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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性自由，40及50年代的激进主义，60年代的对越战争，70年代的水门事件和恐怖主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评论文章及文学作品紧随着上世纪美国的每一个大事件，不，更多时候，是她创造了这些事件中的某种引领潮流的声音。不仅从菲力普-罗斯到纳博科夫这些风格不同的大作家受其影响，她甚至启迪了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时至今日，那些力透纸背的尖酸刻薄、嘲讽批判仍然专属于她。
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
22岁，麦卡锡的评论文章开始见诸报端。一个刚出校门的漂亮女生，稚嫩脸庞上却凸显一双犀利，尖刻的眼睛。
1912年，麦卡锡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年轻的时候，麦卡锡的微笑在文学圈是极其出名的。好友兰德尔‘贾雷尔说：“暴躁的动物看见她的微笑也会走开。”待你对麦卡锡有了一定了解后，你只能说兰德尔肯定是被她的甜笑冲昏了头脑，而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评语才是客观的：“她的微笑相当危险。大多数漂亮女子对你微笑时，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玛丽冲着你微笑时，你会看看自己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了。”的确，麦卡锡绝不是个简单的漂亮女孩儿。
麦卡锡就读的瓦萨女子学院，有一份官方的文学杂志《瓦萨评论》，因为过于保守，遭到麦卡锡和几个先锋学生的一致抵制。她们自费创办了另一本刊物，取名《通灵者》(也译作《反精神》)。在这本杂志中，所有作者都采取了匿名写作的方式：“匿名的考虑当然是为了保持评判的清晰性，特别是编辑部的判断——让人们完全根据文章本身的内容来读这些东西。”当然，由于杂志的内容及文风过于尖锐，不久便被学校勒令停刊，但它无疑在校园内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旋风。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去了纽约，并为《新共和》及《民族》两本杂志撰写文章，针对《先驱导报》、《星期六评论》、《时代》的评论家和书评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22岁，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孩，“玛丽·麦卡锡”开始在文学圈建立声名。这样的早年写作经历，奠定了麦卡锡日后文学作品的底色：“无论我的写作方式如何，我想都是以批评的方式酝酿而成的。”
麦卡锡的讽刺作品《学院丛林》是美国最有名的校园小说，其浓厚的学究气式的冷嘲热讽让人过目不忘。书中，她用富于创意的漫画形式勾画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她的机智也在一连串妙语中得以展露：“长相漂亮的人是一元论者，长相丑陋的人是灵智论者”、“要是洗碟子是你的责任，干脆就否定掉这个责任”、“假如你喜欢吃鸡蛋，又何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而其中关于“性启蒙”和“避孕药”的大胆陈述，更是引领了那个时代校园男女甚至是整个美国年轻人的性自由风气。
政治上，麦卡锡是一位左翼人士。一战前夕，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之一就是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反斯大林的自由派。60年代的美国对越南战争期间，麦卡锡亲自到河内和西贡等地奔波，将见闻及感受写成了《河内》和《越南》两本书，以第一手资料将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随后，她还积极参加了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反越战活动。她是最早提出美国应该从越南撒军的少数美国人之一，她把这种思想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政治评论中，影响广泛。美国自越南撤军多年后的一天，麦卡锡在哈佛广场漫步，一位陌生女子在人丛中向她道谢，感谢她在反对越战中所作的努力，这让她对自己曾经的作为倍感安慰；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发生后，麦卡锡写下了《国家的面罩：水门事件写照》，向大众逐个剖析水门事件的参与者……
从40年代正式提笔到70年代逐渐隐退，麦卡锡“对当时那些有见识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而言，是个典范，是个榜样；不受惩罚的坏女孩，对每个人都大加奚落的刻毒讽刺家，教导我们人情世故和性成熟的瓦萨女孩，将关于女性感受的陈规俗套推翻的机智的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总之，她是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性感大胆而聪敏机智”，一位喜爱麦卡锡的学者如此评价。
聪明和嘲讽有何关系?
