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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社会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宁波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对党委、政府、社会、公众治理主体间的组织协同、机制协同、信息协同、工作协同做出制度性安排，实现社会治理的问题发现机制、矛盾解决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的有序统合，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高效化，可以视为是新时期‘枫桥经验’的2.0版。”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浦劬
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日益复杂多样，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为缓解这一社会发展“阵痛”，各地各部门把社会治理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社会治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过去那种靠政府单打独斗、大包大揽的治理模式已很难适用。那么，如何才能解答好社会治理创新这个新课题？宁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宁波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这不仅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宁波紧随时代脉搏，深入进行协同治理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区域化党建、社会化参与、扁平化指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为特色的新路子，成就了“新时期‘枫桥经验’的2.0版”。
顶层设计绘制治理蓝图
“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保持制度和政策的连贯性尤为重要。一直以来，宁波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出台规范性文件对社会治理的整体或者某些方面进行规划，注重从全市范围内进行顶层设计。
“從市级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可以及时把好的做法和经验通过规范化的形式在全市推广，防止社会治理碎片化。”宁波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基层社会治理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是基层多个治理主体、治理平台和服务中心有集成无联动、各自为战、配合不力，缺乏统筹联动机制，缺乏统一指挥调度力量，往往重复操作、交叉执法，造成社会治理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从市级层面进行系统性综合性规划。
多年来，宁波坚持把协同治理的理念贯穿社会治理始终，并得到了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2010年，宁波市出台的《关于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管理的“八大体系”“38项工作”“12个重点项目”。当年，宁波市被列为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試点城市之一。2011年出台的《中共宁波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十大社会管理体系。2012年出台了《宁波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纲要》，这一年，中央又确定将宁波培育为“大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
荣誉面前，宁波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进一步加快了擘画社会治理蓝图的步伐。
2014年下半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宁波将“社会治理”作为市委“一号课题”，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开展重点研究，组织了17个市级部门进行联合调研，形成了1个课题研究总报告、9个子课题报告。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5年7月，宁波市委专题召开全委会作出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提出建立基层规范化组织体系、清单化权责体系、法治化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网格化工作体系、信息化支撑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多元化矛盾调解体系、制度化保障体系“八大体系”的总目标。该《决定》对宁波未来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让宁波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让社会治理创新真正落地生根，宁波又相继出台了深化镇乡（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网格化管理、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加强镇乡（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推进基层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县级综合指挥中心建设等10余个配套文件，形成“1+X”政策体系，全面细致地落实设计“蓝图”。截至目前，宁波各区县（市）均已完成社会治理创新试点，“1+X”配套政策正在各镇乡（街道）落地生根。
党建引领发挥引擎作用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改革开发后，外来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既带来了经济红利，同时也隐含着潜在风险。而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宁波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化党建成为探索社会基层党建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
区域化党建指的是整合党组织的一切资源，通过党组织与党组织、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组织与各种社团进行联建、联动的形式，实现党组织有效领导社会组织的工作目标。
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源泉。近年来，宁波通过区域化党建，打破基层党组织“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能力，凝聚各方力量，引领了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
2012年5月，“红领之家”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北仑区大碶街道成立。创立者们仿照和借鉴“蓝领”“白领”等通俗叫法，将那些乐于奉献的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其他热心公益的人士统称为“红领”。“红领之家”采取网络化的运作方式，定期把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通过论坛、QQ群、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方便“红领”报名参与活动。
“红领之家”设有“红领志愿服务银行”，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每服务一小时可以存入“银行”一个“爱心币”。这些“爱心币”可以兑换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家电维修、管道疏通、理发、洗车、法律咨询等服务，也可换取订报卡、演出门票等，服务资源跨地区共享。在每次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将参与人员的总时长换算成积分并记录在个人成长卡上，在每月月底，进行积分汇总和电子档案归档。
