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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宁浩
程耳和宁浩是邻居。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是大片的高楼,跟北京那些边边角角栽种出来的楼房一样,井井有条而又没什么特点。程耳说他是个很宅的人,平时也不太混圈子,就窝在家里看书、写剧本。他有时候会在小区里见到宁浩,两人聊着聊着,程耳就说了自己在构思的一个故事。宁浩一听,觉得有意思,于是开始帮他落实资金和演员。
程耳的这部片子,竟是邻里间“瞎聊”聊出来的。
程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99年拍了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宁浩看过后跟媒体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学生作品。2006年,他拍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第三个人》,演员是徐峥、高圆圆和小陶虹,但这部片子票房并不理想。“我一直都希望能在观众的趣味和我的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程耳说:“可能因为《第三个人》里放进了太多自我,那里有很多我到现在仍然认为闪亮的东西,叙事、结构、表演以及认知上,都有很多追求,但它整体不够均衡,不太能讨好。就我与电影的关系来说,我拍《第三个人》时靠得太近了,不像后来拍‘边境’时那么冷漠。”
当时明星价值并不像现在开发得那么彻底,如果片子在现在公映的话宣传能做得更好。实际上,在《边境风云》公映前一个月,高圆圆主演的《搜索》达到了1.8亿,除了陈凯歌的号召力,高圆圆的好人缘也功不可没。不过《第三个人》面临的问题更可能是宣传的错位——很多观众听到这是“国产惊悚悬疑片”就自动脑补出曲折情节和吓人的气氛,却被电影里冷峻的镜头和大段对白给吓着了。
加班害三代
程耳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边境风云》像小说一样,分为四个章节,故事被打乱分散在各个章节里,观众必须动脑子把细节串联起来,看进去了,就能感受到边境中人的惊心动魄。这样的结构在昆汀的《通俗小说》里就用得游刃有余,但在国产片里就极其罕见。从总体评价看来,观众也并没有“看不懂”的困扰。程耳说,过去我们都太低估观众了。“中国电影的观众是正常水准的观众,但中国创作人是低于正常水准的。”
采访中,程耳用得最多的词儿就是“正常”。问他认为目标观众是什么人,他就说是“正常的一群人,只要不傻就可以”、问他为什么会写出“我不要你幸福,我要你活着”这样的极端的句子时,他说一个中国父亲对女儿说这些很正常,“从大环境而言,我们还没到探讨‘幸福’的阶段”……
偏偏这个对“正常”如此敏感的人,却是做了很多不平常的尝试。他说他往往写着写着,就写向了犯罪题材,“我喜欢把人物推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情景当中。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当中所进发的特质和人性,可能并不那么真实,而如果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竟还能保持相对的善良和勇敢,这便是更有力量、更可贵的一件事”。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窗外是楼房和平整的大马路,冬天来了,树秃秃的。程耳抽烟会把香烟抽到底,整整齐齐地剩个滤嘴。可以看出他是个可以把事情做得很细致的人。
不过他的“不平常”的故事里,终究还是立足在常人的心境里。对于许多影评人的盛赞,他最记得反而是网上影迷说的一句“贩毒毁一生,加班害三代。”他认为普通影迷比很多影评人更能切中要害。
电影里有句对白常常被引用:“看起来是治安问题,其实是个感情问题。”这句话可以延伸到电影的创作与环境、“边境”的主题与现时社会。与其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外部的条件和环境去担待,不如从普通人的情感困境里着手——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吧。
程耳和宁浩是邻居。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是大片的高楼,跟北京那些边边角角栽种出来的楼房一样,井井有条而又没什么特点。程耳说他是个很宅的人,平时也不太混圈子,就窝在家里看书、写剧本。他有时候会在小区里见到宁浩,两人聊着聊着,程耳就说了自己在构思的一个故事。宁浩一听,觉得有意思,于是开始帮他落实资金和演员。
程耳的这部片子,竟是邻里间“瞎聊”聊出来的。
程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99年拍了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宁浩看过后跟媒体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学生作品。2006年,他拍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第三个人》,演员是徐峥、高圆圆和小陶虹,但这部片子票房并不理想。“我一直都希望能在观众的趣味和我的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程耳说:“可能因为《第三个人》里放进了太多自我,那里有很多我到现在仍然认为闪亮的东西,叙事、结构、表演以及认知上,都有很多追求,但它整体不够均衡,不太能讨好。就我与电影的关系来说,我拍《第三个人》时靠得太近了,不像后来拍‘边境’时那么冷漠。”
当时明星价值并不像现在开发得那么彻底,如果片子在现在公映的话宣传能做得更好。实际上,在《边境风云》公映前一个月,高圆圆主演的《搜索》达到了1.8亿,除了陈凯歌的号召力,高圆圆的好人缘也功不可没。不过《第三个人》面临的问题更可能是宣传的错位——很多观众听到这是“国产惊悚悬疑片”就自动脑补出曲折情节和吓人的气氛,却被电影里冷峻的镜头和大段对白给吓着了。
加班害三代
程耳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边境风云》像小说一样,分为四个章节,故事被打乱分散在各个章节里,观众必须动脑子把细节串联起来,看进去了,就能感受到边境中人的惊心动魄。这样的结构在昆汀的《通俗小说》里就用得游刃有余,但在国产片里就极其罕见。从总体评价看来,观众也并没有“看不懂”的困扰。程耳说,过去我们都太低估观众了。“中国电影的观众是正常水准的观众,但中国创作人是低于正常水准的。”
采访中,程耳用得最多的词儿就是“正常”。问他认为目标观众是什么人,他就说是“正常的一群人,只要不傻就可以”、问他为什么会写出“我不要你幸福,我要你活着”这样的极端的句子时,他说一个中国父亲对女儿说这些很正常,“从大环境而言,我们还没到探讨‘幸福’的阶段”……
偏偏这个对“正常”如此敏感的人,却是做了很多不平常的尝试。他说他往往写着写着,就写向了犯罪题材,“我喜欢把人物推到一个比较极致的情景当中。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当中所进发的特质和人性,可能并不那么真实,而如果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竟还能保持相对的善良和勇敢,这便是更有力量、更可贵的一件事”。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窗外是楼房和平整的大马路,冬天来了,树秃秃的。程耳抽烟会把香烟抽到底,整整齐齐地剩个滤嘴。可以看出他是个可以把事情做得很细致的人。
不过他的“不平常”的故事里,终究还是立足在常人的心境里。对于许多影评人的盛赞,他最记得反而是网上影迷说的一句“贩毒毁一生,加班害三代。”他认为普通影迷比很多影评人更能切中要害。
电影里有句对白常常被引用:“看起来是治安问题,其实是个感情问题。”这句话可以延伸到电影的创作与环境、“边境”的主题与现时社会。与其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外部的条件和环境去担待,不如从普通人的情感困境里着手——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