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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无意间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引起了我的兴趣。浏览时，有一段话迅速扑入我的眼帘。作者说：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这是勿庸讳言的事实。
“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流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罢，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据同期学报介绍，他叫郝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不足40岁。青年人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的接触范围中并不多见。他的思考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30年前的一段回忆。
记得1976年底，我刚刚调进鲁迅研究室，正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及鲁迅跟北方左联的关系，并撰写了一篇介绍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北平探亲的史料，刊登于《南开学报》。我了解到，1930年3月，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普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的团体有30多个；同年6月筹备组织北方左联。同年9月18日下午，左联北方分盟在北平大学正式成立，此后在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又成立了支部小组。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同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望母亲。在此期间，曾应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与学生之邀，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发表了五次讲演，后被称为“北平五讲”。但由于介绍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组织机构的史料十分匮乏，鲁迅的“北平五讲”又只有两次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给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经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指点，我冒昧地给陈沂写了一封求教的信。因为陈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方左联的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所以掌握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鲁迅1933年3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中有“得佘余信”和“复佘余信”的记载，“佘余”就是他的化名。我写信那年，陈沂已经65岁，右派帽子尚未摘除，但他仍给一位素昧平生的鲁迅研究者作了认真的回复。这封信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在场者和见证人的名单，并介绍了鲁迅1932年回北平探亲期间跟北方左翼文化界的亲密接触。信的全文是：
陈漱渝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迟至今日才复信，请谅。你所问问题，就所知答复如下，供你们参考。
①当时中央代表是洪灵菲（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另一中央代表据说是现在的孔原同志（中央调查部长）。河北省委书记老孟（工人）、老罗（都在1933年被伪宪兵三团杀害），阮锦云（老施，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被宪兵三团逮捕后叛变，后干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活动，现不知去向），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在延安病逝）。还有军委老杨，也被宪兵三团杀害（1933年）。现在还活着的当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就只有林枫和黎玉（八机部副部长）二人了，你们可以去访问。
当时北平市委的负责人，现还活着的有江西刘瑞森（当时名义是燕京大学学生，前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现在做什么不知），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还有陈曾固（前教育部副部长），当时任过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兆瑞（李乐光，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也在北平市委、北平文总负过责。
②鲁迅当时跟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有无接触，我不知道，但他那次从上海北来，肯定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此人现在昆明文联）。
③鲁迅的五讲是由左联、教联、文总出面安排的，具体负责是我、范文澜、陆万美三人。我亲自给安排的是在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我本人还出席照应了在师大的那一次演讲。目的是宣传革命和左翼文化活动，包括反“第三种人”，反对国民党对抗日和文化运动的迫害，其中还有营救被捕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在河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布置下让我们去执行的。
