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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江一真受命派驻国家卫生部。第一天上班，他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
秘书从这几句风趣而幽默的开场白，感受到了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对他主持卫生部工作充满了期待。
清“余毒”，调查周恩来等人病逝真相
1976年底，从牛棚里走出恢复自由的江一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代表中央在卫生部机关及直属系统清理“四人帮”和刘湘屏的“余毒”。
刘湘屏是已故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妻子，夫妇俩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刘湘屏原是八机部的司长，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长的位置，没有江青的保荐和支持当然不成。
刘湘屏虽经中央文件定了性，但其具体罪行尚待查清。“四人帮”横行时，刘湘屏亦步亦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调查，因为这在“文革”时期有不少是公开的、显而易见的。较为困难的是她的历史问题，以及“四人帮”行将覆灭前企图垂死挣扎之际同刘湘屏的关系问题。
江一真到任后，围绕查清卫生部以刘湘屏为首的有关人员与“四人帮”的瓜葛这个中心任务，还开展了对周恩来病逝原因的调查。
周恩来所患膀胱癌、肠癌，致命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抓早开刀当不致死，叶剑英等一些中央领导怀疑“四人帮”严密控制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探望，是想和刘湘屏暗中搞鬼，借刀杀人，因此吩咐江一真到卫生部后设法弄清真相。
江一真从心底里敬仰周恩来，对轻怠周恩来的人极其反感，而谢富治、刘湘屏这对夫妇对周恩来的种种不恭言行已非新闻。
“文革”中，江一真熟悉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在卫生系统没法工作，周恩来当面要求卫生部长刘湘屏解决问题、妥加关心，但刘湘屏仗着与江青的特殊关系，非但顶着不办，而且变本加厉地冷待马海德等一批外国医学专家，还给一些人戴上“反动特嫌”等帽子，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另外，江一真也了解到，刘湘屏对朱德也十分不敬。
1976年6月下旬朱德接见外宾时患了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后，病情竟无好转。身为医疗领导小组成员的刘湘屏，其态度和神情都使人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次还当着朱德夫人康克清的面问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从住院到病逝，前后不过10天。这里面会不会有医疗问题呢？
还有陈毅元帅，他患的是肠癌，这跟膀胱癌一样，当时该有条件医治的，为何短短时间内竟传来噩耗？
远的，江一真还想弄清贺龙元帅等一批开国元勋的死因。
江一真亲自找刘湘屏谈。
素有“母老虎”之称的刘湘屏，虎威已灭，很多问题她都认了罪，就是对这些事坚决否认，说什么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都终归一死，周恩来、朱德完全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刘湘屏该说的都说后，江一真又分头找吴阶平及其胞弟吴蔚然面谈。作为周恩来的医疗小组成员，这对兄弟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陪伴在病床前。江一真担心有的医生受江青和刘湘屏直接控制，通过医疗事故迫害、摧残周恩来。
这几次谈话都十分秘密，范围也很小，除江一真和谈话对象外，在场的仅有他的秘书张明俊。
吴阶平很动感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对总理都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人这样指使我们，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执行。”谈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吴阶平个人的意见是，江青等人拖延了周恩来的最佳治疗时间应是一个因素，因为开刀迟了，致使癌细胞扩散性转移，终归不治。
通过调查，江一真认为，陈毅的病逝也是因为误过开刀时间，使得癌细胞转移。至于朱德的病逝，确实有措施不力、医治不当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些是不是就是“四人帮”的直接迫害、刘湘屏的指使，还不能作结论。
江一真是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无中生有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四人帮”倒台了、刘湘屏倒台了，就随便给人扣个帽子戴上向上交差，他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作结论。不知是后来中央领导人另有嘱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江一真没有就此给中央一个正式报告。
接着，江一真就把精力完全放在查清“四人帮”在卫生部的党羽问题上来。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刘湘屏，还有张某某（老干部，原副部长）、姜某某（原东直门医院护士长、越级提拔起来的副部长）、黄某（政治部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魏某某（办公厅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等。另外，下面各司局处、各直属单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认真清查。
关于刘湘屏的历史问题，有人说她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军官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特务。清查办公室经过缜密调查，否定了她是阎锡山军官小老婆这一说。为什么说她是特务呢？