而且，“红领之家”还专门设有社会工作室，用志愿服务的理念承接社区服刑人员、归正人员、吸毒人员和重型精神病人4类特殊人群社区矫正、帮教救助、权益保障、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事项。 宁波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方面亮点纷呈，不仅仅只有北仑的“红领之家”。奉化区建立“双线”管理体系，实施不合格党员考评处置工作；宁海县把农村村口路廊、古樟树下、祠堂门口等村民聚集谈天说地的地方作为“聊天长廊”，收集民情、传递政策；北仑区推出电视真人秀“书记， 加油！”，引导基层党组织书记带着民生实事项目登台比选、角逐公益资金……这些已经成为党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有力支撑。
为了把这些成功的做法经验化，把好的经验制度化，把制度措施刚性化，宁波在总结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的意见》和《关于坚持“幸福党建”为载体，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
同年，宁波还出台了《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员锋领指数考评管理深化党员民主评议工作的通知》，建立了以“锋领指数”为核心的党员评价激励体系，引领基层党员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此举不仅加强了对基层党员的管理和考核，还激活了基层党员为民众服务的积极性，强化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除此之外，宁波市在原有城乡社区“一委一居一中心”体制上，拓展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村（居）委会为主导的协商共治、以村（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的综合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新型城乡社区治理基本架构，统筹各类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的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新格局。目前，三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联动、社区协商、全能社工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推开，镇海区、江北区文教街道入选首批省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网格全覆盖提升治理精细化
“网格化”可谓近些年社会治理创新的热词，各地都有着不同层面的探索。宁波的网格化管理起步较早，2011年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意见》。2013年，宁波又进一步调整网格划分，从原来的300户调整为250户，并增配社工数量，使网格划分更精细、网格管理员更落实。
在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村委会门口，有一块引人注目的村网格划分图。在这个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鞍山村被划分成了四个网格，相对应的每个网格里都标明了网格长、网格员和联系方式。
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邬明忠说，近年来，鞍山村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以“全科网格化”为依托，拓展技术治理新模式，“网格域中化、人人网中去、资源网中合、民事网中办、成果网中享”成为鞍山村社会治理的“五字经”。“以前村里大小事情都要找我来处理，经常是从早忙到晚还做不完。全科网格化实行后，村民有问题或者有困难直接找网格长、网格员就可以解決了。”
鞍山村网格化建设是宁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缩影。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粗放式的社会治理格局急需改变。为此，宁波按照全域、全员、全程的理念加强网格整合，将党建、综治、城管、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10多个部门网格纳入统一网格体系，实现空间全覆盖、地域无缝隙。
在每个网格，基本配置了一名由村干部或专职社工担任的网格长，一名由镇乡（街道）干部担任的网格指导员和一批以楼道长、志愿者为主体的网格员，进行日常的走访和了解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划分了12216个网格，共有网格长1.2万余人，网格员4万余人。
从发现问题，到上报指挥平台，再到事件流转处理、网格验收成效，这些流程统统通过网格进行解决，形成了“发现、上报、分流、处置、评价和考核”各环节的闭环系统，做到了“底数清、动态明、反应快、服务好”。
社会由无数个基本单位组成，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重心下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基本单元上。宁波网格化管理实行后，基层问题大量上报，形成了对职能部门的“倒逼”效应，迫使各部门的工作关口不断前移，工作重心进一步下沉。对镇乡（街道）干部而言，他们作为网格服务力量的组成部分，要经常性地入户走访联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可以说，网格化体系将过去群众“走上来”变为干部“沉下去”，倒逼干部变“被动应付”为“主动服务”。
信息化建设开启治理新模式
传统社会治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如何推动跨部门合作一直是政府社会治理实践当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向多样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也是传统社会治理一个重要的难题。而宁波依托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支撑有效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华丽转身”。
2013年，海曙区白云街道为全方位收集一线群众的呼声，智慧化提升为民服务的手段，综合基层各类工作、服务与考核，依托海曙区政务信息资源中心基础数据，开发了“云服务”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建立健全“民情档案”，开发运用“民情日志”，海曙“云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发挥了“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一呼百应”的服务功效，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优质、高效、贴心的服务。
在互联网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为解决基层信息系统多、数据终端多、信息互不沟通等问题，2016年初，宁波通过大力整合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20多个部门的信息系统和形式多样的采集终端，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形成了标准化共享平台和信息采集终端，让“大数据”挖掘成为可能。
如今，在位于宁波文化广场的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的大屏幕上，一幅地图涵盖了整个宁波地域范围。作为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脑”，全市1.2万多名网格长、4万多名网格员、1.38万部移动终端不间断上传的各类基层事件和信息，在这张全市民情地图上滚动呈现。
通过这个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了解网格长、网格员的走访轨迹、走访进度和走访内容，做到工作轨迹直观可见、工作绩效随时可查、社情民意即时反映，从而实现“一网到底、一览无余”。而且网格长发现上报的问题，系统内会全程留痕、实时反馈、绩效联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事件，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经从各部门汇聚了基层急需的基础数据2000多万条，网格、村（社区）、镇乡（街道）、区县（市）四级产生的工作数据2700多万条。这些数据的汇集，为全市各个层面的协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宁波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發挥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的优势，实现了人口、法人、地理空间、信用等各类数据的贯通共享，较好地解决了“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还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便民服务。如余姚市东江社区依托“相约东江”社区群、“幸福东江”微信公众号、“和谐东江”余姚论坛、互联社区、移动E管家五个信息化服务平台实施的“e线工作法”，海曙区白云街道以云大厅、云平台、云在线、云工程、云锋荟、云学苑、云基金构建的七位一体的“云服务”体系等，为社会治理新格局增添了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谢 霞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浦劬
