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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研究中，明星对票房[1]的影响被反复论证，如美国《纽约时报》的秃鹫网站（Vulture）每年评出好莱坞最具价值的明星排行榜;《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系列中给出中国男、女演员的年度票房累计贡献及平均贡献度，并明确指出明星因素对于票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明星可以视作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显性反馈，对文化的外在行为产生影响。因而，在一定的层面上，“明星可以帮助电影投资确定未来市场行情，降低投资风险”[2]。同时，“明星的等级对电影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冲击”[3]。当然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明星的影响力积极地作用于一些电影的收入，但对于其他电影则没有效果”[4]，或“明星在参与公众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并不能成为商业成功的预言者”[5]。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完全否定明星的价值存在，但认为明星只是票房贡献的一个部分;或者针对某个明星的作品而言，他对部分电影票房的贡献较小。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内地电影明星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电影明星互融并健全的一个时期。在这个发展期里，明星机制、明星产业也融通了中国电影的覆盖圈，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随之，中国电影明星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力及其带来的电影产业价值也逐渐形成较大范围内的互融，扩展了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票房表现是衡量明星价值的一个方面。中国电影明星的单一票房额度并不能看作是其影响力对票房的实施，但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更具有参考价值。明星对票房的影响力是阶段性持续的。也就是说，他是首日票房或首周末票房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下一部电影票房形成的期待值。在阶段性持续的过程中，类型成为明星生存的有力保障。
在本文的论述中，考虑到样本覆盖范围的数量和质量，将以2000年至2017年区间段的样本研究为主，对2018年及后续年份的样本做简要阐述。
一、21世纪前20年的电影票房及明星價值
在2000年到2017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大片制作的频繁出现，以及受众审美趣味的重新激活，中国电影票房的走势一路见好。这期间，年度票房总数第一的影片中，仅有2001年的《大腕》和2003年的《手机》处于亿元以下，其余均在此线之上。自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突破十亿元始，中国电影年度第一的影片票房就一路飙升，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呈现跳跃式增长，分别是《捉妖记》（2015）24.4亿元、《美人鱼》（2016）33.921亿元和《战狼2》（2017）56.81亿元。
这些年度票房数排名第一的影片中，主演者有李连杰、梁朝伟、刘德华等资深明星，也有黄渤、白百何、邓超等较为年轻的明星，后者多集中于2011年之后。影片类型、数量及明星数量的增多，使得观众有了较多的选择，而不会将审美期待过多地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明星身上，并出现审美移情。这也使得新老明星的交叠成为一种现象。
在年度排名前五和前十的影片中，明星的出现频次并非恒定的。比如2003年，两部由刘德华主演影片的票房进入前五的排名，但2005年就一部也没有。深资历明星的频次高于新兴明星。然而，明星主演影片出现频次的多少，和其对票房产生的影响力、明星维系票房的恒定性没有太大关联。以票房均值、标准偏差计算票房前五影片的主演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见表1：
很显然，票房前五的排名中，恒定指数最高的明星是周迅，其次是葛优。虽然成龙在该区间中，主演电影出现的总频次为11次，且是该区间统计数据中以主演身份出席频次最多的明星，但他的恒定指数却只有2.27，位列第七。因此，周迅主演的影片，在该区间内的电影票房质量较高，周迅对排名前五的电影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维系的最好。梁朝伟在该区间中，对电影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维系的最差。
考虑到由于年代不同，观众的购买力与消费能力也不相同，因此，为了计算准确，将不同年份的票房全部换算成以2017年为基准的票房数，用当年份票房乘以该年份到2017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增长率。在进行恒定指数的计算中，主要考虑两个对恒定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一个是明星票房的均值，反映的是一个明星票房收入高低的重要指标;另一个是明星票房收入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高，说明该明星票房收入起伏越大，越不稳定。因此，基于上述两种重要的影响因素，得出明星恒定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将这一数据统计区间从票房前五的影片扩展到票房前十，刘德华则以频次21位列主演电影前十之首，成龙第二，梁朝伟第三。女性明星中，周迅和舒淇主演的电影在此区间数量增加，均为9部，章子怡以6部的总量位居第三。而此时的区间恒定指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依据此区间进行重新计算，则主演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见表2：
葛优成为这一区间维系电影票房恒定性最好的明星，周迅则下滑至第六。刘德华虽然主演的电影数量最多，但他的票房恒定性较弱。周迅和舒淇主演的影片出现在该区间段内的数量较多，但她们票房价值的恒定指数却不敌赵薇和白百何。梁朝伟的恒定指数依然最低。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多，周迅和葛优在该区间内的恒定指数排名降低，说明这两位明星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弱;反而，恒定指数排名上涨的明星，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强，如成龙、甄子丹、白百何。
而通过这两个区间恒定指数的比较，我们得到：