原来，抗战初期，她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时，曾同一个青年相好并同居过，但也有人证明，部队投宿时，曾公开把刘湘屏和该青年分在一室。问题是该青年后来跑到西安去了，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江一真认为，根据报上来的材料，不能说刘湘屏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婆，更不能说刘湘屏本人是特务。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刘湘屏紧跟江青“四人帮”整肃老同志的材料屡见不鲜，至于“四人帮”覆灭前，其上海死党企图武装顽抗时同刘湘屏的瓜葛问题，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刘湘屏的交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上海确曾派徐景贤专程到北京找王洪文商量。她闻到风声后，极力想了解“四人帮”的具体动作，急不可耐地给徐打了几次电话，要他回上海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而徐景贤在返沪前一晚，确实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刘湘屏，但在一个时辰的密谈中，只谈及总的形势很紧张，要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云云，至于军事方面的密谋，并未向她透露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江一真派人专门赴沪，从监狱里提审徐景贤。徐景贤所供，基本上与刘湘屏的交代一致。这样看来，刘湘屏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
经调查，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一直还在领谢在公安部的工资，盖因谢死后刘也是红人，公安部某些领导怕得罪，因此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江一真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向组织部报告，这才停止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清查刘湘屏的同时，江一真对张某某、姜某某、黄某、魏某某四人的问题也作了审查。
在讨论刘湘屏在卫生部系统是否形成了一个“帮派体系”时，说有道无的都有，莫衷一是。江一真认为应该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所谓“体系”，是指上下左右都有帮伙，如果冠名“体系”，那势必要把一大批人牵连进来，而从现有材料看，一些人在“四人帮”、刘湘屏横行时，虽迫于形势、出于各种考虑，也曾跟着刘湘屏摇旗鼓噪，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虽然粉碎“四人帮”将近一年了，但卫生部的派性仍相当严重。刘湘屏掌权时较为吃香的一派此时仍占优势，而过去受压的另一派则想翻上来。个别领导干部也想着去扶持过去受压的这一派。
江一真明确表示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干，本身就不自觉地站在派性立场上去了，无论哪一派，只要是对的，都应支持，而错的都要反对。
刘湘屏按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党羽，开除了党籍，生活待遇基本维持不变，但不再续领谢富治的工资。
对其他四人所作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但还是从宽处理：张某某因年岁较大，不再安排工作;黄某外调分配;魏某某调中医学会当秘书长;姜某某过去在抗美援朝时立过功，但原来只是一个护士长，安排到卫生部信访处当处长。
在工作中，江一真了解到，1972年初，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在受审中因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为约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感于周恩来对老干部的关爱，江一真认为，对过去享受相关医疗待遇的部级以上干部，如乔冠华等人，虽然跟“四人帮”的问题沾了边，犯有错误，但还是要从人性化的角度解决他们的医疗待遇，要由北京医院管起来。
他为此专门搞了个名单，连同建议一同上报中央，得到中央批准，由此解决了这些老同志最为关切的医疗问题。他还建议，对驻各国大使的医疗待遇，也可参照副部级干部享受。
主动让贤，离开卫生部到地方工作
江一真受命派驻卫生部以来，天天提前上班，却没有按时下过班，常常是晚上9点钟后才回家，一干就是一整天，几乎没有礼拜日，有时还住在卫生部。他如此争分夺秒地紧张工作，就是想着把过去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尽快结束清查工作，好让全国卫生事业尽快纳入正轨。
他的真诚愿望和表率作用，影响了清查领导小组和卫生部的上上下下。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总算让卫生部的清查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前任卫生部长钱信忠解脱了“罪名”，复出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
1977年11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内阁部长在西方一些国家被称作相，古今难得的良医、良相，江一真两者兼得，且名副其实。
江一真获此任命，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有关。两人相识于长征路上，到延安后曾在永坪医院一起共事。汪东兴原来的想法是提自己信任的卫生部一位姓黄的副部长转任部长，唯因考虑此人过“左”，怕提出来通不过，乃退而推荐江一真。
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极力赞同，说十年动乱中许多老革命都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有信得过的人出任卫生部长。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认为江一真是合适人选。
上任不久，江一真就向全国各地陆续派出了几十个调查组，深入县以下城乡，分头了解医疗卫生情况，并亲抓卫生工作改革。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国务院批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接着又批准建立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建议。
