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老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辞海》二○○九年版的编纂出版工作在新任主编陈至立同志的领导下也已经完成并面世了。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夏征农同志。
　　最早聽人说起夏征农这个名字还是在我的中学时代,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夏老的儿子夏晓鲁与我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学念书。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夏晓鲁有极好的身体素质,是当时学校的体育尖子,很受同学们的瞩目。一九六六年初,“文革”风烟将起,学校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对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初中学生来说实在是迷茫得很。“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不久,同学之间纷纷在传“夏晓鲁的父亲、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被打倒了,原因是一贯‘右倾’,反对江青”。之后,我的许多同学的父母也相继被打倒了,从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了夏老被罢官的原委。
　　一九六五年六月,夏老在上海抓华东地区京剧汇演,江青此时正在上海搞她的“样板戏”,江青对京剧汇演丝毫不感兴趣,要夏老抓“样板戏”。对此,夏老把江青的话顶了回去,说:“我们只能搞半成品,搞好后再给你去搞成样板戏吧。”不仅如此,夏老还在京剧汇演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人士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这下可惹恼了江青,事后江青向华东局负责同志提出要免去夏老的部长职务,由张春桥接替。
　　同年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夏老其时正在南京,他读后认为,姚文元文章的结尾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太过分了,并打电话给华东局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说:“做出这样的结论,谁还敢参加讨论?”回到上海后,夏老对华东局要求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不以为然,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这下夏老又一次触犯了江青。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老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夏老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从夏老在“文革”中被罢免的前后经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共产党人坚守真理、坚持原则的铮铮铁骨。
　　第一次与夏老面对面接触还是在一九八九年,我当时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一天接到夏老秘书的电话,说夏老约我和上海三联书店总经理林耀琛同志去谈一套理论读物的策划想法。在讨论中,夏老说道,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等等,成了部分青年学生的日常话题,也频频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报刊上,这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那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夏老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建党起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就从来没有迷惘动摇过,当然不会因为苏东之变而移易理想和信念;但是苏东剧变提醒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夏老认为,应该从人类社会变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简单地从教条出发去实践社会主义。从夏老的一席谈中,我感受到了夏老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风范。他既有坚定的信仰和理想,从不放弃原则,又能秉持与时俱进的开放胸襟,拒绝僵化,反对教条,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迎接理论的挑战,解答社会各界的疑问。他认为那些希望放弃社会主义选择,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积淀。当时夏老已是耄耋之年,但头脑却十分冷静和清醒,在时代潮流清浊交织的时候,不随俗,不孤高,而是为党和人民擦亮理论的明灯,照亮历史的前程。这令人佩服,这种境界恐怕不是单靠读书思考写文章能够抵达的,还需要经历复杂的时代风云的颠簸历练而成。在夏老的组织和指导下,上海三联书店后来出版了“时代新论丛书”,作为主编,夏老亲自为这套丛书撰写了序言。
　　记得是一九九五年,夏老约我去他家谈出版他的文集的事宜。我有幸与夏老抱膝而坐,聆听夏老娓娓细说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学问、人品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在编辑出版夏老文集的过程中,我系统地通读了夏老各个时期的文章,其中既有理论文章,也有诗歌、小说、戏剧,还有散文、随笔等,涉及的内容既有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述,也有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还有对大众关心话题的解释。通过这些文章,我不仅了解了夏老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不同主题的真知灼见,而且越发感受到他在各个历史关头之所以都能“耳聪目明”,勇于探索,敢于担当,是因为他善于思考,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同时致力于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夏老的文章,不仅理论著述是这样,文艺作品也是如此。每篇小说,每首诗歌,都是现实的反映,针对现实,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爱憎分明,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夏老在政治上的“定力”还集中体现在他主持四个版本的《辞海》编纂工作上。《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同志曾多次向我谈起一九七八年的故事。当时夏老以七十五岁高龄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倡导“求实”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事求是成了解决《辞海》编纂中各种问题的钥匙。夏老就是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典范。比如,从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一九六五年的“未定稿”和“文革”中的“修订稿”。在编纂《辞海》一九七九年版时,遇到了采用哪个版本的问题,夏老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为基础。这一“定调”,保证了一九七九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也为出版界拨乱反正开启了先河。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市场,于是,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摆在了编辑部的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些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涉及台湾的条目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物怎么写?夏老凭着长期革命斗争的敏锐和坚定,果敢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为此,《辞海》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去北京,就有关问题听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未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巢峰同志在夏老和罗老的支持和鼓励下起草了一份《〈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八条三十九款,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左”的提法和观点。对这份意见也有不同的声音,领导部门又不愿意轻易表态,夏老听了汇报后当即说道:“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今天 回头再看当年夏老、罗老和巢峰同志对于《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重大政治条目的把握,不得不惊叹他们的眼光和尺度,这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开放无私的胸襟啊。
　　一九八一年初,新版《辞海》出版一年多,夏老就确定要“十年修订一次”。他高瞻远瞩,指出:“《辞海》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故纳新的问题。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故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此,有了《辞海》一九八九年版、一九九九年版和刚刚问世的二○○九年版,有了“求实”和“求新”的辞海风格,使《辞海》得以公正权威、常出常新,成为广大群众最为信赖的大型工具书。
　　夏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回想起他的事迹,重读他的文章,仍然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