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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母亲快乐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是最支持他的人。“我需要200元钱，去成都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想当演员的想法被哥哥泼了冷水之后，王志文找到了母亲。“算我借的，今后还您”，母亲听了有点儿难过，“怎么能说借呢?有理想就尽量去实现吧。”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1984年，母亲的月工资是50元，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当演员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让母亲快乐。父亲因为遭遇车祸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王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变故，母亲一下接受不了，经常一个人悄悄流泪。家里我最小，总想替她分担一点儿，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摸着黑往母亲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泪水，我后边的觉就睡不踏实了，如果她脸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为了不给母亲增加烦恼，他偷着涂改打了红叉的考卷，摹仿妈妈签名。还经常站在她跟前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或者“浪奔，浪流……”，是希望母亲解开愁眉，露出笑容。
因为母亲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对，到火车站买好了票。18岁的王志文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成都，为了省钱，他坐的是硬座，从上海去成都需要三天两夜。他随身带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布包，里面是干粮、水杯和妈妈准备的盒饭。
在火车上，因为空气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练地拿出报纸，捏成团，塞进鼻孔。坐累了，就站着。车厢里空气浑浊，人声嘈杂，味道难闻。到晚上了，他就拿两张报纸钻到座位底下躺下，看着一双双腿和脚，却怎么也睡不着。到了成都寄宿老师的亲友家，每天给母亲写信汇报进展。在成都的两周，他写了12封家信。
回到上海以后，在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回想当年的考试经历，王志文说：“18岁的时候选择演员作为职业，当时我并没料到它带来的名和利。那个时候，人对钱还没有这么明晰的认识，人们认为名和钱是很庸俗的东西。”
在北京学习工作10年以后，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王志文回到了上海。一回上海，他就给母亲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则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他三天两头去和母亲吃饭聊天。后来，由于母亲缺乏“安全感”，王志文决定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把她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每天能够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见我，我想会好一些”。
王汝刚是在《红粉》片场结识王志文的，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有了交往。在王志文30岁生日那天，他应邀出席宴会，第一次见到王志文的母亲，才知道王志文的身世。“那天，他说三十而立，拥抱他妈妈，眼睛里全是眼泪。他是一个细腻、重感情、懂得体贴的上海好男人。”
母亲酷爱吃大闸蟹，但她嫌贵，尝了一只之后就连说饱了饱了，有天，王志文就骗她说附近有家店在打折，20块一只，带她去吃。她问旁边服务员多少钱一只，人说20。她一听乐了，凑到王志文的耳边说：“那就再多要几只……”王志文跟母亲相处的原则就是：报喜不报忧，所有不如人意的消息，一律结束在和她见面之前。王志文至今保存着父母结婚时的家具，父亲做的椅子，童年用过的碗……他需要适时看到它们。
想做一个好演员
王志文演艺生涯的第一次打击来自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师。在秦皇岛的海边，徐老师和王志文在海边散步，徐老师对他说：“下学期我就不教你们了，志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文化课很好，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们招你进来是让你来当老师的，要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而且你做演员可能要吃点儿亏，要差点儿。”王志文听了当时一惊，回答说：“我当不了演员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着我可以成为好演员，再说，我还没有演过戏，我怎么能够教学生表演呢?”徐老师的话像子弹一样打在了王志文身上，也激起了他身上顽强的意志：一定要当一个好演员!
