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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医”在公共外交话语中具有多重内涵，是中国开展全球健康外交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基于抗疫经验所开展的对外医疗援助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提升了相关国家对中医的认可度，“世界的中医”在公共外交话语之中愈发被重视。基于此，本文在梳理中医公共外交的内涵与逻辑基础上，提出中医公共外交正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中国参与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途径。通过梳理传统中医公共外交的既有形式与中医药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整体传播环境，本文认为，中医公共外交应通过新媒体与海外受众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纳入战略化思维，以国际合作为基点，建立传统医学全球共同体，并且在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工作中重视中医本身的话语逻辑。
【关 键 词】中医公共外交;健康外交;全球风险社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现代公共外交活动中，医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及内涵早已超越其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正如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佛尔森所言：“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19世纪，西医传入中国的过程亦即西方文化价值的延伸过程。①不同于现代医学，与儒道释哲学相融合的中医药学，正逐步成为一种养生哲学与生活方式，成为重要的“中国符号”，被习近平主席称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①。
从现状来看，当前中医药文化在向世界推广过程中缺乏对于国际社会公共话语的考量。人类社会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并仍在持续。②以中医药为特色之一的抗疫“中国方案”被用来与世界各国分享防治经验。通过向海外捐赠中医药产品、选派中医师赴外国支援，中医公共外交正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中医作为“世界的中医”这一角色正在凸显。③所谓“世界的中医”，便是将中医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的一部分，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多元主体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并没有带来全人类跨越种族、文化、国界、意识形态的通力合作，极端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态势与病毒相伴随，国际合作共识被疫情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所化解，信任和包容成为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在此情境下，中医公共外交正在搭建一个以疾病治疗和养生保健为目的的中医药传播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人类健康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基于此，本文立足后疫情时代风险社会的语境，尝试从中医药角度切入，分析开展中医公共外交的内涵、逻辑与契机，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一、从中医外交到中医公共外交：内涵与目的
在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等一些极具本土特色的外交形式曾经取得过瞩目成绩，而中医药的对外传播也是从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开始的。
中医外交的形式之一是国家间的医学交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抛来橄榄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间的医学交流也随之展开。1951 年《人民日报》发表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消息和专论，苏联保健部部长随即表态“针灸疗法的祖国是中国……苏联医学界也同样有责任学习针灸疗法，并帮助进行科学的研究”④，并派17位医师来华学习。1955年卫生部成立，次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保健合作协定，苏方又派3名医师跟随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针灸所所长朱琏学针灸。为此，朱琏编写了《新针灸学》，并在苏联、朝鲜出版。这一时期，中医研究院开办了针灸、内科、中药、医史课程，来华学习中医的有24个国家的学生与医师。①
中医外交的另一个方面是使用中医药为外国政要治病。1961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肾病严重，向中国发出询问，希望能够尝试中医疗法。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中国派出以泌尿外科教授吳阶平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携带大量中草药及医疗器械赴印尼。苏加诺坚持喝中药，不断将体内的结石排出，并发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奇迹，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的感叹。②中国还曾派出过多位中医专家为外国领导人治病，包括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治疗肩周炎，为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治疗前列腺肿瘤等。中医的疗效得到了外国领导人的肯定，并引发当地媒体对中医的广泛报道，中医渐渐走入国外民众的视野。
2015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宣布成立国际合作和交流分会，并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中医外交”的口号，表示要用中医药为国家的对外交往服务。③近年来，依托孔子学院、中医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中医药中心、“中医关怀”海外惠侨计划等项目，中医药在海外传播有了多重平台，为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奠定了基础。
中医公共外交，即以中医以及中医药文化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其开展形式包括以国家、企业甚至个人所开展的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及中医药海外商业合作，其核心理念是向全世界推广中医药文化，为全球健康治理作出贡献。具体实例包括对外中医援助、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医教育及世界传统医学共同体的建立等。从宏观来看，中医公共外交可归属“健康外交”（Health Diplomacy）范畴，其核心目的在于将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参与者纳入全球健康治理的对话过程，形成并管理有助于实现全人类健康的政策与社会环境。④
