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89年。在超生时代，我父母没有打赢超生游击战，被罚款了，并且是两次。第二次是因为我把罚单撕了，罚款也就死无对证了。父母为此东奔西走，想少补交一点，这让我们更穷了，那时我还很小，但第一次体会到了穷人的尊严在拿起和放下间的撕裂。
　　 有一天，我见到一个名牌服装店里的店员。她举止优雅，明察秋毫，当贫窘的顾客被比衣物更炫目的价签震惊，为了含住那份瞠目结舌的寒酸，努力寻找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或者舉重若轻地把衣服放下时，我似乎看到女店员有一闪而过的轻蔑。
　　贫窘的顾客匆忙而去，我不禁想：我们为什么要因为穷而害臊？为什么要因为我们的出身而感到怯软？为什么要为我们不能拥有的而说抱歉呢？而女店员的轻蔑来自错判，她误闯了另一个坐标系。她以为她在的地方就是她的身份，可是走出这个店门呢？她是底层的浮土却吹向了上游。匆忙一瞥，见到了触不可及的一切，浮土终究要落回地面，可她还是她吗？这是身份的撕裂。
　　 《茶王》就是这样一个撕裂的故事。
　　 茶，发酵着中国人隐忍和涵养的民族气息。茶有价码，而人也被“身份”所束。对于庄翠红来说，茶王是她的精神世界，是她唯一能冲出平庸的“确认”。可她依旧要回归沦陷的生活。面对苦难和卑微，她该挣扎还是忍耐？丈夫懒散，但达人知命;儿子残疾，但天性乐观。“但”字后面，便是人们被苦难磨碾出的渡难技能。
　　 当然，社会的撕裂不仅只纠缠在穷人身上。浪潮翻涌起，老老板和小老板所代表的“旧贵”和“新贵”又如何完成对时代的嵌入呢？“茶王”班章，在被焚烧、被冲泡后回归为“茶叶”。他们各自在苍天面前，抵达平等，抵达永恒，抵达希望。可他们，真的能获得平等、永恒和希望吗？
　　 对于我而言，《茶王》是自学生时代在文学杂志发表长篇小说《陆念阳》后，被成人世界催熟七年的再一次动笔。关于它的问世，自己也很忐忑，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它是属于我自己的撕裂。
　　钱幸，女，山东泰安人，1989年生。多次获全国征文比赛一等奖。长、中、短篇小说散见于《萌芽》《时代文学》《当代小说》等杂志。获法学、管理学双学位，现就职于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