胜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手舞足蹈……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了。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狠狠地一关。刚才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又走了进来。尼克松更加恼火地对他大吼：“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在联合国，国民党代表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难堪，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现象。
蒋介石为此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咒骂联合国“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已成为罪恶的渊薮”，他还宣称：“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言。”但是谩骂和恼怒无助于扭转现实，再苦涩的果实也得往肚子里咽，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几乎一夜之间，沦为国际孤儿，有20多个国家与其“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毛泽东自嘲地说：“还说改变了世界哪，我几次都想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变不了。”
美国按它的既定国策，并没有完全“一边倒”，而是脚踏两只船，只是有轻有重而已。它不断地安抚台湾。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这变化来得太快太烈，仅在几个月之后，尼克松就要访华了。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刚得知这一消息，有几分钟时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相信台北方面对这消息也是难以置信。沈剑虹在尼克松未成行前负命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在台北的蒋介石也发动舆论和外交攻势，呼吁尼氏“悬崖勒马”。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
沈剑虹刚一坐下，基辛格就说：“尼克松将在一周之后访问北京。尼克松离开中国大陆后，我会立即派遣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前往台北，向中华民国提出简报；我希望在我有机会亲自和你会谈之前，贵国政府不要对尼克松的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如果华盛顿和台北双方恶语相向，那正是北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不会对北京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事实上，没有人预期此行会有任何具体结果。”
沈剑虹问基辛格：“哪一方会先提出台湾问题?”
基辛格：“北京方面无疑问的会先提出，可是美国不会接受中共对它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我期望中共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不会因为一次会面就有所改变。美国政府也不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我们绝不会要求你们做违背你们意愿的事情。”
沈剑虹又问：“如果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他们会讨论什么事情?”
“依次序应当为台湾和苏俄问题。”
“尼克松准备对毛泽东让步到什么程度?”
“不会很大，只是这次会谈将提高毛泽东的声望。”
沈剑虹轻轻哼了一声。“这次会谈也会提高尼克松的声望吧!”他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基辛格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年迈，谁来接班是每个人都很关切的问题。尼克松目前的工作，是缓和世界紧张情势，尤其是自由世界与苏俄的关系。基辛格还说到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冲击。他说：“日本对尼克松‘震荡’极为不满，虽然日本领袖很明白美国一向都很重视与日本维持密切的关系。”基辛格一再提及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恶化。他预测，这件事会支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局势。他说，“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排除苏俄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
基辛格再次向沈剑虹保证，就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政府不会要求他们寻求与北京达成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美国也绝对不会就此向台湾施加任何压力。此一决定不会改变。他认为至少二、三年内，台湾不会遭到中共攻击的威胁，除非美国中止共同防御条约；就他所知，美国政府并无此种意图。
基辛格显然在竭尽所能，想要消除台湾因尼克松即将前往北京访问而日益增加的不安。
然而尼克松访华造成的冲击，远不是基辛格的几句保证所能抵消的。
2月21日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20分钟后，总统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和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寒风中飘扬。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了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已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他。
14时4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一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张宽大的木床。房间里的沙发摆成了半圆形，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再一个显眼的物品便是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的一个白色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地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目光仍然锐利，神态略带讥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并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总摆着大痰盂。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相互敌视的对手将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还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了上去，俩人都笑了。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他，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蒋介石把主席叫作‘共匪’。”
尼克松：“那么主席把他叫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跟他作朋友比你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年开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经过将近一周的紧张工作和激烈交锋，中美间终于达成了闻名于世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后，也于当天离开上海，飞回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飞机回京。操劳了一周的周恩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借飞行时间打一会儿盹，而是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比2。可以报道么?”
周恩来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脸色严肃起来：“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得很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默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原载《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现摘自《江南时报》20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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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汇报说：“基辛格事前没有经过黄镇大使通知我们，今天突然告诉我，尼克松明年访华结束前，应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不发表公报，人们会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没有成果，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如果等他来了以后才起草公报，时间太仓促，肯定搞不好。他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们谈公报。他准备了一个草案，尼克松已经看过，让他全权处理。在他回国以前，要把公报定下来。我觉得，搞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公报很困难。要不要搞，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头枕着沙发背，转动了一下眼珠，喷着烟说：“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不搞屁公报。总而言之，尼克松来，发表公报也行，不发表公报也行。”
周恩来点点头：“这样好。我们就能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剑英元帅猜想着：“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毛泽东又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学者型的外交官章文晋说：“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个，过半数就是66票。”
毛泽东：“三分之二要多少票?”
章文晋：“88票。”
毛泽东：“当年曹锟还能收买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毛泽东转而向熊向晖，“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熊向晖答道：“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票。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九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l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离过半数还差五票，实在很困难。”
“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88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回答：“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毛泽东：“基辛格哪天走?”
周恩来：“10月25号上午。”
毛泽东：“联合国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基辛格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中方不能同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方草拟了对案，按毛泽东的要求修改后，送给基辛格。但在“台湾问题”上一下子陷入僵局。周恩来再次声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无法冷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多少有些激动。
基辛格申辩：“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双方都僵住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
周恩来试图从另一方面打破僵局：“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这一着果然生效，基辛格有些紧张：“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吧?”