全球健康外交超越国家、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偏见，为建设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因此，从实践逻辑来看，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并非仅仅着眼于国家与民族利益，而是以中医为媒介，在个人、企业和不同组织间通过中医的互动、交流与对话中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因为生命与健康始终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最大公约数。
二、主体性与语境化：中医公共外交的实践价值
从价值层面来看，中医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思路。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精髓，其与公共外交的结合可从多个层面进行考量。
首先，在科学理念层面，作为一种有着千年根基的传统医学，中医强调整体调和与辩证疗法，从整体、阴阳、联系的角度来治疗与防范疾病。中国在历史上历经多次瘟疫考验，在与疾病漫长的抗争中形成了难以替代的医疗智慧。中医这种诞生于前现代的传统医学体系在现代社会仍未失色，这种经验主义医学基于医疗保健观念和实践所形成的技术性特质展现了自身的历史韧性，能够为人类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其次，在文化价值层面，中医在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统一，与现代医学在科学主义的引导下注重微观与局部病症有显著区别。传统中医重视宏观、整体、系统，认为人体是高度精密的有机整体，以“天人合一”的健康观念讲求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所蕴含的传统朴素辩证思维与知识框架不仅是现代医学的有机补充，更是应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自反危机的东方智慧。在现代性和现代医学遭遇发展瓶颈的当下，中医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中医药承载着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思维与中国方案，是现代“中国化”语境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从中医的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出发，充分挖掘中医的公共外交价值，将中医药打造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搭建复合式传播网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开展中医公共外交的重要内涵。
最后，在公共外交层面，“世界的中医”是更具语境化的公共外交符号。从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整体处于对华战略遏制期，西方社会“排华”“反华”思潮抬头，这使得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也面临着诸多障碍。相比于近年来受政治气候影响较大的文化、教育等公共外交路径，中医作为这一过程中的“新”公共外交形式，恰逢全球“健康外交”兴起的大趋势。作为国家间公共外交最古老的开展方式之一，健康外交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相比其他传统外交形式，健康外交具有语境化的特征，是基于国家间现实需要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从本质上来看，中医外交作为一种跨文化外交，是一种协调性、网络化的跨文化外交。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医发展2000年的历史，就是与其他文化主体跨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①中医在发展过程中，有效汲取了阿育吠陀医学、伊斯兰医学的理论与药材，也借助古丝绸之路把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当地的医学实践进行融合。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医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组成部分在进入他国过程中也是如此，是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导下的跨文化公共外交活动——依托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所开展的外交活动，而且是以“多样性”文化而非“竞争性”文化所开展的公共外交行为。
三、风险化与多元化：后疫情时代的中医公共外交
从实践层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2020年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重视发挥中医药疗效，而以海外医疗援助为代表的健康外交大大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由此，中医公共外交的现实价值更加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化进程被迫降速，“风险共同体”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外部风险的实践概念版。①在此情境下，中国开展后疫情时代公共外交需要在“自我赋能”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叙事。此次抗疫表现出彩的中医便是建设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②针对疫情后的全球健康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致辞中表示，未来中国将“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③由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思考当前风险时代的中医公共外交理念价值。
首先，是风险社会自身的逻辑构成与中医公共外交内在机理之间的共通性。在贝克所描述的全球风险社会之下，风险并非源自人类的“无知”及“群体非理性”行为，相反，正是基于现代性理性思维下判断、分析比较等认知能力造成了风险的扩大，这种妄图“精密”地控制大自然的治理思维是全球风险社会出现的重要原因。④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便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思维之上，寄希望于快速建立起应对新型病毒的完整治疗方案使人康复。⑤但此类大规模流行传染病暴发之时，其发展的迅速性并未给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医学思维留有多大发挥空间。而在疫情迅速扩大，各国研究人员尚未明确这一新型病毒所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疗方案时，中医的治疗理念恰好符合风险社会之下的治理逻辑以及普通人面对风险时的不确定性心理，即预防往往是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中医“天人合一”的古老理念也提示着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包括病毒在内的地球生物的和谐共存之道。疫情期间，中医等传统医学治疗方式和理念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受到推崇，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医理念与疫情背景下全球公众心态的贴合程度。