麦卡锡作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短语：恶意的嘲讽和冷静的机智。如果说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认为世界基本由傻子和无赖这两种人构成，那么麦卡锡跟他的观点差不多。她从不爱她笔下的人物，这个被同时代人称为“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一直藐视着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
麦卡锡大部分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两性关系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她通过一个个女主人公的塑造，用辛辣的语言和讽刺的态度将自己的观点——展示在作品中。
从写第一本书《伙伴》(短篇小说合集)起，麦卡锡就打算震惊世界。凭借其中的《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衣的男人》和《耶鲁知识分子肖像》等篇章，证明她的确做到了。这些故事中，女主角梅格‘萨金特在生活中随便地挑逗着身为不同等级知识分子的男人们，在梅格与他们或长或短的交往后，麦卡锡总结：“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跛脚鸭。英俊的，像她未婚夫一样一无是处；可靠的，像她丈夫一样模样古怪；有钱的，身材矮小，穿垫高鞋跟的鞋，或是胖墩墩带着眼镜，精明的，都是酒鬼或有同性恋倾向；严肃的，要么是外国人，要么蓄胡子穿黑衬衣，要么贫穷、不识礼节。总之每个人都有些缺陷，无法适应美国生活，因此恋爱时总是低声下气。”这些警句用来概括今天的男人似乎仍然适用。麦卡锡的这些判断是关于阶级、品位、才智的论述，如果作为这些男人的恋爱对象，她显然会感到自贬身价。
麦卡锡的好友德莱特·麦当劳曾这样概括她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为什么她要那么该死地自以为是，她是神还是什么?你会对她笔下可怜的人感到同情，他们总是那么荒唐无赖，或者纯粹低人一等，令人厌恶——她总是告诉他们正在丢人现眼。她不爱他们，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对他们也没有同情——她所有的仅仅是蔑视，她可怜的傀儡只能在书页间枯萎……问题在于，她该死地高高在上，嘲笑她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对其余的则一幅屈尊俯就的姿态。”这一评论虽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却也并无不公。
1966年，麦卡锡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群体》。描写了1933年毕业于瓦萨女子学院的8个女生日后放浪不羁的生活。小说出版后，尽管有人认为它一度败坏了瓦萨女子学院良好的声誉，但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还是将它列为了“99部现代主义佳作”之一。在1961年创作该小说期间，麦卡锡曾在巴黎的寓所接受记者采访，关于《群体》，她是这样说的：“我从罗斯福总统就职仪式开始写起，从一开始就把这几个女孩推到了那个时代，后来我决定写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时就打住。打算写成那种搞笑式的编年体小说，真正要传达的是关于进步的理念。从女性的视野、从柔弱者的角度审视的进步理念。你知道，会涉及家庭经济、建筑、室内装修、堕胎、生儿育女。我要把它写成二十年代在进步过程 中、在进步理念中信仰失落的历史。”
这一番描述之后，《群体》后来的成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故事中女主人公的放浪不羁再次受到麦卡锡的“不屑”，而冷漠的文风和贫乏的人性描写也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只有在写作《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和《思想回忆录》这些自传性作品时，麦卡锡的善良和好意才能够回归。对此，麦卡锡的研究者说：“麦卡锡需要自传式的主人公，她需要一个她不会觉得低人一等的人物，一个不仅能够传达她的机智和聪敏，而且能传达她的缺点和脆弱感，她的深思熟虑、疑惧和错误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唯一的候选人。她始终是个自传型作家，需要她的个人历史来提供她从来不曾完全理解的人物，以及能够给她兴趣和挑战的现成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为她提供了她不善于编造的情节片段，一个让她能够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
尖刻导致的官司
