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此书是作为程光炜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其中的一部。这部当代文学“小史”无论从体例、表述上，抑或三个人的研究思路、学术旨趣以及观点上，都颇富新意和启发性。
此前，已有几部以“当代文学六十年”为题的文学史专著或材料汇编问世，但这本共计18万多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仍然与众不同：极简的评述体的表述方式与“说史”的风格、体例，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本当代文学“小史”也为读者呈现出了与以往中规中矩的文学史专著很不一样的面貌。严格地说，这部书更像是三位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同台“说史”。三人皆以“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为题，却各有其不同的关注点、学术旨趣与研究路径。这种新颖的体例与表述，会在无形中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视角，引发其对很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
事实上，三位研究者早前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合著）、《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晓明），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好评。在人均六万字的“小史”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易于让读者在一本书中通过比较阅读，对整个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探寻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叶，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历经几十余年的大浪淘沙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流变——哪些作家、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哪些又被沉到河底，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中，文学史观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发生变化的诸多复杂因素又是怎样的？而若干年后，当代文学史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不少有意思的话题可能从中被重新激活和进一步深究，读者也可以沿着书中的观点进行逆向性的回溯与反思。
二
三位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将各自对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的把握与理解立體化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有如一道“精神的盛宴”。这部书中有很强的对话性与包容性，亦有三位著者对于当代文学六十年间的变迁与沉浮的不同的论点交锋，集中地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治史眼光抑或说不同的历史观。
相比较而言，孟繁华、陈晓明更以理论见长，不仅目光敏锐、命名能力强，而且对问题的发现、理解、把握很独到。程光炜则富有史家的眼光与洞见，从其治史路径可以看到传统学术研究的底蕴与机理。
具体来说，孟繁华将关注的重心置于“民族心史”的维度，通过对当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抽丝剥茧，更为透彻深刻地展现出了作家的复杂心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缠与博弈。他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聚焦于“十七年”的政治文化生态（意识形态层面），以“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与‘试错’”“红色经典的确立”“‘文革’时期的文学”为题，对当代文学在新政权成立之初的整体布局与制度规范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和阐述。同时，从“分化的文学”“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文学与公共事务”等章节的设计上，亦可看出文化研究的某些相关理论在其当代文学史建构中所占有的重要分量。此外，孟繁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从时间与空间上也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兼顾主流与边缘、大陆与海峡——如“海峡两岸的‘文学战线’”“潮流之外”。他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热点——“底层叙事”、“80后”“90后”文学、网络文学，以及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与发展态势做了很多跟踪式的批评，甚至还对其予以了初步的评价与定位。其中的一些提法如“新人民性”就很有意思，值得探讨。
以理论批评见长的陈晓明在对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概说中，最为突显的无疑是他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眼光与理论见解，这也恰恰是其当代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特质所在。陈晓明往往能够通过独特的哲学视角切入作家、作品的内里，读出新意与深意，这完全得益于他基于理论基础之上的思辨与阐释力。“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边缘外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历史中的主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非常鲜明地显示出了其学术旨趣与研究路径，尤其是他对先锋文学及后先锋文学的研究更突显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与驾驭理论的能力。另外，“形式的突破：先锋派小说及其后现代性”“中心的解体：从新写实到晚生代”“语词的乌托邦：90年代的诗歌”“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向”“汉语文学的可能性”等，亦是如此。这些较新的提法，促使人们对某些话题进一步辨析与思考。
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更近似于古典学术研究中的朴学传统。可以说，翔实、扎实、明晰、令人信服是程光炜这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最注重的一大要义。依托大量的一手文献材料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具体细致的挖掘、清理，从而将作家的个人与时代、生活与创作、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理出一条清晰而可靠的线索。同时，他还着重关注当代文学转型期的关键节点，从文学内部到文学周边，从作家个人的生活、创作命运管窥其所处特定的时代状况，并由此理出文学产生、发展流变的轨迹，通过关联研究进而勾勒出清晰的当代文学的“路线图”。