在完成卫生部的拨乱反正工作、领导全国卫生系统工作走上正轨后，江一真竟主动提出让贤！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一真找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诚恳地说：“钱信忠同志本来就是卫生部长，他有业务水平，政治上经审查也没大问题，我压着他不合适，应该恢复原职。我虽然也粗通医学，但毕竟是半路出家，加上又荒疏多年，在医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提升了。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已上了正轨，三中全会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想我还是去搞地方工作合适。”
中央经研究，考虑让江一真担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
河北是“文革”的重灾区，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使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左”的影响严重;由于省委现任主要领导的抵触，中央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河北难以贯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
中央希望江一真去河北加强工作，扭转不利局面。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为此分别找江一真谈了话。江一真没有讨价还价，慨然赴任。古书云：“这一去，有分教，从此难做平凡人。”原本就不平凡的江一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燕赵大地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岁月，其中的波澜壮阔，又是另一篇文章的笔触了。
不信邪不怕鬼
1982年9月，江一真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依旧坦率发表见解。有次谈及“文革”失误，他指出：对党的过失、对民族的灾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采取回避态度，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害怕正视过去失误、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政党，必然还要造成新的悲剧，我们的党和民族要深以为戒。
这段话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有人对江一真退居二线后仍不改炮筒子性格大有微词。好心人听说后，提醒江一真“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做，免得人家忌讳”。对此，江一真有自己的主张，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积极为中央当好参谋。
1982年秋，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习仲勋希望江一真在适当时候回闽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抓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通过深入调研，江一真几易其稿上呈的落实地下党政策调查报告，获胡耀邦高度赞赏和批示。 批示转到福建省委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和省委许多同志都感到胡耀邦的批示真是“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看后也十分动容，建议中央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和江一真的报告。如是这般，福建遗留多年的地下党问题终于得到正确处理。
1984年，江一真对中国律师工作进行了详细调研，向中央提交了《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关于加强律师制度的几点建议》。邓小平作了圈阅，胡耀邦于8月18日批示：“这个问题看来要认真重视了，否则谈不上厉行法制，从现在起再3年，即到1987年，能够粗具规模就是一个大成绩。因此要在今年讨论一次，请仲勋同志阅，有关同志做点准备。”
8月30日，习仲勋批示：“请复之、邹瑜同志阅办。”8月31日，司法部将此报告转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后来，国家为健全律师制度、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出台了相关法律规定。
在中顾委委员任上，江一真还做了海洋渔业调查，亲手撰写了万字长文《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海洋渔业的探讨》，向中央提出了大力开发海洋的建议。胡耀邦对此建议大加赞扬，亲作批示，指示国家在开发“海洋国土”上要给予政策扶持，同时加强和健全渔政队伍和法制建设。江一真此文，为推动国家实行《渔业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1年，江一真在检查得知身患肺癌后，郑重亲笔写了个“后事先安排”。遗嘱称：
建议北京医院坚决地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对我实行安乐死，以减少本人的痛苦，减轻亲人的负担，节省国家的开支，为这项进步的社会改革事业的倡导做点实事;
按照从简的要求来料理我的后事，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邀请京外亲友来参与后事等，以移风易俗;
请将我的遗体交公，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以造福人民。
这份遗嘱，是江一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佳话。只是，给无数干部群众落实过政策的江一真，却没有人为他落实“实行安乐死”的愿望。
1994年3月24日，久病医治无效的江一真，在北京医院病逝。新华社转发中央审定的“江一真同志生平”，称：“江一真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好党员、好干部。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江一真逝世后第二天，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以个人名义拍去唁电：“惊悉老领导江一真同志因病去世，悲痛万分，谨致电表示沉痛哀悼。江伯伯的高尚人格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祈望江伯伯家属节哀保重。”
