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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农业活动中，麦收最具有仪式感。它将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对阶层轮替的幻想、对农耕节日的自我创造升华到了极致。打麦场背后蕴藏的，是农业中国最后的文化伦理，小小的敬天仪式，其间潜藏多少挣扎与背叛，苦涩与艰辛，最终在现代化的外衣下被装点成一曲对土地的挽歌，进入我们的历史空间。
再也没有一个节日，比敬天更能接近土地
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一个节日，像敬天那样，如此贴近大地，和收获紧密相连。
一般是阴历五月新麦下来、玉米种到地里，短暂的空当里，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敬天，其形式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集体敬天。以人口多的大户人家为主，其他亲戚朋友及庄里乡亲随之加入。敬天时，要把第一场打下来的新麦子筛选子粒饱满的，磨成面粉，用头箩面包水饺，有的还杀猪，买香、纸等供品。准备好以后，选取日子，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或是在场院，摆上桌子，供上水饺和菜，然后焚香、烧纸、磕头，并由主持人祈祷祝福。
另一种是分散敬天。家家户户在天井里摆上桌子供上水饺，一般是三碗水饺（俗语说：“神三鬼四”，就是说祭神用三样祭品），也是焚香、烧纸、磕头祈祷的程序。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为了感谢老天爷的恩赐和庆祝丰收。
敬天往往伴随上坟，在敬天的当日，把新麦子包的水饺拿到坟前祭祀，让祖先尝尝新麦子水饺，以表示对先人的敬重和怀念。上完坟以后，人们才可以享受丰收后的果实。
夏日的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地里的玉米苗撒欢往高里长，打麦场上，碌碡的压痕还没有完全退去，一堆一堆新垄起的麦秸垛成为村庄新的点缀。端午前后，短暂的农闲，敬天仪式悄然展开。今天你家敬，明天我家敬，不时有鞭炮声从一个个院子里飞了出来，自家敬天忙碌而愉悦，别人家的鞭炮声传来，同样的愉悦感让人忍不住听上几声，以鞭炮的响亮度评判他家的收成好不好。
敬天没有确定的日期，不是“法定假日”，在所有的节日中可能是唯一的。于是，它就成为每家每户自己的节日，可以随意发挥，完全独立。
中国最重要的四大节日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节日就和土地的距离而言，皆不如敬天。虽最初源于土地，但经过漫长的演变，它们成为了所有国人共同的节日，身上泥土的气息不断淡化，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规律，很多习俗已悄然改变。他们不再直指土地，更多地成为亲人聚会的一种形式。
敬天，虽也有团聚、祭祀的功能，但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新麦收获，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祈求继续恩赐下一个收获。它根植于乡村，在泥土中匍匐前进。它也不可能走入城市，随着传统农业方式的消亡，逐渐被时代遗忘。
“白面崇拜”下的阶层轮替
北方人历来有“白面崇拜”，能吃上白面是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梦想。电视剧《老农民》中，当小麦的产量提高，磨成的面粉足够供一家几口人吃的时候，农民们首先想到的是将新面馒头摆放在祖先坟前，告慰他们，终于吃上白面了。
我的老家沂蒙山区，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到20多年前，主食就是地瓜，白面只是逢年过节才能品尝的奢侈品。稍好一点的，地瓜换做玉米，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依然记得读初中时住校，每周要带一周的口粮到学校，我总是带一摞玉米煎饼。一个同学经常盯着我手中的煎饼，艳羡不已——他带了一摞地瓜煎饼，比我差一个档次。
在挨饿的年代，地瓜、玉米也吃不上。我的一个六大爷，三年自然灾害时，被以两个玉米煎饼的代价卖给了同村的一户秦姓人家。
能够“天天吃水饺”支撑了莫言，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力。其实，“吃面食”也是从农民阶层向“统治阶层”的“越雷池”。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再现了沂蒙山区的百年历史，其中写到1978年，封家明去县里开会，每顿饭吃锅饼，偷偷攒了一包袱，带回家给老婆孩子、爹娘，他娘绣绣老太晚上眼不好使，“却咬一口就拿到灯下瞅瞅，一边嚼一边赞叹：‘锅饼真香呀！锅饼真香呀！’”
绣绣夫妇从20世纪20年代便在土里辛勤劳作，半个多世纪还吃不上一顿像样的白面，这是无数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古有肉食者与草食者的区别，指统治者与民众。食面者和食玉米、地瓜者同样不是一个阶层。在过去，敬天前后，也是交公粮的日子。公粮不要玉米，也不要地瓜，只收小麦，那是要给“机关上的人”吃的东西，农民只有种植的义务，而无享用的权利。所谓细粮、粗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中国人划分成了两个等级。当我依靠父辈的支撑，最初步入食面者行列，一声长叹伴随的优越感，笼罩了我很长时间。