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日益复杂多样，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为缓解这一社会发展“阵痛”，各地各部门把社会治理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社会治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过去那种靠政府单打独斗、大包大揽的治理模式已很难适用。那么，如何才能解答好社会治理创新这个新课题？宁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宁波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这不仅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宁波紧随时代脉搏，深入进行协同治理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区域化党建、社会化参与、扁平化指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为特色的新路子，成就了“新时期‘枫桥经验’的2.0版”。
顶层设计绘制治理蓝图
“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保持制度和政策的连贯性尤为重要。一直以来，宁波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出台规范性文件对社会治理的整体或者某些方面进行规划，注重从全市范围内进行顶层设计。
“從市级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可以及时把好的做法和经验通过规范化的形式在全市推广，防止社会治理碎片化。”宁波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基层社会治理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是基层多个治理主体、治理平台和服务中心有集成无联动、各自为战、配合不力，缺乏统筹联动机制，缺乏统一指挥调度力量，往往重复操作、交叉执法，造成社会治理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从市级层面进行系统性综合性规划。
多年来，宁波坚持把协同治理的理念贯穿社会治理始终，并得到了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2010年，宁波市出台的《关于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管理的“八大体系”“38项工作”“12个重点项目”。当年，宁波市被列为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試点城市之一。2011年出台的《中共宁波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十大社会管理体系。2012年出台了《宁波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纲要》，这一年，中央又确定将宁波培育为“大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
荣誉面前，宁波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进一步加快了擘画社会治理蓝图的步伐。
2014年下半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宁波将“社会治理”作为市委“一号课题”，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开展重点研究，组织了17个市级部门进行联合调研，形成了1个课题研究总报告、9个子课题报告。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5年7月，宁波市委专题召开全委会作出了《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提出建立基层规范化组织体系、清单化权责体系、法治化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网格化工作体系、信息化支撑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多元化矛盾调解体系、制度化保障体系“八大体系”的总目标。该《决定》对宁波未来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让宁波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让社会治理创新真正落地生根，宁波又相继出台了深化镇乡（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网格化管理、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加强镇乡（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推进基层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县级综合指挥中心建设等10余个配套文件，形成“1+X”政策体系，全面细致地落实设计“蓝图”。截至目前，宁波各区县（市）均已完成社会治理创新试点，“1+X”配套政策正在各镇乡（街道）落地生根。
党建引领发挥引擎作用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改革开发后，外来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既带来了经济红利，同时也隐含着潜在风险。而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宁波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化党建成为探索社会基层党建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
区域化党建指的是整合党组织的一切资源，通过党组织与党组织、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组织与各种社团进行联建、联动的形式，实现党组织有效领导社会组织的工作目标。
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源泉。近年来，宁波通过区域化党建，打破基层党组织“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能力，凝聚各方力量，引领了区域社会的整体发展。
2012年5月，“红领之家”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北仑区大碶街道成立。创立者们仿照和借鉴“蓝领”“白领”等通俗叫法，将那些乐于奉献的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其他热心公益的人士统称为“红领”。“红领之家”采取网络化的运作方式，定期把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通过论坛、QQ群、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方便“红领”报名参与活动。
“红领之家”设有“红领志愿服务银行”，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每服务一小时可以存入“银行”一个“爱心币”。这些“爱心币”可以兑换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家电维修、管道疏通、理发、洗车、法律咨询等服务，也可换取订报卡、演出门票等，服务资源跨地区共享。在每次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将参与人员的总时长换算成积分并记录在个人成长卡上，在每月月底，进行积分汇总和电子档案归档。
而且，“红领之家”还专门设有社会工作室，用志愿服务的理念承接社区服刑人员、归正人员、吸毒人员和重型精神病人4类特殊人群社区矫正、帮教救助、权益保障、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事项。 宁波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方面亮点纷呈，不仅仅只有北仑的“红领之家”。奉化区建立“双线”管理体系，实施不合格党员考评处置工作；宁海县把农村村口路廊、古樟树下、祠堂门口等村民聚集谈天说地的地方作为“聊天长廊”，收集民情、传递政策；北仑区推出电视真人秀“书记， 加油！”，引导基层党组织书记带着民生实事项目登台比选、角逐公益资金……这些已经成为党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有力支撑。