注重从材料出发、依凭实证做出判断，其好处在于对作家、文学现象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与精准的定位，即便是对某些作家作品寥寥数语，却都是在对大量的翔实可靠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其论点自然也就会令人感到信服。通过“重返历史语境”（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材料的挖掘清理与辨析），可以对一些作家个体与历史细节获得新的发现。一方面，这种侧重实证的“考古”式的文学史研究对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较为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甚至错讹的个案抑或文学事件等长期固化下来的“文学史常识”，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与修正，使“史实”更加准确可信；而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实证研究，能够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历史化的过程更为有效，最终实现对其经典化的评价与定位。虽然没有某些时髦理论的切入与建构，但凭借其讲求实证、靠材料说话的治史态度，却更加突显出了其成熟理性的治史态度。 程光炜于这部当代文学“小史”中所选取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即事件），突显出了其非常明确的“历史化”、经典化的定位意识——如“进入前沿的解放区作家”中“赵树理的小说”、“柳青的《创业史》”、郭小川、贺敬之、何其芳以及“衰落或转型的‘国统区’作家”等章节，同时他还集中对郭、茅、巴、老、曹的生活与写作，包括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命运都予以了重要关注。从这些研究个案中，能够感受到程光炜对离我们早已远去的、冷冰冰的历史及置身其中的个人充满了一定的同情，在重新触摸历史时是带有温度的。另外，在“‘红色经典’的缔造”“崛起的工农兵作者”“百花时代的青年作家”几章中，梁斌与《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与《红岩》，杨沫与《青春之歌》，以及李准和《李双双小传》、浩然和《艳阳天》、蒋子龙和《机电局长的一天》，还有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及其《红豆》成为他着重阐述的对象。除了对新时期以来的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路遥等作家以专题式阐述与定位之外，他还着重对影响当代文学“后三十年”格局的产生、转型的内外部环境予以了深度考察——如“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中国作协’与‘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翻译与先锋文学思潮”等都有清晰的梳理与阐述，将当代文学在六十年间发展、嬗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
毕竟，文学史研究说到底即是对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某种意义上更为侧重于历史学研究的路径，无论是在处理“十七年”与“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皆是如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觀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柴尔德的《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以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等著作中的某些理论对其文学史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理论参照。不过，他在运用这些理论时，更为谨慎，并将其合理部分巧妙化用到了自己的研究当中，显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三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存在停留于批评化，即“脱历史化”的倾向。其实，三位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过当代文学需要“历史化”的呼吁。近年来，“历史化”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部分学人那里达成了初步共识，先后已有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下整个当代学研究界，尤其是面对“十七年”文学、七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时，做得仍远远不够。与此同时，即便是面对当下的现实境况，以及老作家与新人们不断问世的新作，挣脱当代文学史研究停滞于无法落到实处的“批评化”的困局就显得极为迫切。正如程光炜所忧虑的：“如果当代文学史观到今天还没有”达成“社会共识”的话，“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而学科自律性的缺位自然会直接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处于为人诟病和贬抑的尴尬境地，这恰恰就需要当代文学研究界学人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相较于个人的观点、立场本身，树立当代文学研究的自觉的学科意识与规范，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方面，程光炜应该是最为自觉的实践者之一，他于2005年开启的“人大课堂”系列研究为学界所瞩目。无论是“重返八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以至“九十年代文学研究”，都鲜明地显示出了其从“历史化”走向“经典化”的治史眼光与研究路径。通过历史化的路径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的评价与定位或许对于构建自觉的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是其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这本《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问世，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想以这种“非常规”的集中展示的方式而提出问题，希望以此引发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界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其旨归就在于尽快让当代文学研究真正地被“历史化”“经典化”，经得住时间的淘洗与历史的检验，让当代文学研究真正能够如“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
诚然，当代文学史注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或者重新建构。同时，随着历史化、经典化式的“大浪淘沙”，文学史注定将“越写越薄”。因此，从这部体量极简的“小史”中，也许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与定位，总体上在最近十几年间已经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而成熟的态势，尽管在局部上依然会存在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就已经完全可以“盖棺定论”了，因为目前尚有不少涉及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事件的内部、外部因素（尤其政治层面）的文献材料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代文学史的表述。
当代文学的时间跨度虽然已逾六十载，但在整个中国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作沧海一粟。于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中，其中的取舍，往往让人左右为难。这只能依托写作者的“历史化”“经典化”的眼光、视野、史观等综合要素来作为标尺。当然，无论是谁写的文学史，都注定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独特的风格与取向，而差异、多元化、丰富性乃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本应如此，这也正是学界、学人在既有的传承中不断试图有所超越的不竭动力之源。