秘书从这几句风趣而幽默的开场白，感受到了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对他主持卫生部工作充满了期待。
清“余毒”，调查周恩来等人病逝真相
1976年底，从牛棚里走出恢复自由的江一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卫生部清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代表中央在卫生部机关及直属系统清理“四人帮”和刘湘屏的“余毒”。
刘湘屏是已故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妻子，夫妇俩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刘湘屏原是八机部的司长，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长的位置，没有江青的保荐和支持当然不成。
刘湘屏虽经中央文件定了性，但其具体罪行尚待查清。“四人帮”横行时，刘湘屏亦步亦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调查，因为这在“文革”时期有不少是公开的、显而易见的。较为困难的是她的历史问题，以及“四人帮”行将覆灭前企图垂死挣扎之际同刘湘屏的关系问题。
江一真到任后，围绕查清卫生部以刘湘屏为首的有关人员与“四人帮”的瓜葛这个中心任务，还开展了对周恩来病逝原因的调查。
周恩来所患膀胱癌、肠癌，致命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抓早开刀当不致死，叶剑英等一些中央领导怀疑“四人帮”严密控制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探望，是想和刘湘屏暗中搞鬼，借刀杀人，因此吩咐江一真到卫生部后设法弄清真相。
江一真从心底里敬仰周恩来，对轻怠周恩来的人极其反感，而谢富治、刘湘屏这对夫妇对周恩来的种种不恭言行已非新闻。
“文革”中，江一真熟悉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在卫生系统没法工作，周恩来当面要求卫生部长刘湘屏解决问题、妥加关心，但刘湘屏仗着与江青的特殊关系，非但顶着不办，而且变本加厉地冷待马海德等一批外国医学专家，还给一些人戴上“反动特嫌”等帽子，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另外，江一真也了解到，刘湘屏对朱德也十分不敬。
1976年6月下旬朱德接见外宾时患了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后，病情竟无好转。身为医疗领导小组成员的刘湘屏，其态度和神情都使人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次还当着朱德夫人康克清的面问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从住院到病逝，前后不过10天。这里面会不会有医疗问题呢？
还有陈毅元帅，他患的是肠癌，这跟膀胱癌一样，当时该有条件医治的，为何短短时间内竟传来噩耗？
远的，江一真还想弄清贺龙元帅等一批开国元勋的死因。
江一真亲自找刘湘屏谈。
素有“母老虎”之称的刘湘屏，虎威已灭，很多问题她都认了罪，就是对这些事坚决否认，说什么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都终归一死，周恩来、朱德完全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刘湘屏该说的都说后，江一真又分头找吴阶平及其胞弟吴蔚然面谈。作为周恩来的医疗小组成员，这对兄弟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陪伴在病床前。江一真担心有的医生受江青和刘湘屏直接控制，通过医疗事故迫害、摧残周恩来。
这几次谈话都十分秘密，范围也很小，除江一真和谈话对象外，在场的仅有他的秘书张明俊。
吴阶平很动感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对总理都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人这样指使我们，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执行。”谈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吴阶平个人的意见是，江青等人拖延了周恩来的最佳治疗时间应是一个因素，因为开刀迟了，致使癌细胞扩散性转移，终归不治。
通过调查，江一真认为，陈毅的病逝也是因为误过开刀时间，使得癌细胞转移。至于朱德的病逝，确实有措施不力、医治不当的因素在里面。但这些是不是就是“四人帮”的直接迫害、刘湘屏的指使，还不能作结论。
江一真是个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无中生有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四人帮”倒台了、刘湘屏倒台了，就随便给人扣个帽子戴上向上交差，他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作结论。不知是后来中央领导人另有嘱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江一真没有就此给中央一个正式报告。
接着，江一真就把精力完全放在查清“四人帮”在卫生部的党羽问题上来。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刘湘屏，还有张某某（老干部，原副部长）、姜某某（原东直门医院护士长、越级提拔起来的副部长）、黄某（政治部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魏某某（办公厅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等。另外，下面各司局处、各直属单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认真清查。
关于刘湘屏的历史问题，有人说她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军官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特务。清查办公室经过缜密调查，否定了她是阎锡山军官小老婆这一说。为什么说她是特务呢？
