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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邦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实践为德国央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德国通过强势货币的币值稳定，保持较低的通胀水平，推动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当前欧元区经济体制架构整体上沿袭了原联邦德国的模式，继续推行紧缩导向的政策实践，德国在这一制度下继续享受紧缩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德国这一政策模式也被称为“竞争性通缩”模式，是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是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和宽松刺激模式的突破。
关键词：竞争性通缩；新自由主义；央行独立性；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7-0025
一、“竞争性通缩”的提出及概念辨析
（一）“竞争性通缩”概念的提出
德国央行将“控制通胀”几乎视为唯一的政策目标，亦即所谓的“维护货币稳定”，并不直接考虑经济增长和增进就业等目标。德国央行同联邦政府之间一度发生较大争执，德国央行为此名声大噪，最终形成了德国央行特有的独立性。德国经济得益于德国央行的独立货币政策，尤其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德国政府更加意识到通胀控制的重要性，并逐步认同央行的模式，执行相对偏紧的财政政策。受到低通胀水平的影响，德国国内平均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也较低，德国的竞争优势就此形成，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这种优势。尽管在欧洲汇率体系内其他币种屡经贬值，但始终未能形成对马克的竞争优势，反而越来越受制于德国马克。这一背景下，时任法国财长的特里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先提出“竞争性通缩” （Com petitiveDisinflation）的概念，用来形容德国政策模式的竞争优势。
Fitouss等（1993）②首次对“竞争性通缩”的概念加以系统概括，认为“竞争性通缩”是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紧缩的模式，通过低通胀提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竞争力。Fitouss认为德国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德国就业和出口经济竞争力带来了有效的提升，并从法国的政策实践角度阐述法国推动“竞争性通缩”的历程。Ben Cliff（2005）③等学者将这一过程进一步简述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率高的国家产成品价格也相对较高，商品竞争力降低。这一背景下，商品需求量的减少引起失业的增加。就业市场再通过劳动力供需关系压低平均工资水平，降低通胀形式，竞争力恢复。”
（二）“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基本逻辑分析
从国际收支或“巴萨效应”角度分析“竞争性通缩”模式，可以发现德国长期贸易盈余以及劳动力生产率持续上升并没有导致实际有效汇率明显升值。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竞争性通缩”模式下长期维持的较低的通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德国在创造大量贸易盈余的同时，并没有因为资本流入而使本币大幅升值。在低通胀压制实际有效汇率的同时，逐利资本在利差的推动下长期从德国流出实际上形成了德国马克和欧元区德国币值低估的重要因素。其次，低通胀预期对劳动力市场也形成了良好的成本抑制和价格指导作用，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通过价格信号作用对工会主导的集体工资定价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用紧缩的方式实现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低估，进而形成德国的价格竞争力优势。二战后德国成功的政策实践体现了“竞争性通缩”的基本逻辑。与Fitouss等人的观点有所区别，本文认为财政政策的紧缩实质上是服务于货币政策的紧缩，是联邦银行货币政策执行的结果。在“竞争性通缩”模式下，财政政策的紧缩应该纳入到货币政策体系的框架内。低通胀作为货币政策和政府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竞争性通缩”模式下起到过渡性和中枢性作用，低通胀作为政策模式的结果，也是进一步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的原因。
采用“竞争性通缩”的国家有助于工资增长得到有效抑制，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和加入欧元区之初的德国即是很好的例证。法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也通过这一模式实现通胀和工资水平的降低。后续的研究表明，“竞争性通缩”模式更多地体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突破，限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对经济进行干预，更好地发挥稳定预期下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竞争性通缩”与“竞争性贬值”的异同比较
“有竞争力的通缩”模式不同于“竞争性贬值”，前者抛弃了后者惯用的通过持续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的做法，而是在保持本币名义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本国通胀水平，实现本国竞争力提升。低通胀水平除了压低实际有效汇率外，还通过政策机制或央行的信号渠道有效地影响工资的设定。
“有竞争力的通缩”模式下，政府不必要通过干预币值推动贸易经济的发展，而是在维持本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从实际有效汇率视角分析，“有竞争力的通缩”和“竞争性贬值”干预对出口竞争力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甚至前者可以比后者起到更为显著的效果，因为后者常常使得国内通胀形势无法得到控制。此外，由于“有竞争力的通缩”强调本国货币政策稳定，在不影响名义汇率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财政政策和保守的工资增长机制降低本国生产成本，其对外界产生的负面冲击要低于“竞争性贬值”。竞争性贬值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本币对外币名义汇率的贬值，促进本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常常招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造成国际金融动荡。
