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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的同时，也存在客体对象的特殊性、教育方式的单向性、教育载体的形式匮乏以及工作制度系统不健全的现状。因此，必须振兴农村经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四个方面着手协同推动乡村振兴。
关 键 词：乡村振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党和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进思想引导农民政治方向、解决农民思想困惑、提高农民道德素养，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乡村振兴战略是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的一次升华，它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乡村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思想决定行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直接影响乡村振兴建设的大局。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党和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民，引导政治方向、解决思想问题、提高道德素质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农民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复兴的必备要求。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通过系统有效的思想教育难以产生进步科学的思想。因此，必须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
（一）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政治保障
农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深浅是坚定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因素，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占有绝对政治优势，是乡村振兴乃至农村其他一切工作的政治保障。党和国家多次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一方面，我国农村党员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加上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认知等方面的不足，对最新思想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甚微，国家政策好与坏的评价取决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集体主义观淡薄。另一方面，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而部分农民受老旧观念的影响认为农民社会地位低，纷纷进城买房定居，一心成为城市人，去除其农民标签，由于自身条件受限等原因造成在城镇难找工作，成为无业者，而农村土地随之荒芜。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个体为社会重视而进行的竞争获得了一种免于痛苦的形式，即一种摆脱了蔑视经验的形式。”[2]134农民对于自身蔑视形式的反抗构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的深层动机，即农民个体身体完整性受到破坏、个体认识到声誉受到贬低，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受蔑视集体对抗社会共同体的合力，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会浮现。因此，对农民宣传国家最新政策、方针，使其了解国家对农民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粮食补贴、农业机器工具补助等，让农民感受到国家对农村的重视，增强其自尊自信，意识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坚定其社会主义信念，排除由于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而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偏离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做出错误的政治判断及错误行为，影响乡村振兴建设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巩固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基础，使乡村振兴战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精神动力是指通过某种方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文化堕距”现象，即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如果物质文化和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发展速度不一致，就会造成两者间的“时差”，同时发展较慢的文化集丛与高度发达的文化集丛也会有较大差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扶持，我国农村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提升水平有限，乡村较完善的物质生活与欠完善的精神生活不匹配，反映到现实层面就是部分乡村中出现的赌博、懒散、“人情”费用剧增、虚荣攀比、铺张浪费、信仰危机等问题[3]。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也渐显疲态，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一种疲软的状态，积极向上动力不足。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当前农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重大举措，这是农民向往的、期待的。农民是一个具有强烈利益性的群体，这种利益性特征会成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他们作为特殊的群体注重从结果角度看待问题，实用主义价值观浓厚。因此，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对农民进行贴近实际且满足农民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些鲜明案例进行分析，让他们看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将来实际的现实受益者，激发农民建设美好乡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认识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民族复兴的一份子，从而引导农民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中，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农民的智力素质。农民的智力素质是指农民通过学习实践认识理解客观事物，然后用已学知识和已得经验来思考问题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农民大众，他们是建设农村的主力军，做好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优化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乡村建设中，农民的智力素质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乃至国家整体的发展。一方面，农民群众在思考问题盲目从众性明显，周围邻居种植什么就跟随什么，不能分析市场的变化发展，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分配，思考分析问题能力欠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打开其思维模式，转换其看问题角度。另一方面，农民仍然沿袭生产效率低下的种植方式。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打破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的定向思维，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目的、有规模的生产经营，使经营方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新技术下乡活动、新品种推广活動、新机器应用培训等新式帮助农民有效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接受新文化、新知识，坚信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致富的重要途径，增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求，推动新时代农民的建设。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原有思维方式打破的重要途径，创新意识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它能够提升农民的个体素质与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必需智力保证。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状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思想也随之有了较大改变，深入分析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客体对象的特殊性、教育方式的单向性、教育载体的形式匮乏、工作制度系统的不健全的现状，深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一）客体对象的特殊性