H1：电影票房排名和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电影票房排名与明星恒定指数间没有相关性。这里的检验结论虽然是正数，但并不构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而在前五和前十的排名中，明星主演电影的排名和明星的恒定指数之间并不对等，和皮尔逊的检验结论相吻合。这说明不同的电影除了受明星因素影响外，还可以与其电影类型、宣发、档期、口碑等有关。
纵向比较而言，李连杰、梁朝伟、周迅等明星在2013年至2017年区间均没有进入前十的行列，而成龙、刘德华、甄子丹、舒淇等明星仍能保持平稳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11年之后，邓超、白百何等新兴明星的票房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快速增长，且票房前五及前十的排名不再集中于深资历明星，而是呈散点分布状态。在这种态势下，深资历明星的恒定指数会被削弱，新兴明星的恒定指数会出现相应上浮的趋势。 从票房额度剖析，在2000年至2017年区间里，中国电影对亿元票房突破呈现波动上涨式变化，其中2009年至2010年、2012年至2013年分别出现攀岩式增长。而在十亿元票房的增长中，则是平稳上浮态势。
十亿元以上影片数量变化比较图[8]
在这些样本数据中，明星的出现频次和票房排名中的出现频次略有差异。成龙主演的影片中，仅9部达到亿元以上的票房，另1部为十亿元以上票房。这个数值和其在票房排名中的数值形成差异。甄子丹、舒淇有着和成龙类似的境遇。古天乐以17次位居亿元列比中第一，但他并没有影片实现十亿元以上的票房。类似的还有周迅、葛优、李连杰、章子怡、梁朝伟等。而上述明星在影片票房排名前五和前十的列比中，有着较好的成绩。新兴明星，如徐峥、邓超、白百何等人，在亿元列比中数量不佳，但在十億元以上的票房贡献比尚佳，甚至出现反超。如徐峥，由其主演的影片中，2部达亿元以上票房，3部达十亿元以上票房。整体上看，虽然这些明星的出现频次较少，但在十亿元列比中票房质量较高。经济增长是票房贡献的一个因素，而观众对电影消费的价值观、消费习惯及消费文化的改变，以及二次元群体的主要年龄段和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段的高度趋同，是造成2011年以后，由新兴明星主演的影片的整体票房数量和质量增长的主要因素。观众对电影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电影本身，或顺序消费，即从电影到衍生品的消费模式，而是形成了混合式消费的习惯。也就是说，这里对电影的消费，极大地涵盖了对明星的消费。而对明星的消费，又是从他处消费衍生而来，如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并在完成电影消费的行为之后，继续实施较宽范围的文化消费。而这一切都会围绕着新兴明星的影响范围展开。
因此，在对2000年至2017年区间内上述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进行票房价值及恒定指数计算的时候，并不能单纯地只看年度票房总额及排名。在这个大的区间内，需要将票房总额、单部影片的票房额度、GDP增长率，以及票房增长率结合计算，从而得出大区恒定指数的客观呈现，并能够显著看到部分深资历明星的恒定指数并未受到影响，依然是票房数量和质量的一种保障方式。
在这一组样本中，参考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其恒定指数发生了如下变化：
成龙以1.55的恒定指数位居大区之首，甄子丹位居第二，葛优第三。章子怡在这一区间中，恒定指数最低。因而，从整体来看，成龙主演的所有影片的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的维系能力最强。作为明星，成龙的票房价值的恒定性也最好。章子怡在这一组样本明星中的票房恒定性最弱。鉴于大区内的恒定指数的计算，是以票房为基础，而非排名，由此得到：
H2：电影总票房数和明星恒定指数呈显著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明星恒定指数与总票房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恒定指数高的明星，主演电影的总票房数较高。成龙、甄子丹主演的影片，票房总数都相对不错。比如成龙在2005年主演的《神话》，收获9700多万的票房，位列当年第二;2017年主演的《功夫瑜伽》的票房为1.75亿。恒定指数较低的明星，主演电影的总票房数较少。比如章子怡的主演作品《非常幸运》（2013），总票房为1.36亿;《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是1.23亿。票房总数的年度比较值较低。章子怡早年的作品，如《十面埋伏》（2004）票房质量较高，但属个别现象。整体上来看，章子怡的恒定指数较低，主演电影的票房总数较少。这说明明星对电影总票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明星是维持电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对2014年至2017年共187部电影样本的首日票房统计中，发现其非线性增长趋势的特征。首日票房较高的影片有《西游·伏妖篇》（2017）3.55亿、《美人鱼》（2016）2.72亿、《澳门风云3》（2016）1.76亿、《港囧》（2015）1.99亿、《捉妖记》1.62亿等。这些影片相关的明星有刘德华、甄子丹、周润发、徐峥、王宝强、葛优、邓超、赵薇、黄渤、白百何、吴亦凡等。“利用明星的吸引力是打开电影首周末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为观众提供了电影类型的标签，并影响了消费行为”。[10]我们将这个样本中的电影分为四大类：一类是首日票房高，总票房高，日均增长率高。如《战狼2》（2017），首日票房1.02亿，总票房56.81亿，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55.7倍，日均增长率达-1%[11]。二类是首日票房高，总票房高，但首日票房和总票房比值低，日均增长率低。如《新娘大作战》（2015）的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1.87倍，日均增长率为-53.7%;《北京爱情故事》（2014）的首日票房为1.01亿，但总票房只有4.06亿，日均增长率为-24.9%。三类是首日票房低，总票房高，日均增长率高，如《冈仁波齐》（2015），首日票房仅175.21万，总票房为1亿，日均增长率达1.5%;《夏洛特烦恼》（2015）的首日票房为2326.6万，但总票房达到14.42亿，日均增长率为0.05%;《百鸟朝凤》（2016）的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313.45倍，日均增长率达5.86%。四类是首日票房低，总票房低，日均增长率低，如《夜孔雀》（2016）的首日票房是1308.32万，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2.54倍，日均增长率为-39.4%。首日票房较低的电影，明星的影响力往往较弱，但影响力较高的明星也不一定能对首日票房产生较好的作用。而电影总票房的成型和明星影响力产生关联。部分明星对首日票房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没有能够维系该类电影票房的总发展，导致首日票房很高的影片，也未必能保证较高的总票房。因此，只有恒定指数较高的明星，才能对电影票房产生正影响。总体上来讲，多数电影的首日票房和总票房呈常态化增长，明星为电影的首日票房提供了便利。结合首日票房和总票房的价值表现，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H3：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成正相关。