基辛格听着，不安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
周恩来进一步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让步，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要说总统明年难以成行，连他这次访问也会成为失败的记录。他侧脸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角落里嘀咕了好一阵，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基辛格的脸上已经明显地放松下来。他喝过茶之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智慧的眼睛闪着光，“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要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坚持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还是很高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后来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10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这个提法是年轻的洛德寻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15年后洛德担任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基辛格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他的心情十分愉快。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轻松地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等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原来，就在基辛格要离开钓鱼台时，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蒋介石先期退出联合国，以保面子。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外交部人员像过节一样欢乐。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有关人员，商讨派人去联合国的事。正说着，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闻此言，被点到的人员纷纷起座，跟着周恩来，乘车去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毛泽东披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地吸着烟。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开着玩笑：“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落座后，喃喃说道：“主席本来指示……”
不等周恩来说完，毛泽东一挥手，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一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毛泽东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4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他面向大家，以他特有的随意口吻，讲了起来：“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毛泽东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
他拿起外交部国际司报来的有关“两阿提案”的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解释：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
“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毛泽东兴致很高，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蒋委员长”其实在1968年就注意到尼克松的“转向”。可以说对他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也是来自尼克松。在台湾，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美国将执行条约确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
尼克松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提案。这对蒋介石和毛泽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性，这时他就想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但尼克松不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年进入联合国，想把它做为一个筹码，押在他出访中国之后。所以，那天他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赶了出去。电视屏幕上显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却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胜时，大厅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手舞足蹈……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了。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狠狠地一关。刚才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又走了进来。尼克松更加恼火地对他大吼：“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在联合国，国民党代表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难堪，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现象。
蒋介石为此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咒骂联合国“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已成为罪恶的渊薮”，他还宣称：“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言。”但是谩骂和恼怒无助于扭转现实，再苦涩的果实也得往肚子里咽，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几乎一夜之间，沦为国际孤儿，有20多个国家与其“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毛泽东自嘲地说：“还说改变了世界哪，我几次都想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变不了。”
美国按它的既定国策，并没有完全“一边倒”，而是脚踏两只船，只是有轻有重而已。它不断地安抚台湾。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这变化来得太快太烈，仅在几个月之后，尼克松就要访华了。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刚得知这一消息，有几分钟时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相信台北方面对这消息也是难以置信。沈剑虹在尼克松未成行前负命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在台北的蒋介石也发动舆论和外交攻势，呼吁尼氏“悬崖勒马”。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启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
沈剑虹刚一坐下，基辛格就说：“尼克松将在一周之后访问北京。尼克松离开中国大陆后，我会立即派遣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前往台北，向中华民国提出简报；我希望在我有机会亲自和你会谈之前，贵国政府不要对尼克松的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如果华盛顿和台北双方恶语相向，那正是北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不会对北京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事实上，没有人预期此行会有任何具体结果。”
沈剑虹问基辛格：“哪一方会先提出台湾问题?”
基辛格：“北京方面无疑问的会先提出，可是美国不会接受中共对它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我期望中共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不会因为一次会面就有所改变。美国政府也不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我们绝不会要求你们做违背你们意愿的事情。”
沈剑虹又问：“如果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他们会讨论什么事情?”
“依次序应当为台湾和苏俄问题。”
“尼克松准备对毛泽东让步到什么程度?”
“不会很大，只是这次会谈将提高毛泽东的声望。”
沈剑虹轻轻哼了一声。“这次会谈也会提高尼克松的声望吧!”他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基辛格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年迈，谁来接班是每个人都很关切的问题。尼克松目前的工作，是缓和世界紧张情势，尤其是自由世界与苏俄的关系。基辛格还说到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冲击。他说：“日本对尼克松‘震荡’极为不满，虽然日本领袖很明白美国一向都很重视与日本维持密切的关系。”基辛格一再提及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恶化。他预测，这件事会支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局势。他说，“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排除苏俄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
基辛格再次向沈剑虹保证，就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政府不会要求他们寻求与北京达成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美国也绝对不会就此向台湾施加任何压力。此一决定不会改变。他认为至少二、三年内，台湾不会遭到中共攻击的威胁，除非美国中止共同防御条约；就他所知，美国政府并无此种意图。
基辛格显然在竭尽所能，想要消除台湾因尼克松即将前往北京访问而日益增加的不安。
然而尼克松访华造成的冲击，远不是基辛格的几句保证所能抵消的。
2月21日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20分钟后，总统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和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寒风中飘扬。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了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当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已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他。
14时4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一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张宽大的木床。房间里的沙发摆成了半圆形，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再一个显眼的物品便是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的一个白色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地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目光仍然锐利，神态略带讥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并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总摆着大痰盂。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相互敌视的对手将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还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了上去，俩人都笑了。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他，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蒋介石把主席叫作‘共匪’。”
尼克松：“那么主席把他叫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跟他作朋友比你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年开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经过将近一周的紧张工作和激烈交锋，中美间终于达成了闻名于世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后，也于当天离开上海，飞回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飞机回京。操劳了一周的周恩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借飞行时间打一会儿盹，而是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比2。可以报道么?”
周恩来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脸色严肃起来：“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得很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默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原载《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现摘自《江南时报》20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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