不仅如此，就连给王志文讲专业课的老师也感到纳闷，王志文的作业为什么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让其他同学担任主演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师就忍不住问他：“你怎么像一个导演，你编的小品和片断都被别人接受了，你应该在这里面当主角，为什么老是在自己创作的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呢?”王志文的回答是：“在我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扮演主角。”正因为如此，王志文在成名以后，仍然会像接一部戏的主演那样认真地去演一个戏里的配角。
另外一次打击来自大四。一位叫张军钊的电影导演，请王志文在他导演的电影《弧光》中担任男主角。结果电影拍了一个月，导演对王志文说要换男主角，而且说他不会演戏。这件事对王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在《南行记》《皇城根》《过把瘾》中有了精彩发挥，作为演员的王志文才终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他的委屈和内心的缺憾才补全。
做人要讲道理
毕业之后，王志文分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工作。生活环境特别差，一间小屋两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断，他占2／3，留给志文1／3的面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了多年。
按照工龄，王志文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但是当学校通知他参加评级，但评级要经过开会、填表，他决定放弃评选。原因很简单：“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要填无数张表，开无数个会，我宁愿不做这个事。”
王志文在乎的是原则：某年中戏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资历，应该在分房之列，但是却没有给他分。王志文很不高兴，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我是中戏的人，每部戏都给学校交劳务费，接每部戏都是公司先找学校签，然后再来找我，这是我一贯的做法。我這样做了，你就没有权力不给我分房子，不能无视我的存在。
很快，中戏分给他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钥匙后的一个月，王志文又把房子钥匙退回给了院长。院长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给你的房子怎么给退回来了?”王志文回答说：“分不分，这是你们的事，要不要，这是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用不着，搁在我这儿浪费，我相信学校很多人期待着这房子，这房子可以给他们。” 王志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人要讲道理。
做名人不易
没有成名的时候总想着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烦恼。红火以后的王志文，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不适应生活的变化。“人们会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打一个电话，我没给你回无所谓的，不回就不回了呗。但是，因为我成名了，我没回这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事。”
有趣的是，从一些报刊上读到的王志文跟现实中相处打过交道的王志文，是两个截然不同、差异很大的形象。王志文说：“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我的同学、老朋友，他们知道我在出名之前与出名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拍《红粉》的时候，有一位自称是第一个写文章捧王志文的记者，帮助一家南方媒体约王志文写专栏，被王志文婉拒以后，该记者对王志文说：“我准备再捧出一个你这样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中国有这人吗?”该记者觉得王志文不给自己面子，遂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大骂王志文忘恩负义，还找了一帮在媒体工作的哥们儿，要联合起来封杀王志文。
还有一家合肥的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硬安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大发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德行如何如何坏”的议论。王志文选择的是为名誉打“一元钱索赔”官司，结果是那张报纸公开道歉，不痛不痒赔几个钱，发行量却长了好多倍。
后来发生的“名片事件”(“名片事件”发生在拍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时，一个记者在片场要求采访王志文。当时导演喊大家快准备，王志文让记者等拍完片再谈。休息时王志文嘴里一直嚼着口香糖，他要把口香糖处理掉，摸兜里没有纸，就把那名记者刚给的名片摸出来了。虽然当时王志文当面道歉了，还是引发了媒体的炮轰。)让王志文选择了远离媒体，专门找跟演艺圈和媒体不沾边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发泄和释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个性里就好这份狂，从事这种职业更不能总压抑自己”。
如今，王志文已人到中年，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爱上高尔夫。他的作品在银幕荧屏间传递，他的个性通过各种所谓事件彰显，他与某类媒体、某类制片方的不相融类似鸡同鸭讲的不幸，也有双方思维、行事的惯性。
导演黄建新说，他不喜寒暄、说场面话，他眼里有是非，须有深度沟通才能与他成为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他是轻松的、有趣的、重情的。
2012年4月8日，北京，2011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庆典上，90多岁的蓝为洁(汤晓丹夫人)拉着王志文的手说：“我就喜欢你，没脾气能叫艺术家吗?”