于是，敬天仪式下的“白面崇拜”，具备了一种诡异的情愫，无限向往，而又存在无限距离，但不管得到还是不可得，对老天爷的敬畏、期待、失望、新的希望依旧笼罩在一代又一代农民身上。
当白面滚滚而来，装满人们的粮仓，不再是阶层划分的标志，夏日晌午的敬天仪式便显得与众不同，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沧桑感。
农耕时代的节气、节日，将成为大自然最后的悼词
母亲住到了城市，但她使用的依然是农历，这是和她伴随一生的计时方式，伴之而生的还有节气，这些都是她从事农业劳动必需的依靠。当然，各种乡规民俗也伴随其中，比如初一、十五不出门，县里、村里的大集，全都对应农历。而在城市里，农历和节气已被彻底丢弃，在消失了农田的水泥地上，不可能再有“芒种到，麦收忙”的说法。
除了坚持使用农历生日，我的生活中完全不需要农历，这是一个彻底过时的计时方式，在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这种方式已被否定。我和母亲之间的谈话经常因为日期的相悖而进行不下去，各自坚守自己的领地。
大面积种植、机械化收割，不可阻挡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传统节气的价值。而今的敬天，往往只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环节，而缺乏了传统的敬畏之心。
当我家的土地被征走之后，没有种植，自然也就没有了收获。城市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我的村庄蔓延。几年前的一次敬天仪式上，父亲跟我说，“敬天”传到他这一代已经很简陋了，更多的他也不知道，而到了我这一代，知道的就更少。地没了，仪式愈显得空洞，我以后是不会想到要敬天的，可能再过几年他也没了心绪。“其实，不管有没有地，不管以后你是在家种地还是在外工作，都得敬着老天爷，抬头三尺有神灵，敬畏之心你懂吗？”父亲拽了个文词。这时候，离我家200米远的汽贸城的音乐传过来，是一首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歌。而汽贸城的4S店底下，就是我家被征走的麦地。同时被水泥彻底封存的，还有蛐蛐和蚂蚱的巢穴，青蛙的练武场，青草和游鱼的栖息地。
充满了悲剧感的，不只有距离土地最近的敬天，当星空被雾霾占据，中秋的赏月还有什么意义？七月七情人节，本是丝瓜架下、织布机旁的卿卿我我，被转移到商场里的促销活动，因底气不足而在西方情人节面前败下阵来。
我们时常讨论传统节日“节味”的变淡——其实，讨论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不再农耕的时代，农耕时代的痕迹一点一点消失殆尽，只是时间问题。
王开岭写过一篇《古典之殇》，主题是：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其实，农耕文明遗留下的节气、节日，也将成为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农耕已逝，残留的节气、节日还在“苟延残喘”，不论消亡还是进行一场“革命”，披上现代化的外衣，终将会成为大自然最后的悼词，成为农耕文明迟到的终止符。
再也没有一个节日，比敬天更能接近土地
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一个节日，像敬天那样，如此贴近大地，和收获紧密相连。
一般是阴历五月新麦下来、玉米种到地里，短暂的空当里，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敬天，其形式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集体敬天。以人口多的大户人家为主，其他亲戚朋友及庄里乡亲随之加入。敬天时，要把第一场打下来的新麦子筛选子粒饱满的，磨成面粉，用头箩面包水饺，有的还杀猪，买香、纸等供品。准备好以后，选取日子，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或是在场院，摆上桌子，供上水饺和菜，然后焚香、烧纸、磕头，并由主持人祈祷祝福。
另一种是分散敬天。家家户户在天井里摆上桌子供上水饺，一般是三碗水饺（俗语说：“神三鬼四”，就是说祭神用三样祭品），也是焚香、烧纸、磕头祈祷的程序。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为了感谢老天爷的恩赐和庆祝丰收。
敬天往往伴随上坟，在敬天的当日，把新麦子包的水饺拿到坟前祭祀，让祖先尝尝新麦子水饺，以表示对先人的敬重和怀念。上完坟以后，人们才可以享受丰收后的果实。
夏日的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地里的玉米苗撒欢往高里长，打麦场上，碌碡的压痕还没有完全退去，一堆一堆新垄起的麦秸垛成为村庄新的点缀。端午前后，短暂的农闲，敬天仪式悄然展开。今天你家敬，明天我家敬，不时有鞭炮声从一个个院子里飞了出来，自家敬天忙碌而愉悦，别人家的鞭炮声传来，同样的愉悦感让人忍不住听上几声，以鞭炮的响亮度评判他家的收成好不好。
敬天没有确定的日期，不是“法定假日”，在所有的节日中可能是唯一的。于是，它就成为每家每户自己的节日，可以随意发挥，完全独立。
中国最重要的四大节日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节日就和土地的距离而言，皆不如敬天。虽最初源于土地，但经过漫长的演变，它们成为了所有国人共同的节日，身上泥土的气息不断淡化，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规律，很多习俗已悄然改变。他们不再直指土地，更多地成为亲人聚会的一种形式。
