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屆九旬的徐怀中先生创作出长篇小说《牵风记》，令人惊叹。2019年金秋时节，这部作品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更可喜可贺。
　　一位评委回忆评奖过程时说，《牵风记》一开始就受到评委的广泛关注。徐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新的战争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那么深入人心，那么美好。他似乎很早就找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扇奥秘之门，另辟蹊径，别有洞天，打破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诸多惯性思维。讨论时有评委说，《牵风记》是一个老作家对于文学的致敬，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矢志不渝的老作家致敬。在几轮投票中，《牵风记》都一路领先，并在最终以并列最高票数登榜。
　　长篇小说《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作品中没有宏大的战争叙事，笔墨聚焦于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投奔延安的青年女学生汪可逾，随身带一把古琴，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高山流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相识，成为他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洁，是美的化身，小说因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男主人公齐竞，是一名儒将，文武双全，儒雅健谈。在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因性格的内在冲突而走向凄苦与悲怆。齐竞的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勇敢果决，非常男子汉，而一出出战场艳遇，终于酿成悲剧。还有一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滩枣儿”，与三个人物的命运交织演绎，令人不胜感慨。评论认为，小说血色唯美，空灵奇崛。既有对战争、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有人与大自然神奇关系的表现，亦真亦幻，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怀中先生说：我对这次战略行动太熟悉了，从头到尾，我们怎么过黄河，怎么渡过黄泛区，怎么突破一道一道的关卡，直到过了淮河，上了大别山，都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过的。到了大别山后又经历了重重险恶，敌人的“扫荡”，大火烧山等，直到我们开辟根据地，站住了脚。
　　那段难忘的战争经历，多少年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到1962年在西山八大处闷头创作近一年，写出了约20万字的初稿。但是，这部作品未及完成出版便被烧毁了。进入新时期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必须从零公里起步，再度开发自己。”从2014年开始，他重写五十多年前的未竟之作。怀中先生说，如果当年的那部书稿出版的话，也就是一部平常的战争题材小说，那就不会有《牵风记》了，这两部作品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艰难蜕变，他形容：“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
　　《牵风记》的主题，其关键词为：人性、自然哲学。而在作品中，这些都是通过人物和细节来体现的。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各有其不同的人生点位，汪可逾是自然本心的，本色纯真质朴；齐竞是社会中人，努力奋斗型的；曹水儿则是本能式的，刚烈而可爱，冲动而可叹。
　　汪可逾的乳名“纸团儿”，是整个作品的核心意象。我们的人生，拼搏也好，历练也好，磨难也好，好多都是一条单行道，缺乏向本来的回归。《牵风记》以纸团儿入水这个艺术意象，集中蕴含了揉皱与展平的双向人生之道。而齐竞则是到最后才懂得了纸团儿揉皱，又在水里展开的人生哲理，这一下他终于读懂了汪可逾。
　　《牵风记》浓缩了一位老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哲理，从中我们可以观照人性，反思人生。
　　二
　　怀中先生的文学启蒙，可以追溯到抗战时读小学。语文老师说，什么是小说呢？比如文章开头，第一句是：“‘咣’——一颗炮弹落在了身边。”这就是小说。如果开头写：“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那是写历史。怀中先生到现在，对当年小学老师的话还印象很深。小说的特质，不就是虚构，不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吗？
　　念中学时，老师引导他们读外国文学经典。怀中先生很推崇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用短短九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战争与人性如何成为贯穿怀中先生创作终始的主线。
　　怀中先生1945年入伍，到十八集团军前线剧团，从事美术工作。他之所以搞文学创作，还和他的夫人于增湘有关。于增湘女士是著名舞蹈家，荣获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舞的女游击队长就是她。当年他们还是朋友关系的时候，于增湘就对徐怀中说，你的战争生活积累那么丰富，如果能够写书多好啊。从此，他逐步转向文学创作。
　　这个细节应该说很重要，这里深藏着怀中先生文学创作的起点，可以说是他创作的原动力。如今他们二老已过了“钻石婚”，六十多年白头偕老，相扶相依。爱的力量是永恒的，所以直到九旬高龄，怀中先生的文心还那么年轻，文笔还如此青春。
　　人性坚守成为怀中先生始终不渝的创作轴心，奥秘应该就在此中。作家在《牵风记》中一再提示“回返零公里”，就是人性之初、大爱之心。
　　《牵风记》中的两位主人公汪可逾和齐竞，虽然彼此欣赏和相互吸引，尤其是齐竞对汪可逾追求不已，但到两人就要最终走到一起的时候，齐竞情爱中的世俗杂染稍一表露，率真的汪可逾立刻无法忍受，一句“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使得这段原本奇美的战地恋歌凄然而止。真爱自圣洁。