H4：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H5：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之比与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由此，我们看到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呈显著正相关，和多数电影的常态化发展一致。这说明电影首日票房可以成为预测总票房数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得出的首日票房数和明星的恒定指数之间是正数关系，但相关性仍然较弱，并可以得出首日票房数和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的结论。明星恒定指数的高低，对首日票房高低的形成，影响力较弱。对首日票房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如档期、宣传、排片、IP等，明星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构成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比较明星恒定指数与总票房、首日票房相关性的分析结论，明显形成反差：明星恒定指数和首日票房之间没有相关性，却和总票房有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明星不是吸引观众观影的因素，却是维持电影票房的因素。换句话说，在同等条件下，明星的恒定指数越高，其单日电影票房数的负增长越小（衰退率越低），总票房数越高。
通过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的比值，计算其和明星恒定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试图验证明星恒定指数对票房增长倍数是否产生正相关。但在皮尔逊检验结果中发现负值。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故没有相关性。
二、不同明星与电影票房的关联性
明星的发展涉及明星体制、电影市场的运作等多方因素，呈现出波动发展的曲线。明星主演的电影是衡量明星价值及票房影响力的重点。21世纪的前20年中，前十部高票房影片是较好的研究样本，可据此来考察明星通过这些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在年度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重点分析李连杰、成龙、甄子丹、周迅、白百何、邓超、徐峥、黄渤等明星。
1.深资历明星的个案分析
明星往往和特定的电影类型产生关联。“明星，是类型电影中的至关重要的元素”[12]，“一个明星一旦被制造成功，就被限定在某种类型之内”[13]。比如李连杰、成龙和甄子丹几乎均以动作电影构成其票房形象;徐峥等新兴明星因优异的票房表现能够成为这个时期值得研究的特殊样本，也都和喜剧电影产生微妙关联。动作电影更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票房的典范，占票房前十影片的均比[14]为48.89%。但动作电影已不是单一类型的呈现，而是类型的交融。所以，成龙主演了喜剧动作片，李连杰主演了英雄动作片，而甄子丹主演了硬汉动作片。喜剧电影是动作电影之外，最能够形成票房影响力的类型，均比为20%。正如麦克唐纳所言：“当明星与合适的类型电影结合时，明星提供了预测成功的途径。”[15]因而，在甄子丹主演的电影中，动作电影的票房成绩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几部票房较低的影片，如《在一起》（2013）、《八星报喜》（2012）等，均不是动作电影。早期的电影如《导火线》（2007），横向比较上仍属票房较高的影片。这是因为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区间内，中国人均的消费能力渐长，对电影票房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明星与合适的类型之间，实际上达成了一种可供消费的默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选择。
从甄子丹主演电影的票房变化曲线中亦可以明显看出其票房表現的不稳定性，比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和同年的影片《冰封：重生之门》之间接近9倍的落差，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明星地位和较好的恒定指数。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成龙等明星的票房表现中。所以，“明星不依靠连续成功，只要经常性地产出卖座片就行，明星地位就可以持续存在”[16]。周迅的票房表现更加不稳定，但她的明星地位却是相对稳定的。而她0.88的恒定指数也表现出其相对平稳的票房维系能力。《龙门飞甲》（2011）、《画皮》系列（2008、2012）等影片的优异票房，证明周迅仍然能够在票房上创造价值。而这些影片孕育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维护明星地位和创造下一个票房成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明星票房表现的不稳定，以及由此造成暂时性的票房失落，并不会造成明星的整体影响力的下滑和明星地位的动摇。反而，随着口碑、商业活动等因素的实施，“下一次票房上的创造”会成为一个新的审美期待。
但是，在这些明星中，只有成龙和甄子丹是持续成功的，这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较高的产出、较好的产值及区间恒定指数。在2000年到2017年的区间内，甄子丹的产出在数量上居样本明星前列，产值整体上较为均衡，峰值和低值之差较成龙而言略小一些。且甄子丹在大区恒定指数的计算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成龙，这亦表明甄子丹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强。成龙的产出数量亦很丰硕，同时有着较高的产值。在成龙的产值中，保持着产出中“身体动作体现的对当代香港剧变中文化、技术等的关注”[19]以及“充满动感的运动和空间重构”[20]。成龙和甄子丹的恒定指数佐证了二者的持续成功。
整体上来看，成龙和甄子丹的票房表现均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由他们出演的中等规模的电影和高预算高收入的电影，均能够受到关注，并得到相对数较好的票房。从二者的票房走势图中亦可以判断出，类型或形象引导和他们的持续成功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最具国际化的深资历明星应属成龙和李连杰。以北美票房为参考，他们具有国际化特质的电影，票房总体超出内地的票房收入。部分电影并没有在国内上映，但北美票房骄人。如成龙主演的持续享有盛誉的《尖峰时刻》系列（1998、2001、2007）、《上海正午》系列（2000、2003）;李连杰主演的《敢死队》（2010）、《致命罗密欧》（2000）、《龙之吻》（2001）等。成龙和李连杰在北美的票房收入，均值[22]分别在7392.44万美元和5024.45万美元，在商业价值上获得了较好的市场认可。“成龙凭借《尖峰时刻》确立了他在好莱坞动作明星的地位”[23]，“李连杰因《龙之吻》与《英雄》（2002）的上映，使得他的电影生涯保持了国际化的优势”[24]。成龙和李连杰均因动作类型获取了北美乃至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而周润发和章子怡的北美票房反映出二者缺乏稳定、持续的海外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并未成型的电影类型有关。类型，尤其是动作类型，作为有效手段，推动了中国电影明星国际化的发展，并形成了品牌化表演。明星与类型之间形成了典型化的演绎，使其与其他电影产生横向差异。 2.新兴明星的比较分析