原来，抗战初期，她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时，曾同一个青年相好并同居过，但也有人证明，部队投宿时，曾公开把刘湘屏和该青年分在一室。问题是该青年后来跑到西安去了，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江一真认为，根据报上来的材料，不能说刘湘屏是国民党特务的老婆，更不能说刘湘屏本人是特务。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刘湘屏紧跟江青“四人帮”整肃老同志的材料屡见不鲜，至于“四人帮”覆灭前，其上海死党企图武装顽抗时同刘湘屏的瓜葛问题，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刘湘屏的交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上海确曾派徐景贤专程到北京找王洪文商量。她闻到风声后，极力想了解“四人帮”的具体动作，急不可耐地给徐打了几次电话，要他回上海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而徐景贤在返沪前一晚，确实到人民大会堂见了刘湘屏，但在一个时辰的密谈中，只谈及总的形势很紧张，要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云云，至于军事方面的密谋，并未向她透露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江一真派人专门赴沪，从监狱里提审徐景贤。徐景贤所供，基本上与刘湘屏的交代一致。这样看来，刘湘屏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
经调查，刘湘屏在谢富治死后，一直还在领谢在公安部的工资，盖因谢死后刘也是红人，公安部某些领导怕得罪，因此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江一真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向组织部报告，这才停止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清查刘湘屏的同时，江一真对张某某、姜某某、黄某、魏某某四人的问题也作了审查。
在讨论刘湘屏在卫生部系统是否形成了一个“帮派体系”时，说有道无的都有，莫衷一是。江一真认为应该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所谓“体系”，是指上下左右都有帮伙，如果冠名“体系”，那势必要把一大批人牵连进来，而从现有材料看，一些人在“四人帮”、刘湘屏横行时，虽迫于形势、出于各种考虑，也曾跟着刘湘屏摇旗鼓噪，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虽然粉碎“四人帮”将近一年了，但卫生部的派性仍相当严重。刘湘屏掌权时较为吃香的一派此时仍占优势，而过去受压的另一派则想翻上来。个别领导干部也想着去扶持过去受压的这一派。
江一真明确表示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干，本身就不自觉地站在派性立场上去了，无论哪一派，只要是对的，都应支持，而错的都要反对。
刘湘屏按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党羽，开除了党籍，生活待遇基本维持不变，但不再续领谢富治的工资。
对其他四人所作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但还是从宽处理：张某某因年岁较大，不再安排工作;黄某外调分配;魏某某调中医学会当秘书长;姜某某过去在抗美援朝时立过功，但原来只是一个护士长，安排到卫生部信访处当处长。
在工作中，江一真了解到，1972年初，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在受审中因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为约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感于周恩来对老干部的关爱，江一真认为，对过去享受相关医疗待遇的部级以上干部，如乔冠华等人，虽然跟“四人帮”的问题沾了边，犯有错误，但还是要从人性化的角度解决他们的医疗待遇，要由北京医院管起来。
他为此专门搞了个名单，连同建议一同上报中央，得到中央批准，由此解决了这些老同志最为关切的医疗问题。他还建议，对驻各国大使的医疗待遇，也可参照副部级干部享受。
主动让贤，离开卫生部到地方工作
江一真受命派驻卫生部以来，天天提前上班，却没有按时下过班，常常是晚上9点钟后才回家，一干就是一整天，几乎没有礼拜日，有时还住在卫生部。他如此争分夺秒地紧张工作，就是想着把过去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尽快结束清查工作，好让全国卫生事业尽快纳入正轨。
他的真诚愿望和表率作用，影响了清查领导小组和卫生部的上上下下。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总算让卫生部的清查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前任卫生部长钱信忠解脱了“罪名”，复出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
1977年11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内阁部长在西方一些国家被称作相，古今难得的良医、良相，江一真两者兼得，且名副其实。
江一真获此任命，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有关。两人相识于长征路上，到延安后曾在永坪医院一起共事。汪东兴原来的想法是提自己信任的卫生部一位姓黄的副部长转任部长，唯因考虑此人过“左”，怕提出来通不过，乃退而推荐江一真。
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极力赞同，说十年动乱中许多老革命都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有信得过的人出任卫生部长。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认为江一真是合适人选。
上任不久，江一真就向全国各地陆续派出了几十个调查组，深入县以下城乡，分头了解医疗卫生情况，并亲抓卫生工作改革。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国务院批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接着又批准建立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建议。
