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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Tony Visconti刚从纽约搬到伦敦,当时唱片制作人对很多乐队来说都是个崭新的概念。“当时录专辑是个苦差事,完全没有现在看上去那么酷,说白了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他回忆道。现在他已经搬回了纽约—不过口音中还掺杂着优雅的伦敦音。“我一直以The Beatles的制作人George Martin为偶像,希望像他一样成为乐队的一部分。”
其实正如George Martin对上世纪60年代英国摇滚的贡献一样,在Visconti最辉煌的70年代,他也曾为David Bowie与T. Rex这样的华丽摇滚巨星录制过专辑。从1969年的《Space Oddity》到2003年的《Reality》,他与Bowie一直有着断断续续的合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Bowie是我合作过的艺人中最牛逼的,”他说,“他永远能给人惊喜。他在排练时通常会先哼出两三个和弦,随后我们俩用一两个小时碰出一首歌;然后他开始唱,中间会停下来加些歌词……我也和其他歌手试过这种合作方式,但都没成功过。”
上世纪70年代的摇滚明星比今天有钱得多,也有更多录音室供他们折腾,而且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当时所有人都在服用可卡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不停地聊天,不间断地弹吉他。”Visconti回忆道,“后来大家就形成了心理依赖。就我个人来讲,如果一个已经成名的音乐人在录音时想抽根大麻或喝瓶红酒,我没有任何意见。但问题是这些习惯经常会把录音搞成大party,大家光顾着玩了,这就成问题了。”
他把另一位华丽摇滚巨星Marc Bolan的堕落归罪于毒品,他认为正是因为毒品的作用,让Bolan越来越自大,以至于两人的合作关系在1973年土崩瓦解。“Bolan当时正慢慢将身边所有对他提出建议的人踢出团队,我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他就想跟一群疯逼混在一起。但我依然很欣赏他,因为我们曾一起成长,并做出了很牛逼的音乐。”这种与艺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Visconti的职业生涯里并不少见,而他解决矛盾的方式则源于自己的童年。“我成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小时候放学后除了打架就是打架,所以我很清楚弱肉强食的逻辑,也知道那些喜欢欺负人的大孩子是怎么想的。如果我在一群孩子里混不好,我就会先去跟那个欺负人的家伙搞好关系,其他孩子就都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只要把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处理干净,灵感就会水银倾泻般地迸发出来。”
和Bowie分道扬镳后,Visconti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很不如意。在此期间,他还与英国新浪潮乐团Orchestral Manoeuvres In The Dark有过短暂合作,甚至还跟乐队跑到荷兰的一个狂风大作的小岛上去演出。“呆在你不喜欢的乐队里,简直就是种折磨。”他回忆道。后来,他的运气有所好转,和Morrissey、The Manic Street Preachers以及The Kaiser Chief都有过合作。“到了80年代,我这种制作人在很多年轻乐队看来就已经是老古董了,很多以前给我端茶倒水的小孩都开始挑大梁了。不过也挺好,会显得我很酷,”他大笑道。“现在我比很多乐队的年龄都大,但我不觉得这是问题,经验还是硬货。”
其实正如George Martin对上世纪60年代英国摇滚的贡献一样,在Visconti最辉煌的70年代,他也曾为David Bowie与T. Rex这样的华丽摇滚巨星录制过专辑。从1969年的《Space Oddity》到2003年的《Reality》,他与Bowie一直有着断断续续的合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Bowie是我合作过的艺人中最牛逼的,”他说,“他永远能给人惊喜。他在排练时通常会先哼出两三个和弦,随后我们俩用一两个小时碰出一首歌;然后他开始唱,中间会停下来加些歌词……我也和其他歌手试过这种合作方式,但都没成功过。”
上世纪70年代的摇滚明星比今天有钱得多,也有更多录音室供他们折腾,而且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当时所有人都在服用可卡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不停地聊天,不间断地弹吉他。”Visconti回忆道,“后来大家就形成了心理依赖。就我个人来讲,如果一个已经成名的音乐人在录音时想抽根大麻或喝瓶红酒,我没有任何意见。但问题是这些习惯经常会把录音搞成大party,大家光顾着玩了,这就成问题了。”
他把另一位华丽摇滚巨星Marc Bolan的堕落归罪于毒品,他认为正是因为毒品的作用,让Bolan越来越自大,以至于两人的合作关系在1973年土崩瓦解。“Bolan当时正慢慢将身边所有对他提出建议的人踢出团队,我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他就想跟一群疯逼混在一起。但我依然很欣赏他,因为我们曾一起成长,并做出了很牛逼的音乐。”这种与艺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Visconti的职业生涯里并不少见,而他解决矛盾的方式则源于自己的童年。“我成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小时候放学后除了打架就是打架,所以我很清楚弱肉强食的逻辑,也知道那些喜欢欺负人的大孩子是怎么想的。如果我在一群孩子里混不好,我就会先去跟那个欺负人的家伙搞好关系,其他孩子就都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只要把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处理干净,灵感就会水银倾泻般地迸发出来。”
和Bowie分道扬镳后,Visconti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很不如意。在此期间,他还与英国新浪潮乐团Orchestral Manoeuvres In The Dark有过短暂合作,甚至还跟乐队跑到荷兰的一个狂风大作的小岛上去演出。“呆在你不喜欢的乐队里,简直就是种折磨。”他回忆道。后来,他的运气有所好转,和Morrissey、The Manic Street Preachers以及The Kaiser Chief都有过合作。“到了80年代,我这种制作人在很多年轻乐队看来就已经是老古董了,很多以前给我端茶倒水的小孩都开始挑大梁了。不过也挺好,会显得我很酷,”他大笑道。“现在我比很多乐队的年龄都大,但我不觉得这是问题,经验还是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