20多年来，母亲时常对他说：“你脾气要好一点儿。”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是最支持他的人。“我需要200元钱，去成都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想当演员的想法被哥哥泼了冷水之后，王志文找到了母亲。“算我借的，今后还您”，母亲听了有点儿难过，“怎么能说借呢?有理想就尽量去实现吧。”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在1984年，母亲的月工资是50元，这基本是家里的全部收入。
想当演员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让母亲快乐。父亲因为遭遇车祸很早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王志文在家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变故，母亲一下接受不了，经常一个人悄悄流泪。家里我最小，总想替她分担一点儿，有时候夜里一觉醒来，摸着黑往母亲眼睛上摸一摸，如果全是泪水，我后边的觉就睡不踏实了，如果她脸上是干的，我就安心了。”
为了不给母亲增加烦恼，他偷着涂改打了红叉的考卷，摹仿妈妈签名。还经常站在她跟前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或者“浪奔，浪流……”，是希望母亲解开愁眉，露出笑容。
因为母亲的支持，哥哥不再反对，到火车站买好了票。18岁的王志文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成都，为了省钱，他坐的是硬座，从上海去成都需要三天两夜。他随身带着一个叮当作响的布包，里面是干粮、水杯和妈妈准备的盒饭。
在火车上，因为空气干燥，王志文流了很多鼻血，他熟练地拿出报纸，捏成团，塞进鼻孔。坐累了，就站着。车厢里空气浑浊，人声嘈杂，味道难闻。到晚上了，他就拿两张报纸钻到座位底下躺下，看着一双双腿和脚，却怎么也睡不着。到了成都寄宿老师的亲友家，每天给母亲写信汇报进展。在成都的两周，他写了12封家信。
回到上海以后，在暑假过了一半的时候，王志文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回想当年的考试经历，王志文说：“18岁的时候选择演员作为职业，当时我并没料到它带来的名和利。那个时候，人对钱还没有这么明晰的认识，人们认为名和钱是很庸俗的东西。”
在北京学习工作10年以后，为了照顾年老的母亲，王志文回到了上海。一回上海，他就给母亲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己则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工作以外，他三天两头去和母亲吃饭聊天。后来，由于母亲缺乏“安全感”，王志文决定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把她接过来一起住，这样每天能够看到她，她也能每天看见我，我想会好一些”。
王汝刚是在《红粉》片场结识王志文的，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有了交往。在王志文30岁生日那天，他应邀出席宴会，第一次见到王志文的母亲，才知道王志文的身世。“那天，他说三十而立，拥抱他妈妈，眼睛里全是眼泪。他是一个细腻、重感情、懂得体贴的上海好男人。”
母亲酷爱吃大闸蟹，但她嫌贵，尝了一只之后就连说饱了饱了，有天，王志文就骗她说附近有家店在打折，20块一只，带她去吃。她问旁边服务员多少钱一只，人说20。她一听乐了，凑到王志文的耳边说：“那就再多要几只……”王志文跟母亲相处的原则就是：报喜不报忧，所有不如人意的消息，一律结束在和她见面之前。王志文至今保存着父母结婚时的家具，父亲做的椅子，童年用过的碗……他需要适时看到它们。
想做一个好演员
王志文演艺生涯的第一次打击来自大一的班主任徐老师。在秦皇岛的海边，徐老师和王志文在海边散步，徐老师对他说：“下学期我就不教你们了，志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文化课很好，字也写得很好。所以你要做好准备，我们招你进来是让你来当老师的，要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而且你做演员可能要吃点儿亏，要差点儿。”王志文听了当时一惊，回答说：“我当不了演员你招我干什么呢?你招我就意味着我可以成为好演员，再说，我还没有演过戏，我怎么能够教学生表演呢?”徐老师的话像子弹一样打在了王志文身上，也激起了他身上顽强的意志：一定要当一个好演员!