　　生长在战争动荡年代，初中毕业就从军打仗，文化教育基础薄弱，读书也有限。新中国成立初期，二十出头的他参加工作组，行走于四川西南部一带。那时他抽空就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因为当时部队只发津贴，没有工资，买不起书。时间长了，店员就经常给这位年轻军人留着新书，等他看过之后再卖出。
　　这也是一幅画面：川西南小县城新华书店的一角，一位年轻军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我们问他印象最深的作家，他说是梅里美。梅里美是法国19世纪作家，还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简洁凝练，惜墨如金，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之美，被称为法国第一位中短篇小说大师，是法国19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
　　从怀中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潜在影响，文字精到，人性关怀，唯美的追求。
　　怀中先生说，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像是一片草地般郁郁葱葱。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是一块防雨布，虽然也是绿颜色，但是没有生机。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怀中先生从军之初就搞美术，视觉感很敏锐，转到文学创作，描写具体细节，就像是在画布上作画，通过文字而呈现画面，小说就有了很强的视觉感。“所以我写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尽可能写得很细，细到让读者产生兴趣，自然就立体化，自然就视觉化。我努力让文字在视觉上有冲击力。”
　　《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怀中先生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过一遍，背诵下来，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尽可能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三
　　怀中先生一生创作，严格遵从厚积薄发的原则，力主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则必须长时间下去做深切体验，完成必要的创作准备，才可以动笔。
　　1950年怀中先生第一次进藏，参加慰问团到西藏，接着就是和十八军进军西藏，修筑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公路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为了修筑这条天路，三千志士英勇捐躯，平均每公里留下一个英魂。怀中先生不是采访体验生活，而是在筑路部队代职连指导员。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劈山凿岭。他和战士们一起干，角色就是一名筑路军人。虽然年轻，但是体力毕竟比不上士兵，结果很快身体就垮了，血压高，心动过速，他还是坚持不下山。因为如果一下来，就被归入不适合上高原的人员，不能再上去了。
　　他们连队施工开始是在川藏北线的达马拉山，公路垭口海拔近5000米。达马拉山公路修通之后连队转场，他在后面收容组，结果就剩他自己身體最差，一个人落在后边。到最后体力不支，根本走不动了，就一点点往连队的方向爬，不爬就只有死在荒野大山上。天黑了，他拼着命终于爬到了炊事班帐篷边上，扒着灶台从锅里舀了一大勺热水灌下去，这才慢慢缓过来。而连队的人，也正在漫山遍野找指导员呢。
　　怀中先生回忆，大别山是危险，西藏是苦，特别艰苦，海拔高，条件非常差，后勤保障困难，他的身体又不行了。那时候早晨起来穿衣服，穿上一个袖子之后，都要深深喘几口气，才能再穿另一个袖子。有时候早晨起来头抬不起来，原来是头发都和枕头冻在一起了。
　　再苦再累，他还要挤出时间创作。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以西藏筑路部队为题材，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由《解放军文艺》刊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单行本。他还是从西藏回来的路上，忽然在地摊上看到了自己的这本书。
　　1957年，怀中先生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著名学者叶圣陶先生非常赞赏《我们播种爱情》，亲自为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作者的小说作序：“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并评价“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
　　《我们播种爱情》这样的题目在当年应该说就比较另类，因为那时代的流行色是“播种批判”“播种斗争”。果然，他的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浪。《电影艺术》杂志1960年第5期发表批判文章，编者按的口吻就像判决书：“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当前文艺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是一部具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本刊发表对这剧本的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并希望读者陆续发表意见，对这个剧本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单位还专门组织批判会，上纲上线，刺刀见红，他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从北京被下放到辽宁的一个海岛。岛上没有居民，只有一个连队驻守，所幸官兵们对他很好，还专门捞海参给他吃。他在那边厢劳动改造，而单位这边似乎把这事也给忘了。最后还是他夫人去问，这才把他叫回北京。
　　那年代动辄批判人性论，而且都要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之名进行讨伐，人性论成为一种罪状和污名。但是，怀中先生的作品，恰恰始终体现着人性。