新兴演员能够实现新的喜剧形象，并同时不再受限于类型的市场表现。本文研究样本中的新兴明星如徐峥、白百何、邓超、黄渤等，仍只能是这一点上的一小部分，更为典型的案例应属“鲜肉级”新兴明星。但在黄渤等明星的特质上，仍然可以做充分的分析。
在高票房和好排名的比率关系上，黄渤较为领先，其次是徐峥、邓超和白百何。他们的票房价值显然和电影类型的呈现有相关性，比如黄渤和徐峥呈现的青年喜剧、白百何呈现的小妞电影。但对于这些新兴明星而言，类型显然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在《寻龙诀》（2015）当中，黄渤就以非喜剧的方式赢得了票房价值。而黄渤作为明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不完全由电影的类型体现，比如他主演的电视剧《青岛往事》（2015）、加盟的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2015）等。这种通过跨界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的明星的市场价值，以及带来的更为优秀的票房表现，更普及地存在于新兴明星的建构模式中。邓超加盟的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2014—2017），极大地提升了他的知名度;白百何则多次在由她主演的电影中演唱主题曲、插曲，丰富了她的明星形象。因此，对于明星的价值增长而言，多向度的跨界发展是主流趋势，以趋用“全能艺人”的方式创造更多的价值可能。而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则趋于小众。与之不同的是，欧美市场上对明星塑造的主流方式仍然是单向度的。与此同时，在近2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恒定指数较好的明星，亦采取了单向度的发展模式，或是在确立了明星地位之后，实现从多向度到单向度的转变，以谋求更加专业的精准发展。然而，从票房表现来看，创造十亿元以上的票房额度的部分明星仍然属于多向度的跨界发展，他们并不局限于单向度的、或某个领域、或某个类型的精准发展模式。这些明星正是前文论述的新兴明星。票房额度在亿元以上的影片中，则更为稳定地呈现出单向度发展明星的模式倾向。
3.明星类型的演变趋势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电影明星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港台明星的强势影响到内地明星的渐变渐显，代际性变迁、层叠式迁移在前17年里显得格外突出。但2017年也只是一个节点。2018年至今，电影明星的发展逐步呈现出更为稳定的趋势。处于中年的“新兴明星”，能够更稳定地驾驭电影、引领票房。黄渤、徐峥、邓超、沈腾等人，以不同于冯小刚式的新中年喜剧形象，改变了成龙、刘德华等一代明星的经典形象设置。这非但没有引起大众审美的不适，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喜爱。大众审美在一个代际的更迭下，从一种欣赏的高峰走向了疲惫，因而在相似的模仿和有突破的创新之间，大众选择了后者。并且，邓超、沈腾等明星在综艺节目中的形象设置，以和电影角色的喜剧感尽可能匹配的形象存在，更能刷新并激发大众的审美接受。在非单向度发展模式情境下，部分明星的多向度跨界发展，在2018年至今的时间内刺激了电影票房的发展。但这仍属于少数。在2018年至今的高票房影片中，频次较高的明星多数仍是以电影为根本的单向度发展。
吴京是近几年电影高票房明星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在2017年之前的研究中，并未提及这位明星，并非是因为吴京没有电影作品，而是以吴京作为主演的电影作品的票房价值并不凸显。即便是2015年出品的《战狼》，也并未挤进电影票房的前十。但《战狼》是吴京在经济价值上的转型，《流浪地球》（2019）是他在精神创造和票房经济上的双重收获。吴京塑造的硬汉形象是不同于这一阶段中沈腾等人打造的亲民喜剧形象的，更贴近于对成龙的电影形象的复造。不同的是，吴京的硬汉是兼容了家国情怀的硬汉形象，无论是战士、科学家还是攀登者，虽是远离大众的角色，但都能够激发大众的爱国激情。吴京的明星形象和他所出演的影片，刺激了近三年的电影经济，也使得吴京在这个较短的时间区间内的恒定指数相对较好。
明星对电影票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影片获得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成龙等明星的电影票房的曲线图中可以得知，明星的恒定指数是衡量电影票房的有效预言，但从梁朝伟等明星的票房曲线、恒定指数中亦可以判断出，明星并不能成为衡量票房的唯一因素，口碑、评论、预算、市场调节等也贯穿其中。然而，票房价值中一定体现了明星价值，并且会产生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表现为可视化的恒定指数，随着明星形象、类型表现和市场判断而发生变化。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变化中，明星的重要性得到了验证。伴随着市场需求和发展，中国电影的明星体系趋于完善，在可借鉴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架模式及发展思路。
〔本文系江苏高校“青蓝工程”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丁 磊：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邢大川：南京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本文研究涉及的明星含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区，所有的票房仅以有数据记录的内地票房为样本，不含港澳台及海外票房（成龙、李连杰北美票房的数据样本除外）。
[2]陈晓云：《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三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3]Litman，Barry R.，Predicting the Success of Theatrical Movies： An Empirical Study，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83.
[4]Prag，Jay and James Casavant，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venues and Marketing Expenditures in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
[5]De Vany，Arthur and David Walls，Uncertainty in the Movies： Can Star Power Reduce the Terror of the Box Office？，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9.
