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要追溯到1986年的一次特殊旅行。自柏林墙建起之后，默克尔虽然在精神上从未属于过民主德国，耳濡目染的资讯也几乎都来自联邦德国，但她确实长期没去过西德了。1986年，住在汉堡的堂姐要举行婚礼，默克尔因此有机会获批前往联邦德国，来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参加婚宴。
　　关于这场婚宴，对私人历史极为谨慎的默克尔从未透露过具体的细节，只是偶尔说起联邦德国的城际火车很干净，令她感到舒适。但这趟旅行显然带给了她更多其他的亲眼看见的震撼，让她在回到民主德国之后，开始选择放弃平稳的道路，走向从政的旅途。
　　衰退中的民主德国，各种党派正在冒出新芽。默克尔的入场，选在了这个极佳的时机，并在此后“火速上升”。
　　这其中多少有点幸运的成分。比如，“民主觉醒”所结盟的基民盟东德分部“意外”赢得大选，随后默克尔被指派为东德“民选总理”德梅齐埃的发言人的助手。这位发言人特别害怕乘坐飞机，所以有一次，陪同东德总理出访的任务就落在了默克尔头上。这给了她表现自己实力的机会，随后，她成为最后一届民主德国政府的副发言人。

自她做发言人开始，有关其服装和装扮的讨论始终绵延不绝，而默克尔常年以一袭外套长裤、站立时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的固定形象示人，作为某种无声的反击。

　　两德统一前后，默克尔所在的“民主崛起”被基民盟合并，默克尔通过竞选成为代表基民盟的联邦议员，跟着进入科尔内阁，火速升为基民盟副主席。此后，默克尔先后兼任妇女部长和环境部长。
　　除了与职位匹配的能力，她被选中更多是源于其“女性 民主德国居民 新教徒”的多重身份。科尔总理（男性 联邦德国居民 天主教徒）是有名的“比例代表制专家”，默克尔的复合背景迎合了彼时的社会浪潮。
　　但在男性语境的政坛中跋涉的默克尔，又绝非只有性别和背景带来的某种幸运。《明镜》记者亚历山大·奥桑记下了自己第一次采访有默克尔出席的会议时感受到的震撼一幕。“第一次会面，大家觉得她是东区的菜鸟。”一屋子傲慢的、带有天然优越感的“西区”男性，等待默克尔如何化解眼前略显尴尬的空气。
　　默克尔走进来，没有坐在为她预留的位子上，而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位子，我想更换一个。”于是，所有人不得不起身，在她的注目下重新调整座位。按照她的要求再次坐下的时候，这些几分钟前还十分傲慢的人，纷纷如同被更具智慧的人“戏弄”般泄了气。“我当时的反应就是‘WOW’！”亚历山大·奥桑说。
　　这种不卑不亢、知所进退的态度，也体现在默克尔面对大众施予女性政治家的衣着焦虑的反应上。自她做发言人开始，有关其服装和装扮的讨论始终绵延不绝，而默克尔常年以一袭外套长裤、站立时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的固定形象示人，作为某种无声的反击。
　　2011年默克尔访美时，与同样喜爱穿套装、配长裤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拍了一张合照，经《法兰克福广讯报》的裁剪在头版刊登。照片里，看不到两位女性政治家的脸，只看到双手交叉、穿着不同颜色套装的腹部和大腿。默克尔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其制作成剪报，装裱起来送给希拉里。这张照片无声地宣告着她的主张—“服装和外表并不重要，请集中精力在我所做的事情上。”

“起步对，步步皆对”

　　除了民主德国带来的标签，默克尔自身的性格倾向、科学家的身份和较长时间的科研生活，也塑造了她极为鲜明的个人处事和执政风格—崇尚科学的方法。
　　科学所包含的审慎、秩序，几乎贯穿了默克尔所有的人生选择。比如，她的第一次婚姻—这个如今以姓氏“默克尔”为遗留物的婚约，是为了可以在当时分到一间单独的公寓；而作为德梅齐埃政府副发言人的时候，她就以对“厨房内阁”作简报时的精悍著称—比起其他的发言人，她总可以用最妥帖的次序、最实用的取舍，来精选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部分。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这样评价默克尔：“她总是令我感到震撼，她总是沉着冷静，极度认真，处理政策问题的表达方式极具逻辑。”

　　默克尔的另一个“信条”，是严格遵循秩序，缜密制定计划。崇尚计划的缘起，或许也可以向她的孩提时代寻求解答：因为成长期间的“一个问题”，她在跑步及上下楼梯的过程中都很不顺利，算得上是一个“运动白痴”。为了避免尴尬和麻烦，她需要严格要求自己避免不必要的张望，专心探看脚下的路，每一步都要在计划内完成。
　　对计划的崇拜可能令生活毫无惊喜，但她并不介意。比如，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她已经在想“我需要知道会收到什么礼物”，以及到时作何种反应。这似乎是无趣的，但“使我的人生保持井然有序、避免混乱，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无论是竞选、接受任命，还是如今的演讲，每每站在台上，接受欢迎，听着掌声雷动，再等待长时间的掌声止息，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窘迫的煎熬。