敬天，虽也有团聚、祭祀的功能，但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新麦收获，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祈求继续恩赐下一个收获。它根植于乡村，在泥土中匍匐前进。它也不可能走入城市，随着传统农业方式的消亡，逐渐被时代遗忘。
“白面崇拜”下的阶层轮替
北方人历来有“白面崇拜”，能吃上白面是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梦想。电视剧《老农民》中，当小麦的产量提高，磨成的面粉足够供一家几口人吃的时候，农民们首先想到的是将新面馒头摆放在祖先坟前，告慰他们，终于吃上白面了。
我的老家沂蒙山区，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到20多年前，主食就是地瓜，白面只是逢年过节才能品尝的奢侈品。稍好一点的，地瓜换做玉米，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依然记得读初中时住校，每周要带一周的口粮到学校，我总是带一摞玉米煎饼。一个同学经常盯着我手中的煎饼，艳羡不已——他带了一摞地瓜煎饼，比我差一个档次。
在挨饿的年代，地瓜、玉米也吃不上。我的一个六大爷，三年自然灾害时，被以两个玉米煎饼的代价卖给了同村的一户秦姓人家。
能够“天天吃水饺”支撑了莫言，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力。其实，“吃面食”也是从农民阶层向“统治阶层”的“越雷池”。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再现了沂蒙山区的百年历史，其中写到1978年，封家明去县里开会，每顿饭吃锅饼，偷偷攒了一包袱，带回家给老婆孩子、爹娘，他娘绣绣老太晚上眼不好使，“却咬一口就拿到灯下瞅瞅，一边嚼一边赞叹：‘锅饼真香呀！锅饼真香呀！’”
绣绣夫妇从20世纪20年代便在土里辛勤劳作，半个多世纪还吃不上一顿像样的白面，这是无数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古有肉食者与草食者的区别，指统治者与民众。食面者和食玉米、地瓜者同样不是一个阶层。在过去，敬天前后，也是交公粮的日子。公粮不要玉米，也不要地瓜，只收小麦，那是要给“机关上的人”吃的东西，农民只有种植的义务，而无享用的权利。所谓细粮、粗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中国人划分成了两个等级。当我依靠父辈的支撑，最初步入食面者行列，一声长叹伴随的优越感，笼罩了我很长时间。
于是，敬天仪式下的“白面崇拜”，具备了一种诡异的情愫，无限向往，而又存在无限距离，但不管得到还是不可得，对老天爷的敬畏、期待、失望、新的希望依旧笼罩在一代又一代农民身上。
当白面滚滚而来，装满人们的粮仓，不再是阶层划分的标志，夏日晌午的敬天仪式便显得与众不同，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沧桑感。
农耕时代的节气、节日，将成为大自然最后的悼词
母亲住到了城市，但她使用的依然是农历，这是和她伴随一生的计时方式，伴之而生的还有节气，这些都是她从事农业劳动必需的依靠。当然，各种乡规民俗也伴随其中，比如初一、十五不出门，县里、村里的大集，全都对应农历。而在城市里，农历和节气已被彻底丢弃，在消失了农田的水泥地上，不可能再有“芒种到，麦收忙”的说法。
除了坚持使用农历生日，我的生活中完全不需要农历，这是一个彻底过时的计时方式，在工业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这种方式已被否定。我和母亲之间的谈话经常因为日期的相悖而进行不下去，各自坚守自己的领地。
大面积种植、机械化收割，不可阻挡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传统节气的价值。而今的敬天，往往只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环节，而缺乏了传统的敬畏之心。
当我家的土地被征走之后，没有种植，自然也就没有了收获。城市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我的村庄蔓延。几年前的一次敬天仪式上，父亲跟我说，“敬天”传到他这一代已经很简陋了，更多的他也不知道，而到了我这一代，知道的就更少。地没了，仪式愈显得空洞，我以后是不会想到要敬天的，可能再过几年他也没了心绪。“其实，不管有没有地，不管以后你是在家种地还是在外工作，都得敬着老天爷，抬头三尺有神灵，敬畏之心你懂吗？”父亲拽了个文词。这时候，离我家200米远的汽贸城的音乐传过来，是一首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歌。而汽贸城的4S店底下，就是我家被征走的麦地。同时被水泥彻底封存的，还有蛐蛐和蚂蚱的巢穴，青蛙的练武场，青草和游鱼的栖息地。
充满了悲剧感的，不只有距离土地最近的敬天，当星空被雾霾占据，中秋的赏月还有什么意义？七月七情人节，本是丝瓜架下、织布机旁的卿卿我我，被转移到商场里的促销活动，因底气不足而在西方情人节面前败下阵来。
我们时常讨论传统节日“节味”的变淡——其实，讨论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不再农耕的时代，农耕时代的痕迹一点一点消失殆尽，只是时间问题。
王开岭写过一篇《古典之殇》，主题是：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其实，农耕文明遗留下的节气、节日，也将成为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农耕已逝，残留的节气、节日还在“苟延残喘”，不论消亡还是进行一场“革命”，披上现代化的外衣，终将会成为大自然最后的悼词，成为农耕文明迟到的终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