二、“竞争性通缩”的经济学属性及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定性
“竞争性通缩”模式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彻底打破了政府经济治理中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其强调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推动竞争力提升。
（一）新自由主义及主要流派的区分
凯恩斯主义后期出现两个基本流派，其中一个流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和演化而来，不断拓展和丰富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延续凯恩斯主义的学术生命。另一个派别则在同凯恩斯学派论战中形成，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特点。这两个派别本文分别称之为后凯恩斯派别和批判凯恩斯派别。 后凯恩斯派别逐步演化为众多流派，最典型的是汉森和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该流派主要成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的嫡传弟子琼·罗宾逊在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创立了“新剑桥学派”，该学派同样成型于五六十年代；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等人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经济学。
批判凯恩斯主义派别在1970年后迅速发展并发生了一系列分化，最初以弗里德曼货币学派为代表目前已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自由主义派别；随后货币学派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同时出现，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和费尔德斯坦等人为代表。除此以外，新自由主义学派还包括公共选择学派和现代产权学派等分支。
当然，新自由主义并非围绕凯恩斯主义而产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哈耶克便在欧洲推广他的自由经济理论，他的理论也被成为最彻底的自由学派。⑤几乎同时期，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伯凯和艾哈德等人开创了德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倡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流派也称为弗莱堡学派。
（二）弗莱堡学派的政策实践与德国式新自由主义
如上文所述，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具有自己典型的特征，不同于英美主要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弗赖堡学派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艾哈德作为弗赖堡学派的集大成者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在德国得以最大限度地推广，最终使得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竞争性通缩”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诸多方面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特征。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和所盛行的历史阶段都区别于英美等国。德国新自由主义以弗赖堡学派为基础，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战后被广泛运用于联邦德国的政策实践。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以“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等理论为支撑，盛行于五六十年代。政策实践主要集中于两次石油危机后，用于解决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涨”问题，撒切尔、里根和密特朗的政策实践是最典型的代表。
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发展和英美等国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德国式新自由主义思潮发展之初正是美国凯恩斯主义当道之时，1930年作为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从历史学派转向新自由主义学派，1937年《经济的秩序》出版意味着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正式诞生。⑥相比之下，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直接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两种思潮几乎同时在不同国家登场，但受到希特勒统治的影响，弗莱堡学派长期涣散，只到战后才发展起来。
德国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德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特征塑造了德国式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德国在其他西方国家普遍沉浸在亚当-斯密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之中时，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在战争动员、战争赔偿和战后重建等过程中几乎全面地控制了国民经济。新自由主义正是意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学术上主张远离国家干预，努力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三）德国式新自由主义与“竞争性通缩”的理论基础
“竞争性通缩”尽管不是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组成部分，但其成长的环境依赖于弗莱堡学派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竞争性通缩”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行为方式上更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