目前，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客体对象比较特殊。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城市比较落后，青壮年作为家庭的支柱，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远离土地选择进城务工，逢年過节才会回到农村，或者部分农民农忙时在农村，空闲时进城务工，居住场所不稳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脱节断节，难以有序系统地开展;当下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面临着“三重三少三偏”的困境，“三重”即家务农活劳动重、抚养老人小孩任务重、心理精神负担重。“三少”即个人生活空间少、社会世面见得少、夫妻相见频率少。“三偏”即文化学历偏低、教育子女能力偏差、与老人关系偏差。整天忙于生计，在思想上遇到烦恼时，普遍求助于神灵，这成为她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导致农村目前成为宗教的集聚地、活跃地。空巢老人唯一的依靠是他们的子女，但城镇化的发展和生存压力，子女纷纷进入城市，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农村休闲活动场所匮乏，老人空闲生活只能和同村的人聊聊天，与天空房子为伴，精神上比较空虚，生活上比较清苦。
（二）教育方式的单向性
单向是指没有以双方交往为基础的一主体向另一主体单一方向的思想灌输和行为过程。当前，我国宣传教育主体在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单向化明显，而“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基础，脱离人交往的需要，也就缺失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4]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是在交往中展开并在交往中实现的，哈贝马斯将“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行为”，[5]84 认为交往是各主体间相互了解和和接受彼此的过程，而主体之间有效语言沟通是实现理解认同不可或缺的媒介。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党政干部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经常使用漫灌的方式进行，对所有的农民都用同一种话语、同一种方式宣传，忽略农民自身的需求与接受能力，只是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单向范式交流，没有以有效的语言为桥梁，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理解、沟通和认同。 对于思想进步的农民可给与更深的理论宣讲，而对于那些思想落后甚至思想迂腐、思想败坏的人应给予重点关注。实现双方在语言上和行动上的和谐性。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不是彼此孤立的单一个体，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交往整体。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基层党政干部与农民群体不是上下级的、单向的交流关系，而是交往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互动关系。
（三）教育载体的形式匮乏
目前，基层党政工作人员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比较匮乏。首先，新兴载体认识不足。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基层人员仍然使用老一套载体，不能与时俱进，难以将新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导致教育载体陈旧单一，不能发挥新兴载体的作用。其次，各个载体整合运用意识不强。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繁多，不是某种教育内容必须对应某种载体的，但目前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看，基本上是一种载体对应一种或几种教育内容，却很少出现将多种载体相互结合起来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老一辈基层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一些年龄大的党政人员对新事物的认识较慢，嫌弃其操作麻烦，对新事物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导致他们不能科学地运用载体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总体上不高，思想相对比较落后，传统上的直接灌输式的方式已不适用，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创新丰富教育载体。
（四）工作制度系统的不健全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同工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6]首先，目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一个高素质的工作队伍。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行为，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5]281，即交往主体间致力于取得意见协调一致的媒介是语言，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话语”乃至“文化”，但是如果农村社会这个生活世界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行为调节“系统”入侵的话，会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农村，很多干部思想中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在位不作为乱作为，为己谋私，与农民还存在上下级关系，遇到难题逃避推脱，办事不透明，导致农民与基层干部关系紧绷，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民群众中难以开展。其次，缺少拥有一个先进思想的农民队伍。农民与农民之间交流沟通频繁，农民更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更能深入打入农民内部，具备先进思想的农民队伍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一个完整的工作制度，当前农村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规则规章体制很不完善，如没有一个完整的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相互交流决策的会议制度，进而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具体任务以及目标，导致基层工作人员无压力、无动力、无紧迫感，从而失去了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农民思想问题，行为是思想的外化。农民思想问题不解决，其现代意识不建立起来，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和农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必须从振兴农村经济、创新教育方式、丰富教育载体、健全工作制度体系方面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振兴农村经济，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让农民接受先进的思想教育之前，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没有物质做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只能治标不治本。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导致农村青壮年流失和常住人口不稳定等问题，这要求农村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新时代乡村、新时代农业、新时代农民。首先，把农民从“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变。基层党政工作人员要定时定期有针对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举办农村技能培训会，有始有终地完成。例如现代农业机器培训班、最新农业技术下乡、高质量品种宣传推广会等活动。其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某种农业产品挣钱，农民纷纷开始种植生产，而忽视其实际情况，最终在市场竞争能力低，遭受大量损失。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认识到我们能种什么，种好什么问题，提高产品的质量，树立起品牌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最后。鼓励农民敢于产业。农民作为特殊的群体，习惯于明哲保身，想得到新技术又害怕风险，对资金投入异常小心。我们要鼓励农民进行创业，对其进行跟踪技术指导，提供各方面补贴资助，让其心中有信心有保障。因此，全面有效发展农村，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 （二）创新教育方式，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路径支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向灌输方式已不适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需在平等基础上创新实现双向交往互动教育模式。一方面，交往互动行为的产生关键在于双方的理解。良好交往互动行为产生的重要基础是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 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對方所理解。”[5]3 即在交往实践中，交往主体间使用某种方式使彼此的想法为对方所接受、认同，或者是在交往行为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广泛认可度的普遍性行为规范。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人员与农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一致性的，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基层党政人员应在平等基础上，双方通过真诚有效的语言接受理解彼此心中的想法和目标。另一方面，交往互动行为的运行是现实生活世界。他认为： “交往行为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内运动; 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7]174 基层党政干部和农民的交往行为依赖于各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它为教育主体双方提供了可信赖的背景，是双方交往行为发生的基础。