中医公共外交与全球风险治理之间的另一层内在价值与逻辑在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多元共治”。实际上，中医药文化在海外早已产生一定影响力，近年来许多中医药企业不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进行国际并购，经济层面的中医药文化在走向海外过程中已取得诸多成绩，中医药在国际医药市场上有一定的接受度。①而在抗疫过程中展现强大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中国，目前正以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据统计，中国政府和民间共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医疗救援、医疗物资在内的多批援助。依托这一现实背景，中医在此次疫情期间更是借风出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等人主持制订的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获得广泛好评。此次中國对外医疗援助以中等收入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对于中医治疗认知度较低。因此，这类国家本身作为中医外交的盲点国家在开展外交过程中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以全球抗疫为目的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医药文化，有潜力成为中国智慧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符号，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被随时“激活”。②
四、中医公共外交的机遇与困境
中医药对外传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的海外中医认同基础，为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带来机遇。中医药在海外推广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中医药已经在183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③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意味着中医药正在受到现代医学科学的重新审视与接纳。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 首次纳入传统医学章节， 将起源于古代中国且当前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普遍使用的传统医学病证进行了分类，意味着中医药可以凭借标准化条例正式步入世界卫生医疗体系。①此外，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医孔子学院等世界中医药学术团体在中医药国际化道路上的积极推动，也为推广中医药文化、加深海外中医药文化认同贡献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在抗击疫情中的突出表现使中医药成为外媒争相报道的对象，外媒对中医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和否定转向中立与客观。 但同时，“世界的中医”作为公共外交符号在海外推广过程中仍然面临一定挑战，中医药对外传播仍存在困难。首先，中医药作为认知上的“传统医学”面临着在全球医疗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在现代性根深蒂固的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难免受到阻力。在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医被称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或者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连续推出几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将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纳入同一医疗实践话语空间中，为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兼容并生提供了想象力。但随着中国抗疫进程取得显著成效，欧美国家新一波疫情袭来，中国的抗疫实践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再度中断。事实上，从目前来看，中国疫情严重期间，中医药也是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与地区更受到认可，跨文化传播任重道远。
其次，中医药的海外市场推广更受重视，而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乏善可陈。市场层面的中医药海外推广已初具规模，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中医诊所与中医药商业机构。但在文化层面，中医药缺乏有效的海外推广出口和国家级工程。商业机构的逐利性决定其在开展中医药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更关注经济效益，有关中医药文化的民间传播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也导致了中医药文化目前在海外仅仅是小范围传播，主要在西方国家精英阶层受到关注，缺乏海外普通公众的认知度和喜爱度，缺乏跨圈层式传播。
最后，有限的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国家工程为主，例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而缺乏民间的有效参与。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我们也往往依托当地使馆，以传统的文化展览、学术讲座、义诊活动为主要抓手，缺乏有影响力的传播策划与媒介产品。
五、中医公共外交的战略出路
基于对中医公共外交现状及所面临困难的思考，此次疫情于中医公共外交而言确实是一个重要契机;如何把握其作为公共外交符号价值的使用与探索，需要在公共外交的战略性、国际合作的基础层面以及中医药符号特殊性上有所考量。
首先，以推广“世界的中医”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实践应被视为一种“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战略传播，即“有组织、有目的地实现组织自身的传播目标”。①其核心在于公共外交过程中的资源统合性、战略主题统一性。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架构中，中医等细分领域对外传播并没有被纳入整体战略当中，有关中医的海外读物、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及传播产品从数量、质量上来看都不尽如人意，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亦存在理念上的偏差。②此次疫情期间，全球健康外交范式的崛起充分说明了中医药文化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存在的潜力。对此，对外传播机构应扩大对于公共外交活动的认知内涵，在全球健康外交逐渐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发挥中医外交作为文化外交及物资外交的整合作用，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对外普及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认知与了解。关于此类议题战略传播经验早已有之，韩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向全球推广“韩流”文化的国家战略，并集中资源为之进行海外推广。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韩流”文化大举进入欧美市场，展现了韩国的特色文化，并受到世界瞩目。战略传播是长期且有组织的传播行为，但其收益也是长效且可见的。
