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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中国官学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形成了兼顾中央和地方的严密官学体制。从中、韩两国的史料记载来看，韩国高丽朝官学之法受唐影响颇深，但是，由于政治历史、思想传统的差异，其在移植唐代官学制度的同时，形成了一套与唐不同，具有本土特色的官学制度。
关键词：唐朝；高丽；官学
作者简介：刘娇（1994-），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2
我国自古以来便注重教育，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官学，后经历了三国与魏晋南北朝，逐渐发展进步。到了唐王朝，国力昌盛，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科举选官，为唐代官学的稳步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保障。在历代统治阶层和文人的共同努力下，唐代官学制度形成了严格的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级制。
这种成熟的官学制度，为周边的国家树立了良好典范。韩国高丽时期的官学制度便受到了唐代的浸染，在学校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对唐代官学进行了借鉴与摹仿。但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与唐相仿的教育举措，由于历史背景、思想传统的差异，高丽官学日渐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一面。“别国的制度所以能植根于本国的土壤上它决不可能照搬照抄一成不变，而一定是根据本国的国情，作了相应的变化。”[1]高丽的官学制度亦是如此，其异于唐代的特征主要有二。
一、豪门贵族势力过大，导致高丽中央官学沦为贵族操控官权的工具
从《高丽史·选举志》的记载来看，高丽的官学教育一直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直至显宗年间才得以兼程并进，万象更新。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高丽的官学教育起步伊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环境。高丽之前的新罗王朝实行的是骨品制，将社会成员分为三等，一等王族，二等贵族，三等平民，奴隶不入品。“新罗王朝任用官吏，则依此骨品制，实即在王族、贵族两等中选拔、任用官吏。平民阶层无法进入仕途”[2]，长久以此，导致贵族阶层势力庞大，这种情况，甚至一直维持到高丽建国初年。“王建取代泰封国弓裔为王，建立高丽王朝……但是，确切地说，此时的高丽王朝尚不能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因为当时大小豪族盘踞地方，建立起各自的半独立性势力范围，王建只不过是把这些豪族势力网罗到自己的麾下而已。因此，草创期的高丽王朝仅能算一个豪族联合政权。”[3]地方势力强大且存在半独立性，教育资源被把控在权贵手中，导致高丽官学对学生门第的要求极为严苛。“国子学生，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及勋官二品带县公以上，并京官四品带三品以上勋封者之子为之。太学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若正从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之子为之。四门学生，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为之。三学生各三百人……其律学、书学、算学皆肄国子学，律、书、算及州县学生，并以八品以上子及庶人為之，七品以上子情愿者听。”[4]国学、太学、四门学被达官权贵垄断，布衣百姓仅限在专科学校学习，进入仕途的机会渺茫，官学集中为官宦子弟服务，沦为高丽权贵们把控官权的工具。
与之相反，唐代中央官学的发展有着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商鞅变法，将地方一级官员的委任权收归中央，极大地分散了官权。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制，统一文字等，中央集权国家便正式形成。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以后，皇权更加集中稳固。至唐代，中央集权已发展得十分成熟，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便不会为贵族势力所操控，布衣百姓也有了入校求学，入仕为官的机会。“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学者为之。”[5]庶人表现优异者甚至可以进入四门学学习，相较于高丽而言，唐代官学对学生门第要求更为宽松，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
二、选官制度与教育传统的差别导致了两国官学教育的侧重点不同
唐代的官学注重对学生词章能力的培养，这与唐代礼部选官的考核标准有关。“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良。”[6]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国之栋梁，教育的侧重点自然会主动迎合选官的标准，所以唐代师生在教习时极为重视对词章能力的培养考察。
然而，在高丽尚未大规模移植中国的教育举措以前，朝鲜半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选贤举能的制度——花郎道。花郎道发源于新罗早期，起初是为新罗王室祈求长生、修习武艺服务的，“是新罗以太阳神和天神为信仰的本土型自然宗教”[7]。真兴王时期，随着版图的扩大，国力的增强，新罗意欲一统朝鲜半岛，此番形势下，如何选拔忠君爱国且文武兼备的青年才俊成为统治者率先要解决的问题，“王又念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8]为了强国兴兵，花郎道日渐制度化，成为新罗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方式，花郎道注重对人思想德行的感染教化，“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薦之于朝”[9]，通过沉浸山水，修身养性的方式观察培养花郎徒，最终取德行优异者为朝廷所用。由于花郎道是朝韩半岛大规模汉化以前罕见的植根于本土的人才选拔方式，同时又在新罗统一三国之际立下了彪炳战功，所以它深受统治者的推崇，对朝韩半岛的教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后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衰落，但其教育理念一直渗透到了高丽。“太祖开国之初，首于西京建学校，然尚未有科目之格令，则盖因新罗花郎道之遗制而已”[10]。可见，由于花郎道的影响，高丽的教育比起词章，更注重对德行的培养。《新高丽史·选举制》开篇所述“为学校以处士教之德行，德行既成，取而官之”[11]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特点。
综上所述，高丽在吸收借鉴唐代官学制度的同时，受到了本国复杂的政治背景及花郎道思想传统的作用，导致其对学生门第的规定较唐代更为严格，且更加注重对学生德行的考察，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官学制度。比较两朝官学制度的差异，可进一步了解两国的历史背景及传统思想，对于两朝教育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注释：
[1]何忠礼.高丽朝科举制度要录[C].韩国研究，1996（3）：110.
[2]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3]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四，景仁文化社1961版，第626页.
[5][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四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1171页.
[7]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8]一然.三国遗事：卷三，明文堂1993年版，第122页.
[9]金富士.三国史记：卷四，首尔韩吉社，1976年版，第67页.