在完成卫生部的拨乱反正工作、领导全国卫生系统工作走上正轨后，江一真竟主动提出让贤！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一真找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诚恳地说：“钱信忠同志本来就是卫生部长，他有业务水平，政治上经审查也没大问题，我压着他不合适，应该恢复原职。我虽然也粗通医学，但毕竟是半路出家，加上又荒疏多年，在医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提升了。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已上了正轨，三中全会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想我还是去搞地方工作合适。”
中央经研究，考虑让江一真担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
河北是“文革”的重灾区，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使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左”的影响严重;由于省委现任主要领导的抵触，中央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河北难以贯彻，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
中央希望江一真去河北加强工作，扭转不利局面。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为此分别找江一真谈了话。江一真没有讨价还价，慨然赴任。古书云：“这一去，有分教，从此难做平凡人。”原本就不平凡的江一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燕赵大地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岁月，其中的波澜壮阔，又是另一篇文章的笔触了。
不信邪不怕鬼
1982年9月，江一真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依旧坦率发表见解。有次谈及“文革”失误，他指出：对党的过失、对民族的灾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采取回避态度，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害怕正视过去失误、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政党，必然还要造成新的悲剧，我们的党和民族要深以为戒。
这段话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有人对江一真退居二线后仍不改炮筒子性格大有微词。好心人听说后，提醒江一真“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做，免得人家忌讳”。对此，江一真有自己的主张，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积极为中央当好参谋。
1982年秋，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习仲勋希望江一真在适当时候回闽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抓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通过深入调研，江一真几易其稿上呈的落实地下党政策调查报告，获胡耀邦高度赞赏和批示。 批示转到福建省委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和省委许多同志都感到胡耀邦的批示真是“密密麻麻，大快人心！”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看后也十分动容，建议中央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和江一真的报告。如是这般，福建遗留多年的地下党问题终于得到正确处理。
1984年，江一真对中国律师工作进行了详细调研，向中央提交了《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关于加强律师制度的几点建议》。邓小平作了圈阅，胡耀邦于8月18日批示：“这个问题看来要认真重视了，否则谈不上厉行法制，从现在起再3年，即到1987年，能够粗具规模就是一个大成绩。因此要在今年讨论一次，请仲勋同志阅，有关同志做点准备。”
8月30日，习仲勋批示：“请复之、邹瑜同志阅办。”8月31日，司法部将此报告转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后来，国家为健全律师制度、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出台了相关法律规定。
在中顾委委员任上，江一真还做了海洋渔业调查，亲手撰写了万字长文《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海洋渔业的探讨》，向中央提出了大力开发海洋的建议。胡耀邦对此建议大加赞扬，亲作批示，指示国家在开发“海洋国土”上要给予政策扶持，同时加强和健全渔政队伍和法制建设。江一真此文，为推动国家实行《渔业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1年，江一真在检查得知身患肺癌后，郑重亲笔写了个“后事先安排”。遗嘱称：
建议北京医院坚决地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对我实行安乐死，以减少本人的痛苦，减轻亲人的负担，节省国家的开支，为这项进步的社会改革事业的倡导做点实事;
按照从简的要求来料理我的后事，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邀请京外亲友来参与后事等，以移风易俗;
请将我的遗体交公，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以造福人民。
这份遗嘱，是江一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佳话。只是，给无数干部群众落实过政策的江一真，却没有人为他落实“实行安乐死”的愿望。
1994年3月24日，久病医治无效的江一真，在北京医院病逝。新华社转发中央审定的“江一真同志生平”，称：“江一真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好党员、好干部。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江一真逝世后第二天，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以个人名义拍去唁电：“惊悉老领导江一真同志因病去世，悲痛万分，谨致电表示沉痛哀悼。江伯伯的高尚人格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祈望江伯伯家属节哀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