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纪念谭嗣同是为了向他学习，向他学习什么呢？实际上谭嗣同参加维新时间并不长，整个戊戌维新也才一百多天，之前他在湖南搞新政，时间也很短。他的一生大放光华、照耀后人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慷慨就义，再加上他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极大地放大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唤醒时人，激励后人。中国人毕竟都是惜命的，他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呼唤麻木的国人，惊世骇俗。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剑胆琴心的大美，打动了亿万人。还有一个人——汪精卫也写过这样的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没做到，谭嗣同做到了。
　　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写《仁学》，梁启超对《仁学》的评价很高，他说我们写不出，我们也不敢写。梁启超说谭嗣同是这个时期学术和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他就是在中国思想启蒙没有开始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候，天上划过的一道流星，所以后来无数人都追随他，到今天我们都得纪念他，而且会永远的纪念下去。
　　一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天道轮回读〈仁学〉》。为什么说天道轮回？《仁学》写于1896年，到现在是两个甲子，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个六十年应该是沧桑巨变。站在今天这个时代读《仁学》，我在想，跟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的思想变了吗，变了多少？法国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十分重视历史周期研究的意义，毛泽东、黄炎培也有著名的历史周期问答，在历史的节点上，这种思考是需要的。
　　取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与另一个浏阳人胡耀邦有关。耀邦去世前的冬天曾经与朱尚同先生（时任湖南教委党组书记）在湖南共同背诵《哀江南赋》，探讨其中“天道周星，物极不返”的内涵。
　　《百年潮》记载了朱尚同的回忆：“耀邦问，你读过《哀江南赋》没有？我说，庾子山作的，我还背得出。耀邦同志高兴了，说你起个头。我背诵道：‘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耀邦同志也接着背诵，一直到‘天道周星，物极不返’。耀邦突然问，这两句你怎么理解？我一下怔住了。耀邦说，一般以为，庾信是说侯景火烧台城后，梁朝已矣，不可复兴。而就自然和人事规律来说，物极总是必返的，说‘物极不返’，是庾信在梁亡后的悲愤之辞，是反意而用之。”
　　那是1988年11月27日的事情.当天晚上朱尚同步行几条街爬六楼到了我家，激动地告诉我白天他与耀邦在九所聊天的情况。耀邦那天很放开，讲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我们都很激动，很触动。后来，德平同志陪李昭大姐从江西“共青城”到湖南来，长沙市委派我去湖南到江西的边境迎接（我时任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当晚我在蓉园向德平报告了此事。朱尚同的回忆后来发在《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上。那天的谈话，如果起个标题的话，我看可以叫《天道周星，物极不返》，那是所见的耀邦去世前一次较长的谈话，他充满了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和前途的真知灼见，充满了焦虑心情和忧患意识。
　　今天德平同志讲，耀邦曾多次读《仁学》。斗转星移，耀邦关切的那些问题与《仁学》中阐述的那些问题一直在历史中回响。我一直想再读《仁学》，正好借着这个叫我发言的机会，又把它读了几遍。《仁学》的思想丰富，观点庞杂，文字有点儿跳跃，可能是他思绪灵感万千，笔跟不上，脑子来得太快。《仁学》是谭嗣同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厚积薄发，内涵深刻蕴藉久远。读《仁学》是在读一股忧患家国的思想潮流，一段悲怆时代的历史脉搏，一些跳跃奔腾的思想火花，一个新鲜热情的生命。文中的思想火炬，映照着我们今天对历史与现实的关切。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上急行军，历史上很多好思想都没有来得及细想，更没有时间回味。因为我们走得太快太远，所以忘记了出发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的节点上，应该回望自己的过去，回顾自己出发的原点，当初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还在这条路上吗？历史巨大的钟摆，一定的时候会摆回来，寻找它本身的位置。我们年轻时候曾经批判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从布罗代尔的长历史观来看，我们应该一以贯之去追求当初的目标，至少是阶段性目标。我们“冲决罗网”了吗，实现了“仁”吗？我说天道轮回读《仁学》，就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来追问以《仁学》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时期改良思想的价值。
　　二
　　谭嗣同《仁学》的最伟大之处，是它打开千年“礼教”枷锁，恢复了孔孟“仁爱”的真义，并赋予“仁”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康有为以“仁”为思想武器，发动了维新运动。谭嗣同与他相同，又不相同，两人都在讲“仁”，但是对待“仁”的另一面，也就是在对待“礼”的问题上，也就是对旧的礼教和秩序的问题上，谭嗣同超越了康有为。《仁学》对“仁”的阐述达到了中国思想界前所未有的高度。
　　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仁爱精神，就是博爱、忠恕、尊重和平等，来自上三代中华先民的美好价值。孟子把这种价值用到政治上，提出“仁政”思想。最初的孔孟之道充满了人文主义温情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孔子又讲，“克己复礼为仁”。“仁”就有了另外一个注解“礼”。什么是“礼”呢？“礼”是“周礼”，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秩序，就是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维护“亲亲尊尊”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维护一种特定的不平等。“仁”是核心价值观，讲爱，讲平等，“礼”是行为规范，讲等级和亲疏，讲不平等，既矛盾又统一，两千多年来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衰弱。
