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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腐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要处理好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处理好文学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人民的名义》中，作者周梅森用外在式叙述者的方式，营造了叙述学意义上的虚构性文本，从而实现了本体意义上的自我逃脱；但他又以精心的构建传达出现实主义文学的铿锵之声，体现了主体意义上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 叙述学 反腐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作家周梅森的原著小说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也得到了热议。这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长幅画卷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尖锐的笔触，深深地扎入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其叙述尺度之大、反映问题之敏感令人震惊。
反腐小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类型，长期处于尴尬的地位。它既要对现实妥协，同时又在妥协中不甘示弱地挣扎和反抗。在被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对现实的反击中，反腐文学最终走向与主流话语的靠拢和对政治生态的局部修补。而此次周梅森所推出的反腐小说《人民的名義》之所以被评论为尺度空前，主要原因正是对主流话语的反叛超越了以往。自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反腐决心与力度空前强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对腐败均呈现出高压之势。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时代的印记，必然会紧随着社会现实之踵。在周梅森看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的职务之高，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正视当下的政治生态了。过去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剧中的很多对话，过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来的。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反腐的决心”①。小说则亦然。
从叙述学角度来看，任何叙述文本都是作为叙述功能的叙述者讲述的文本，而非作家个体的叙述。在抛却了作家视角之后，对于文本故事、话语等的阐释便具有了历史和政治的特殊意味。也正源于此，艺术的检查制度和解释权力几乎永远掌控在政治机构之下，以此保证主流话语的权威性和大众性。《人民的名义》作为“最大尺度”的反腐剧，面临的政治压力是极大的。“主流话语的建构无疑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思想内核，也是周梅森政治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突出价值所在。‘从哲学文化学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主体文化，又称主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②当《人民的名义》作为共和国时期的优秀作品出现时，它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注解，即“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③的政治抱负。但政治立场一旦转移，那么特定的文化环境将为其提供新的注解。在《人民的名义》中，文本采用的写作方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人称”，但从叙述学意义上来说，这一故事的讲述者是“我”。文本的叙述者实际上采用了外在叙述方式，即叙述者“我”不以人物形象参与文本的发展，仅仅是以一个外在的视角聚焦了一系列文本中的人物，通过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行动的叙述从而推进了整个故事的完成。而文本中的人物则以自己的聚焦视点与话语叙述结构了复杂的故事网络，传递出诸多的文本意义，抑或是语义。外在式聚焦与内在式聚焦共同形成反腐的严峻势态以及整个故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与更深层次的隐喻。比如在赵德汉的落网过程中，叙述者将视角投向了侯亮平，通过侯亮平候机时的现时所见与历史行为，巧妙地完成了故事的渲染与推进。如果用公式符号标示这种结构，很显然是：外在式叙述者（“我”）：[外在式聚焦者（我）：人物聚焦者（侯亮平）——赵德汉]。在荷兰叙事学家米可·巴尔看来，这样的结构“它常以对真实的坚称而作为其虚构性的最好保证”④。
因此可以看出，《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也在极力规避政治风险：作为文本的主体，其赋予了文本最大的虚构化的可能和信息；而作为文本的本体，则承载了无限阐释的可能。这二者形成了互文性的观照与弥补，是现实世界与文学表达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剥离现实与深入现实的整合艺术。
小说中，沙瑞金、李达康、田国富等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们的聚焦与叙述是举足轻重的，外在叙述者通过这些人物的行动及议论所传达的声音也别有意味。在小说的第三十三章中，外在式叙述者聚焦了一次沙瑞金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对易学习的个人经历谈到了易学习的人事安排问题，最后上升到了党和政府的人才选拔问题。在这一章节中，既有多层次的聚焦与叙述，又有叙述者的议论和描写。例如，在对易学习的经历进行讲述的时候，采用了可感知的人物叙述者最为直接的叙述，这样一来，易学习的个人事迹在文本内部具备了更为坚定的可信性、真实性。谈到组织部任免干部问题时，则采用了外在式叙述者描写、议论、叙述加人物叙述者叙述、议论的多种叙事手法。例如：
高玉良笑着反驳：哪来的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
……
钱秘书长皱起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
……
高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论？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再一想……因为他不是一把手啊，权重不够大嘛！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⑤