麦卡锡的个性素来不喜欢拐弯抹角，任何批评都是直来直去。她更不善于哗众取宠，对于大家热捧的作家她总是有理由泼去一瓢冷水，即便对于“美国人的良心”似的大众英雄，她也敢在电视上公开“攻击”。
诺曼·梅勒曾列出了一个美国文学圈的“史诗性”人物名单，其中，他把麦卡锡称作“我们的第一文学夫人，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仲裁人，我们的文学独裁者，我们的大砍刀，我们的巴里穆尔，我们的贵夫人，我们的主妇，我们的圣女贞德”。谈到大砍刀似的批评方式，麦卡锡当之无愧。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塞林格开始名声大噪，当有人问麦卡锡如何看待塞林格及其作品时，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塞林格的作品，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最近的那个东西算不上一部长篇，你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它充斥着那种让人极不舒服的大城市人的矫情，而且还自恋得要命。另外，我觉得它好像还挺假的、挺老谋深算的。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集中了一种绝对是自大狂的利己主义。我真是一点都受不了。”这席话随后在社会上引来了一片哗然。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她还曾公开批评赛珍珠、斯坦贝克、索尔·贝娄等大作家，说他们“名过其实”，真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诺贝尔奖金。她说这番话时，赛珍珠和斯坦贝克都还健在，而此话一出，对诺贝尔奖评审们来说也无疑是当头一棒。
麦卡锡一向心直口快，甚至对自己不利的话也一吐为快。这为她招至了不少麻烦。在将近70岁时，她还为此跟莉莲·赫尔曼闹上了法庭。
1979年10月18日，麦卡锡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纽约一家名为WNET的公共电台的节目录制。该节目是由迪克卡弗特主持的谈论美国作家的广播节目，收听率非常高。当迪克问麦卡锡“我们国家有没有受到过分赞扬的作家?”时，麦卡锡回答：“至少我没有意识到。我能够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位作家，就是老迈的莉莲·赫尔曼。我认为她受到了过分的赞誉，她是一个坏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不过她的确只属于过去。”当迪克继续追问：“你指赫尔曼哪方面不诚实?”时，麦卡锡脱口而出：“所有的方面。我在某次访谈节目里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包括冠词‘a’和‘the’。”几个月后的1980年1月26日，赫尔曼在家收听到了麦卡锡的这番谈话。她当即大为光火，聘请律师控告麦卡锡，并要求麦卡锡交付225万美金的赔偿费。听闻此事，麦卡锡大笑着说自己“并不打算修改在那次访谈节目里说过的关于赫尔曼的每一句话”。
赫尔曼曾是美国著名的女演员、戏剧编剧。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曾在自传《邪恶的日子》中回忆在战时的一段经历：坐着火车、冒着生命危险，在纳粹士兵的监视下给抵抗组织的领袖人物朱利娅传递了5万美金的“救命钱”。这笔钱后来被用作向纳粹官员行贿，以帮助被囚禁的犹太人免遭杀身之祸。赫尔曼的这段经历，以及她与朱利娅之间的动人友情(朱利娅事后不久被纳粹杀害，成为一名烈士)随着《邪恶的日子》的出版在美国广为流传。1977年，以赫尔曼回忆录为创作基础的电影《朱利娅》上映后，全美国人都称赫尔曼是“美国的良心，是偶像破灭时代里的一尊偶像，也是捍卫正直和勇气的坚强哨兵”。
在赫尔曼控告麦卡锡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赫尔曼的那段“生死历程”完全是照搬了一位叫加德纳的女护士的故事，她们两人是同一个著名律师的客户，而这位律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传话机”，他曾把加德纳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赫尔曼，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赫尔曼在自传中竟然把自己化身成了加德纳。当然，麦卡锡和大众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她所提到的赫尔曼文章中的谎言，是指她作品的基调给人不可信及虚假的感觉，“我看到就讲出来了”。1984年，随着赫尔曼的去世，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天主教少女的回忆
麦卡锡的童年经历被她写进了《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这本自传中。这是她第一次揭开那个痛苦的疮疤。