当时我是北方文总（前身是北平文总）的党团书记（等于现在的党组），范文澜同志是教联（左翼教师联盟）的党团书记，属文总下的一个团体，党关系归文总党团领导。关于如何接待鲁迅问题，我们文总讨论过，我同范文澜同志特别交谈过。
我只讲讲我亲自布置的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这是我到鲁迅先生在阜成门住地去亲自给他请示和商谈的。当时党组织要布置一次攻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迫使他们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释放因抗日和进行左翼文化活动而被捕的人。因此希望鲁迅去做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演讲，同时号召群众攻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
鲁迅先生听了我们的请示和报告之后，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至今我想来，还对鲁迅先生的革命激情和党组织观念的深厚，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时我不过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他对我向他所提出的要求，那么答应得爽快，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不忘。
到时我们的人去接了他，并为他的安全作了布置。
他讲完后我们即号召听众（几千人）去攻打市党部，同国民党市党部以及来保护市党部的军警进行了一场搏斗。同时我们就护送鲁迅先生安全回家。
如果说前四次讲演只是革命宣传，而这次是把宣传和行动结合了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文总号召向鲁迅先生学习，学习他同敌人无情勇敢战斗的精神，学习他的组织性、纪律性、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献身精神。其他四讲的情况，最近《南开学报》有一篇文章，你们可参看，也可问陆万美。
④北方文总、北平左联、教联在台静农家安排了一次座谈，主要是谈谈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工作情况，我出席了这次会。我只记得他对我们当时办刊物提了三点意见（也是指示）：一、刊物不一定都要找名人写文章，因为所谓名人并不都能写出好文章。二、要努力搞工农兵的通讯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者；三、要关心泥腿子（农民），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陈独秀是不要泥腿子的。陆万美也出席了这次会。
至于台静农是不是党员，我不能证实，因为我没有同他发生过组织关系。但这样的会在台静农家召开，不十分可靠是不可能的。不仅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也是为大家的安全。当时北平左翼文化活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在场，出席了这次会。也可问问陆万美，但陆本人当时不是党员。
⑤我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详细的给他报告了北方文总和下属团体的组织工作情况，请他回去后上报中央，并给我们一些指示。我记得他当时最中心的一条意见，是反对 “左”倾关门主义和文化活动一定要走到工农兵中去，不要停留在学校中，不要只在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教授）中，但也谈了一定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北平是处在抗日前哨阵地上，要把左翼文化运动同抗日密切结合起来。还要在左联等团体下面，办一些更群众性广泛的文化团体。也问了一下“托派”在北平有什么活动的问题，我据我所知给他做了汇报。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当时虽未明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但他的这些谈话，是针对王明路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吻合的。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工作是有些转变，但总的路线未变，我们也没有真正改变。这是今天想来都还引以为遗憾的。
⑥1932年6月前叫北平文总，由北平市委领导，1932年6月后，就改为北方文总，由河北省委领导。北方文总（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由河北省委领导，当时具体领导的是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李铁夫同志。
文总下属：左联；教联；社联；音联；剧联；美联；语联（世界语）。下面都有支部。文总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现在知道文总情况的有张磐石，原华北局宣传部长，我调离文总后，他接替我的工作）。左联的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工农兵通讯，下属两个刊：《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现在知道当时左联组织的，有陆万美和现在本溪市的前市委书记老李（我忘了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来外调过，他当时在左联负过责）。陈曾固也在当时社联负过责。陈北鸥编过《文艺月报》，王志之编过《文学杂志》。这些人现在何处你们可打听。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写出，有机会见面或我去京时找你们谈。
你们那里有什么材料，可寄点给我学习。
此致
敬礼
陈 沂
1977．1．21