　　孔子在强调“亲亲、尊尊”时候，仁爱被打了折扣，戴了枷锁。开始还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后来汉武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讲“三纲五常”，“仁”变小了，“礼”变大了，专制等级强化，严重的不平等了。“仁”被打了第二道折扣，加了第二道枷锁。到了宋明理学，“三纲五常”加了“存天理、灭人欲”，以佛、道规范人心，仁爱思想被打了第三个折扣，加了第三道枷锁，“仁”完全成了道德责任和政治秩序。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两百六十多年统治者一直生活在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焦虑之中，纲常名教加上严厉的闭关自守和思想钳制，以道德教化、科举仕途、文学艺术推行纲常名教，爱情、亲情、人欲、人性被森严的礼教扼杀，中国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人性欢乐、创新的能力，整体素质下降，民族精神沉沦，这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两千年下来道统、法统延续下来，人道、人性丧失殆尽，儒家思想被彻底阉割了。近代思想家中，谭嗣同最先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对“礼”、对“名教”、对“三纲五常”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他写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仁学·十四》）“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仁学·三十七》）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谭嗣同的《仁学》有两大贡献：一是他站在仁爱的立场上，坚持这个中国古老珍贵的核心价值，同时把“仁”和“礼”（包括三纲五常）剥离开来，打碎历史加在“仁”上的道道枷锁，恢复了孔、孟仁爱思想的初衷，恢复了中华民族价值哲学的本初内涵，让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与时代的结合点，解决了中国核心价值的古、今问题。二是《仁学》融儒、墨、道、佛、耶之学以及西学于一炉，以“以太”为“仁”的基础，论证“通”为“仁”之第一义，冲决一切黑暗否塞和网罗，并最终实现“仁—通—平等—大同”之理想世界。谭嗣同给“仁”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个“仁”既古老又新鲜，既传统又现代，贯通中西方甚至佛教价值观念，阐发了仁爱思想的普世意义，解决了中国核心价值的中、外问题。
　　大家普遍注意到，谭嗣同对礼教的严厉批判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他同时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和对“仁爱”思想的古为今用，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批评他讲“仁”跟康有为一样是“托古改制”。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吃人”的礼教的同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面否定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愈演愈烈，直到“文革”打倒“封资修”、“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把“仁”和儒家文化彻底丢掉，让中国陷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之中，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剧和今天社会道德溃败的历史文化根源。
　　谭嗣同的仁学既是对苦难中的中华民族生存意识与生存意志之召唤的自觉应答，又是高瞻远瞩放眼全球的“世界主义”（梁启超语）。“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冯友兰语）。
　　《仁学》的思想洞穿历史长河，解决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沟通与和解的大问题，蕴含着伟大的天下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和以人为本精神，这可能是很多学者和政治家称颂这本书的原因。
　　三
　　谭嗣同用中国古老的哲学概念“道器”、“体用”，来阐述中国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体制的关系，为变法提供思想武器，他的这些探索没有后来那么强的功利色彩，具有长期的哲学价值。
　　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晚清中国人急着找出路，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维新思潮出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一些旧政权统治较软弱的国家，例如英国、日本和俄国走通了改良主义道路，以较小代价实现了历史转型，中国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过于强大，封建文化过于深厚，长期对外封闭对内禁锢，固有的满、汉矛盾，清政府既腐败无能又专横顽固等等。顽固派坚守夷、夏之防，死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到张之洞的《劝学篇》，洋务派花了很大力气才战胜顽固派，让“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了气候。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体西用”的历史局限暴露无遗。维新思想家要改革封建专制这个“体”，触动了专制政权的根本，他们失败了，可是他们的思想到了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本来“道”和“器”是古老哲学概念，具有中国哲学特有的模糊性，人们一直认为，“道”是原则、理念、是形而上的，属于精神范畴；“器”是工具、器物，形而下的，属于物质范畴。明、清以来，以道为体，以器为用，重道轻器，重义轻利，坐而论道，空谈心性，骄妄虚空，不务经济的传统士风，已经积习深厚，到了足以亡国之地步。
　　明朝的遗民王船山看到了这一点，他有一段名言：“天下唯器而己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王夫之《周易外传》）他认为“道依于器”，颠覆了自古以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定势。谭嗣同很喜欢这段话，曾多次引用。但是时过境迁，谭嗣同面对的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如果说道、器之辩还是讲哲学的话，体、用之争纯粹是讲政治了。张之洞的《劝学篇》是讲“中体西用”的经典，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
