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不能阻碍管理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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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之四海皆准的“人单合一”
  海尔用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管理模式必须具有普世性。
  穆胜:
  海尔目前已经是一家全球化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人单合一双赢”这种模式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吗?
  张瑞敏:
  海尔目前正在思考的就是如何将我们的模式运用到全球。在海尔收购日本三洋集团后,我们为其注入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他们运用的效果十分不错。当然,这可能也与他们集体主义的服从文化有关。现在,我们想要把“人单合一”的模式运用到新收购的GE。虽然美国人强调自由主义,一直都有着市场化的精神,但他们长期浸泡在科层制的环境里,要让他们运用“人单合一”,难度不小。但如果他们都能运用,那就证明我们的这套模式具有普世意义。
  穆胜:
  文化的阻碍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文化中,“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完全不能适应?
  张瑞敏:
  这个问题也有洛桑管理学院的教授问过我,但我的回答是“文化不同是伪命题。”无论文化差距有多大,在有一点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样的,都希望得到尊严。尊严就来自于自己的价值实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发挥出价值。
  现在也有人过度强调90后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但实际上90后的“出位”和“不服从”,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尊严。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实现自己的尊严,那不就是把他们变成了企业的创客?
  穆胜:
  这种过于强调文化环境的观点,让我想起了时下开始抬头的“中国式管理”。这种以儒家文化作为底层,提倡家文化的管理模式,是不是在中国做企业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呢?
  张瑞敏:
  先不说这个模式在中国好不好用,如果你拿到国外去,那外国人该怎么运用?比如,我们收购了GE的家电模块,难道要让我们训练别人学习儒家文化?
  家文化
  企业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地建设营造的一种具有大家庭氛围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有一部分内容来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淀。在家文化的企业里,领导者通常会在日常管理中扮演家长的角色,被公司的全体成员视为“大哥”“大叔”甚至“父亲”,而企业的领导者也往往会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自己的员工。
  企业市场化,打造创客平台
  把权力交给每一个员工,把企业打造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平台,每一位员工都是一名创客。
  穆胜:
  家文化的管理模式要求员工和企业相互奉献,这看似美好,但就是实施不下去。所以,是否可以让员工与企业建立一种公平的市场关系,用公平的市场关系来寻找商业友谊,而不要用商业友谊去定义公平的市场关系。
  张瑞敏:
  这个理念是对的。全世界的企业都在喊以人为本,但与大多数企业以人际关系为本不同,我们是以人在市场上的价格和价值为本。“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要知道,在内部是很难评价一个人的,因为从内部去评价一个人始终会有思维定式,而且领导会左右评价结果。但如果我们把企业开放,在平台上形成公平的市场关系,这时就是以整个社会宽度去评价人,人的优劣就很容易判断,领导也不可能为所欲为。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为员工兜底也是害了他们。柯达、诺基亚倒闭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曾经有过一种倾向,企业开始拒绝接受这些公司的前员工,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认可他们的能力。企业把员工养得太舒服,某种程度上是害了他们。相反,我们的平台是保持员工价值和提升员工价值的,创客们在海尔的平台上只会越来越强大。
  过去,我们也有过为员工“兜底”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大锅饭式福利。员工最初惊喜,后来习惯,大家还相互比较,谁没有占到便宜还不高兴。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穆胜:
  这种激励的效用是边际递减的,越到后面就越难持续。而且有的老板还特别不能接受员工的意见,尤其是自己授权下去以后。
  张瑞敏:
  首先,这种激励模式我是不赞成的,不应该盲目激励的地方一定不能盲目激励。其次,该给员工授权时一定要授权,如果觉得这是对员工的恩赐,员工稍有不满你就会很失望,这说明你还是有封建的皇权心态。其实,很多权力是员工应该有的,而不是靠老板的恩赐。
  穆胜:
  好多老板嘴上说放权,实际上又说一套做一套,名义上是权力下放,实际上还是管控全盘。
  张瑞敏:
  这种企业的确存在,因此导致有时权力下放下去,下面的人也不敢接。哪怕是真的接了,也许老板反而会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
  凭借个人的筹划和决心领导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的企业必须适应以广大员工的意志,作为企业的决策方向。
  穆胜:
  一个企业家的幽默感是他开放程度的表征,您很有幽默感。在这次旅行中,我更真实地感受到了海尔的“去官僚文化”,上下车、上下飞机,大家并不是让您走第一个,您也是自己拿行李……您的下属们也并不怕您,更多的像是一种尊重,没有所谓的“官僚礼仪”。
  张瑞敏:
  对于企业的“官僚礼仪”,我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但我的要求是不准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一个人特殊化,不允许有任何的区别对待。出差时,如果有人让我先走,或者帮我拿东西,我反而会很生气。
  穆胜:
  因此平等应该是您内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但您最早是在国企工作,实际上是习惯了科层制的,为何后来会有这样的倾向?