陈沂在复信中说他不能证实台静农当时是不是党员。1989年秋我曾在台北面询台静农本人。台静农没有否认，但也未作肯定性答复，只说：“反正那时我结交的都是左翼人士。”信中还谈到北方左联有两个下属刊物——《文艺月报》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1933年6月1日创刊，同年11月1日终刊，共出三期。由北方文总和左联领导，编者署陈北鸥和金谷，而实际上金谷是一个假名，并无其人。《文学杂志》1933年4月15日创刊，同年8月15日终刊，共出四期（三、四期为合刊），由王志之、谷万川编辑。有研究者对《文学杂志》是否由北平左联所办提出质疑，主要理由是王志之跟北平左联的某些人存在矛盾。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见解，但理由似不充分。因为王志之跟谷万川不仅是北师大同学，而且在北方左联中又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据王志之在《缅怀潘训烈士》一文中说，当时北方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潘训（漠华）也是《文学杂志》“主要的参加者”。为了迷惑敌人，王志之等人原想把杂志办得灰色一点，以便迷惑敌人，但从实际内容来看，这份刊物一点也不灰色。该刊不仅发表了鲁迅、茅盾、丁玲、艾芜、孙席珍、尹庚等著名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翻译了苏联、法国、日本、朝鲜等国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哀悼了被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的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该刊插图的政治色彩也极为鲜明，不仅介绍了苏联的五一纪念活动，而且还刊登了《参加示威去》一类“左”倾盲动的宣传画。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从1929年至1929年，北方左翼文化界出版的报刊多达50余种。
陈沂在复我的信中，又谈到1932年11月28日鲁迅在中国大学讲演之后，听众曾结队包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其实这也是一次冒险主义行动。当时的北方左翼文艺运动在组织上有关门主义倾向，在行动上有冒险主义倾向。据北方左翼文化界人士回忆，当时差不多十天、半月就要搞一次示威游行，每个星期差不多搞一次飞行集会。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八一等革命纪念日，更成为了“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他们在马路散传单，扔石头，高喊“保卫苏区”、“拥护工农红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等口号。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常常酿成流血事件，使左翼阵营蒙受不必要的损失。1932年在天桥举行纪念五一集会之后，就有五名参与者被害。1933年8月，被捕左翼文化人士近百名。洪灵菲、潘漠华等左翼作家壮烈牺牲。北方左联虽利用鲁迅讲演组织示威游行，但主张“壕堑战”的鲁迅是不会赞同这种“李逵式”的战法的。在上海定居期间，鲁迅从不参加左联组织的类似活动，这就是一个铁证。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作者。陈沂，贵州遵义人，原名佘立平，笔名陈毅、杜渐。他经历了北方左翼文化战线的战斗之后，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又奔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火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我写信向他请教时，他还住在哈尔滨东内史胡同付10号。1979年平反，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党的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沂晚年不仅亲笔撰写忆念鲁迅的文章，而且热情支持纪念鲁迅活动。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说，陈沂生前对他们馆提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我想，这或许也是他表达对鲁迅深厚感情的一种方式。2002年7月26日，陈沂病逝于上海，终年90岁。
（责任编辑谢文雄）
“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流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罢，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据同期学报介绍，他叫郝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生，不足40岁。青年人有这样的看法，在我的接触范围中并不多见。他的思考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历史记忆也引起了我30年前的一段回忆。
记得1976年底，我刚刚调进鲁迅研究室，正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以及鲁迅跟北方左联的关系，并撰写了一篇介绍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北平探亲的史料，刊登于《南开学报》。我了解到，1930年3月，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普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的团体有30多个；同年6月筹备组织北方左联。同年9月18日下午，左联北方分盟在北平大学正式成立，此后在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又成立了支部小组。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同年11月13日至28日，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望母亲。在此期间，曾应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与学生之邀，先后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发表了五次讲演，后被称为“北平五讲”。但由于介绍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组织机构的史料十分匮乏，鲁迅的“北平五讲”又只有两次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给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经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指点，我冒昧地给陈沂写了一封求教的信。因为陈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方左联的候补执行委员，组织部干事，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所以掌握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鲁迅1933年3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中有“得佘余信”和“复佘余信”的记载，“佘余”就是他的化名。我写信那年，陈沂已经65岁，右派帽子尚未摘除，但他仍给一位素昧平生的鲁迅研究者作了认真的回复。这封信首次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提供了一系列历史在场者和见证人的名单，并介绍了鲁迅1932年回北平探亲期间跟北方左翼文化界的亲密接触。信的全文是：