（三）丰富教育载体，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环境支持
载体是指能把主客体联系起来，承载所要传达的的内容或信息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已不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据时代发展要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认识。首先，认识到管理载体的重要地位。管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大到国家管理，小到农村管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党组织人员应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农民管理紧密结合，例如在管理过程中以农村墙画为载体，隐含最新国家政策动态，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形式展开，从而能有效地引导农民把管理的各种要求内化，变被动行为为自觉行为。其次，要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渗透力。在农村大力开展文化活动，挖掘乡村文化中潜在有效的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再次，认识到网络载体的不可或缺性，当今社会，农民使用智能手机很普遍，各种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微信作为当下最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通过微信交流已成为他们常见的交流方式，基层党政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入驻抖音等方式，在娱乐中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发挥网络载体的重要作用，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并对出现的思想问题进行指导指正。最后，党政机关要大力吸引优秀新鲜血液，切实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素质，增强他们整合各种载体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思想教育。
（四）健全工作制度体系，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缺少哪一部分都不能有效地开展。首先，提高基层干部素质，要对基层干部的选拔“把好门”，选拔规则要具体透明化，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且定期对基层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从而能公平公正地对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壁垒作用”[8] 。其次，健全的管理制度也是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有组织制度作保证，要从各个地方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出专门负责某区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实行责任制;要召开会议决策相关的工作具体规划、目标、任务，保证有据可依;党和政府要通力合作，“加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农村工作队伍建设”，[9] 建立各自责任制，并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考核，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放到基层干部政绩考核标准范围内。最后，建立一支先进的农民队伍。将农村政治立场鲜明、政治信仰坚定、为国为民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入农民内部进行思想教育。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7.
[2]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程艳敏.黑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社会风气治理研究[J].经济师，2017（12）：175-176.
[4] 周颖.交往实践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初探[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 2） .
[5]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 习近平.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N].人民日报，2018-07-06（01）.
[7]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
[8] 习近平.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06-15（01）.
[9] 习近平.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8-12-30（01）.
关 键 词：乡村振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党和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进思想引导农民政治方向、解决农民思想困惑、提高农民道德素养，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乡村振兴战略是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的一次升华，它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乡村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思想决定行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直接影响乡村振兴建设的大局。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党和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民，引导政治方向、解决思想问题、提高道德素质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农民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复兴的必备要求。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通过系统有效的思想教育难以产生进步科学的思想。因此，必须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
（一）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政治保障
农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深浅是坚定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因素，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占有绝对政治优势，是乡村振兴乃至农村其他一切工作的政治保障。党和国家多次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一方面，我国农村党员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加上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认知等方面的不足，对最新思想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甚微，国家政策好与坏的评价取决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集体主义观淡薄。另一方面，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而部分农民受老旧观念的影响认为农民社会地位低，纷纷进城买房定居，一心成为城市人，去除其农民标签，由于自身条件受限等原因造成在城镇难找工作，成为无业者，而农村土地随之荒芜。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个体为社会重视而进行的竞争获得了一种免于痛苦的形式，即一种摆脱了蔑视经验的形式。”[2]134农民对于自身蔑视形式的反抗构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的深层动机，即农民个体身体完整性受到破坏、个体认识到声誉受到贬低，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受蔑视集体对抗社会共同体的合力，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会浮现。因此，对农民宣传国家最新政策、方针，使其了解国家对农民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粮食补贴、农业机器工具补助等，让农民感受到国家对农村的重视，增强其自尊自信，意识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坚定其社会主义信念，排除由于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而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偏离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做出错误的政治判断及错误行为，影响乡村振兴建设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巩固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基础，使乡村振兴战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精神动力是指通过某种方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文化堕距”现象，即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如果物质文化和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发展速度不一致，就会造成两者间的“时差”，同时发展较慢的文化集丛与高度发达的文化集丛也会有较大差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扶持，我国农村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提升水平有限，乡村较完善的物质生活与欠完善的精神生活不匹配，反映到现实层面就是部分乡村中出现的赌博、懒散、“人情”费用剧增、虚荣攀比、铺张浪费、信仰危机等问题[3]。