[10][11]金泽荣.朝鲜汉文史籍丛刊·新高丽史：卷二十二，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463页.
关键词：唐朝；高丽；官学
作者简介：刘娇（1994-），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2
我国自古以来便注重教育，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官学，后经历了三国与魏晋南北朝，逐渐发展进步。到了唐王朝，国力昌盛，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科举选官，为唐代官学的稳步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保障。在历代统治阶层和文人的共同努力下，唐代官学制度形成了严格的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级制。
这种成熟的官学制度，为周边的国家树立了良好典范。韩国高丽时期的官学制度便受到了唐代的浸染，在学校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对唐代官学进行了借鉴与摹仿。但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与唐相仿的教育举措，由于历史背景、思想传统的差异，高丽官学日渐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一面。“别国的制度所以能植根于本国的土壤上它决不可能照搬照抄一成不变，而一定是根据本国的国情，作了相应的变化。”[1]高丽的官学制度亦是如此，其异于唐代的特征主要有二。
一、豪门贵族势力过大，导致高丽中央官学沦为贵族操控官权的工具
从《高丽史·选举志》的记载来看，高丽的官学教育一直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直至显宗年间才得以兼程并进，万象更新。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高丽的官学教育起步伊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环境。高丽之前的新罗王朝实行的是骨品制，将社会成员分为三等，一等王族，二等贵族，三等平民，奴隶不入品。“新罗王朝任用官吏，则依此骨品制，实即在王族、贵族两等中选拔、任用官吏。平民阶层无法进入仕途”[2]，长久以此，导致贵族阶层势力庞大，这种情况，甚至一直维持到高丽建国初年。“王建取代泰封国弓裔为王，建立高丽王朝……但是，确切地说，此时的高丽王朝尚不能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因为当时大小豪族盘踞地方，建立起各自的半独立性势力范围，王建只不过是把这些豪族势力网罗到自己的麾下而已。因此，草创期的高丽王朝仅能算一个豪族联合政权。”[3]地方势力强大且存在半独立性，教育资源被把控在权贵手中，导致高丽官学对学生门第的要求极为严苛。“国子学生，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及勋官二品带县公以上，并京官四品带三品以上勋封者之子为之。太学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若正从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之子为之。四门学生，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为之。三学生各三百人……其律学、书学、算学皆肄国子学，律、书、算及州县学生，并以八品以上子及庶人為之，七品以上子情愿者听。”[4]国学、太学、四门学被达官权贵垄断，布衣百姓仅限在专科学校学习，进入仕途的机会渺茫，官学集中为官宦子弟服务，沦为高丽权贵们把控官权的工具。
与之相反，唐代中央官学的发展有着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商鞅变法，将地方一级官员的委任权收归中央，极大地分散了官权。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制，统一文字等，中央集权国家便正式形成。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以后，皇权更加集中稳固。至唐代，中央集权已发展得十分成熟，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便不会为贵族势力所操控，布衣百姓也有了入校求学，入仕为官的机会。“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学者为之。”[5]庶人表现优异者甚至可以进入四门学学习，相较于高丽而言，唐代官学对学生门第要求更为宽松，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公平。
二、选官制度与教育传统的差别导致了两国官学教育的侧重点不同
唐代的官学注重对学生词章能力的培养，这与唐代礼部选官的考核标准有关。“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良。”[6]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国之栋梁，教育的侧重点自然会主动迎合选官的标准，所以唐代师生在教习时极为重视对词章能力的培养考察。
然而，在高丽尚未大规模移植中国的教育举措以前，朝鲜半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选贤举能的制度——花郎道。花郎道发源于新罗早期，起初是为新罗王室祈求长生、修习武艺服务的，“是新罗以太阳神和天神为信仰的本土型自然宗教”[7]。真兴王时期，随着版图的扩大，国力的增强，新罗意欲一统朝鲜半岛，此番形势下，如何选拔忠君爱国且文武兼备的青年才俊成为统治者率先要解决的问题，“王又念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良家男子有德行者，改为花郎。”[8]为了强国兴兵，花郎道日渐制度化，成为新罗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方式，花郎道注重对人思想德行的感染教化，“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薦之于朝”[9]，通过沉浸山水，修身养性的方式观察培养花郎徒，最终取德行优异者为朝廷所用。由于花郎道是朝韩半岛大规模汉化以前罕见的植根于本土的人才选拔方式，同时又在新罗统一三国之际立下了彪炳战功，所以它深受统治者的推崇，对朝韩半岛的教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后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衰落，但其教育理念一直渗透到了高丽。“太祖开国之初，首于西京建学校，然尚未有科目之格令，则盖因新罗花郎道之遗制而已”[10]。可见，由于花郎道的影响，高丽的教育比起词章，更注重对德行的培养。《新高丽史·选举制》开篇所述“为学校以处士教之德行，德行既成，取而官之”[11]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特点。
综上所述，高丽在吸收借鉴唐代官学制度的同时，受到了本国复杂的政治背景及花郎道思想传统的作用，导致其对学生门第的规定较唐代更为严格，且更加注重对学生德行的考察，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官学制度。比较两朝官学制度的差异，可进一步了解两国的历史背景及传统思想，对于两朝教育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注释：
[1]何忠礼.高丽朝科举制度要录[C].韩国研究，1996（3）：110.
[2]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3]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四，景仁文化社1961版，第626页.
[5][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四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1171页.
[7]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8]一然.三国遗事：卷三，明文堂1993年版，第122页.
[9]金富士.三国史记：卷四，首尔韩吉社，1976年版，第67页.
[10][11]金泽荣.朝鲜汉文史籍丛刊·新高丽史：卷二十二，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