陈漱渝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迟至今日才复信，请谅。你所问问题，就所知答复如下，供你们参考。
①当时中央代表是洪灵菲（1933年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另一中央代表据说是现在的孔原同志（中央调查部长）。河北省委书记老孟（工人）、老罗（都在1933年被伪宪兵三团杀害），阮锦云（老施，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被宪兵三团逮捕后叛变，后干忠义救国军，在江南活动，现不知去向），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在延安病逝）。还有军委老杨，也被宪兵三团杀害（1933年）。现在还活着的当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就只有林枫和黎玉（八机部副部长）二人了，你们可以去访问。
当时北平市委的负责人，现还活着的有江西刘瑞森（当时名义是燕京大学学生，前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现在做什么不知），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还有陈曾固（前教育部副部长），当时任过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兆瑞（李乐光，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也在北平市委、北平文总负过责。
②鲁迅当时跟党（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有无接触，我不知道，但他那次从上海北来，肯定是有党的介绍，出面接待他的主要是范文澜同志和左联当时的负责人之一陆万美（此人现在昆明文联）。
③鲁迅的五讲是由左联、教联、文总出面安排的，具体负责是我、范文澜、陆万美三人。我亲自给安排的是在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我本人还出席照应了在师大的那一次演讲。目的是宣传革命和左翼文化活动，包括反“第三种人”，反对国民党对抗日和文化运动的迫害，其中还有营救被捕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在河北省委具体领导和布置下让我们去执行的。
当时我是北方文总（前身是北平文总）的党团书记（等于现在的党组），范文澜同志是教联（左翼教师联盟）的党团书记，属文总下的一个团体，党关系归文总党团领导。关于如何接待鲁迅问题，我们文总讨论过，我同范文澜同志特别交谈过。
我只讲讲我亲自布置的中国大学的那一次演讲。这是我到鲁迅先生在阜成门住地去亲自给他请示和商谈的。当时党组织要布置一次攻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迫使他们开放抗日宣传活动，释放因抗日和进行左翼文化活动而被捕的人。因此希望鲁迅去做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演讲，同时号召群众攻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
鲁迅先生听了我们的请示和报告之后，他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至今我想来，还对鲁迅先生的革命激情和党组织观念的深厚，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时我不过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他对我向他所提出的要求，那么答应得爽快，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不忘。
到时我们的人去接了他，并为他的安全作了布置。
他讲完后我们即号召听众（几千人）去攻打市党部，同国民党市党部以及来保护市党部的军警进行了一场搏斗。同时我们就护送鲁迅先生安全回家。
如果说前四次讲演只是革命宣传，而这次是把宣传和行动结合了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文总号召向鲁迅先生学习，学习他同敌人无情勇敢战斗的精神，学习他的组织性、纪律性、不顾个人安危的伟大献身精神。其他四讲的情况，最近《南开学报》有一篇文章，你们可参看，也可问陆万美。
④北方文总、北平左联、教联在台静农家安排了一次座谈，主要是谈谈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工作情况，我出席了这次会。我只记得他对我们当时办刊物提了三点意见（也是指示）：一、刊物不一定都要找名人写文章，因为所谓名人并不都能写出好文章。二、要努力搞工农兵的通讯运动，从这中间培养自己的作者；三、要关心泥腿子（农民），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陈独秀是不要泥腿子的。陆万美也出席了这次会。
至于台静农是不是党员，我不能证实，因为我没有同他发生过组织关系。但这样的会在台静农家召开，不十分可靠是不可能的。不仅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也是为大家的安全。当时北平左翼文化活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在场，出席了这次会。也可问问陆万美，但陆本人当时不是党员。
⑤我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详细的给他报告了北方文总和下属团体的组织工作情况，请他回去后上报中央，并给我们一些指示。我记得他当时最中心的一条意见，是反对 “左”倾关门主义和文化活动一定要走到工农兵中去，不要停留在学校中，不要只在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教授）中，但也谈了一定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北平是处在抗日前哨阵地上，要把左翼文化运动同抗日密切结合起来。还要在左联等团体下面，办一些更群众性广泛的文化团体。也问了一下“托派”在北平有什么活动的问题，我据我所知给他做了汇报。