首先，“竞争性通缩”的政策模式所基于的央行独立性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央行政策制订过程中，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艾哈德在英美占领区始终担任要职，对央行制度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艾哈德作为项目负责人于1947年10月开始负责筹备美英占领区的货币政策改革，1948年3月成为美方经济区主席，全程推动货币和中央银行领域的改革。稳定通货被艾哈德视为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⑦在艾哈德的推动下，最终建立了保障德国联邦银行拥有高度独立性的法律基础，《联邦银行法》以稳定通胀为主要目标，保障了央行货币政策免受政府层面的干预。
其次，艾哈德在其代表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将“竞争”视作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心要义，认为竞争是获得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有效手段，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⑧尽管艾哈德没有定义竞争与竞争力之间的联系，但很显然，竞争力是经济体获得竞争胜利的关键和前提。在对外开放领域，艾哈德努力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对外开放和欧洲市场一体化建设。德国作为传统意义上对外贸易强国，出口经济表现出的竞争力符合艾哈德推动建立竞争机制的初衷。在艾哈德任职期间，德国的出口经济已经高度繁荣，在推动战后恢复和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功不可没，这是艾哈德式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如果将当前德国劳动力成本和低通胀视为市场竞争力的构成要素，那么艾哈德的早期政策设计对后来德国出口经济繁荣和竞争力优势的维持可谓功不可没。
再次，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过度干涉，认为国家应该通过有限度地、积极地、间接地干预保障自由竞争。欧肯认为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中职责应该是保障建立一种“竞争秩序”。若将整个经济体系比喻为一场足球赛，国家应该扮演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运动员。⑨国家不干预的政策主张对德国影响深远，为保证央行独立性，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目的是配合央行控制通胀，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后，政府和央行在维护物价稳定的优先性方面似乎达成了共识，政府也更倾向于认可通过物价稳定的手段可以获得比扩张性政策更多的实惠，因此对外货币政策谈判中，政府也充分考虑央行的建议，积极推行德国央行的制度框架。
三、“竞争性通缩”模式下政策互动及影响分析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形成具有典型的德国式特征，在央行独立性机制的影响下，除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外，政府财政政策扩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竞争性通缩”作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政府对经济的有限干预一起构成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要义。从本质上讲两者之间存在互融互补的联系。保守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背离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刺激扩大有效需求和推动就业增长的做法，而是通过两种政策的组合，形成了德国式竞争力的制度模式。 （一）央行货币政策实践与紧缩财政政策的形成
“竞争性通缩”的另一个特点主要反映在严苛的财政政策方面，为防止经济过度繁荣造成的通胀压力，德国政府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通过“联邦预算结余计划”减少流动性。除了两德统一，联邦政府财政政策在大多数时候都显得较为克制。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也将这一模式纳入到欧洲经济治理的基本框架中，加强对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限制。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主导的债务援助中，极力强调财政紧缩。实质上形成了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抑制，当前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模式已经提出质疑，认为赤字的削减通过增长刺激比削减财政本身更为有效，更具有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EMS体系内，德国政府也极力向其他成员国推行德国的模式，比如设定财政纪律限制，让德国央行参与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设计等。最终德国“竞争性通缩”的模式逐步形成了后来欧元区的政策模式，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当前背景下，德国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围绕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执。欧元区的救助，实质上也体现了德国“竞争性通缩”的理念，相比起通过增长减少赤字的理念，德国更主张通过减少支出和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行债务削减。为此，当前欧债援助国家普遍意义上进行的债务削减，都附加了具有“竞争性通缩”色彩的条款，比如削减财政支出、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等。
（二）央行独立性与实际有效汇率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基本逻辑是，在本币对外币名义汇率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本国劳动力成本或通胀水平，降低商品的实际有效汇率，从而达到提升商品竞争力的目的。这种情况在单一货币区内或固体汇率体系下表现更外明显。
原德国联邦银行依靠独立的货币政策创造了德国稳定的增长环境，德国平均通胀水平一直居发达国家最低水平，从实际有效汇率角度推动了货币的实质性贬值。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失去市场公信力时，新自由主义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央行和政府在长期的斗争和妥协中，最终形成了德国特有的“竞争性通缩”的货币政策模式，联邦政府也倾向于建立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对通胀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在财政政策方面采取较为保守的做法。德国紧缩型货币和财政政策非但没有削弱德国的经济增长，反而有力地提升了德国对外贸易，提高就业水平。不同于九十年代的日本等国，德国的低通胀不是简单的通货紧缩，其非但未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出口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三）央行及政府政策实践对劳动力工资形成的影响效应