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也渐显疲态，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一种疲软的状态，积极向上动力不足。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当前农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重大举措，这是农民向往的、期待的。农民是一个具有强烈利益性的群体，这种利益性特征会成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他们作为特殊的群体注重从结果角度看待问题，实用主义价值观浓厚。因此，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对农民进行贴近实际且满足农民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些鲜明案例进行分析，让他们看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将来实际的现实受益者，激发农民建设美好乡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认识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民族复兴的一份子，从而引导农民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中，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能提高农民的智力素质。农民的智力素质是指农民通过学习实践认识理解客观事物，然后用已学知识和已得经验来思考问题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农民大众，他们是建设农村的主力军，做好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优化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乡村建设中，农民的智力素质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乃至国家整体的发展。一方面，农民群众在思考问题盲目从众性明显，周围邻居种植什么就跟随什么，不能分析市场的变化发展，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分配，思考分析问题能力欠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打开其思维模式，转换其看问题角度。另一方面，农民仍然沿袭生产效率低下的种植方式。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打破农民传统种植方式的定向思维，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目的、有规模的生产经营，使经营方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新技术下乡活动、新品种推广活動、新机器应用培训等新式帮助农民有效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接受新文化、新知识，坚信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致富的重要途径，增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求，推动新时代农民的建设。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原有思维方式打破的重要途径，创新意识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它能够提升农民的个体素质与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必需智力保证。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状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思想也随之有了较大改变，深入分析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客体对象的特殊性、教育方式的单向性、教育载体的形式匮乏、工作制度系统的不健全的现状，深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一）客体对象的特殊性
目前，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客体对象比较特殊。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城市比较落后，青壮年作为家庭的支柱，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远离土地选择进城务工，逢年過节才会回到农村，或者部分农民农忙时在农村，空闲时进城务工，居住场所不稳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脱节断节，难以有序系统地开展;当下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面临着“三重三少三偏”的困境，“三重”即家务农活劳动重、抚养老人小孩任务重、心理精神负担重。“三少”即个人生活空间少、社会世面见得少、夫妻相见频率少。“三偏”即文化学历偏低、教育子女能力偏差、与老人关系偏差。整天忙于生计，在思想上遇到烦恼时，普遍求助于神灵，这成为她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导致农村目前成为宗教的集聚地、活跃地。空巢老人唯一的依靠是他们的子女，但城镇化的发展和生存压力，子女纷纷进入城市，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农村休闲活动场所匮乏，老人空闲生活只能和同村的人聊聊天，与天空房子为伴，精神上比较空虚，生活上比较清苦。
（二）教育方式的单向性
单向是指没有以双方交往为基础的一主体向另一主体单一方向的思想灌输和行为过程。当前，我国宣传教育主体在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单向化明显，而“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基础，脱离人交往的需要，也就缺失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4]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是在交往中展开并在交往中实现的，哈贝马斯将“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行为”，[5]84 认为交往是各主体间相互了解和和接受彼此的过程，而主体之间有效语言沟通是实现理解认同不可或缺的媒介。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党政干部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经常使用漫灌的方式进行，对所有的农民都用同一种话语、同一种方式宣传，忽略农民自身的需求与接受能力，只是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单向范式交流，没有以有效的语言为桥梁，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理解、沟通和认同。 对于思想进步的农民可给与更深的理论宣讲，而对于那些思想落后甚至思想迂腐、思想败坏的人应给予重点关注。实现双方在语言上和行动上的和谐性。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不是彼此孤立的单一个体，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交往整体。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基层党政干部与农民群体不是上下级的、单向的交流关系，而是交往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互动关系。
（三）教育载体的形式匮乏
目前，基层党政工作人员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比较匮乏。首先，新兴载体认识不足。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基层人员仍然使用老一套载体，不能与时俱进，难以将新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结合，导致教育载体陈旧单一，不能发挥新兴载体的作用。其次，各个载体整合运用意识不强。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繁多，不是某种教育内容必须对应某种载体的，但目前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看，基本上是一种载体对应一种或几种教育内容，却很少出现将多种载体相互结合起来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老一辈基层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一些年龄大的党政人员对新事物的认识较慢，嫌弃其操作麻烦，对新事物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导致他们不能科学地运用载体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总体上不高，思想相对比较落后，传统上的直接灌输式的方式已不适用，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创新丰富教育载体。