　　就连自己的“业余爱好”—观看歌剧这件事，她也能够在那些悲怆的、暗指命运的悲剧故事里，找到遵循计划的“旁证”：《尼伯龙根的指环》带给默克尔的思索是：“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错了，或许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是永远都不会回到好的结果上来。”评价瓦格纳的戏剧，她认为“事情无法从出口倒转回来。起步对，步步皆对”。
　　起步对，步步皆对。先按兵不动，看看在发生什么，绝不贸然行动，然后针对现状详细计划，有条理、从容不迫地行进，是默克尔的准则。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任何人都有理由冲破规矩“闹一闹”的混乱一日，默克尔没有取消与朋友一起洗桑拿的约定。她在桑拿房中一直呆到了晚上9时，才跟随热闹的人群去西柏林瞧了瞧，最后，在一片欢腾中转身回了家，理由是“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

女总理的背面

　　如果有什么能让默克尔愿意为“计划”让步，那一定是实用主义。假如能够更快地达成目的、到达终点，那么中间的细微之处，她可以接受相对的意外和妥协。
　　在从政生涯初始的1995年，那个令她大放异彩的柏林气候会议上，默克尔做了一次关于“计划为实用让步”的极好展示。在这场关于制定下一阶段气候政策约束性任务的漫长拉锯中，作为中间人的默克尔将会议一分为二，自己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发达国家两个阵营间奔走，来回磋商，最终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柏林指令”。
　　在这场会议中，默克尔展示了政治的线性可能：谈判可以循序渐进，只要事情是“向前”的，就无须按照教条。“只要能向前一步，就可以妥协”，这次成功的经验也影响着未来总理默克尔的外交风格：如果自己与对方不同的见解之间有那么一个“中间点”，且大家都能接受的话，她会高高兴兴地采用这个中间点，妥协一部分苛求，来避免可能到来的冲突或满盘皆输。
　　计划、运筹和斡旋是默克尔的强项，而她不够擅长的则是“登台”。无论是竞选、接受任命，还是如今的演讲，每每站在台上，接受欢迎，听着掌声雷动，再等待长时间的掌声止息，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窘迫的煎熬—她不习惯置身于这种热闹当中。

她想陪着科学家丈夫绍尔去南非之类的地方做研究，想去学习法文，想去美国一段时间，或者只是无所事事地窝在家里—但无论如何，她都希望卸下公职时，能是在某个依旧可以肆意生活的年纪。

　　于是，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也能窥见这位总理的不适—她习惯两手搭在一起，形成“菱形手势”来缓解紧张。在今年2月11日的一个视频中，她结束在德国联邦议院演讲后回到座位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口罩还落在演讲台上，又赶快起身去取。神情中短暂的惊慌、微微摇头的肢体语言，传递着诸多“社恐”族熟悉的尴尬。
　　如今叱咤风云的总理默克尔，有没有想要放弃从政的时刻？
　　1993年，为了逃避内心的挣扎和眼前的现实，默克尔到加州的西海岸度假，希望“有助于摆脱现实环境”。她一口气休假了4个星期，忽然发现，喧嚣的、意外的从政之旅，让她身上逐渐产生了一些特质：缺乏耐性、不善倾听、没办法认真完整地读完一本书……这让她懊恼。“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将像现在这样度过。”
　　1997年，她再次表示：“我真的一直期待，这种充满压力的日子有一天会结束。高质量的生活对我而言，应该是在家里做菜，并且可以順应家人调整自己的行程。”
　　她认真地考虑过在适当的时候退出政坛，去过想象中的那个高质量的、不一样的人生。她想陪着科学家丈夫绍尔去南非之类的地方做研究，想去学习法文，想去美国一段时间，或者只是无所事事地窝在家里—但无论如何，她都希望卸下公职时，能是在某个依旧可以肆意生活的年纪，不要是“一个半死的废人”。
　　但显然，她还是没能如愿，如今，2021年，67岁的她依然需要攥着拳头，控制着身体的颤抖，尽力与突如其来的疫情、变化多端的国际关系对抗，被计划外的危机锻造，再张开手臂，保护她的国民。
　　（参考资料：斯蒂凡·柯内琉斯，《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中信出版社；海尔福·伯尔曼，《直面寒冰：默克尔的德国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阿兰·克劳福德，《安格拉·默克尔：危机锻造出的首相》，彭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