按照工资设定的“黄金法则”，名义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货膨胀率。假设均衡汇率变化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名义工资增长率偏离黄金法则。则产品的市场定价也有可能偏离市场的正常价格，因此按照购买力评价测算的汇率也会产生偏离，进而可能产生汇率错位和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竞争。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德国出口竞争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受到央行紧缩政策的影响，德国国内工资增长受到较强的央行政策信号的指引，德国劳动力成本一直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充分考虑到工资上涨给出口产业及就业带来的影响。因此，不同于自由劳动力市场上通胀率与失业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德国低通胀并没有导致高失业率。与此同时，2000年以后，德国推动了“哈茨改革”，进一步激发劳动力市场活性，通过短时工作制及更灵活的雇佣关系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雇佣成本。此外，“竞争性通缩”对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工资设定也起到重要的影响，进而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企业认识到竞争性通缩性政策环境下，企业无法通过未来通胀上升或本币贬值获得收益补偿，因而在工资设定时显得格外谨慎。
正如凯恩斯所言，“在一个国际体系内，成员国总是可以通过比邻国更大幅度地削减工资的方式获得竞争力”。⑩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德国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低于欧盟其他成员国，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推动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产品国际需求上升，进而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国内更大规模投资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贸易和就业的增长。这种模式下，即便失业率上升，政府和央行依然不采取扩张的宏观政策，取得代之的是，通过干预工资改革，工会通过保守的集体议价策略限制企业的裁员。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就业水平，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经济增长避免受到因大规模失业带来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金融危机中，德国甚至通过减短工作时间阻止大规模裁员的现象。
四、总结
本质而言，德国“竞争性通缩”是一种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达到成本控制的政策模式。体现了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德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欧元时代，德国仍享受这一传统政策的制度红利，然而“竞争性通缩”模式并非适用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欧债危机救助过程中围绕“刺激”与“紧缩”的争执始终未能停歇，“竞争性通缩”在欧元区的适用困境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
关键词：竞争性通缩；新自由主义；央行独立性；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7-0025
一、“竞争性通缩”的提出及概念辨析
（一）“竞争性通缩”概念的提出
德国央行将“控制通胀”几乎视为唯一的政策目标，亦即所谓的“维护货币稳定”，并不直接考虑经济增长和增进就业等目标。德国央行同联邦政府之间一度发生较大争执，德国央行为此名声大噪，最终形成了德国央行特有的独立性。德国经济得益于德国央行的独立货币政策，尤其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德国政府更加意识到通胀控制的重要性，并逐步认同央行的模式，执行相对偏紧的财政政策。受到低通胀水平的影响，德国国内平均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也较低，德国的竞争优势就此形成，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这种优势。尽管在欧洲汇率体系内其他币种屡经贬值，但始终未能形成对马克的竞争优势，反而越来越受制于德国马克。这一背景下，时任法国财长的特里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先提出“竞争性通缩” （Com petitiveDisinflation）的概念，用来形容德国政策模式的竞争优势。
Fitouss等（1993）②首次对“竞争性通缩”的概念加以系统概括，认为“竞争性通缩”是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紧缩的模式，通过低通胀提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竞争力。Fitouss认为德国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德国就业和出口经济竞争力带来了有效的提升，并从法国的政策实践角度阐述法国推动“竞争性通缩”的历程。Ben Cliff（2005）③等学者将这一过程进一步简述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率高的国家产成品价格也相对较高，商品竞争力降低。这一背景下，商品需求量的减少引起失业的增加。就业市场再通过劳动力供需关系压低平均工资水平，降低通胀形式，竞争力恢复。”
（二）“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基本逻辑分析