[6]数据来源于MTIME时光网，http：//www.mtime.com/。
[7][8][9]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http：//www.mtime.com/，https：//www.endata.com.cn/BoxOffice/。
[10][15][16]〔英〕保罗·麦克唐纳：《好莱坞明星制》，王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147页。
[11]《战狼2》的日均增长率虽然为负值，但在所有的样本数据中，仍然属于增长率较高的行列。
[12]潘若简：《通向狂欢之路：2000年后的中国喜剧电影》，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3]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4] 指的是2000年至2017年间的平均值。
[17]包括甄子丹在2005年至2017年间主演的主要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
[18]包括周迅在2000年到2017年间主演的主要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
[19][20][24]〔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余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第138页，第182页。
[21]包括成龙在2000年到2017年间主演的所有电影，不包括他出演配角的电影，或纪录片，或动画片配音的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无法查到《上海正午2》《尖峰时刻3》《新宿事件》的内地票房。
[22]指的是2000至2017年间，由成龙和李连杰主演的影片在北美的平均票房。
[23]贾磊磊：《成龙：用动作改变世界》，《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任 艳）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内地电影明星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电影明星互融并健全的一个时期。在这个发展期里，明星机制、明星产业也融通了中国电影的覆盖圈，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随之，中国电影明星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力及其带来的电影产业价值也逐渐形成较大范围内的互融，扩展了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票房表现是衡量明星价值的一个方面。中国电影明星的单一票房额度并不能看作是其影响力对票房的实施，但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更具有参考价值。明星对票房的影响力是阶段性持续的。也就是说，他是首日票房或首周末票房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下一部电影票房形成的期待值。在阶段性持续的过程中，类型成为明星生存的有力保障。
在本文的论述中，考虑到样本覆盖范围的数量和质量，将以2000年至2017年区间段的样本研究为主，对2018年及后续年份的样本做简要阐述。
一、21世纪前20年的电影票房及明星價值
在2000年到2017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大片制作的频繁出现，以及受众审美趣味的重新激活，中国电影票房的走势一路见好。这期间，年度票房总数第一的影片中，仅有2001年的《大腕》和2003年的《手机》处于亿元以下，其余均在此线之上。自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突破十亿元始，中国电影年度第一的影片票房就一路飙升，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呈现跳跃式增长，分别是《捉妖记》（2015）24.4亿元、《美人鱼》（2016）33.921亿元和《战狼2》（2017）56.81亿元。
这些年度票房数排名第一的影片中，主演者有李连杰、梁朝伟、刘德华等资深明星，也有黄渤、白百何、邓超等较为年轻的明星，后者多集中于2011年之后。影片类型、数量及明星数量的增多，使得观众有了较多的选择，而不会将审美期待过多地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明星身上，并出现审美移情。这也使得新老明星的交叠成为一种现象。
在年度排名前五和前十的影片中，明星的出现频次并非恒定的。比如2003年，两部由刘德华主演影片的票房进入前五的排名，但2005年就一部也没有。深资历明星的频次高于新兴明星。然而，明星主演影片出现频次的多少，和其对票房产生的影响力、明星维系票房的恒定性没有太大关联。以票房均值、标准偏差计算票房前五影片的主演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见表1：
很显然，票房前五的排名中，恒定指数最高的明星是周迅，其次是葛优。虽然成龙在该区间中，主演电影出现的总频次为11次，且是该区间统计数据中以主演身份出席频次最多的明星，但他的恒定指数却只有2.27，位列第七。因此，周迅主演的影片，在该区间内的电影票房质量较高，周迅对排名前五的电影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维系的最好。梁朝伟在该区间中，对电影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维系的最差。
考虑到由于年代不同，观众的购买力与消费能力也不相同，因此，为了计算准确，将不同年份的票房全部换算成以2017年为基准的票房数，用当年份票房乘以该年份到2017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增长率。在进行恒定指数的计算中，主要考虑两个对恒定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一个是明星票房的均值，反映的是一个明星票房收入高低的重要指标;另一个是明星票房收入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高，说明该明星票房收入起伏越大，越不稳定。因此，基于上述两种重要的影响因素，得出明星恒定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将这一数据统计区间从票房前五的影片扩展到票房前十，刘德华则以频次21位列主演电影前十之首，成龙第二，梁朝伟第三。女性明星中，周迅和舒淇主演的电影在此区间数量增加，均为9部，章子怡以6部的总量位居第三。而此时的区间恒定指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依据此区间进行重新计算，则主演明星的区间恒定指数见表2：
葛优成为这一区间维系电影票房恒定性最好的明星，周迅则下滑至第六。刘德华虽然主演的电影数量最多，但他的票房恒定性较弱。周迅和舒淇主演的影片出现在该区间段内的数量较多，但她们票房价值的恒定指数却不敌赵薇和白百何。梁朝伟的恒定指数依然最低。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多，周迅和葛优在该区间内的恒定指数排名降低，说明这两位明星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弱;反而，恒定指数排名上涨的明星，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强，如成龙、甄子丹、白百何。
而通过这两个区间恒定指数的比较，我们得到：
H1：电影票房排名和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电影票房排名与明星恒定指数间没有相关性。这里的检验结论虽然是正数，但并不构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而在前五和前十的排名中，明星主演电影的排名和明星的恒定指数之间并不对等，和皮尔逊的检验结论相吻合。这说明不同的电影除了受明星因素影响外，还可以与其电影类型、宣发、档期、口碑等有关。
