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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只活了短短的41岁，但这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如果长寿，他的命运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一个中欧或者东欧的犹太人，无论他像卡夫卡那样生活在布拉格，像茨威格那样是一个体面的维也纳人，还是像穆齐尔那样跑到了柏林，哪怕他生活在罗马尼亚或者乌克兰的草原上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庄里，无论他是出生在1880、1890还是1900或者1910年代，只要他活过了1930年代，他们基本上都会在1939—1945年死亡。他能做的选择其实只有两条，一个是留在布拉格等死，一个是流亡。
奥匈帝国的废墟上
其实，中欧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始自1939年，甚至也不是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的。对卡夫卡这样的布拉格犹太人来说，他们的黑暗岁月从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就开始了。
奥匈帝国是两部分拼凑起来的国家，其匈牙利部分是马扎尔人的民族国家，而在它的奥地利部分，哈布斯堡王朝追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共处，塑造一个共同的帝国民族。
但帝国的这种努力，却并没有满足所有人。马扎尔人的成功，给了帝国内的各民族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如果我不是满足于成为一个共同体里的平等成员，相反我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虽然这个国家会小一些，但我自己的地位会好很多。
奥地利部分的各民族里，都有这么一伙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要的不是为本民族争取公平的待遇，而是想让本民族爬到其他民族的头上。马萨里克也好，贝奈斯也好，莫不如此。
当帝国还在前进的时候，这些人争取的是各民族的公平。一旦帝国崩溃，他们马上要求本民族的特殊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野心的产物。700万捷克人为了对付300万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与面对着70万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的200万斯洛伐克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神奇的国家。
马萨里克也好，贝奈斯也好，他们会用一种咏叹调的方式去喊口号，但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却纯然是帝国主义的。而且，这种帝国主义还是从自认为被压迫被亏待的那种捷克小市民的角度理解的帝国主义。他们对统治的唯一理解就是警察和棍棒，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的时候，他们又加上了刺刀和步枪。于是，昔日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的东北部分，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奥匈帝国模式抛弃了它全部公正和普世的色彩，以最丑陋的方式在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里借尸还魂了。
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捷克复制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少数民族必须被抹掉，要么被同化成捷克人，要么被赶走。他们在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抛弃了哈布斯堡人所有的公平和普世性，但却保留了旧帝国在经济上的所有不平等和压迫。
这个布拉格是民族纷争之地，是人们因为语言而互相仇恨之地。
那些没有廉耻的旧贵族，只要愿意宣布自己是捷克人，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广阔地产和城堡，比如施瓦岑贝格大公就从此成了捷克人。而有尊严的捷克贵族，比如切尔宁伯爵则放弃了自己的地产成为一个奥地利人。在巴黎和会上，捷克代表团有好几个像施瓦岑贝格这样的“捷克政治精英”。而奥地利代表团里，也有好几个像切尔宁那样的奥地利官僚。
在这个国家里，像卡夫卡这样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他怎么会感到愉快？卡夫卡的一生刚好处在中欧犹太人走向灭亡的最后时刻。他的生命太短，所以他躲过了灾难的降临，但他有限的生命也足以让他体验到灾难形成的全过程。
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
卡夫卡出生在1883年，他和他的家庭是奥匈帝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受益者。他们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得以成为布拉格市民。