其次，以国际合作为基点，开展基于传统医学认同文化的国际公共外交活动。在国际医学认定标准中，中医属于传统医学大类，其他传统医学还包括印度医学（也称阿育吠陀医学）、伊斯兰医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实践，也与中医有着跨越古今的跨文化交流历史。现代医学并无国界之分，传统医学却是不同国家内部所珍视的国之瑰宝。以印度为例，其将印度传统医学视为与西医同等重要的国家医疗体系，并为推广印度传统医学单独设立相关执行机构。③2014年通过的《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提案，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疫情指南删除“不应使用传统草本药物”的做法，也是考虑到传统医学在世界各国影响广泛这一因素。这说明，基于传统医学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多数具有悠久医学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存在着一定的共同话语空间和较强的话语共鸣潜力。疫情期间，中日通过“口罩外交”在中国唤起两国文化一衣带水的共同记忆空间，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建设“传统医学共同体”潜力。
再次，重视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公共外交话语转变。当前中医药文化在对外贸易、医疗援助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等层面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缺乏对于数字媒体的使用与重视。当今，公共外交范式正全面向“媒介化外交”转变。①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显得更为重要。在议题设置方面，社交媒体正在改写传统自上而下的公共外交议程设置方式，公共外交正以点到点的方式对舆论生态产生广泛影响。依托于网民自身传播力的“参与式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外交进行议题设置的重要開展方式，贴合网民心理热点的传播内容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②以李子柒为代表的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类博主在优兔（YouTube）等平台上获得广泛关注;在好莱坞电影等西方流行文化产品中，有关针灸等中医药文化的元素也极为常见。这说明，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中不同议题、不同社会群体对于中国的舆论看法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医药文化，有望在社交媒体空间内得到广泛传播，实现自下而上的议题流动。因此，基于社交媒体所开展的媒介化外交将成为“世界的中医”扩展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与转向。
最后，充分发挥“中医”符号本身特征是建设中医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世界的中医”作为一种语境化的外交符号，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切不可将其“再政治化”，在开展此类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应努力展现生活化和常态化。在尊重社交媒体空间传播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角色作用，实现其在传播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潜能。
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倡议。③公共外交实践要重视中医作为全球健康外交重要符号的价值，基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基本判断，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积极开展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全球公共外交活动。④作为一套与西方现代医学并行的医疗体系，中医在公共外交中有望促进形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共同话语。
（责任编辑：林斯娴）
【关 键 词】中医公共外交;健康外交;全球风险社会;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现代公共外交活动中，医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及内涵早已超越其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正如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佛尔森所言：“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19世纪，西医传入中国的过程亦即西方文化价值的延伸过程。①不同于现代医学，与儒道释哲学相融合的中医药学，正逐步成为一种养生哲学与生活方式，成为重要的“中国符号”，被习近平主席称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①。
从现状来看，当前中医药文化在向世界推广过程中缺乏对于国际社会公共话语的考量。人类社会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并仍在持续。②以中医药为特色之一的抗疫“中国方案”被用来与世界各国分享防治经验。通过向海外捐赠中医药产品、选派中医师赴外国支援，中医公共外交正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中医作为“世界的中医”这一角色正在凸显。③所谓“世界的中医”，便是将中医药视为中国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的一部分，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多元主体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并没有带来全人类跨越种族、文化、国界、意识形态的通力合作，极端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态势与病毒相伴随，国际合作共识被疫情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所化解，信任和包容成为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在此情境下，中医公共外交正在搭建一个以疾病治疗和养生保健为目的的中医药传播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人类健康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基于此，本文立足后疫情时代风险社会的语境，尝试从中医药角度切入，分析开展中医公共外交的内涵、逻辑与契机，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一、从中医外交到中医公共外交：内涵与目的
在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等一些极具本土特色的外交形式曾经取得过瞩目成绩，而中医药的对外传播也是从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开始的。
