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一个周末的早晨，我在睡梦中接到父亲的电话，猛然惊起：祖母去世了。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回忆起关于祖母的画面，但少得可怜。
　　祖母改嫁过，和新家庭生活在村西头，我家住在东边，相隔半里。不在一个家庭，也不常见面，我小时候与祖母总不如别人家的祖孙那般亲近。在她家，我更像是一个客人。
　　祖母有4个孙子，她对我最好，也许因为我是长孙。每次去她家，她都会抓一大把麻糖和南瓜酱给我，她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她常常说我祖父在水里，却总没有下文。她每次都会叫我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常常能列出一大串的名字，说谁家的大仔考上了重点大学，谁家的二仔分配了好工作。我不爱听，总会借故跑出玩，耳后祖母的声音一直响着，直到我听不见了。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早晨，阳光柔和地洒在刚刚浇筑的水泥马路上，每个人都有一条很长的影子。我和村里上学的小孩，相互踩着对方的影子，低头在马路上奔跑。
　　“细仔，好生着！”我停了下来，看到祖母站在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着急地看着我。她的背驼得厉害，整个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抬起头才能看见我。她躬身提着一个小蛇皮袋子，装满刚从圩上买回的菜，她慢吞吞向我走来，看起来很吃力。
　　小伙伴们都跑远了，我在马路上站了好一阵，喊了一声“婆婆”，然后往学校跑去了。我一边跑着，眼泪却不知怎么一颗颗滚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祖母会感觉到心疼。
　　祖母是江西高安前港村人，大约生于1937年，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记得那时候还叫民国。她一出生就遇到打仗，一直跟着父母在山里躲避战祸。
　　她小的时候，村里常闹水灾，又流行血吸虫病，人们没法生存，一些人跑到浙江宁波谋生。抗战胜利后，她的父亲也去了宁波。曾外祖是个农民，没有手艺，只能去码头卖苦力，或者在饭馆做工，后来大概在饭馆里学会了做包面（即馄饨），自己弄了一个包面挑子，在宁波城走街串巷，一直到1950年代初才回老家。也许曾外祖的小买卖做得不差，祖母过了几年没有挨饿的日子。这大概是她小时候最好的记忆。
　　1961年，祖母24岁，在父母安排下，她与一个寄居村里多年的年轻人结了婚，那是我的祖父。祖父那时在一家国企工作，吃着“公粮”，所以很多人觉得祖母找到一个好归宿。
　　祖母结婚后住在前港老家，第二年就生了我父亲。祖父在隔壁的丰城县（现为丰城市），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回家。1966年夏天，祖父回来看望怀孕的祖母和已经4岁的长子——我的父亲，带回了很多新奇的玩具和糖果。祖母觉得很有面子，全村只有他的儿子有糖果吃。然而，这是最后的糖果。这个夏天，“文革”来了，在丰城矿务局，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祖父的命运也改变了，只是他的改变比很多人要惨重些，他把自己的命丢了。
　　祖母得知他的丈夫自杀后，第一次离开前港这座小村庄。她挺着大肚子，跟着村长赶到丰城的时候，祖父的遗体已经被人打捞上岸，惨白，不成人形。她在丰城矿务局后面的山谷里埋葬了祖父。
　　关于祖父自杀的原因，村里流传着两个版本。祖父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几年后，进入了隔壁县的丰城矿务局，负责食堂采购。“文革”开始后，他被人举报“贪污了采购金”，不久，被绑在磉石上，沉入河底。也有人说，他在丰城有一个小情妇，是个买卖人家的姑娘，成分是“资本家”，他因为害怕受牵连，自己沉河自杀。
　　祖母从来没有向人们讲述祖父为什么自杀，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不愿意提起。我不清楚祖母是如何渡过那段日子的，只知道从丰城归来几个月后，她在家里生下了祖父的遗腹子——我二叔，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双亲。几年后，她带着两个儿子去祭拜过祖父，但再去的时候，眼前只有一座新筑的水库。她与祖父的联系彻底断了。
　　后来，她嫁给村里一个患有脚疾的青年，生活一直困顿不堪。曾外祖有肺结核，去世时咳了一大摊血。祖母不顾一切地趴在父亲身上痛哭，也染上肺结核，晚年因此备受煎熬。
　　2013年3月30日晚，祖母躺在摇椅上永远地睡着了，医生说她死于药物中毒，生前服用了过量的中草药。她灵位上刻着“谢秀英”3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祖母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