她是个可怜的女孩，6岁时，父母就因1918年的那场全美国范围内爆发的流感双双去世，她和3个哥哥被寄养在教父的父母家中。然而，这对老人却是那种冰冷、严厉得类似虐待狂一样的监护人，直到被爷爷奶奶救出来后，她才算是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她曾借小说集《伙伴》的女主人公梅格之口表达了这段童年经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她独特的悲剧是，她的脾气无法接纳她的经历，早年那种原始的戏剧性，日夜令她怀疑主义的、平凡无奇的智力感到侮辱。”
麦卡锡共有过4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位演员。第二任丈夫是著名的作家和一流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跟威尔逊结婚一周后，麦卡锡开始尝试创作小说，她一直认为是威尔逊将她变成了“有创意的”作家：“他让我在房间里坐下来，并且告诉我我拥有创作的才华，不仅是以丈夫的口吻，而且是以美国首席批评家的权威身份。如果他不曾牢牢地关上他引导我进入的房间之门，我就不可能成为你现在正在读的‘玛丽麦卡锡’。”于是，麦卡锡第一次写下了那段痛苦的往事，这也开启了她日后自传性写作的序幕。晚年，她还曾用15年时间写下了三大卷的回忆录。喜爱她的读者都说，这些回忆录所展现的麦卡锡本人比她的作品更具吸引力。
麦卡锡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名法国外交官，她和对方在巴黎生活了几十年。1980年，麦卡锡的一位崇拜者经友人介绍在她巴黎的寓所跟她见了面，并参加了几日后在那里举办的宴会。这位崇拜者多年后在纪念麦卡锡的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那里我遇到了80年代典型的流亡场面：20年代俄国移民垂垂老矣的后代，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的伯爵遗孀，专事收集印花并追随巴黎歌剧院主要演员以及芭蕾舞团年轻舞蹈演员的风流韵事的美国有钱单身汉。空气中充满了迷人的颓废气息。令人惊讶的是，麦卡锡的法语发音惨不忍闻，虽然她法语很好，还做过翻译。我吃惊地发现，在巴黎呆了几十年后，她居然还如此美国化。”他接着描述当时的心理活动：“我终于明白了她逐渐隐退的原因，只有纽约放荡不羁的癣性才能滋养她的想象力”。
格雷厄姆·格林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的生活资本。麦卡锡的不幸童年给了她尖刻的嘲讽态度，讽刺是她的媒介，她以此观察社会，记录美国一代人的生活。她这样形容自己笔下的世界：“闹剧的世界是一种道德的地下世界，一个欢乐的、明亮的地狱，在那里。堕落归根结底仅仅是可笑的失误。”
麦卡锡1989年因肝癌逝世，一生共写了21部小说、4部自传和无数篇书评、文评及政治评论。她去世后，其作品不断被重新出版，但她的时代显然早就过去了，如今人们还能记住的，是她尖刻、嘲讽的风格和处世态度。毕竟，这才是独属于她的、能够永远存在的东西。
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
22岁，麦卡锡的评论文章开始见诸报端。一个刚出校门的漂亮女生，稚嫩脸庞上却凸显一双犀利，尖刻的眼睛。
1912年，麦卡锡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年轻的时候，麦卡锡的微笑在文学圈是极其出名的。好友兰德尔‘贾雷尔说：“暴躁的动物看见她的微笑也会走开。”待你对麦卡锡有了一定了解后，你只能说兰德尔肯定是被她的甜笑冲昏了头脑，而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评语才是客观的：“她的微笑相当危险。大多数漂亮女子对你微笑时，你的感觉会非常好；而玛丽冲着你微笑时，你会看看自己的裤子拉链是否拉上了。”的确，麦卡锡绝不是个简单的漂亮女孩儿。
麦卡锡就读的瓦萨女子学院，有一份官方的文学杂志《瓦萨评论》，因为过于保守，遭到麦卡锡和几个先锋学生的一致抵制。她们自费创办了另一本刊物，取名《通灵者》(也译作《反精神》)。在这本杂志中，所有作者都采取了匿名写作的方式：“匿名的考虑当然是为了保持评判的清晰性，特别是编辑部的判断——让人们完全根据文章本身的内容来读这些东西。”当然，由于杂志的内容及文风过于尖锐，不久便被学校勒令停刊，但它无疑在校园内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旋风。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去了纽约，并为《新共和》及《民族》两本杂志撰写文章，针对《先驱导报》、《星期六评论》、《时代》的评论家和书评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22岁，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孩，“玛丽·麦卡锡”开始在文学圈建立声名。这样的早年写作经历，奠定了麦卡锡日后文学作品的底色：“无论我的写作方式如何，我想都是以批评的方式酝酿而成的。”