　　《劝学篇》在朝野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从理论上予以了批判。谭嗣同在论述道、器关系的基础上批驳“中体西用”思想。一是把“道器”与“体用”结合在一起讲，推陈出新，用他的道器观阐述他的体用观。他说：“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器是本体、是根据，道是作用、是表现；二是讲道、器同一。他强调“道器不二，道随器迁”。他认为道、器同源互动，体、用同源互动。否定割裂道器、体用的观点；三是讲变法就是变器，他说：“变法者，器既变矣。”“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甚至于“尽变西法”，变法是变“体”；四是物质在先，精神在后，他说“以太为体”，“仁”为用。他说：“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 由之以通。”总的来看，他认为精神的东西依赖于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在变，精神也要变。他的哲学倾向于唯物唯实，求新求变，他的哲学超越了那个时代，闪耀着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之光。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道随器变、体用同源、变法变器等思想观点比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都更科学和进步，里面蕴含着与时俱进、从问题出发的认识论，比较接近实事求是的思想。谭嗣同跟晚清考据学者不同，跟清议官僚不同，沿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路，把晚清民族危机中产生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推向了维新思潮的新高度，为维新思潮的和后来的民主共和思潮做了哲学的准备。他虽然有很急躁和激烈的情绪，但他在方法上坚持了秉中而执两的态度，在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经济社会急剧裂变的条件下，这种中庸之道、中正方法实在是最好的选择，胜过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度。作为那个时候那么年轻的他，真是难能可贵。 　　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谭嗣同当年的思考成果同样被历史忽视了。回首望去，我们很快跨过了谭嗣同们的改良主义思想，错过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走上不断激进化的道路，后来左的和右的思潮各执一端，难以形成共识，消耗了资源，阻碍了进步，以致我们今天仍停留在实际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中。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到“文革”破四旧、批林批孔，直到今天的“左右”之争，在道与器、体与用的思考上，中国思想界并没有完全达到当年谭嗣同的认识水平。
　　道和器、体和用本来是方法问题，但是近代中国人总是和价值、制度一起讲，实际上争的是价值和制度，所以总也讲不清楚。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对这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有重大影响，可以说有什么价值观就有什么制度，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谭嗣同指出在历史变革的时候，制度的变化是第一性的，制度的变化可以改变价值观念。谭嗣同两个甲子前已经认识到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纠缠不休？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和制度中的封建专制基因仍然在顽强地表现自己。洋务、维新、共和，虽然我们越来越激进，封建主义的专制、宗法、等级和愚民思想并没有因为封建帝制的退出而退出，仁爱、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没有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胜利。后来，封建专制思想披上革命的外衣，以左的面貌横行于“文革”时代，时隐时现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最近几年的腐败现象中借尸还魂。
　　四
　　《仁学》体现出一个思维特点，就是传承和变革的关系把握得比较好，这也是一直困扰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谭嗣同激烈地批判传统，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但他从继承传统的角度批判传统，他说，“仁之乱也，乱于其名”，他呼号冲决名教网罗，为的是发扬真正的仁爱、平等精神，他对中国的传统的批判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那个时代的进步的诉求就是变法改革，就是有序变革，而不是彻底的推翻重来。《仁学》给人的印象是庞杂、多样，孰知这正是我们当今所缺乏的多元、包容、妥协和中庸。谭嗣同无意之中处理好了后人难以处理的一尊与多元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仁学》，视角那样广阔，文化那样丰富，涵盖那样久远，内涵那样深刻。谭嗣同在处理中学与其他学术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情韵与义理、知与行的关系上，都在“不成熟”中勇敢探索，给人以启迪。这是改革者的思维，这是改良主义的特征，是那个时代人的特权。说到这里我真想说一句，要向改良主义学习。
　　这几年，我看习近平讲话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讲传承，把传承和变革结合起来。他讲前后两个三十年是有联系的，要一体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要一体来看，共产党与以前的历史也要联系起来看。他最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古代、近代、现代一体的文化脉络中走出来的，这里面就有传承和变革的关系。
　　有人说谭嗣同是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我不这样看。如果说激进主义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过错不在他，而在于统治者，历史一再证明，专制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根源。清王朝严厉地镇压了戊戌维新，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变法演变成革命，中国走向一个更大时空的轮回。激进主义从方法论上讲，就是割裂历史传承关系，脱离当时的环境去看历史，用激进主义历史观衡量历史。不讲渐进，不讲妥协，不讲包容，唯我独尊、唯我独革。从《仁学》到上一个甲子是1956年，那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现在又是一个甲子，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何去何从？我曾经以为“文革”那样的灾难浩劫不会重演了，这两年“文革”言论、思想甚至理论死灰复燃，有些学者、理论家也在鼓吹极左的一套，我很纳闷，改革开放、依法治国都是在与极左思潮的激烈斗争中前进的，如果让极左的一套成了气候，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岂不是空谈？我深感忧虑。
　　回眸两个甲子，有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我们要吸取谭嗣同这种传承与变革的思想，一种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思考；另一个方面从执政者来讲，也要正视并认真解决改革者提出的问题，哪怕是尖锐的问题，哪怕是尖锐的不同的见解，真知灼见最初都是以不同意见的形式出现的。这样，才能为改革腾出更大的空间，留出更长的时间，减少新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