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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朝民歌《木兰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这一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忠孝两全、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形象。因而,关于木兰的研究从未止步。本文从《木兰诗》的文本分析入手,探究了木兰的身世、北魏对柔然的那场战争,以及 《木兰诗》 的创作成因和文学价值。由于成功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为中国文学史确立了一个永恒的母题,使得历代文人在各种题材里歌颂木兰这一巾帼英雄,从而确立了《木兰诗》这首北朝民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木兰诗》 本文分析 巾帼英雄 文学品格
“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晋室南渡以后南北方文学的特点似乎已被《隋书》道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歌继《诗经》之后的又一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北方文学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南方继承传统中原文化中“正统”的因素,创作出诸如民歌《西洲曲》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北方民族生性豪放,逐水草而居,笼罩在游牧文明粗犷的框架之下,创作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反映了北方民族(鲜卑、羌、氐、匈奴、羯、敕勒等)社会特有的美学特征,在我国民歌史上独呈异彩。389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凡九十七年,孝文帝出于完成统一大业的需要,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并迁都洛阳。在洛阳,因为更大程度地接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加之南北方书籍也得以共用,南北艺术交流与融合也更加频繁,大量的中原文人加入到北朝文学创作的队伍中,使得北朝文学创作渐趋繁盛。笔者认为,作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诗》就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于迁都前成型、在迁都后由一些文人加工而定型的。
一、《木兰诗》的成因探析
木兰,民间习惯上称她为花木兰。关于她的姓氏,有学者认为她并不姓花,而是复姓木兰,还有一种说法是木兰姓穆,即穆兰,在今天晋北一带就有很多穆姓的村庄。最早为木兰冠花姓的是明代大文豪徐渭创作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剧本。该剧开场,木兰便自报家门,“妾身姓花名木兰……俺父名孤字桑之”。因“花”字古义有不真实之解,可以理解为作者暗示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因此,最早载录《木兰诗》的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纂的《古今乐录》中称“木兰不知名”。
《木兰诗》也作《木兰辞》。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一书,在《北朝乐府民歌》一章中即称《木兰诗》。宋代郭茂倩将《木兰诗》收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横吹曲”北魏时是在马背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其演奏时有鼓有号角,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笔者认为,《木兰诗》真正成为乐府民歌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时期。众所周知,孝文帝是北魏建都平城的最后一帝。他在平城修建了明堂,还在平城实施了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倡导并实施迁都洛阳。孝文帝又锐情文学,史称他雅好读书,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无不精彩。可以说由于孝文帝带头创作文学作品,引领拓跋勰、韩显宗等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支文学劲旅,使得北魏“太和文学”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此时,北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即孝文帝祖母冯太后—— 一位北魏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她一手抚育孝文帝,又帮助孝文帝登基并实施改革,使北魏日益强大。孝文帝又是个孝子顺孙,于是孝文帝身边的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创作成乐府诗歌,用文学艺术歌颂巾帼英雄便顺理成章。
关于木兰的身份,在《木兰诗》的开始就有交代,“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可见木兰在从军之前以织布为生。而北魏的丝织业蓬勃发展,桑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北魏的田令中,对每户分得田令的数量有明确的规定。还规定,男子授桑田二十亩,桑田可作为世袭产业,不用上交国家,可传于子孙后代”a。“桑树的果实桑葚还可用于酿酒,上品供皇帝御用”b。所以在北魏,木兰从军前以丝织为业说明她是北魏平城人,而且就住在郊区。当然,木兰是鲜卑人。《魏书·列传第十六》载,北魏律令明确规定汉人不能服役,只能“扶勤农桑,以供军国”。这一规定到孝文帝改革时才废除。那么,木兰可以直接以军人的身份参加战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和北魏实行的兵制有关。北魏兵制可分为前后期两种:前期为氏族或部族兵制,后期则为府兵制。所谓氏族或部族兵制是指氏族部落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农忙时,他们种田收割,满足生产需要;农闲又急需作战时,他们便放下镰刀锄头,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国效力。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而且,作战时,将士们往往自备武器,不被编入国家统一户籍,组织较为松散;将领多采用鲜卑姓氏,为的是能够增强北魏民族的集体荣誉感。这也就能够解释《木兰诗》中木兰作战之前,在东、西、南、北四市为自己准备各种武器时的忙碌了。