　　文学是人学，不写人，不能称为文学。
　　人，因为有人性才成为人。古人常讲人禽之辨。禽者，人之离也；离开人性，人即如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所以，人性，才是人的根本，人的由来。
　　1979年边境战事初起，总政组织作家到前线，怀中先生接到命令，当时他大病初愈，还正在服中药，去前线没办法每天熬药，他就到百草堂和人家商量，药店专门给他做好药丸，他就带着两个月的中药丸赴前线。临上飞机前，《人民文学》主编向他约稿，他答应下来，这就是反映那场战争的著名中篇小说《西线轶事》。
　　刘毛妹这个新的人物形象，代表了怀中先生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新探索。他说，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西线轶事》作为怀中先生一次新的艺术探索，更体现了一种自觉回归本源的意识——回返零公里。
　　四
　　1984年，怀中先生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作家的先河。后来许多高校陆续开办作家班，而军艺文学系到现在为止还是最为成功的。 　　怀中先生虽然只担任了第一届系主任，而文学系的模式，开放式的教学，自由包容的学风，相互激励的氛围则一直延续，培养了大批部队作家。
　　文学系开办时，基本没有自己的师资，只能以外请教师为主。怀中先生好多都是亲自登门拜访，一位一位地请来。当时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著名学者都到军艺来讲课。我们的中文课程，基本都是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给上的，吴组缃先生、吴小如先生、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还有当时年轻的曹文轩先生，都给我们开的系列课程。自己没有师资，结果得到的是最好的师资。
　　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时逢解冻，文学系促成了许多同学的文学再度启蒙和创作蜕变。比如莫言就是一看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突然开窍：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啊！那我从小听说的那些故事，不都是好小说吗！如同掘开了自心的泉眼，导致他的创作喷发。
　　通常的文学创作，我们头脑里往往都有好多概念设定，以为小说应该怎么写，以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以为人物、主题如何如何等等。但那些全都是与实际不相干的概念，结果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在那些套子的束缚中怎么写都不对。直到突然发现“原来是这样”“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终于突破了概念，贯通名与实，即知道了原本，找到了自己。
　　作为老师，怀中先生不仅组织教学，教我们作文，更有他的人格魅力，告诉我们如何为人立世。
　　我们念文学系那一届还没有毕业，徐主任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后来又当部长。当了领导，怀中先生还是永远谦和、低调、沉稳，没有一丝一毫官气。但他最为倾心的角色，还是当一名作家。
　　五
　　到65岁，怀中先生离休，按说终于可以专心致志搞创作了。退休本身是人生的一大转型，而那时他的老伴病了，他陪同治疗、关照，老两口相依为命。借此机会两人一同出游，遍访名山大川，探问名胜古迹，同时集中精力研读老庄及诸子百家，多方面充实自己，构成了他思维观念的转型期。连续多年的沉寂，孕育着新的突破转折。
　　世纪之交，年届古稀的怀中先生，接连拿出三篇重要作品：散文《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和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也许你看过日出》。先来看他的《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
　　位于成都平原顶端岷江上的都江堰工程，造就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已经连续运转了两千多年，被称为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当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用了40年。怀中先生则说，我也用了40年，才找到理解都江堰的契机。
　　《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堪称李冰的知音：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世事沧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都江堰实在是水利史上绝无仅有的神品。
　　“渠首分水鱼嘴，是顺水流方向，筑起一道河中堤，把岷江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溢洪排沙。设计者精确地利用了弯道环流，为汹涌奔腾的岷江保留了它表现自己性格的充分自由。岷江则乘此兴会，乐得依从人愿，自动承担起了‘分四六，平潦旱’的义务。春灌季节，正是枯水期，经弯道自然制约，可集中主流六成水进入内江，保证春灌需求，而外江吞水只有四成。夏季洪水到来，内江受水限于四成，外江变为六成水，恰好可以顺利泄洪。
　　“几乎就是一条‘活’的岷江了，把自行调节作用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李冰并不喝令从万山丛中夺路而来的一条大江静止下来，并不猝然中断它的脉息搏动，而是在江水习常的流动中，解决了水利工程中历来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种种复杂矛盾。以时间截取空间，以空间赢得时间，取水和排沙泄洪同步，灌溉与航运放排并举。这分水堤，还只是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之一，如果连同宝瓶口和飞沙堰，从整体布局来考察，其系统作用更加凸现出来，随机有序，浑然天成，奥妙之处简直不可思议。
　　“我来回答，就很简单，都江堰工程是李冰同日月山川达成的一个默契。
　　“李冰建堰，追求的是顺其自然，不施斧凿。他注重因其势而不逆其势，应其时而不违其时。仿佛工程的最高设计要求，便是效法天地而行无所事。你不能否认，都江堰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永远的经典。”