但这个时代的布拉格，刚好也处在工业化撕裂城市的阶段。在卡夫卡的童年，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犹太人，甚至上层和中层捷克人，都在逃离布拉格。卡夫卡这样的家庭填补了他们离去留下的空白，然后就成为逐渐沸腾的捷克民族主义所针对的对象。
卡夫卡的童年，就是在走不成的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与刚刚取得优势的新布拉格捷克人之间持续的械斗中度过的。这个时期，布拉格古老的大学根据塔菲伯爵的命令，采用了德语和捷克语分开教学，但依然无法阻止大学生之间的斗殴。
巴德尼伯爵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所以他颁布法令，宣布捷克的所有政府机关都必须提供双语服务，因此所有在职的公务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掌握捷克语，新的公务员考試也必须考捷克语。这项法令激怒了德意志人，因为捷克人过去为了考公务员都学了德语，可德意志人从来没学过捷克语。
这个布拉格是民族纷争之地，是人们因为语言而互相仇恨之地，是20世纪的巴別塔。卡夫卡的所有焦灼、恐惧和痛苦，都形成于这个舞台。从哲学和文学审美上去解读卡夫卡的作品是必要的，但如果抛开了这个背景，一切解释都是苍白的。
从痛苦到绝望
旧帝国之下民族的纷争让卡夫卡感到痛苦，但在帝国灭亡之后的新国家里，卡夫卡感到的是绝望。他所谓“布拉格这个母亲不会放过我们”就是这种绝望的最好体现。如果不联系到这个时期捷克人的排犹呼声，还有针对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的迫害，就无法理解卡夫卡在20世纪20年代留下的作品。
他在著名的微型小说《城徽》里，描述原本要修筑通天塔的人却更热衷于给自己营造城市，为了争夺更好的位置而大打出手，甚至在互相伤害、也放弃了通天塔之后，却离不开他们的城市。这就是卡夫卡自身处境的最好写照。为了防止人们弄错他说的是什么地方，卡夫卡甚至特地写明了，这座城市的城徽就是拳头。
新生的捷克国家并不喜欢卡夫卡。
既无意义又无法离开，是卡夫卡和布拉格关系的最好写照，其实也是一战后中欧犹太人和他们的世界的最好写照。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他们只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的财富急剧缩水，他们的技能也无法在另一个国家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生活。他们无路可走，但卡夫卡真的尝试过离开。他想去柏林，这一点他和穆齐尔差不多，可是这时候的柏林虽然不迫害德意志人，但对犹太人和捷克人没什么两样。穆齐尔已经准备从柏林逃去瑞士了。
1923年发生了啤酒馆暴动，欧洲开始大踏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卡夫卡在这一年意识到去柏林也于事无补。他死在1924年，死亡把他从日后将要降临的灾难里解脱出来。
而假如卡夫卡活到1939年，他十有八九是会逃走的，因为他的两个好朋友都逃走了。一个是马克斯·布罗德，他是第一个承认卡夫卡文学天赋的人，也是卡夫卡最坚定的支持者。另一个跟卡夫卡的关系不那么紧密，但其实在气质上和卡夫卡更接近，那就是阿尔马·申德勒的第三任丈夫—弗朗茨·魏菲尔。他们两人都逃离了捷克，而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他们恐怕无论如何也会带着卡夫卡一起逃走。
但这两个人的去向并不一样。布罗德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他几经流转最终去了以色列。而魏菲尔和卡夫卡一样对犹太民族国家并不感兴趣，所以他留在美国，成为美国的众多中欧流亡者之一。
卡夫卡不属于捷克
卡夫卡爱布拉格但又被布拉格伤害，他在布拉格长大但又被布拉格的现实推向绝望。他所深爱的那个宁静的布拉格老城，也随着他的死而走入历史。
新生的捷克国家并不喜欢卡夫卡。虽然卡夫卡可能是很多外国旅游者去布拉格的理由，但捷克国家并不在乎卡夫卡。对捷克国家来说，1919—1939年之间的那个捷克和1945年以后的那个捷克，推崇的作家都是哈谢克。
哈谢克同样死在1924年，他的死让他得以被贝奈斯利用。捷克官方只要把他身上所有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的色彩都抹杀掉，就可以让他成为捷克文学的象征，还可以拿他的《好兵帅克》作为捷克反对奥匈帝国的证据。
而二战后的那个捷克国家，则继承了旧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通过一种魔幻的手段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调和起来。哈谢克继续充当捷克民族文学的象征。
卡夫卡不属于捷克，他的朋友布罗德和魏菲尔也不属于捷克。当魏菲尔死在美国以后，最终接纳他的是奥地利维也纳。卡夫卡和他用来写作的那种布拉格德语一样，已经被捷克人彻底抹掉了。他对20世纪20年代捷克的看法，也是他那一代犹太人对中欧和东欧的普遍看法。
最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卡夫卡活上100岁，一直活到中欧的灾难最终结束，甚至活到21世纪，他对他的整个人生会是什么印象？我想大概就是《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或者《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的卡夫卡，一生的最好时光是在旧帝国之下度过的，他可能会对奥匈帝国有一个比《城堡》更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