中医外交的形式之一是国家间的医学交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抛来橄榄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间的医学交流也随之展开。1951 年《人民日报》发表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消息和专论，苏联保健部部长随即表态“针灸疗法的祖国是中国……苏联医学界也同样有责任学习针灸疗法，并帮助进行科学的研究”④，并派17位医师来华学习。1955年卫生部成立，次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保健合作协定，苏方又派3名医师跟随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针灸所所长朱琏学针灸。为此，朱琏编写了《新针灸学》，并在苏联、朝鲜出版。这一时期，中医研究院开办了针灸、内科、中药、医史课程，来华学习中医的有24个国家的学生与医师。①
中医外交的另一个方面是使用中医药为外国政要治病。1961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肾病严重，向中国发出询问，希望能够尝试中医疗法。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中国派出以泌尿外科教授吳阶平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携带大量中草药及医疗器械赴印尼。苏加诺坚持喝中药，不断将体内的结石排出，并发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奇迹，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的感叹。②中国还曾派出过多位中医专家为外国领导人治病，包括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治疗肩周炎，为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治疗前列腺肿瘤等。中医的疗效得到了外国领导人的肯定，并引发当地媒体对中医的广泛报道，中医渐渐走入国外民众的视野。
2015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宣布成立国际合作和交流分会，并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中医外交”的口号，表示要用中医药为国家的对外交往服务。③近年来，依托孔子学院、中医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中医药中心、“中医关怀”海外惠侨计划等项目，中医药在海外传播有了多重平台，为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奠定了基础。
中医公共外交，即以中医以及中医药文化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其开展形式包括以国家、企业甚至个人所开展的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及中医药海外商业合作，其核心理念是向全世界推广中医药文化，为全球健康治理作出贡献。具体实例包括对外中医援助、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医教育及世界传统医学共同体的建立等。从宏观来看，中医公共外交可归属“健康外交”（Health Diplomacy）范畴，其核心目的在于将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参与者纳入全球健康治理的对话过程，形成并管理有助于实现全人类健康的政策与社会环境。④
全球健康外交超越国家、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偏见，为建设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因此，从实践逻辑来看，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并非仅仅着眼于国家与民族利益，而是以中医为媒介，在个人、企业和不同组织间通过中医的互动、交流与对话中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因为生命与健康始终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最大公约数。
二、主体性与语境化：中医公共外交的实践价值
从价值层面来看，中医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思路。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精髓，其与公共外交的结合可从多个层面进行考量。
首先，在科学理念层面，作为一种有着千年根基的传统医学，中医强调整体调和与辩证疗法，从整体、阴阳、联系的角度来治疗与防范疾病。中国在历史上历经多次瘟疫考验，在与疾病漫长的抗争中形成了难以替代的医疗智慧。中医这种诞生于前现代的传统医学体系在现代社会仍未失色，这种经验主义医学基于医疗保健观念和实践所形成的技术性特质展现了自身的历史韧性，能够为人类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其次，在文化价值层面，中医在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统一，与现代医学在科学主义的引导下注重微观与局部病症有显著区别。传统中医重视宏观、整体、系统，认为人体是高度精密的有机整体，以“天人合一”的健康观念讲求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所蕴含的传统朴素辩证思维与知识框架不仅是现代医学的有机补充，更是应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自反危机的东方智慧。在现代性和现代医学遭遇发展瓶颈的当下，中医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中医药承载着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思维与中国方案，是现代“中国化”语境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从中医的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出发，充分挖掘中医的公共外交价值，将中医药打造成为中国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搭建复合式传播网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开展中医公共外交的重要内涵。
最后，在公共外交层面，“世界的中医”是更具语境化的公共外交符号。从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整体处于对华战略遏制期，西方社会“排华”“反华”思潮抬头，这使得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也面临着诸多障碍。相比于近年来受政治气候影响较大的文化、教育等公共外交路径，中医作为这一过程中的“新”公共外交形式，恰逢全球“健康外交”兴起的大趋势。作为国家间公共外交最古老的开展方式之一，健康外交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相比其他传统外交形式，健康外交具有语境化的特征，是基于国家间现实需要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从本质上来看，中医外交作为一种跨文化外交，是一种协调性、网络化的跨文化外交。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医发展2000年的历史，就是与其他文化主体跨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①中医在发展过程中，有效汲取了阿育吠陀医学、伊斯兰医学的理论与药材，也借助古丝绸之路把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当地的医学实践进行融合。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医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组成部分在进入他国过程中也是如此，是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导下的跨文化公共外交活动——依托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所开展的外交活动，而且是以“多样性”文化而非“竞争性”文化所开展的公共外交行为。