纵向比较而言，李连杰、梁朝伟、周迅等明星在2013年至2017年区间均没有进入前十的行列，而成龙、刘德华、甄子丹、舒淇等明星仍能保持平稳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11年之后，邓超、白百何等新兴明星的票房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快速增长，且票房前五及前十的排名不再集中于深资历明星，而是呈散点分布状态。在这种态势下，深资历明星的恒定指数会被削弱，新兴明星的恒定指数会出现相应上浮的趋势。 从票房额度剖析，在2000年至2017年区间里，中国电影对亿元票房突破呈现波动上涨式变化，其中2009年至2010年、2012年至2013年分别出现攀岩式增长。而在十亿元票房的增长中，则是平稳上浮态势。
十亿元以上影片数量变化比较图[8]
在这些样本数据中，明星的出现频次和票房排名中的出现频次略有差异。成龙主演的影片中，仅9部达到亿元以上的票房，另1部为十亿元以上票房。这个数值和其在票房排名中的数值形成差异。甄子丹、舒淇有着和成龙类似的境遇。古天乐以17次位居亿元列比中第一，但他并没有影片实现十亿元以上的票房。类似的还有周迅、葛优、李连杰、章子怡、梁朝伟等。而上述明星在影片票房排名前五和前十的列比中，有着较好的成绩。新兴明星，如徐峥、邓超、白百何等人，在亿元列比中数量不佳，但在十億元以上的票房贡献比尚佳，甚至出现反超。如徐峥，由其主演的影片中，2部达亿元以上票房，3部达十亿元以上票房。整体上看，虽然这些明星的出现频次较少，但在十亿元列比中票房质量较高。经济增长是票房贡献的一个因素，而观众对电影消费的价值观、消费习惯及消费文化的改变，以及二次元群体的主要年龄段和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段的高度趋同，是造成2011年以后，由新兴明星主演的影片的整体票房数量和质量增长的主要因素。观众对电影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电影本身，或顺序消费，即从电影到衍生品的消费模式，而是形成了混合式消费的习惯。也就是说，这里对电影的消费，极大地涵盖了对明星的消费。而对明星的消费，又是从他处消费衍生而来，如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并在完成电影消费的行为之后，继续实施较宽范围的文化消费。而这一切都会围绕着新兴明星的影响范围展开。
因此，在对2000年至2017年区间内上述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进行票房价值及恒定指数计算的时候，并不能单纯地只看年度票房总额及排名。在这个大的区间内，需要将票房总额、单部影片的票房额度、GDP增长率，以及票房增长率结合计算，从而得出大区恒定指数的客观呈现，并能够显著看到部分深资历明星的恒定指数并未受到影响，依然是票房数量和质量的一种保障方式。
在这一组样本中，参考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其恒定指数发生了如下变化：
成龙以1.55的恒定指数位居大区之首，甄子丹位居第二，葛优第三。章子怡在这一区间中，恒定指数最低。因而，从整体来看，成龙主演的所有影片的票房价值的恒定性的维系能力最强。作为明星，成龙的票房价值的恒定性也最好。章子怡在这一组样本明星中的票房恒定性最弱。鉴于大区内的恒定指数的计算，是以票房为基础，而非排名，由此得到：
H2：电影总票房数和明星恒定指数呈显著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明星恒定指数与总票房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恒定指数高的明星，主演电影的总票房数较高。成龙、甄子丹主演的影片，票房总数都相对不错。比如成龙在2005年主演的《神话》，收获9700多万的票房，位列当年第二;2017年主演的《功夫瑜伽》的票房为1.75亿。恒定指数较低的明星，主演电影的总票房数较少。比如章子怡的主演作品《非常幸运》（2013），总票房为1.36亿;《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是1.23亿。票房总数的年度比较值较低。章子怡早年的作品，如《十面埋伏》（2004）票房质量较高，但属个别现象。整体上来看，章子怡的恒定指数较低，主演电影的票房总数较少。这说明明星对电影总票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明星是维持电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对2014年至2017年共187部电影样本的首日票房统计中，发现其非线性增长趋势的特征。首日票房较高的影片有《西游·伏妖篇》（2017）3.55亿、《美人鱼》（2016）2.72亿、《澳门风云3》（2016）1.76亿、《港囧》（2015）1.99亿、《捉妖记》1.62亿等。这些影片相关的明星有刘德华、甄子丹、周润发、徐峥、王宝强、葛优、邓超、赵薇、黄渤、白百何、吴亦凡等。“利用明星的吸引力是打开电影首周末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为观众提供了电影类型的标签，并影响了消费行为”。[10]我们将这个样本中的电影分为四大类：一类是首日票房高，总票房高，日均增长率高。如《战狼2》（2017），首日票房1.02亿，总票房56.81亿，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55.7倍，日均增长率达-1%[11]。二类是首日票房高，总票房高，但首日票房和总票房比值低，日均增长率低。如《新娘大作战》（2015）的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1.87倍，日均增长率为-53.7%;《北京爱情故事》（2014）的首日票房为1.01亿，但总票房只有4.06亿，日均增长率为-24.9%。三类是首日票房低，总票房高，日均增长率高，如《冈仁波齐》（2015），首日票房仅175.21万，总票房为1亿，日均增长率达1.5%;《夏洛特烦恼》（2015）的首日票房为2326.6万，但总票房达到14.42亿，日均增长率为0.05%;《百鸟朝凤》（2016）的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313.45倍，日均增长率达5.86%。四类是首日票房低，总票房低，日均增长率低，如《夜孔雀》（2016）的首日票房是1308.32万，总票房是首日票房的2.54倍，日均增长率为-39.4%。首日票房较低的电影，明星的影响力往往较弱，但影响力较高的明星也不一定能对首日票房产生较好的作用。而电影总票房的成型和明星影响力产生关联。部分明星对首日票房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没有能够维系该类电影票房的总发展，导致首日票房很高的影片，也未必能保证较高的总票房。因此，只有恒定指数较高的明星，才能对电影票房产生正影响。总体上来讲，多数电影的首日票房和总票房呈常态化增长，明星为电影的首日票房提供了便利。结合首日票房和总票房的价值表现，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H3：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成正相关。
H4：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H5：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之比与明星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由此，我们看到电影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呈显著正相关，和多数电影的常态化发展一致。这说明电影首日票房可以成为预测总票房数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得出的首日票房数和明星的恒定指数之间是正数关系，但相关性仍然较弱，并可以得出首日票房数和恒定指数没有相关性的结论。明星恒定指数的高低，对首日票房高低的形成，影响力较弱。对首日票房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如档期、宣传、排片、IP等，明星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构成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比较明星恒定指数与总票房、首日票房相关性的分析结论，明显形成反差：明星恒定指数和首日票房之间没有相关性，却和总票房有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明星不是吸引观众观影的因素，却是维持电影票房的因素。换句话说，在同等条件下，明星的恒定指数越高，其单日电影票房数的负增长越小（衰退率越低），总票房数越高。