麦卡锡的讽刺作品《学院丛林》是美国最有名的校园小说，其浓厚的学究气式的冷嘲热讽让人过目不忘。书中，她用富于创意的漫画形式勾画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她的机智也在一连串妙语中得以展露：“长相漂亮的人是一元论者，长相丑陋的人是灵智论者”、“要是洗碟子是你的责任，干脆就否定掉这个责任”、“假如你喜欢吃鸡蛋，又何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而其中关于“性启蒙”和“避孕药”的大胆陈述，更是引领了那个时代校园男女甚至是整个美国年轻人的性自由风气。
政治上，麦卡锡是一位左翼人士。一战前夕，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之一就是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反斯大林的自由派。60年代的美国对越南战争期间，麦卡锡亲自到河内和西贡等地奔波，将见闻及感受写成了《河内》和《越南》两本书，以第一手资料将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随后，她还积极参加了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反越战活动。她是最早提出美国应该从越南撒军的少数美国人之一，她把这种思想写在小说，报告文学和政治评论中，影响广泛。美国自越南撤军多年后的一天，麦卡锡在哈佛广场漫步，一位陌生女子在人丛中向她道谢，感谢她在反对越战中所作的努力，这让她对自己曾经的作为倍感安慰；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发生后，麦卡锡写下了《国家的面罩：水门事件写照》，向大众逐个剖析水门事件的参与者……
从40年代正式提笔到70年代逐渐隐退，麦卡锡“对当时那些有见识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而言，是个典范，是个榜样；不受惩罚的坏女孩，对每个人都大加奚落的刻毒讽刺家，教导我们人情世故和性成熟的瓦萨女孩，将关于女性感受的陈规俗套推翻的机智的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总之，她是理智世界中最快的枪，性感大胆而聪敏机智”，一位喜爱麦卡锡的学者如此评价。
聪明和嘲讽有何关系?
麦卡锡作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短语：恶意的嘲讽和冷静的机智。如果说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认为世界基本由傻子和无赖这两种人构成，那么麦卡锡跟他的观点差不多。她从不爱她笔下的人物，这个被同时代人称为“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一直藐视着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
麦卡锡大部分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两性关系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她通过一个个女主人公的塑造，用辛辣的语言和讽刺的态度将自己的观点——展示在作品中。
从写第一本书《伙伴》(短篇小说合集)起，麦卡锡就打算震惊世界。凭借其中的《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衣的男人》和《耶鲁知识分子肖像》等篇章，证明她的确做到了。这些故事中，女主角梅格‘萨金特在生活中随便地挑逗着身为不同等级知识分子的男人们，在梅格与他们或长或短的交往后，麦卡锡总结：“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跛脚鸭。英俊的，像她未婚夫一样一无是处；可靠的，像她丈夫一样模样古怪；有钱的，身材矮小，穿垫高鞋跟的鞋，或是胖墩墩带着眼镜，精明的，都是酒鬼或有同性恋倾向；严肃的，要么是外国人，要么蓄胡子穿黑衬衣，要么贫穷、不识礼节。总之每个人都有些缺陷，无法适应美国生活，因此恋爱时总是低声下气。”这些警句用来概括今天的男人似乎仍然适用。麦卡锡的这些判断是关于阶级、品位、才智的论述，如果作为这些男人的恋爱对象，她显然会感到自贬身价。
麦卡锡的好友德莱特·麦当劳曾这样概括她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为什么她要那么该死地自以为是，她是神还是什么?你会对她笔下可怜的人感到同情，他们总是那么荒唐无赖，或者纯粹低人一等，令人厌恶——她总是告诉他们正在丢人现眼。她不爱他们，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对他们也没有同情——她所有的仅仅是蔑视，她可怜的傀儡只能在书页间枯萎……问题在于，她该死地高高在上，嘲笑她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对其余的则一幅屈尊俯就的姿态。”这一评论虽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却也并无不公。