在此处，高玉良的笑和钱秘书的皱眉、敲桌子得到了捕捉，通过描写既还原了历史现场，又极大丰富了叙述的内涵，使人物的感情色彩跃然纸上，也预示着故事的节奏跳跃和事态动向。而高玉良和钱秘书的话语则都是议论性质的。前者是以隐喻式的议论进行诡辩，后者则是以鲜明的态度直接对前者进行评判。二者议论的交替从语义中心看是故事的进一步推进，但从意义中心来看却似乎赋予了正反两种力量的交织与抗衡。外在式叙述者对人物叙述者的描写和叙述在此处所传达的可感知的理念是“真切的”：高玉良的悠然是不容怀疑的，钱秘书的愤怒也是不容怀疑的。对于沙瑞金、李达康、田国富等人的描写与叙述同样如此：通过聚焦的功能，达成了客观图景的推进。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 叙述学 反腐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作家周梅森的原著小说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也得到了热议。这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长幅画卷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尖锐的笔触，深深地扎入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其叙述尺度之大、反映问题之敏感令人震惊。
反腐小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类型，长期处于尴尬的地位。它既要对现实妥协，同时又在妥协中不甘示弱地挣扎和反抗。在被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对现实的反击中，反腐文学最终走向与主流话语的靠拢和对政治生态的局部修补。而此次周梅森所推出的反腐小说《人民的名義》之所以被评论为尺度空前，主要原因正是对主流话语的反叛超越了以往。自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反腐决心与力度空前强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对腐败均呈现出高压之势。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时代的印记，必然会紧随着社会现实之踵。在周梅森看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的职务之高，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正视当下的政治生态了。过去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剧中的很多对话，过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来的。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反腐的决心”①。小说则亦然。
从叙述学角度来看，任何叙述文本都是作为叙述功能的叙述者讲述的文本，而非作家个体的叙述。在抛却了作家视角之后，对于文本故事、话语等的阐释便具有了历史和政治的特殊意味。也正源于此，艺术的检查制度和解释权力几乎永远掌控在政治机构之下，以此保证主流话语的权威性和大众性。《人民的名义》作为“最大尺度”的反腐剧，面临的政治压力是极大的。“主流话语的建构无疑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思想内核，也是周梅森政治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突出价值所在。‘从哲学文化学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主体文化，又称主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②当《人民的名义》作为共和国时期的优秀作品出现时，它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注解，即“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③的政治抱负。但政治立场一旦转移，那么特定的文化环境将为其提供新的注解。在《人民的名义》中，文本采用的写作方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人称”，但从叙述学意义上来说，这一故事的讲述者是“我”。文本的叙述者实际上采用了外在叙述方式，即叙述者“我”不以人物形象参与文本的发展，仅仅是以一个外在的视角聚焦了一系列文本中的人物，通过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行动的叙述从而推进了整个故事的完成。而文本中的人物则以自己的聚焦视点与话语叙述结构了复杂的故事网络，传递出诸多的文本意义，抑或是语义。外在式聚焦与内在式聚焦共同形成反腐的严峻势态以及整个故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与更深层次的隐喻。比如在赵德汉的落网过程中，叙述者将视角投向了侯亮平，通过侯亮平候机时的现时所见与历史行为，巧妙地完成了故事的渲染与推进。如果用公式符号标示这种结构，很显然是：外在式叙述者（“我”）：[外在式聚焦者（我）：人物聚焦者（侯亮平）——赵德汉]。在荷兰叙事学家米可·巴尔看来，这样的结构“它常以对真实的坚称而作为其虚构性的最好保证”④。
因此可以看出，《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同时也在极力规避政治风险：作为文本的主体，其赋予了文本最大的虚构化的可能和信息；而作为文本的本体，则承载了无限阐释的可能。这二者形成了互文性的观照与弥补，是现实世界与文学表达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剥离现实与深入现实的整合艺术。
小说中，沙瑞金、李达康、田国富等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们的聚焦与叙述是举足轻重的，外在叙述者通过这些人物的行动及议论所传达的声音也别有意味。在小说的第三十三章中，外在式叙述者聚焦了一次沙瑞金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对易学习的个人经历谈到了易学习的人事安排问题，最后上升到了党和政府的人才选拔问题。在这一章节中，既有多层次的聚焦与叙述，又有叙述者的议论和描写。例如，在对易学习的经历进行讲述的时候，采用了可感知的人物叙述者最为直接的叙述，这样一来，易学习的个人事迹在文本内部具备了更为坚定的可信性、真实性。谈到组织部任免干部问题时，则采用了外在式叙述者描写、议论、叙述加人物叙述者叙述、议论的多种叙事手法。例如：
高玉良笑着反驳：哪来的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
……
钱秘书长皱起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
……
高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论？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再一想……因为他不是一把手啊，权重不够大嘛！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⑤
在此处，高玉良的笑和钱秘书的皱眉、敲桌子得到了捕捉，通过描写既还原了历史现场，又极大丰富了叙述的内涵，使人物的感情色彩跃然纸上，也预示着故事的节奏跳跃和事态动向。而高玉良和钱秘书的话语则都是议论性质的。前者是以隐喻式的议论进行诡辩，后者则是以鲜明的态度直接对前者进行评判。二者议论的交替从语义中心看是故事的进一步推进，但从意义中心来看却似乎赋予了正反两种力量的交织与抗衡。外在式叙述者对人物叙述者的描写和叙述在此处所传达的可感知的理念是“真切的”：高玉良的悠然是不容怀疑的，钱秘书的愤怒也是不容怀疑的。对于沙瑞金、李达康、田国富等人的描写与叙述同样如此：通过聚焦的功能，达成了客观图景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