通过首日票房数和总票房数的比值，计算其和明星恒定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试图验证明星恒定指数对票房增长倍数是否产生正相关。但在皮尔逊检验结果中发现负值。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故没有相关性。
二、不同明星与电影票房的关联性
明星的发展涉及明星体制、电影市场的运作等多方因素，呈现出波动发展的曲线。明星主演的电影是衡量明星价值及票房影响力的重点。21世纪的前20年中，前十部高票房影片是较好的研究样本，可据此来考察明星通过这些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在年度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重点分析李连杰、成龙、甄子丹、周迅、白百何、邓超、徐峥、黄渤等明星。
1.深资历明星的个案分析
明星往往和特定的电影类型产生关联。“明星，是类型电影中的至关重要的元素”[12]，“一个明星一旦被制造成功，就被限定在某种类型之内”[13]。比如李连杰、成龙和甄子丹几乎均以动作电影构成其票房形象;徐峥等新兴明星因优异的票房表现能够成为这个时期值得研究的特殊样本，也都和喜剧电影产生微妙关联。动作电影更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票房的典范，占票房前十影片的均比[14]为48.89%。但动作电影已不是单一类型的呈现，而是类型的交融。所以，成龙主演了喜剧动作片，李连杰主演了英雄动作片，而甄子丹主演了硬汉动作片。喜剧电影是动作电影之外，最能够形成票房影响力的类型，均比为20%。正如麦克唐纳所言：“当明星与合适的类型电影结合时，明星提供了预测成功的途径。”[15]因而，在甄子丹主演的电影中，动作电影的票房成绩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几部票房较低的影片，如《在一起》（2013）、《八星报喜》（2012）等，均不是动作电影。早期的电影如《导火线》（2007），横向比较上仍属票房较高的影片。这是因为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区间内，中国人均的消费能力渐长，对电影票房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明星与合适的类型之间，实际上达成了一种可供消费的默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选择。
从甄子丹主演电影的票房变化曲线中亦可以明显看出其票房表現的不稳定性，比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和同年的影片《冰封：重生之门》之间接近9倍的落差，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明星地位和较好的恒定指数。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成龙等明星的票房表现中。所以，“明星不依靠连续成功，只要经常性地产出卖座片就行，明星地位就可以持续存在”[16]。周迅的票房表现更加不稳定，但她的明星地位却是相对稳定的。而她0.88的恒定指数也表现出其相对平稳的票房维系能力。《龙门飞甲》（2011）、《画皮》系列（2008、2012）等影片的优异票房，证明周迅仍然能够在票房上创造价值。而这些影片孕育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维护明星地位和创造下一个票房成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明星票房表现的不稳定，以及由此造成暂时性的票房失落，并不会造成明星的整体影响力的下滑和明星地位的动摇。反而，随着口碑、商业活动等因素的实施，“下一次票房上的创造”会成为一个新的审美期待。
但是，在这些明星中，只有成龙和甄子丹是持续成功的，这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较高的产出、较好的产值及区间恒定指数。在2000年到2017年的区间内，甄子丹的产出在数量上居样本明星前列，产值整体上较为均衡，峰值和低值之差较成龙而言略小一些。且甄子丹在大区恒定指数的计算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成龙，这亦表明甄子丹对电影票房恒定性的维系能力较强。成龙的产出数量亦很丰硕，同时有着较高的产值。在成龙的产值中，保持着产出中“身体动作体现的对当代香港剧变中文化、技术等的关注”[19]以及“充满动感的运动和空间重构”[20]。成龙和甄子丹的恒定指数佐证了二者的持续成功。
整体上来看，成龙和甄子丹的票房表现均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由他们出演的中等规模的电影和高预算高收入的电影，均能够受到关注，并得到相对数较好的票房。从二者的票房走势图中亦可以判断出，类型或形象引导和他们的持续成功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最具国际化的深资历明星应属成龙和李连杰。以北美票房为参考，他们具有国际化特质的电影，票房总体超出内地的票房收入。部分电影并没有在国内上映，但北美票房骄人。如成龙主演的持续享有盛誉的《尖峰时刻》系列（1998、2001、2007）、《上海正午》系列（2000、2003）;李连杰主演的《敢死队》（2010）、《致命罗密欧》（2000）、《龙之吻》（2001）等。成龙和李连杰在北美的票房收入，均值[22]分别在7392.44万美元和5024.45万美元，在商业价值上获得了较好的市场认可。“成龙凭借《尖峰时刻》确立了他在好莱坞动作明星的地位”[23]，“李连杰因《龙之吻》与《英雄》（2002）的上映，使得他的电影生涯保持了国际化的优势”[24]。成龙和李连杰均因动作类型获取了北美乃至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而周润发和章子怡的北美票房反映出二者缺乏稳定、持续的海外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并未成型的电影类型有关。类型，尤其是动作类型，作为有效手段，推动了中国电影明星国际化的发展，并形成了品牌化表演。明星与类型之间形成了典型化的演绎，使其与其他电影产生横向差异。 2.新兴明星的比较分析
新兴演员能够实现新的喜剧形象，并同时不再受限于类型的市场表现。本文研究样本中的新兴明星如徐峥、白百何、邓超、黄渤等，仍只能是这一点上的一小部分，更为典型的案例应属“鲜肉级”新兴明星。但在黄渤等明星的特质上，仍然可以做充分的分析。
