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深圳做私塾时，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家长，希望他们把教学的自主权完全交给我，也就是说，我不跟学校教育“搭界”，更不关心考试分数，只根据自己的特长设置课程，把我自己喜欢且有心得的東西教给孩子。部分家长同意了。其中有10来个铁杆“弟子”，一直跟我学到现在。在这几年里，我爱教什么就教什么，爱怎样教就怎样教。所教内容，主要是文言文、围棋和写作等；至于教法，有学生说，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说得我哈哈大笑——因为这是事实。但考虑到西瓜皮总滑在路上，而没有翻到“沟”里，因此我更想说，这种教法犹如东坡居士论作文，“高山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总之，整个教学活动是十分活跃和自由的。
　　非常庆幸，我的课堂基本没什么“约束”，无需接受“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或者“这一模式，那一模式”的评估——唯一的标准，就是学生喜欢爱学就行。当然，这样的课堂活跃、自由，却“活而不乱”，是“有限”或“有条件”的自由；作为语文老师，我琢磨最多的是，如何让学生真正理解并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使他们将来既拥有中国人的法律身份，又具有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众所周知，林语堂定居美国30年，为什么坚决不加入美国国籍？因为加入美国国籍就要在美国国旗下宣誓，表示永远效忠美国，但这是林语堂做不到的；事实上，越到晚年，他越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以致把“幽默，闲适，性灵”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慢慢地，我发现，只要跟我学过《论语》《道德经》的孩子，理解起唐诗宋词和古典散文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传统文化在艺术上的体现，或者说，传统文化正是中国诗词和散文的钥匙、魂魄。奇怪的是，我自己以前还没意识这一点。以至于，有时我们欣赏一首唐诗，还得搬出《论语》或《道德经》，或者因为《论语》《道德经》上的某一句话，而搬出《史记》或《资治通鉴》。我们常说教师容易低估孩子们的能力，这话一点不假，以我的经验，单就文言文而言，小学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赶上甚至超越现在高中生的水平，是不足为怪的。
　　我把自己这种教学称为“主题生活”，或“熏陶式教育”。
　　当然，我很清醒，在当下，能够实施“熏陶式教育”的教师是少数，愿意接受“熏陶式教育”的家长亦是少数。当初，我在公办学校欲教“一百首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篇文言散文”的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到高二下学期就搁浅了。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坚持“务虚”式教学，铁杆弟子们的家长也不是没有犹豫过，他们有时电告我“孩子这次考得不错”，我立马说“这是孩子细心，与我无关”；有时又电告我“这次孩子考得不大好”，我立马说“我们从不搞纯粹应试上的东西”。话虽这么说，我心里终究还是有些忐忑，毕竟，我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有条件和想法长年坚持做“熏陶式教育”的人，其效果如何，从前不知道，目前也只能拭目以待。
　　没想到，几个家长时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怎么“忽然会了”——当然说的主要是容易评估的写作。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个小鸡啄破了蛋壳，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依次探出头来；又像一个婴儿一直呀呀学语，有一天忽然说出了完整的句子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些孩子们的作文中，教师和家长都看出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其中，有个高一的孩子写了一篇题目叫“90后看《红楼梦》”的文章，然后忧郁地对我说：“他采用了西方文化相对主义的分析方法，可学校的老师说看不懂。”不过，这倒给了我巨大的安慰：这是对我多年来坚持天马行空教学的回报——因为，“想得好才能写得好”。
　　当前，我的这种“务虚”式教学市场份额能不能再大一些？我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过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房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