1966年，麦卡锡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群体》。描写了1933年毕业于瓦萨女子学院的8个女生日后放浪不羁的生活。小说出版后，尽管有人认为它一度败坏了瓦萨女子学院良好的声誉，但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还是将它列为了“99部现代主义佳作”之一。在1961年创作该小说期间，麦卡锡曾在巴黎的寓所接受记者采访，关于《群体》，她是这样说的：“我从罗斯福总统就职仪式开始写起，从一开始就把这几个女孩推到了那个时代，后来我决定写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时就打住。打算写成那种搞笑式的编年体小说，真正要传达的是关于进步的理念。从女性的视野、从柔弱者的角度审视的进步理念。你知道，会涉及家庭经济、建筑、室内装修、堕胎、生儿育女。我要把它写成二十年代在进步过程 中、在进步理念中信仰失落的历史。”
这一番描述之后，《群体》后来的成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故事中女主人公的放浪不羁再次受到麦卡锡的“不屑”，而冷漠的文风和贫乏的人性描写也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只有在写作《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和《思想回忆录》这些自传性作品时，麦卡锡的善良和好意才能够回归。对此，麦卡锡的研究者说：“麦卡锡需要自传式的主人公，她需要一个她不会觉得低人一等的人物，一个不仅能够传达她的机智和聪敏，而且能传达她的缺点和脆弱感，她的深思熟虑、疑惧和错误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唯一的候选人。她始终是个自传型作家，需要她的个人历史来提供她从来不曾完全理解的人物，以及能够给她兴趣和挑战的现成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为她提供了她不善于编造的情节片段，一个让她能够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
尖刻导致的官司
麦卡锡的个性素来不喜欢拐弯抹角，任何批评都是直来直去。她更不善于哗众取宠，对于大家热捧的作家她总是有理由泼去一瓢冷水，即便对于“美国人的良心”似的大众英雄，她也敢在电视上公开“攻击”。
诺曼·梅勒曾列出了一个美国文学圈的“史诗性”人物名单，其中，他把麦卡锡称作“我们的第一文学夫人，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仲裁人，我们的文学独裁者，我们的大砍刀，我们的巴里穆尔，我们的贵夫人，我们的主妇，我们的圣女贞德”。谈到大砍刀似的批评方式，麦卡锡当之无愧。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塞林格开始名声大噪，当有人问麦卡锡如何看待塞林格及其作品时，她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塞林格的作品，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最近的那个东西算不上一部长篇，你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它充斥着那种让人极不舒服的大城市人的矫情，而且还自恋得要命。另外，我觉得它好像还挺假的、挺老谋深算的。在一个普通人身上集中了一种绝对是自大狂的利己主义。我真是一点都受不了。”这席话随后在社会上引来了一片哗然。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她还曾公开批评赛珍珠、斯坦贝克、索尔·贝娄等大作家，说他们“名过其实”，真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诺贝尔奖金。她说这番话时，赛珍珠和斯坦贝克都还健在，而此话一出，对诺贝尔奖评审们来说也无疑是当头一棒。
麦卡锡一向心直口快，甚至对自己不利的话也一吐为快。这为她招至了不少麻烦。在将近70岁时，她还为此跟莉莲·赫尔曼闹上了法庭。
1979年10月18日，麦卡锡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纽约一家名为WNET的公共电台的节目录制。该节目是由迪克卡弗特主持的谈论美国作家的广播节目，收听率非常高。当迪克问麦卡锡“我们国家有没有受到过分赞扬的作家?”时，麦卡锡回答：“至少我没有意识到。我能够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位作家，就是老迈的莉莲·赫尔曼。我认为她受到了过分的赞誉，她是一个坏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不过她的确只属于过去。”当迪克继续追问：“你指赫尔曼哪方面不诚实?”时，麦卡锡脱口而出：“所有的方面。我在某次访谈节目里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包括冠词‘a’和‘the’。”几个月后的1980年1月26日，赫尔曼在家收听到了麦卡锡的这番谈话。她当即大为光火，聘请律师控告麦卡锡，并要求麦卡锡交付225万美金的赔偿费。听闻此事，麦卡锡大笑着说自己“并不打算修改在那次访谈节目里说过的关于赫尔曼的每一句话”。