为了把这些成功的做法经验化，把好的经验制度化，把制度措施刚性化，宁波在总结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的意见》和《关于坚持“幸福党建”为载体，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
同年，宁波还出台了《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员锋领指数考评管理深化党员民主评议工作的通知》，建立了以“锋领指数”为核心的党员评价激励体系，引领基层党员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此举不仅加强了对基层党员的管理和考核，还激活了基层党员为民众服务的积极性，强化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除此之外，宁波市在原有城乡社区“一委一居一中心”体制上，拓展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村（居）委会为主导的协商共治、以村（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的综合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新型城乡社区治理基本架构，统筹各类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的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新格局。目前，三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联动、社区协商、全能社工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推开，镇海区、江北区文教街道入选首批省级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网格全覆盖提升治理精细化
“网格化”可谓近些年社会治理创新的热词，各地都有着不同层面的探索。宁波的网格化管理起步较早，2011年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意见》。2013年，宁波又进一步调整网格划分，从原来的300户调整为250户，并增配社工数量，使网格划分更精细、网格管理员更落实。
在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村委会门口，有一块引人注目的村网格划分图。在这个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鞍山村被划分成了四个网格，相对应的每个网格里都标明了网格长、网格员和联系方式。
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邬明忠说，近年来，鞍山村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以“全科网格化”为依托，拓展技术治理新模式，“网格域中化、人人网中去、资源网中合、民事网中办、成果网中享”成为鞍山村社会治理的“五字经”。“以前村里大小事情都要找我来处理，经常是从早忙到晚还做不完。全科网格化实行后，村民有问题或者有困难直接找网格长、网格员就可以解決了。”
鞍山村网格化建设是宁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缩影。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粗放式的社会治理格局急需改变。为此，宁波按照全域、全员、全程的理念加强网格整合，将党建、综治、城管、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10多个部门网格纳入统一网格体系，实现空间全覆盖、地域无缝隙。
在每个网格，基本配置了一名由村干部或专职社工担任的网格长，一名由镇乡（街道）干部担任的网格指导员和一批以楼道长、志愿者为主体的网格员，进行日常的走访和了解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划分了12216个网格，共有网格长1.2万余人，网格员4万余人。
从发现问题，到上报指挥平台，再到事件流转处理、网格验收成效，这些流程统统通过网格进行解决，形成了“发现、上报、分流、处置、评价和考核”各环节的闭环系统，做到了“底数清、动态明、反应快、服务好”。
社会由无数个基本单位组成，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坚持重心下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基本单元上。宁波网格化管理实行后，基层问题大量上报，形成了对职能部门的“倒逼”效应，迫使各部门的工作关口不断前移，工作重心进一步下沉。对镇乡（街道）干部而言，他们作为网格服务力量的组成部分，要经常性地入户走访联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可以说，网格化体系将过去群众“走上来”变为干部“沉下去”，倒逼干部变“被动应付”为“主动服务”。
信息化建设开启治理新模式
传统社会治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如何推动跨部门合作一直是政府社会治理实践当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外，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向多样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也是传统社会治理一个重要的难题。而宁波依托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支撑有效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华丽转身”。
2013年，海曙区白云街道为全方位收集一线群众的呼声，智慧化提升为民服务的手段，综合基层各类工作、服务与考核，依托海曙区政务信息资源中心基础数据，开发了“云服务”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建立健全“民情档案”，开发运用“民情日志”，海曙“云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发挥了“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一呼百应”的服务功效，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优质、高效、贴心的服务。
在互联网时代，推进社会治理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为解决基层信息系统多、数据终端多、信息互不沟通等问题，2016年初，宁波通过大力整合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20多个部门的信息系统和形式多样的采集终端，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形成了标准化共享平台和信息采集终端，让“大数据”挖掘成为可能。
如今，在位于宁波文化广场的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的大屏幕上，一幅地图涵盖了整个宁波地域范围。作为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脑”，全市1.2万多名网格长、4万多名网格员、1.38万部移动终端不间断上传的各类基层事件和信息，在这张全市民情地图上滚动呈现。
通过这个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了解网格长、网格员的走访轨迹、走访进度和走访内容，做到工作轨迹直观可见、工作绩效随时可查、社情民意即时反映，从而实现“一网到底、一览无余”。而且网格长发现上报的问题，系统内会全程留痕、实时反馈、绩效联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事件，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经从各部门汇聚了基层急需的基础数据2000多万条，网格、村（社区）、镇乡（街道）、区县（市）四级产生的工作数据2700多万条。这些数据的汇集，为全市各个层面的协同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宁波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發挥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的优势，实现了人口、法人、地理空间、信用等各类数据的贯通共享，较好地解决了“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还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便民服务。如余姚市东江社区依托“相约东江”社区群、“幸福东江”微信公众号、“和谐东江”余姚论坛、互联社区、移动E管家五个信息化服务平台实施的“e线工作法”，海曙区白云街道以云大厅、云平台、云在线、云工程、云锋荟、云学苑、云基金构建的七位一体的“云服务”体系等，为社会治理新格局增添了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谢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