在高票房和好排名的比率关系上，黄渤较为领先，其次是徐峥、邓超和白百何。他们的票房价值显然和电影类型的呈现有相关性，比如黄渤和徐峥呈现的青年喜剧、白百何呈现的小妞电影。但对于这些新兴明星而言，类型显然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在《寻龙诀》（2015）当中，黄渤就以非喜剧的方式赢得了票房价值。而黄渤作为明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不完全由电影的类型体现，比如他主演的电视剧《青岛往事》（2015）、加盟的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2015）等。这种通过跨界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的明星的市场价值，以及带来的更为优秀的票房表现，更普及地存在于新兴明星的建构模式中。邓超加盟的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2014—2017），极大地提升了他的知名度;白百何则多次在由她主演的电影中演唱主题曲、插曲，丰富了她的明星形象。因此，对于明星的价值增长而言，多向度的跨界发展是主流趋势，以趋用“全能艺人”的方式创造更多的价值可能。而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则趋于小众。与之不同的是，欧美市场上对明星塑造的主流方式仍然是单向度的。与此同时，在近2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恒定指数较好的明星，亦采取了单向度的发展模式，或是在确立了明星地位之后，实现从多向度到单向度的转变，以谋求更加专业的精准发展。然而，从票房表现来看，创造十亿元以上的票房额度的部分明星仍然属于多向度的跨界发展，他们并不局限于单向度的、或某个领域、或某个类型的精准发展模式。这些明星正是前文论述的新兴明星。票房额度在亿元以上的影片中，则更为稳定地呈现出单向度发展明星的模式倾向。
3.明星类型的演变趋势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电影明星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港台明星的强势影响到内地明星的渐变渐显，代际性变迁、层叠式迁移在前17年里显得格外突出。但2017年也只是一个节点。2018年至今，电影明星的发展逐步呈现出更为稳定的趋势。处于中年的“新兴明星”，能够更稳定地驾驭电影、引领票房。黄渤、徐峥、邓超、沈腾等人，以不同于冯小刚式的新中年喜剧形象，改变了成龙、刘德华等一代明星的经典形象设置。这非但没有引起大众审美的不适，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喜爱。大众审美在一个代际的更迭下，从一种欣赏的高峰走向了疲惫，因而在相似的模仿和有突破的创新之间，大众选择了后者。并且，邓超、沈腾等明星在综艺节目中的形象设置，以和电影角色的喜剧感尽可能匹配的形象存在，更能刷新并激发大众的审美接受。在非单向度发展模式情境下，部分明星的多向度跨界发展，在2018年至今的时间内刺激了电影票房的发展。但这仍属于少数。在2018年至今的高票房影片中，频次较高的明星多数仍是以电影为根本的单向度发展。
吴京是近几年电影高票房明星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在2017年之前的研究中，并未提及这位明星，并非是因为吴京没有电影作品，而是以吴京作为主演的电影作品的票房价值并不凸显。即便是2015年出品的《战狼》，也并未挤进电影票房的前十。但《战狼》是吴京在经济价值上的转型，《流浪地球》（2019）是他在精神创造和票房经济上的双重收获。吴京塑造的硬汉形象是不同于这一阶段中沈腾等人打造的亲民喜剧形象的，更贴近于对成龙的电影形象的复造。不同的是，吴京的硬汉是兼容了家国情怀的硬汉形象，无论是战士、科学家还是攀登者，虽是远离大众的角色，但都能够激发大众的爱国激情。吴京的明星形象和他所出演的影片，刺激了近三年的电影经济，也使得吴京在这个较短的时间区间内的恒定指数相对较好。
明星对电影票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影片获得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成龙等明星的电影票房的曲线图中可以得知，明星的恒定指数是衡量电影票房的有效预言，但从梁朝伟等明星的票房曲线、恒定指数中亦可以判断出，明星并不能成为衡量票房的唯一因素，口碑、评论、预算、市场调节等也贯穿其中。然而，票房价值中一定体现了明星价值，并且会产生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表现为可视化的恒定指数，随着明星形象、类型表现和市场判断而发生变化。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变化中，明星的重要性得到了验证。伴随着市场需求和发展，中国电影的明星体系趋于完善，在可借鉴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架模式及发展思路。
〔本文系江苏高校“青蓝工程”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丁 磊：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邢大川：南京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注释：
[1]本文研究涉及的明星含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区，所有的票房仅以有数据记录的内地票房为样本，不含港澳台及海外票房（成龙、李连杰北美票房的数据样本除外）。
[2]陈晓云：《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三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3]Litman，Barry R.，Predicting the Success of Theatrical Movies： An Empirical Study，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83.
[4]Prag，Jay and James Casavant，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venues and Marketing Expenditures in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
[5]De Vany，Arthur and David Walls，Uncertainty in the Movies： Can Star Power Reduce the Terror of the Box Office？，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9.
[6]数据来源于MTIME时光网，http：//www.mtime.com/。
[7][8][9]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http：//www.mtime.com/，https：//www.endata.com.cn/BoxOffice/。
[10][15][16]〔英〕保罗·麦克唐纳：《好莱坞明星制》，王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147页。
[11]《战狼2》的日均增长率虽然为负值，但在所有的样本数据中，仍然属于增长率较高的行列。
[12]潘若简：《通向狂欢之路：2000年后的中国喜剧电影》，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3]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4] 指的是2000年至2017年间的平均值。
[17]包括甄子丹在2005年至2017年间主演的主要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
[18]包括周迅在2000年到2017年间主演的主要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
[19][20][24]〔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余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第138页，第182页。
[21]包括成龙在2000年到2017年间主演的所有电影，不包括他出演配角的电影，或纪录片，或动画片配音的电影。数据汇编自Mtime时光网和艺恩数据，无法查到《上海正午2》《尖峰时刻3》《新宿事件》的内地票房。
[22]指的是2000至2017年间，由成龙和李连杰主演的影片在北美的平均票房。
[23]贾磊磊：《成龙：用动作改变世界》，《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任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