再者,诗中在描述木兰凯旋时,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一句。南北朝时期只有北魏都城平城有明堂。《水经注》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c在近些年的古城修复与保护中,山西大同市在原址的基础上按史料恢复了明堂,遗址也证实其直径达290米。据《魏书》载:北魏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d。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年,即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建明堂,太和十五年(491)十月建成。可见,《木兰诗》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成型于北魏孝文帝建起明堂后;而作为文学作品其描寫的战争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对柔然的战争。笔者以为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木兰诗》是为纪念冯太后而在民歌的基础上由北魏文人再创作成型的。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安二年(456),文成帝立皇后冯氏。466年,十二岁的献文帝即位,尊冯氏为皇太后,此时丞相乙浑视皇帝年幼谋逆,冯太后密定大策诛乙浑,遂临朝听政。471年,十八岁的献文帝下诏让位于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继位,自己为太上皇。冯太后辅佐幼主执掌朝政。476年,三十五岁的冯太后被孝文帝拓跋宏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同时尽心培育孙皇。稳定朝政后,冯太后和孝文帝巡狩四方,考察政情民意,发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于是于太和八年(484)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太和十四年(490)九月,冯太后因长期持政,积劳成疾,于平城病逝。次年,明堂建成。孝文帝非常尊崇和敬仰冯太后,而且,其时朝廷上下尊称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二圣”,强调冯太后与皇帝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中就有几处为二佛并坐像,即二佛同龛,就是反映“二圣”比肩现象。将“二圣”体现于云冈石窟造像中,有文字证明,云冈石窟《太和七年五十四人造像记》中有如下碑文:“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国祚永康。”e二佛同龛或“二圣”尊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因此,朝中文人就选取太武帝时对柔然的战争中女扮男装、驰骋疆场的木兰,塑造了一个巾帼英雄形象,由于皇帝倡导而广为传颂。其次,此时,由于政治、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朝中选拔任用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创办学校,征集天下书籍,学习汉文化。《魏书》称,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推崇汉文化传统的孝道,曾命人用鲜卑语翻译了《孝经》,以供“国人”学习。《木兰诗》中的木兰忠君孝父、代父从军立战功这一思想也契合了孝文帝之义。再次,因为孝文帝改革,北魏社会、文化、经济、军事迅速繁荣强大。此时,北魏已统一了黄河流域,于是,孝文帝将目光投向了中原。他决定迁都洛阳,经略四海,扩大疆域。由于朝中许多人有不同意见,他需要树立一个忠孝双全的典型来大力宣传,统一思想,鼓励三军将士和文武大臣,去实现这一理想。因此,他很推崇《木兰诗》这样的作品。
关键词:《木兰诗》 本文分析 巾帼英雄 文学品格
“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晋室南渡以后南北方文学的特点似乎已被《隋书》道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歌继《诗经》之后的又一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北方文学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南方继承传统中原文化中“正统”的因素,创作出诸如民歌《西洲曲》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北方民族生性豪放,逐水草而居,笼罩在游牧文明粗犷的框架之下,创作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反映了北方民族(鲜卑、羌、氐、匈奴、羯、敕勒等)社会特有的美学特征,在我国民歌史上独呈异彩。389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凡九十七年,孝文帝出于完成统一大业的需要,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并迁都洛阳。在洛阳,因为更大程度地接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加之南北方书籍也得以共用,南北艺术交流与融合也更加频繁,大量的中原文人加入到北朝文学创作的队伍中,使得北朝文学创作渐趋繁盛。笔者认为,作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诗》就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于迁都前成型、在迁都后由一些文人加工而定型的。
一、《木兰诗》的成因探析
木兰,民间习惯上称她为花木兰。关于她的姓氏,有学者认为她并不姓花,而是复姓木兰,还有一种说法是木兰姓穆,即穆兰,在今天晋北一带就有很多穆姓的村庄。最早为木兰冠花姓的是明代大文豪徐渭创作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剧本。该剧开场,木兰便自报家门,“妾身姓花名木兰……俺父名孤字桑之”。因“花”字古义有不真实之解,可以理解为作者暗示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因此,最早载录《木兰诗》的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纂的《古今乐录》中称“木兰不知名”。