赫尔曼曾是美国著名的女演员、戏剧编剧。二战期间，担任过美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曾在自传《邪恶的日子》中回忆在战时的一段经历：坐着火车、冒着生命危险，在纳粹士兵的监视下给抵抗组织的领袖人物朱利娅传递了5万美金的“救命钱”。这笔钱后来被用作向纳粹官员行贿，以帮助被囚禁的犹太人免遭杀身之祸。赫尔曼的这段经历，以及她与朱利娅之间的动人友情(朱利娅事后不久被纳粹杀害，成为一名烈士)随着《邪恶的日子》的出版在美国广为流传。1977年，以赫尔曼回忆录为创作基础的电影《朱利娅》上映后，全美国人都称赫尔曼是“美国的良心，是偶像破灭时代里的一尊偶像，也是捍卫正直和勇气的坚强哨兵”。
在赫尔曼控告麦卡锡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赫尔曼的那段“生死历程”完全是照搬了一位叫加德纳的女护士的故事，她们两人是同一个著名律师的客户，而这位律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传话机”，他曾把加德纳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赫尔曼，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赫尔曼在自传中竟然把自己化身成了加德纳。当然，麦卡锡和大众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她所提到的赫尔曼文章中的谎言，是指她作品的基调给人不可信及虚假的感觉，“我看到就讲出来了”。1984年，随着赫尔曼的去世，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天主教少女的回忆
麦卡锡的童年经历被她写进了《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这本自传中。这是她第一次揭开那个痛苦的疮疤。
她是个可怜的女孩，6岁时，父母就因1918年的那场全美国范围内爆发的流感双双去世，她和3个哥哥被寄养在教父的父母家中。然而，这对老人却是那种冰冷、严厉得类似虐待狂一样的监护人，直到被爷爷奶奶救出来后，她才算是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她曾借小说集《伙伴》的女主人公梅格之口表达了这段童年经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她独特的悲剧是，她的脾气无法接纳她的经历，早年那种原始的戏剧性，日夜令她怀疑主义的、平凡无奇的智力感到侮辱。”
麦卡锡共有过4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位演员。第二任丈夫是著名的作家和一流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跟威尔逊结婚一周后，麦卡锡开始尝试创作小说，她一直认为是威尔逊将她变成了“有创意的”作家：“他让我在房间里坐下来，并且告诉我我拥有创作的才华，不仅是以丈夫的口吻，而且是以美国首席批评家的权威身份。如果他不曾牢牢地关上他引导我进入的房间之门，我就不可能成为你现在正在读的‘玛丽麦卡锡’。”于是，麦卡锡第一次写下了那段痛苦的往事，这也开启了她日后自传性写作的序幕。晚年，她还曾用15年时间写下了三大卷的回忆录。喜爱她的读者都说，这些回忆录所展现的麦卡锡本人比她的作品更具吸引力。
麦卡锡的最后一位丈夫，是一名法国外交官，她和对方在巴黎生活了几十年。1980年，麦卡锡的一位崇拜者经友人介绍在她巴黎的寓所跟她见了面，并参加了几日后在那里举办的宴会。这位崇拜者多年后在纪念麦卡锡的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那里我遇到了80年代典型的流亡场面：20年代俄国移民垂垂老矣的后代，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的伯爵遗孀，专事收集印花并追随巴黎歌剧院主要演员以及芭蕾舞团年轻舞蹈演员的风流韵事的美国有钱单身汉。空气中充满了迷人的颓废气息。令人惊讶的是，麦卡锡的法语发音惨不忍闻，虽然她法语很好，还做过翻译。我吃惊地发现，在巴黎呆了几十年后，她居然还如此美国化。”他接着描述当时的心理活动：“我终于明白了她逐渐隐退的原因，只有纽约放荡不羁的癣性才能滋养她的想象力”。
格雷厄姆·格林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的生活资本。麦卡锡的不幸童年给了她尖刻的嘲讽态度，讽刺是她的媒介，她以此观察社会，记录美国一代人的生活。她这样形容自己笔下的世界：“闹剧的世界是一种道德的地下世界，一个欢乐的、明亮的地狱，在那里。堕落归根结底仅仅是可笑的失误。”
麦卡锡1989年因肝癌逝世，一生共写了21部小说、4部自传和无数篇书评、文评及政治评论。她去世后，其作品不断被重新出版，但她的时代显然早就过去了，如今人们还能记住的，是她尖刻、嘲讽的风格和处世态度。毕竟，这才是独属于她的、能够永远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