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2月），此书是作为程光炜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其中的一部。这部当代文学“小史”无论从体例、表述上，抑或三个人的研究思路、学术旨趣以及观点上，都颇富新意和启发性。
此前，已有几部以“当代文学六十年”为题的文学史专著或材料汇编问世，但这本共计18万多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仍然与众不同：极简的评述体的表述方式与“说史”的风格、体例，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本当代文学“小史”也为读者呈现出了与以往中规中矩的文学史专著很不一样的面貌。严格地说，这部书更像是三位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同台“说史”。三人皆以“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为题，却各有其不同的关注点、学术旨趣与研究路径。这种新颖的体例与表述，会在无形中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视角，引发其对很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
事实上，三位研究者早前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合著）、《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晓明），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好评。在人均六万字的“小史”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易于让读者在一本书中通过比较阅读，对整个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探寻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叶，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历经几十余年的大浪淘沙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流变——哪些作家、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哪些又被沉到河底，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中，文学史观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发生变化的诸多复杂因素又是怎样的？而若干年后，当代文学史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不少有意思的话题可能从中被重新激活和进一步深究，读者也可以沿着书中的观点进行逆向性的回溯与反思。
二
三位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将各自对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的把握与理解立體化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有如一道“精神的盛宴”。这部书中有很强的对话性与包容性，亦有三位著者对于当代文学六十年间的变迁与沉浮的不同的论点交锋，集中地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治史眼光抑或说不同的历史观。
相比较而言，孟繁华、陈晓明更以理论见长，不仅目光敏锐、命名能力强，而且对问题的发现、理解、把握很独到。程光炜则富有史家的眼光与洞见，从其治史路径可以看到传统学术研究的底蕴与机理。
具体来说，孟繁华将关注的重心置于“民族心史”的维度，通过对当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抽丝剥茧，更为透彻深刻地展现出了作家的复杂心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缠与博弈。他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聚焦于“十七年”的政治文化生态（意识形态层面），以“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与‘试错’”“红色经典的确立”“‘文革’时期的文学”为题，对当代文学在新政权成立之初的整体布局与制度规范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和阐述。同时，从“分化的文学”“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文学与公共事务”等章节的设计上，亦可看出文化研究的某些相关理论在其当代文学史建构中所占有的重要分量。此外，孟繁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从时间与空间上也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兼顾主流与边缘、大陆与海峡——如“海峡两岸的‘文学战线’”“潮流之外”。他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热点——“底层叙事”、“80后”“90后”文学、网络文学，以及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与发展态势做了很多跟踪式的批评，甚至还对其予以了初步的评价与定位。其中的一些提法如“新人民性”就很有意思，值得探讨。
以理论批评见长的陈晓明在对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概说中，最为突显的无疑是他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眼光与理论见解，这也恰恰是其当代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特质所在。陈晓明往往能够通过独特的哲学视角切入作家、作品的内里，读出新意与深意，这完全得益于他基于理论基础之上的思辨与阐释力。“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边缘外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历史中的主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非常鲜明地显示出了其学术旨趣与研究路径，尤其是他对先锋文学及后先锋文学的研究更突显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与驾驭理论的能力。另外，“形式的突破：先锋派小说及其后现代性”“中心的解体：从新写实到晚生代”“语词的乌托邦：90年代的诗歌”“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美学意向”“汉语文学的可能性”等，亦是如此。这些较新的提法，促使人们对某些话题进一步辨析与思考。
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更近似于古典学术研究中的朴学传统。可以说，翔实、扎实、明晰、令人信服是程光炜这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最注重的一大要义。依托大量的一手文献材料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具体细致的挖掘、清理，从而将作家的个人与时代、生活与创作、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理出一条清晰而可靠的线索。同时，他还着重关注当代文学转型期的关键节点，从文学内部到文学周边，从作家个人的生活、创作命运管窥其所处特定的时代状况，并由此理出文学产生、发展流变的轨迹，通过关联研究进而勾勒出清晰的当代文学的“路线图”。