《木兰诗》也作《木兰辞》。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一书,在《北朝乐府民歌》一章中即称《木兰诗》。宋代郭茂倩将《木兰诗》收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横吹曲”北魏时是在马背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其演奏时有鼓有号角,因此称为“鼓角横吹曲”。笔者认为,《木兰诗》真正成为乐府民歌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时期。众所周知,孝文帝是北魏建都平城的最后一帝。他在平城修建了明堂,还在平城实施了著名的“孝文帝改革”,倡导并实施迁都洛阳。孝文帝又锐情文学,史称他雅好读书,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无不精彩。可以说由于孝文帝带头创作文学作品,引领拓跋勰、韩显宗等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支文学劲旅,使得北魏“太和文学”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此时,北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即孝文帝祖母冯太后—— 一位北魏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她一手抚育孝文帝,又帮助孝文帝登基并实施改革,使北魏日益强大。孝文帝又是个孝子顺孙,于是孝文帝身边的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创作成乐府诗歌,用文学艺术歌颂巾帼英雄便顺理成章。
关于木兰的身份,在《木兰诗》的开始就有交代,“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可见木兰在从军之前以织布为生。而北魏的丝织业蓬勃发展,桑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北魏的田令中,对每户分得田令的数量有明确的规定。还规定,男子授桑田二十亩,桑田可作为世袭产业,不用上交国家,可传于子孙后代”a。“桑树的果实桑葚还可用于酿酒,上品供皇帝御用”b。所以在北魏,木兰从军前以丝织为业说明她是北魏平城人,而且就住在郊区。当然,木兰是鲜卑人。《魏书·列传第十六》载,北魏律令明确规定汉人不能服役,只能“扶勤农桑,以供军国”。这一规定到孝文帝改革时才废除。那么,木兰可以直接以军人的身份参加战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和北魏实行的兵制有关。北魏兵制可分为前后期两种:前期为氏族或部族兵制,后期则为府兵制。所谓氏族或部族兵制是指氏族部落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农忙时,他们种田收割,满足生产需要;农闲又急需作战时,他们便放下镰刀锄头,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国效力。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而且,作战时,将士们往往自备武器,不被编入国家统一户籍,组织较为松散;将领多采用鲜卑姓氏,为的是能够增强北魏民族的集体荣誉感。这也就能够解释《木兰诗》中木兰作战之前,在东、西、南、北四市为自己准备各种武器时的忙碌了。
再者,诗中在描述木兰凯旋时,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一句。南北朝时期只有北魏都城平城有明堂。《水经注》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c在近些年的古城修复与保护中,山西大同市在原址的基础上按史料恢复了明堂,遗址也证实其直径达290米。据《魏书》载:北魏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d。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年,即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建明堂,太和十五年(491)十月建成。可见,《木兰诗》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成型于北魏孝文帝建起明堂后;而作为文学作品其描寫的战争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对柔然的战争。笔者以为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木兰诗》是为纪念冯太后而在民歌的基础上由北魏文人再创作成型的。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安二年(456),文成帝立皇后冯氏。466年,十二岁的献文帝即位,尊冯氏为皇太后,此时丞相乙浑视皇帝年幼谋逆,冯太后密定大策诛乙浑,遂临朝听政。471年,十八岁的献文帝下诏让位于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继位,自己为太上皇。冯太后辅佐幼主执掌朝政。476年,三十五岁的冯太后被孝文帝拓跋宏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同时尽心培育孙皇。稳定朝政后,冯太后和孝文帝巡狩四方,考察政情民意,发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于是于太和八年(484)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太和十四年(490)九月,冯太后因长期持政,积劳成疾,于平城病逝。次年,明堂建成。孝文帝非常尊崇和敬仰冯太后,而且,其时朝廷上下尊称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二圣”,强调冯太后与皇帝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中就有几处为二佛并坐像,即二佛同龛,就是反映“二圣”比肩现象。将“二圣”体现于云冈石窟造像中,有文字证明,云冈石窟《太和七年五十四人造像记》中有如下碑文:“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国祚永康。”e二佛同龛或“二圣”尊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因此,朝中文人就选取太武帝时对柔然的战争中女扮男装、驰骋疆场的木兰,塑造了一个巾帼英雄形象,由于皇帝倡导而广为传颂。其次,此时,由于政治、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朝中选拔任用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创办学校,征集天下书籍,学习汉文化。《魏书》称,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推崇汉文化传统的孝道,曾命人用鲜卑语翻译了《孝经》,以供“国人”学习。《木兰诗》中的木兰忠君孝父、代父从军立战功这一思想也契合了孝文帝之义。再次,因为孝文帝改革,北魏社会、文化、经济、军事迅速繁荣强大。此时,北魏已统一了黄河流域,于是,孝文帝将目光投向了中原。他决定迁都洛阳,经略四海,扩大疆域。由于朝中许多人有不同意见,他需要树立一个忠孝双全的典型来大力宣传,统一思想,鼓励三军将士和文武大臣,去实现这一理想。因此,他很推崇《木兰诗》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