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海淀文艺》上读诗人崔墨卿的《世风录》，有“是官场就有人贪污腐化”的警句。让我想起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早在1943年间写的杂谈——《论贪污》。
　　“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肯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我们这时代，不应该再讳疾忌医了，更不应该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了。翻翻陈账，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因，再针对现状，求出对症的药石，也许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一部廿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我们只能拣最脍炙人口的大人物举几个例，开一笔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下僚小吏，姑且放下不谈。”吴晗是史学大家，信手拈来，举起史书中的例子，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绝不是时下盛行的“戏说”。诸如“汉灵帝卖官聚钱”，“明神宗豪夺民产”，这说的是皇帝；五代唐庄宗的刘后“专务蓄财，广收贿赂，宫中宝货如山”，说的是皇帝老婆贪污亡国；重臣贪污害国的例子更是指不胜屈，如唐代的杨国忠、宋代的秦桧、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至于说到一般的官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历代做官的“潜规则”。“儒学”鼓吹的“学而优则仕”，“仕”们的实践，确实把贪腐这一龌龊传统继承下来了，如果说吴晗的建言是为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出主意的话；时下国人中一些为官者的“贪腐”现象，也不见得比60多年前的世风好到那去，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不能不说是“走进新时代”的悲哀。古语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吴晗先生引伸为“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此乃历代相传的名言，颠扑不破的真理。
　　吴晗先生感慨道，“上下几千年，细读历史，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史家遇见这样希觏的时代，往往一唱三叹，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历朝的政治家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然而都不尽如人意。大约18年前，我读过一部由李瑞环同志题词作序的《从政史鉴》——我国几千年来诸多政治家、思想家、明君贤相，乃至“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布衣之士，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论述，政治活动的经验、体会，荟萃一书，既博且精——确实是“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好书，多有醒世警世的经验记载。比如宋代的“厚禄”，明初的“严刑”，虽然都能初见成效，却又都不能久远。当代的一位政治家建言，“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使他们足以养廉”。然而事实打碎了理念，时下贪污者的胃口已经是“蛇吞象”，不是那几吊屈指可数的“高工资”能满足其愿望的。“严刑”也是不灵，“暴利之下必有贪夫”，那几百名携亿元巨款逃到国外的“高官”、“高管”们，至今逍遥法外，老百姓讥讽为“刑不上逃亡的大夫”。
　　俱往矣！反腐倡廉的重任落在我辈头上，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举措，舍此而不能达到目的。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按照权威人士的解读，2007年的反腐败工作的着力点是——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即“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必须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必须抓住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必须抓住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就是紧紧抓住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得以滋生的重要原因”。
　　窃以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扎扎实实地真做下去，定然会迎来一片蓝天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