从国际收支或“巴萨效应”角度分析“竞争性通缩”模式，可以发现德国长期贸易盈余以及劳动力生产率持续上升并没有导致实际有效汇率明显升值。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竞争性通缩”模式下长期维持的较低的通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德国在创造大量贸易盈余的同时，并没有因为资本流入而使本币大幅升值。在低通胀压制实际有效汇率的同时，逐利资本在利差的推动下长期从德国流出实际上形成了德国马克和欧元区德国币值低估的重要因素。其次，低通胀预期对劳动力市场也形成了良好的成本抑制和价格指导作用，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通过价格信号作用对工会主导的集体工资定价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用紧缩的方式实现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低估，进而形成德国的价格竞争力优势。二战后德国成功的政策实践体现了“竞争性通缩”的基本逻辑。与Fitouss等人的观点有所区别，本文认为财政政策的紧缩实质上是服务于货币政策的紧缩，是联邦银行货币政策执行的结果。在“竞争性通缩”模式下，财政政策的紧缩应该纳入到货币政策体系的框架内。低通胀作为货币政策和政府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竞争性通缩”模式下起到过渡性和中枢性作用，低通胀作为政策模式的结果，也是进一步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的原因。
采用“竞争性通缩”的国家有助于工资增长得到有效抑制，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和加入欧元区之初的德国即是很好的例证。法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也通过这一模式实现通胀和工资水平的降低。后续的研究表明，“竞争性通缩”模式更多地体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突破，限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对经济进行干预，更好地发挥稳定预期下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竞争性通缩”与“竞争性贬值”的异同比较
“有竞争力的通缩”模式不同于“竞争性贬值”，前者抛弃了后者惯用的通过持续贬值获得出口竞争力的做法，而是在保持本币名义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本国通胀水平，实现本国竞争力提升。低通胀水平除了压低实际有效汇率外，还通过政策机制或央行的信号渠道有效地影响工资的设定。
“有竞争力的通缩”模式下，政府不必要通过干预币值推动贸易经济的发展，而是在维持本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从实际有效汇率视角分析，“有竞争力的通缩”和“竞争性贬值”干预对出口竞争力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甚至前者可以比后者起到更为显著的效果，因为后者常常使得国内通胀形势无法得到控制。此外，由于“有竞争力的通缩”强调本国货币政策稳定，在不影响名义汇率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财政政策和保守的工资增长机制降低本国生产成本，其对外界产生的负面冲击要低于“竞争性贬值”。竞争性贬值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本币对外币名义汇率的贬值，促进本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常常招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造成国际金融动荡。
二、“竞争性通缩”的经济学属性及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定性
“竞争性通缩”模式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彻底打破了政府经济治理中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其强调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推动竞争力提升。
（一）新自由主义及主要流派的区分
凯恩斯主义后期出现两个基本流派，其中一个流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和演化而来，不断拓展和丰富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延续凯恩斯主义的学术生命。另一个派别则在同凯恩斯学派论战中形成，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特点。这两个派别本文分别称之为后凯恩斯派别和批判凯恩斯派别。 后凯恩斯派别逐步演化为众多流派，最典型的是汉森和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该流派主要成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的嫡传弟子琼·罗宾逊在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创立了“新剑桥学派”，该学派同样成型于五六十年代；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等人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经济学。
批判凯恩斯主义派别在1970年后迅速发展并发生了一系列分化，最初以弗里德曼货币学派为代表目前已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自由主义派别；随后货币学派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同时出现，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和费尔德斯坦等人为代表。除此以外，新自由主义学派还包括公共选择学派和现代产权学派等分支。
当然，新自由主义并非围绕凯恩斯主义而产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哈耶克便在欧洲推广他的自由经济理论，他的理论也被成为最彻底的自由学派。⑤几乎同时期，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伯凯和艾哈德等人开创了德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倡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流派也称为弗莱堡学派。
（二）弗莱堡学派的政策实践与德国式新自由主义
如上文所述，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具有自己典型的特征，不同于英美主要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弗赖堡学派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艾哈德作为弗赖堡学派的集大成者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在德国得以最大限度地推广，最终使得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竞争性通缩”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诸多方面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特征。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和所盛行的历史阶段都区别于英美等国。德国新自由主义以弗赖堡学派为基础，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战后被广泛运用于联邦德国的政策实践。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以“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等理论为支撑，盛行于五六十年代。政策实践主要集中于两次石油危机后，用于解决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涨”问题，撒切尔、里根和密特朗的政策实践是最典型的代表。