不仅如此，就连给王志文讲专业课的老师也感到纳闷，王志文的作业为什么自己不演主角，老是让其他同学担任主演呢?这样的次数多了，老师就忍不住问他：“你怎么像一个导演，你编的小品和片断都被别人接受了，你应该在这里面当主角，为什么老是在自己创作的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呢?”王志文的回答是：“在我这个故事里，我觉得其他人比我更适合扮演主角。”正因为如此，王志文在成名以后，仍然会像接一部戏的主演那样认真地去演一个戏里的配角。
另外一次打击来自大四。一位叫张军钊的电影导演，请王志文在他导演的电影《弧光》中担任男主角。结果电影拍了一个月，导演对王志文说要换男主角，而且说他不会演戏。这件事对王志文刺激很大。直到在《南行记》《皇城根》《过把瘾》中有了精彩发挥，作为演员的王志文才终于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他的委屈和内心的缺憾才补全。
做人要讲道理
毕业之后，王志文分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工作。生活环境特别差，一间小屋两人合住，另外一位先生就在屋子里打隔断，他占2／3，留给志文1／3的面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了多年。
按照工龄，王志文早就应该是教授了。但是当学校通知他参加评级，但评级要经过开会、填表，他决定放弃评选。原因很简单：“因为开会是我厌恶的事，填表也是我不喜欢的事，如果我为了一个职称，评一个一级演员、教授，要填无数张表，开无数个会，我宁愿不做这个事。”
王志文在乎的是原则：某年中戏分房子，按照王志文的资历，应该在分房之列，但是却没有给他分。王志文很不高兴，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大意是——我是中戏的人，每部戏都给学校交劳务费，接每部戏都是公司先找学校签，然后再来找我，这是我一贯的做法。我這样做了，你就没有权力不给我分房子，不能无视我的存在。
很快，中戏分给他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拿到钥匙后的一个月，王志文又把房子钥匙退回给了院长。院长表示非常不理解：“分给你的房子怎么给退回来了?”王志文回答说：“分不分，这是你们的事，要不要，这是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生活，北京的房子用不着，搁在我这儿浪费，我相信学校很多人期待着这房子，这房子可以给他们。” 王志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人要讲道理。
做名人不易
没有成名的时候总想着成名，成名以后有很多烦恼。红火以后的王志文，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不适应生活的变化。“人们会在你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打一个电话，我没给你回无所谓的，不回就不回了呗。但是，因为我成名了，我没回这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事。”
有趣的是，从一些报刊上读到的王志文跟现实中相处打过交道的王志文，是两个截然不同、差异很大的形象。王志文说：“跟我相处时间比较长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我的同学、老朋友，他们知道我在出名之前与出名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拍《红粉》的时候，有一位自称是第一个写文章捧王志文的记者，帮助一家南方媒体约王志文写专栏，被王志文婉拒以后，该记者对王志文说：“我准备再捧出一个你这样的明星。”王志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中国有这人吗?”该记者觉得王志文不给自己面子，遂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大骂王志文忘恩负义，还找了一帮在媒体工作的哥们儿，要联合起来封杀王志文。
还有一家合肥的报纸，把别人干的事儿硬安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大发了一通“某些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德行如何如何坏”的议论。王志文选择的是为名誉打“一元钱索赔”官司，结果是那张报纸公开道歉，不痛不痒赔几个钱，发行量却长了好多倍。
后来发生的“名片事件”(“名片事件”发生在拍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时，一个记者在片场要求采访王志文。当时导演喊大家快准备，王志文让记者等拍完片再谈。休息时王志文嘴里一直嚼着口香糖，他要把口香糖处理掉，摸兜里没有纸，就把那名记者刚给的名片摸出来了。虽然当时王志文当面道歉了，还是引发了媒体的炮轰。)让王志文选择了远离媒体，专门找跟演艺圈和媒体不沾边的朋友交往，在安全的地方发泄和释放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个性里就好这份狂，从事这种职业更不能总压抑自己”。
如今，王志文已人到中年，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爱上高尔夫。他的作品在银幕荧屏间传递，他的个性通过各种所谓事件彰显，他与某类媒体、某类制片方的不相融类似鸡同鸭讲的不幸，也有双方思维、行事的惯性。
导演黄建新说，他不喜寒暄、说场面话，他眼里有是非，须有深度沟通才能与他成为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他是轻松的、有趣的、重情的。
2012年4月8日，北京，2011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庆典上，90多岁的蓝为洁(汤晓丹夫人)拉着王志文的手说：“我就喜欢你，没脾气能叫艺术家吗?”
20多年来，母亲时常对他说：“你脾气要好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