三、风险化与多元化：后疫情时代的中医公共外交
从实践层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2020年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重视发挥中医药疗效，而以海外医疗援助为代表的健康外交大大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由此，中医公共外交的现实价值更加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化进程被迫降速，“风险共同体”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外部风险的实践概念版。①在此情境下，中国开展后疫情时代公共外交需要在“自我赋能”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叙事。此次抗疫表现出彩的中医便是建设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②针对疫情后的全球健康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致辞中表示，未来中国将“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③由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思考当前风险时代的中医公共外交理念价值。
首先，是风险社会自身的逻辑构成与中医公共外交内在机理之间的共通性。在贝克所描述的全球风险社会之下，风险并非源自人类的“无知”及“群体非理性”行为，相反，正是基于现代性理性思维下判断、分析比较等认知能力造成了风险的扩大，这种妄图“精密”地控制大自然的治理思维是全球风险社会出现的重要原因。④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便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思维之上，寄希望于快速建立起应对新型病毒的完整治疗方案使人康复。⑤但此类大规模流行传染病暴发之时，其发展的迅速性并未给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医学思维留有多大发挥空间。而在疫情迅速扩大，各国研究人员尚未明确这一新型病毒所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疗方案时，中医的治疗理念恰好符合风险社会之下的治理逻辑以及普通人面对风险时的不确定性心理，即预防往往是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中医“天人合一”的古老理念也提示着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包括病毒在内的地球生物的和谐共存之道。疫情期间，中医等传统医学治疗方式和理念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受到推崇，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医理念与疫情背景下全球公众心态的贴合程度。
中医公共外交与全球风险治理之间的另一层内在价值与逻辑在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多元共治”。实际上，中医药文化在海外早已产生一定影响力，近年来许多中医药企业不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进行国际并购，经济层面的中医药文化在走向海外过程中已取得诸多成绩，中医药在国际医药市场上有一定的接受度。①而在抗疫过程中展现强大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中国，目前正以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据统计，中国政府和民间共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医疗救援、医疗物资在内的多批援助。依托这一现实背景，中医在此次疫情期间更是借风出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等人主持制订的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获得广泛好评。此次中國对外医疗援助以中等收入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对于中医治疗认知度较低。因此，这类国家本身作为中医外交的盲点国家在开展外交过程中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以全球抗疫为目的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医药文化，有潜力成为中国智慧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符号，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被随时“激活”。②
四、中医公共外交的机遇与困境
中医药对外传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形成了一定的海外中医认同基础，为开展中医公共外交带来机遇。中医药在海外推广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中医药已经在183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③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意味着中医药正在受到现代医学科学的重新审视与接纳。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 首次纳入传统医学章节， 将起源于古代中国且当前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普遍使用的传统医学病证进行了分类，意味着中医药可以凭借标准化条例正式步入世界卫生医疗体系。①此外，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医孔子学院等世界中医药学术团体在中医药国际化道路上的积极推动，也为推广中医药文化、加深海外中医药文化认同贡献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在抗击疫情中的突出表现使中医药成为外媒争相报道的对象，外媒对中医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和否定转向中立与客观。 但同时，“世界的中医”作为公共外交符号在海外推广过程中仍然面临一定挑战，中医药对外传播仍存在困难。首先，中医药作为认知上的“传统医学”面临着在全球医疗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在现代性根深蒂固的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难免受到阻力。在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医被称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或者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连续推出几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将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纳入同一医疗实践话语空间中，为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兼容并生提供了想象力。但随着中国抗疫进程取得显著成效，欧美国家新一波疫情袭来，中国的抗疫实践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再度中断。事实上，从目前来看，中国疫情严重期间，中医药也是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与地区更受到认可，跨文化传播任重道远。