德国式新自由主义发展和英美等国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德国式新自由主义思潮发展之初正是美国凯恩斯主义当道之时，1930年作为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从历史学派转向新自由主义学派，1937年《经济的秩序》出版意味着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正式诞生。⑥相比之下，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直接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两种思潮几乎同时在不同国家登场，但受到希特勒统治的影响，弗莱堡学派长期涣散，只到战后才发展起来。
德国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德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特征塑造了德国式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德国在其他西方国家普遍沉浸在亚当-斯密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之中时，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在战争动员、战争赔偿和战后重建等过程中几乎全面地控制了国民经济。新自由主义正是意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学术上主张远离国家干预，努力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三）德国式新自由主义与“竞争性通缩”的理论基础
“竞争性通缩”尽管不是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组成部分，但其成长的环境依赖于弗莱堡学派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竞争性通缩”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行为方式上更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
首先，“竞争性通缩”的政策模式所基于的央行独立性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央行政策制订过程中，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艾哈德在英美占领区始终担任要职，对央行制度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艾哈德作为项目负责人于1947年10月开始负责筹备美英占领区的货币政策改革，1948年3月成为美方经济区主席，全程推动货币和中央银行领域的改革。稳定通货被艾哈德视为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⑦在艾哈德的推动下，最终建立了保障德国联邦银行拥有高度独立性的法律基础，《联邦银行法》以稳定通胀为主要目标，保障了央行货币政策免受政府层面的干预。
其次，艾哈德在其代表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将“竞争”视作社会市场经济的中心要义，认为竞争是获得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有效手段，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⑧尽管艾哈德没有定义竞争与竞争力之间的联系，但很显然，竞争力是经济体获得竞争胜利的关键和前提。在对外开放领域，艾哈德努力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对外开放和欧洲市场一体化建设。德国作为传统意义上对外贸易强国，出口经济表现出的竞争力符合艾哈德推动建立竞争机制的初衷。在艾哈德任职期间，德国的出口经济已经高度繁荣，在推动战后恢复和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功不可没，这是艾哈德式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如果将当前德国劳动力成本和低通胀视为市场竞争力的构成要素，那么艾哈德的早期政策设计对后来德国出口经济繁荣和竞争力优势的维持可谓功不可没。
再次，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过度干涉，认为国家应该通过有限度地、积极地、间接地干预保障自由竞争。欧肯认为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中职责应该是保障建立一种“竞争秩序”。若将整个经济体系比喻为一场足球赛，国家应该扮演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运动员。⑨国家不干预的政策主张对德国影响深远，为保证央行独立性，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目的是配合央行控制通胀，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后，政府和央行在维护物价稳定的优先性方面似乎达成了共识，政府也更倾向于认可通过物价稳定的手段可以获得比扩张性政策更多的实惠，因此对外货币政策谈判中，政府也充分考虑央行的建议，积极推行德国央行的制度框架。
三、“竞争性通缩”模式下政策互动及影响分析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形成具有典型的德国式特征，在央行独立性机制的影响下，除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外，政府财政政策扩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竞争性通缩”作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政府对经济的有限干预一起构成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本要义。从本质上讲两者之间存在互融互补的联系。保守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背离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刺激扩大有效需求和推动就业增长的做法，而是通过两种政策的组合，形成了德国式竞争力的制度模式。 （一）央行货币政策实践与紧缩财政政策的形成