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当时虽未明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但他的这些谈话，是针对王明路线，和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吻合的。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工作是有些转变，但总的路线未变，我们也没有真正改变。这是今天想来都还引以为遗憾的。
⑥1932年6月前叫北平文总，由北平市委领导，1932年6月后，就改为北方文总，由河北省委领导。北方文总（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分盟），由河北省委领导，当时具体领导的是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李铁夫同志。
文总下属：左联；教联；社联；音联；剧联；美联；语联（世界语）。下面都有支部。文总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现在知道文总情况的有张磐石，原华北局宣传部长，我调离文总后，他接替我的工作）。左联的组织：总部；组织；宣传；出版；工农兵通讯，下属两个刊：《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现在知道当时左联组织的，有陆万美和现在本溪市的前市委书记老李（我忘了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来外调过，他当时在左联负过责）。陈曾固也在当时社联负过责。陈北鸥编过《文艺月报》，王志之编过《文学杂志》。这些人现在何处你们可打听。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写出，有机会见面或我去京时找你们谈。
你们那里有什么材料，可寄点给我学习。
此致
敬礼
陈 沂
1977．1．21
陈沂在复信中说他不能证实台静农当时是不是党员。1989年秋我曾在台北面询台静农本人。台静农没有否认，但也未作肯定性答复，只说：“反正那时我结交的都是左翼人士。”信中还谈到北方左联有两个下属刊物——《文艺月报》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1933年6月1日创刊，同年11月1日终刊，共出三期。由北方文总和左联领导，编者署陈北鸥和金谷，而实际上金谷是一个假名，并无其人。《文学杂志》1933年4月15日创刊，同年8月15日终刊，共出四期（三、四期为合刊），由王志之、谷万川编辑。有研究者对《文学杂志》是否由北平左联所办提出质疑，主要理由是王志之跟北平左联的某些人存在矛盾。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见解，但理由似不充分。因为王志之跟谷万川不仅是北师大同学，而且在北方左联中又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据王志之在《缅怀潘训烈士》一文中说，当时北方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潘训（漠华）也是《文学杂志》“主要的参加者”。为了迷惑敌人，王志之等人原想把杂志办得灰色一点，以便迷惑敌人，但从实际内容来看，这份刊物一点也不灰色。该刊不仅发表了鲁迅、茅盾、丁玲、艾芜、孙席珍、尹庚等著名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翻译了苏联、法国、日本、朝鲜等国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哀悼了被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的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该刊插图的政治色彩也极为鲜明，不仅介绍了苏联的五一纪念活动，而且还刊登了《参加示威去》一类“左”倾盲动的宣传画。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从1929年至1929年，北方左翼文化界出版的报刊多达50余种。
陈沂在复我的信中，又谈到1932年11月28日鲁迅在中国大学讲演之后，听众曾结队包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其实这也是一次冒险主义行动。当时的北方左翼文艺运动在组织上有关门主义倾向，在行动上有冒险主义倾向。据北方左翼文化界人士回忆，当时差不多十天、半月就要搞一次示威游行，每个星期差不多搞一次飞行集会。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八一等革命纪念日，更成为了“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他们在马路散传单，扔石头，高喊“保卫苏区”、“拥护工农红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等口号。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常常酿成流血事件，使左翼阵营蒙受不必要的损失。1932年在天桥举行纪念五一集会之后，就有五名参与者被害。1933年8月，被捕左翼文化人士近百名。洪灵菲、潘漠华等左翼作家壮烈牺牲。北方左联虽利用鲁迅讲演组织示威游行，但主张“壕堑战”的鲁迅是不会赞同这种“李逵式”的战法的。在上海定居期间，鲁迅从不参加左联组织的类似活动，这就是一个铁证。
最后简略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作者。陈沂，贵州遵义人，原名佘立平，笔名陈毅、杜渐。他经历了北方左翼文化战线的战斗之后，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又奔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火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我写信向他请教时，他还住在哈尔滨东内史胡同付10号。1979年平反，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党的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沂晚年不仅亲笔撰写忆念鲁迅的文章，而且热情支持纪念鲁迅活动。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说，陈沂生前对他们馆提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我想，这或许也是他表达对鲁迅深厚感情的一种方式。2002年7月26日，陈沂病逝于上海，终年90岁。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