注重从材料出发、依凭实证做出判断，其好处在于对作家、文学现象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与精准的定位，即便是对某些作家作品寥寥数语，却都是在对大量的翔实可靠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其论点自然也就会令人感到信服。通过“重返历史语境”（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材料的挖掘清理与辨析），可以对一些作家个体与历史细节获得新的发现。一方面，这种侧重实证的“考古”式的文学史研究对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较为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甚至错讹的个案抑或文学事件等长期固化下来的“文学史常识”，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与修正，使“史实”更加准确可信；而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实证研究，能够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历史化的过程更为有效，最终实现对其经典化的评价与定位。虽然没有某些时髦理论的切入与建构，但凭借其讲求实证、靠材料说话的治史态度，却更加突显出了其成熟理性的治史态度。 程光炜于这部当代文学“小史”中所选取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即事件），突显出了其非常明确的“历史化”、经典化的定位意识——如“进入前沿的解放区作家”中“赵树理的小说”、“柳青的《创业史》”、郭小川、贺敬之、何其芳以及“衰落或转型的‘国统区’作家”等章节，同时他还集中对郭、茅、巴、老、曹的生活与写作，包括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命运都予以了重要关注。从这些研究个案中，能够感受到程光炜对离我们早已远去的、冷冰冰的历史及置身其中的个人充满了一定的同情，在重新触摸历史时是带有温度的。另外，在“‘红色经典’的缔造”“崛起的工农兵作者”“百花时代的青年作家”几章中，梁斌与《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与《红岩》，杨沫与《青春之歌》，以及李准和《李双双小传》、浩然和《艳阳天》、蒋子龙和《机电局长的一天》，还有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及其《红豆》成为他着重阐述的对象。除了对新时期以来的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路遥等作家以专题式阐述与定位之外，他还着重对影响当代文学“后三十年”格局的产生、转型的内外部环境予以了深度考察——如“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中国作协’与‘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翻译与先锋文学思潮”等都有清晰的梳理与阐述，将当代文学在六十年间发展、嬗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
毕竟，文学史研究说到底即是对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某种意义上更为侧重于历史学研究的路径，无论是在处理“十七年”与“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皆是如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觀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柴尔德的《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以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等著作中的某些理论对其文学史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理论参照。不过，他在运用这些理论时，更为谨慎，并将其合理部分巧妙化用到了自己的研究当中，显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三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存在停留于批评化，即“脱历史化”的倾向。其实，三位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过当代文学需要“历史化”的呼吁。近年来，“历史化”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部分学人那里达成了初步共识，先后已有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下整个当代学研究界，尤其是面对“十七年”文学、七十年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时，做得仍远远不够。与此同时，即便是面对当下的现实境况，以及老作家与新人们不断问世的新作，挣脱当代文学史研究停滞于无法落到实处的“批评化”的困局就显得极为迫切。正如程光炜所忧虑的：“如果当代文学史观到今天还没有”达成“社会共识”的话，“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而学科自律性的缺位自然会直接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处于为人诟病和贬抑的尴尬境地，这恰恰就需要当代文学研究界学人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相较于个人的观点、立场本身，树立当代文学研究的自觉的学科意识与规范，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方面，程光炜应该是最为自觉的实践者之一，他于2005年开启的“人大课堂”系列研究为学界所瞩目。无论是“重返八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以至“九十年代文学研究”，都鲜明地显示出了其从“历史化”走向“经典化”的治史眼光与研究路径。通过历史化的路径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化的评价与定位或许对于构建自觉的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是其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这本《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问世，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想以这种“非常规”的集中展示的方式而提出问题，希望以此引发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界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的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其旨归就在于尽快让当代文学研究真正地被“历史化”“经典化”，经得住时间的淘洗与历史的检验，让当代文学研究真正能够如“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
诚然，当代文学史注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或者重新建构。同时，随着历史化、经典化式的“大浪淘沙”，文学史注定将“越写越薄”。因此，从这部体量极简的“小史”中，也许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与定位，总体上在最近十几年间已经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而成熟的态势，尽管在局部上依然会存在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就已经完全可以“盖棺定论”了，因为目前尚有不少涉及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事件的内部、外部因素（尤其政治层面）的文献材料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代文学史的表述。
当代文学的时间跨度虽然已逾六十载，但在整个中国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作沧海一粟。于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中，其中的取舍，往往让人左右为难。这只能依托写作者的“历史化”“经典化”的眼光、视野、史观等综合要素来作为标尺。当然，无论是谁写的文学史，都注定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独特的风格与取向，而差异、多元化、丰富性乃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本应如此，这也正是学界、学人在既有的传承中不断试图有所超越的不竭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