　　上面之所以大段引述懷中先生的文字，因为从《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我们可以感受到《牵风记》的思想脉络和哲理内涵。
　　而近20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两个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也许你看过日出》，则呈现了《牵风记》艺术基调的探索，为这部长篇打了一个前哨战。《牵风记》中有关纸团儿的一段“空白页寄语”，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以题记的形式而披露。汪可逾那标志式的微笑，则在《也许你看过日出》中有过详尽的描述了。
　　如是，《牵风记》已呼之欲出。
　　六
　　21世纪之初，《底色》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呈现心中的历史。虽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但它同样是作家的精神创造，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它表现战争中的人，通过严酷的战争环境反观和彰显人性，同时深刻反映了冷战时期中美苏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合与斗争关系。一位国际史研究学者也说，只有作者这样一位老军人，才能写出《底色》，才具有这样敏锐犀利的观察力。不只是在文学上做了新的开拓，而且也具有很深的思辨内涵，富有史学资料价值。
　　写作《底色》时，怀中先生已经80岁，还不时住院。他后来对我说起，开始有几年，心里也比较着急，总想着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啊？如果写不完可怎么办？再后来，他突然想通了：何必想那么多呢，我现在写一点就是一点，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只要每天能够写一点，写到哪里就在哪里打住。心下一坦然，反而越写越顺手。
　　到84岁，怀中先生完成了这一部大作。随后，《底色》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七
　　80多岁写出长篇，并获得国家文学最高奖，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怀中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要接着再写！
　　长篇小说如编织系统之网，整体构思，布局谋篇，节奏控制，故事、细节、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交错推演，非常熬心血、耗心力。人们都说长篇小说是文艺创作中的重体力劳动，许多中青年人写一部长篇，都近乎扒一层皮。年近90高龄还能写长篇小说，可谓文学的奇迹，生命的奇迹。 　　作家王蒙80来岁还创作精力旺盛，人们赞赏纷纷，他却谦虚地说：在徐怀中面前，我骄傲不起来！
　　2018年年底，《人民文学》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授予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和刘心武等四位著名作家。给怀中先生的授奖词为：
　　徐怀中向来以独特的美的发现观照战斗岁月，他以清新俊朗的审美风格和内外兼修的文化素养引领着军事故事向军人文学融合转型的创作征程。从1958年第4期的小说《卖酒女》开始，到1960年第2期的《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还有2017年第8期的《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近的《牵风记》，从三十岁到年届九旬，我们杂志的编委徐怀中先生，始终是《人民文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作为以里程碑般的《西線轶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以及作为曾经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教育家，徐怀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而刚刚在2018年第12期《人民文学》问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则是这些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的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经历四年多的打磨，《牵风记》初步完成，怀中先生又打印出来向各方征求意见。
　　比如小说的结尾，他就先后写出了两三个。定本的尾声，齐竞从纸团儿投入水中的“空白页寄语”，终于完成了《银杏碑》文，传递了生命意象中的哲理思考。
　　好评使人自信，另一面的声音让人自鉴。
　　南方一位老作家对他说，我都为你捏一把汗，战争文学居然能够这么写吗？
　　一位朋友说得更直率：这如果是年轻作者写的那可以理解，而您是战争的亲历者，德高望重的作家前辈，人们就要质疑，难道我们的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是这样的吗？
　　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很正常。如果所有人的理念都一致，那反而很不正常。马克思就说过，人们不会希望自然界中只有一种花一个颜色，为什么要强求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思想一种声音呢？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多元共存百花齐放。
　　而在怀中先生，风风雨雨都经历了，更知道夕阳已经近了。是的，听从内心的命令，放开手脚，尽最大力量，完成人生精彩的一击。
　　怀中先生在一封信中说：
　　书中有意避而不提西方诸哲学家，不提老庄，也未再引述经典语句，连一个道字也不曾出现。我如果宣称小说意欲阐释中国古老的经典哲学，那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不学。我从事文学写作的根基，是战争生活的积累。如果读者在这本小书的字里行间，能够领略到自然哲学的一缕气息，就够我自满知足的了。实在说来，我的写作状态，诚如惠施所言，“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未知，而使人知之”，难免尴尬。
　　——得底色而牵风，夫复何求？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