（四）工作制度系统的不健全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同工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6]首先，目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一个高素质的工作队伍。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行为，是一些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5]281，即交往主体间致力于取得意见协调一致的媒介是语言，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话语”乃至“文化”，但是如果农村社会这个生活世界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行为调节“系统”入侵的话，会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农村，很多干部思想中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在位不作为乱作为，为己谋私，与农民还存在上下级关系，遇到难题逃避推脱，办事不透明，导致农民与基层干部关系紧绷，导致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民群众中难以开展。其次，缺少拥有一个先进思想的农民队伍。农民与农民之间交流沟通频繁，农民更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更能深入打入农民内部，具备先进思想的农民队伍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缺少一个完整的工作制度，当前农村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规则规章体制很不完善，如没有一个完整的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相互交流决策的会议制度，进而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具体任务以及目标，导致基层工作人员无压力、无动力、无紧迫感，从而失去了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农民思想问题，行为是思想的外化。农民思想问题不解决，其现代意识不建立起来，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和农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必须从振兴农村经济、创新教育方式、丰富教育载体、健全工作制度体系方面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振兴农村经济，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让农民接受先进的思想教育之前，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没有物质做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只能治标不治本。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导致农村青壮年流失和常住人口不稳定等问题，这要求农村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新时代乡村、新时代农业、新时代农民。首先，把农民从“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变。基层党政工作人员要定时定期有针对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举办农村技能培训会，有始有终地完成。例如现代农业机器培训班、最新农业技术下乡、高质量品种宣传推广会等活动。其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某种农业产品挣钱，农民纷纷开始种植生产，而忽视其实际情况，最终在市场竞争能力低，遭受大量损失。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认识到我们能种什么，种好什么问题，提高产品的质量，树立起品牌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最后。鼓励农民敢于产业。农民作为特殊的群体，习惯于明哲保身，想得到新技术又害怕风险，对资金投入异常小心。我们要鼓励农民进行创业，对其进行跟踪技术指导，提供各方面补贴资助，让其心中有信心有保障。因此，全面有效发展农村，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 （二）创新教育方式，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路径支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向灌输方式已不适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需在平等基础上创新实现双向交往互动教育模式。一方面，交往互动行为的产生关键在于双方的理解。良好交往互动行为产生的重要基础是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 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對方所理解。”[5]3 即在交往实践中，交往主体间使用某种方式使彼此的想法为对方所接受、认同，或者是在交往行为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广泛认可度的普遍性行为规范。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党政人员与农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一致性的，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基层党政人员应在平等基础上，双方通过真诚有效的语言接受理解彼此心中的想法和目标。另一方面，交往互动行为的运行是现实生活世界。他认为： “交往行为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内运动; 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7]174 基层党政干部和农民的交往行为依赖于各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它为教育主体双方提供了可信赖的背景，是双方交往行为发生的基础。
（三）丰富教育载体，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环境支持
载体是指能把主客体联系起来，承载所要传达的的内容或信息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已不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据时代发展要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认识。首先，认识到管理载体的重要地位。管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大到国家管理，小到农村管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党组织人员应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农民管理紧密结合，例如在管理过程中以农村墙画为载体，隐含最新国家政策动态，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形式展开，从而能有效地引导农民把管理的各种要求内化，变被动行为为自觉行为。其次，要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渗透力。在农村大力开展文化活动，挖掘乡村文化中潜在有效的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再次，认识到网络载体的不可或缺性，当今社会，农民使用智能手机很普遍，各种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微信作为当下最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通过微信交流已成为他们常见的交流方式，基层党政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入驻抖音等方式，在娱乐中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发挥网络载体的重要作用，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并对出现的思想问题进行指导指正。最后，党政机关要大力吸引优秀新鲜血液，切实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素质，增强他们整合各种载体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思想教育。
（四）健全工作制度体系，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缺少哪一部分都不能有效地开展。首先，提高基层干部素质，要对基层干部的选拔“把好门”，选拔规则要具体透明化，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且定期对基层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从而能公平公正地对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壁垒作用”[8] 。其次，健全的管理制度也是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有组织制度作保证，要从各个地方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出专门负责某区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实行责任制;要召开会议决策相关的工作具体规划、目标、任务，保证有据可依;党和政府要通力合作，“加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农村工作队伍建设”，[9] 建立各自责任制，并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考核，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放到基层干部政绩考核标准范围内。最后，建立一支先进的农民队伍。将农村政治立场鲜明、政治信仰坚定、为国为民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入农民内部进行思想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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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习近平.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人民日报，2018-06-15（01）.
[9] 习近平.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8-1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