“竞争性通缩”的另一个特点主要反映在严苛的财政政策方面，为防止经济过度繁荣造成的通胀压力，德国政府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通过“联邦预算结余计划”减少流动性。除了两德统一，联邦政府财政政策在大多数时候都显得较为克制。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也将这一模式纳入到欧洲经济治理的基本框架中，加强对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限制。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主导的债务援助中，极力强调财政紧缩。实质上形成了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抑制，当前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模式已经提出质疑，认为赤字的削减通过增长刺激比削减财政本身更为有效，更具有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EMS体系内，德国政府也极力向其他成员国推行德国的模式，比如设定财政纪律限制，让德国央行参与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设计等。最终德国“竞争性通缩”的模式逐步形成了后来欧元区的政策模式，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当前背景下，德国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围绕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争执。欧元区的救助，实质上也体现了德国“竞争性通缩”的理念，相比起通过增长减少赤字的理念，德国更主张通过减少支出和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行债务削减。为此，当前欧债援助国家普遍意义上进行的债务削减，都附加了具有“竞争性通缩”色彩的条款，比如削减财政支出、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等。
（二）央行独立性与实际有效汇率
“竞争性通缩”模式的基本逻辑是，在本币对外币名义汇率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本国劳动力成本或通胀水平，降低商品的实际有效汇率，从而达到提升商品竞争力的目的。这种情况在单一货币区内或固体汇率体系下表现更外明显。
原德国联邦银行依靠独立的货币政策创造了德国稳定的增长环境，德国平均通胀水平一直居发达国家最低水平，从实际有效汇率角度推动了货币的实质性贬值。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失去市场公信力时，新自由主义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央行和政府在长期的斗争和妥协中，最终形成了德国特有的“竞争性通缩”的货币政策模式，联邦政府也倾向于建立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对通胀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在财政政策方面采取较为保守的做法。德国紧缩型货币和财政政策非但没有削弱德国的经济增长，反而有力地提升了德国对外贸易，提高就业水平。不同于九十年代的日本等国，德国的低通胀不是简单的通货紧缩，其非但未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出口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三）央行及政府政策实践对劳动力工资形成的影响效应
按照工资设定的“黄金法则”，名义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加上通货膨胀率。假设均衡汇率变化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名义工资增长率偏离黄金法则。则产品的市场定价也有可能偏离市场的正常价格，因此按照购买力评价测算的汇率也会产生偏离，进而可能产生汇率错位和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竞争。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德国出口竞争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受到央行紧缩政策的影响，德国国内工资增长受到较强的央行政策信号的指引，德国劳动力成本一直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充分考虑到工资上涨给出口产业及就业带来的影响。因此，不同于自由劳动力市场上通胀率与失业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德国低通胀并没有导致高失业率。与此同时，2000年以后，德国推动了“哈茨改革”，进一步激发劳动力市场活性，通过短时工作制及更灵活的雇佣关系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雇佣成本。此外，“竞争性通缩”对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工资设定也起到重要的影响，进而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企业认识到竞争性通缩性政策环境下，企业无法通过未来通胀上升或本币贬值获得收益补偿，因而在工资设定时显得格外谨慎。
正如凯恩斯所言，“在一个国际体系内，成员国总是可以通过比邻国更大幅度地削减工资的方式获得竞争力”。⑩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德国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低于欧盟其他成员国，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推动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产品国际需求上升，进而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国内更大规模投资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贸易和就业的增长。这种模式下，即便失业率上升，政府和央行依然不采取扩张的宏观政策，取得代之的是，通过干预工资改革，工会通过保守的集体议价策略限制企业的裁员。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就业水平，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经济增长避免受到因大规模失业带来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金融危机中，德国甚至通过减短工作时间阻止大规模裁员的现象。
四、总结
本质而言，德国“竞争性通缩”是一种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达到成本控制的政策模式。体现了德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德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欧元时代，德国仍享受这一传统政策的制度红利，然而“竞争性通缩”模式并非适用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欧债危机救助过程中围绕“刺激”与“紧缩”的争执始终未能停歇，“竞争性通缩”在欧元区的适用困境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