其次，中医药的海外市场推广更受重视，而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乏善可陈。市场层面的中医药海外推广已初具规模，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中医诊所与中医药商业机构。但在文化层面，中医药缺乏有效的海外推广出口和国家级工程。商业机构的逐利性决定其在开展中医药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更关注经济效益，有关中医药文化的民间传播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也导致了中医药文化目前在海外仅仅是小范围传播，主要在西方国家精英阶层受到关注，缺乏海外普通公众的认知度和喜爱度，缺乏跨圈层式传播。
最后，有限的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国家工程为主，例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而缺乏民间的有效参与。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我们也往往依托当地使馆，以传统的文化展览、学术讲座、义诊活动为主要抓手，缺乏有影响力的传播策划与媒介产品。
五、中医公共外交的战略出路
基于对中医公共外交现状及所面临困难的思考，此次疫情于中医公共外交而言确实是一个重要契机;如何把握其作为公共外交符号价值的使用与探索，需要在公共外交的战略性、国际合作的基础层面以及中医药符号特殊性上有所考量。
首先，以推广“世界的中医”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实践应被视为一种“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战略传播，即“有组织、有目的地实现组织自身的传播目标”。①其核心在于公共外交过程中的资源统合性、战略主题统一性。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架构中，中医等细分领域对外传播并没有被纳入整体战略当中，有关中医的海外读物、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及传播产品从数量、质量上来看都不尽如人意，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亦存在理念上的偏差。②此次疫情期间，全球健康外交范式的崛起充分说明了中医药文化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存在的潜力。对此，对外传播机构应扩大对于公共外交活动的认知内涵，在全球健康外交逐渐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发挥中医外交作为文化外交及物资外交的整合作用，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对外普及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认知与了解。关于此类议题战略传播经验早已有之，韩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向全球推广“韩流”文化的国家战略，并集中资源为之进行海外推广。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韩流”文化大举进入欧美市场，展现了韩国的特色文化，并受到世界瞩目。战略传播是长期且有组织的传播行为，但其收益也是长效且可见的。
其次，以国际合作为基点，开展基于传统医学认同文化的国际公共外交活动。在国际医学认定标准中，中医属于传统医学大类，其他传统医学还包括印度医学（也称阿育吠陀医学）、伊斯兰医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实践，也与中医有着跨越古今的跨文化交流历史。现代医学并无国界之分，传统医学却是不同国家内部所珍视的国之瑰宝。以印度为例，其将印度传统医学视为与西医同等重要的国家医疗体系，并为推广印度传统医学单独设立相关执行机构。③2014年通过的《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提案，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共同努力所获得的成果。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疫情指南删除“不应使用传统草本药物”的做法，也是考虑到传统医学在世界各国影响广泛这一因素。这说明，基于传统医学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多数具有悠久医学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存在着一定的共同话语空间和较强的话语共鸣潜力。疫情期间，中日通过“口罩外交”在中国唤起两国文化一衣带水的共同记忆空间，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建设“传统医学共同体”潜力。
再次，重视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公共外交话语转变。当前中医药文化在对外贸易、医疗援助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等层面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缺乏对于数字媒体的使用与重视。当今，公共外交范式正全面向“媒介化外交”转变。①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显得更为重要。在议题设置方面，社交媒体正在改写传统自上而下的公共外交议程设置方式，公共外交正以点到点的方式对舆论生态产生广泛影响。依托于网民自身传播力的“参与式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外交进行议题设置的重要開展方式，贴合网民心理热点的传播内容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②以李子柒为代表的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类博主在优兔（YouTube）等平台上获得广泛关注;在好莱坞电影等西方流行文化产品中，有关针灸等中医药文化的元素也极为常见。这说明，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中不同议题、不同社会群体对于中国的舆论看法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医药文化，有望在社交媒体空间内得到广泛传播，实现自下而上的议题流动。因此，基于社交媒体所开展的媒介化外交将成为“世界的中医”扩展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与转向。
最后，充分发挥“中医”符号本身特征是建设中医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世界的中医”作为一种语境化的外交符号，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切不可将其“再政治化”，在开展此类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应努力展现生活化和常态化。在尊重社交媒体空间传播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角色作用，实现其在传播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潜能。
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倡议。③公共外交实践要重视中医作为全球健康外交重要符号的价值，基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基本判断，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积极开展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全球公共外交活动。④作为一套与西方现代医学并行的医疗体系，中医在公共外交中有望促进形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共同话语。
（责任编辑：林斯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