  张瑞敏:
  要当好管理者,首先要当好被管理者,缺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不可能搞好管理。我以前是做工人的,发现上下总是很难一条心。上面老是出昏招,下面也消极执行。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角色的不一样,上面不了解情况,容易下发一些无法落地的规章制度;上面即使下发了很好的改进技术方案,下面也可能会因为考虑学习成本、使用习惯等,不会主动行动。所以,与其一味留恋权力,还不如把主动权交给工人,让他们自己把办法想出来,把他们为用户创造的价值直接分给他们一部分。   其实,工人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企业要给他们平台和发挥的空间。不给的话,只会引起他们对工作的消极情绪,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穆胜:
  您的经历让您觉得必须要通过平等关系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才能破解这种问题。您对于组织改造的决心毋庸置疑,但这种挑战传统的行为也极具风险,您的果敢是源于什么呢?
  张瑞敏:
  果敢还是源于我们认识到科层制的弊端。企业不能依赖于个人,如果我们研究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接班之后都无法让企业维持在原来的高度,更不用说有所突破。国外的500强企业往往喜欢设置几个继任候选人,让他们进行竞争,再进行精心挑选。其中一人上了,还要让另外的人离开,以确保他有足够的权力空间,但最后继任的效果却很难让人满意。不是因为他不能干,而是因为在那种模式里,他们习惯于按部就班,失去了主人翁精神。
  只有平台才能生生不息,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自运行的机制”,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也是我们坚定走这条道路的原因。
  放弃个人,成就平台的伟大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找准企业与个人的平衡点,个人往往要让步于企业,而企业的成功也会反哺自己。
  穆胜:
  从您个人的动机层面,您为什么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还去冒险呢?是为了造福海尔,还是造福商界?
  张瑞敏:
  没有想那么远要去造福商界,还是先把海尔做好吧。这个企业从濒临破产到现在,是海尔人一手打造出来的,我们每个人对海尔都有深厚的感情。为了这个企业的未来,我们都愿意去冒险!
  而从我个人来讲,为了海尔的未来,我必须把海尔打造成一个属于员工的创新平台,而不是我个人的企业。就像我最近在耶鲁大学领奖时所说的那样,“如果哪个企业家以为自己是传奇,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穆胜:
  的确很难想象,美国是一个平台型国家,强调自由,但他们的企业全是科层制。而中国一个基于儒家文明强调秩序的科层国家,居然有一个企业开始打造平台。
  张瑞敏:
  大企业的领袖们手握权力很难放弃,而对于权力的迷恋是企业无法转型的症结。我们用海尔的实践告诉大家,我们没有领袖,愿意放弃权力,让个人平凡,让平台伟大!
  穆胜:
  要打造平台,必须要有英雄,没有这个人的魄力,企业无法撼动既得利益者,无法打破科层制。但这个人一定不能把自己当英雄,而是要有平等的心态和对于人性的无限尊重。他需要在担纲了主角之后,回归平凡,让位于平台,成就他人。这种人很少,如果有,他注定是个传奇!
  后记:作为一名一直研究海尔的学者,我接触了大量海尔在变革中的一手资料,也与张瑞敏先生数次交谈,并亲历了他与世界顶级学者的若干次对话交流。这似乎可以让我对海尔做判断,但绝对不足以让我对张瑞敏先生做判断,而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不能对企业的掌门人做判断,对于企业的判断就不可能全面和准确。
  今年6月,我随张瑞敏先生和海尔高管团队赴美国,参与了若干的公务和学术活动。期间,我与张瑞敏先生进行了深度交流,终于能够交流一些平时问不到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一个不同的张瑞敏。
  这位年近7旬的企业家,衣着朴素,行事低调,把经营企业和学习知识当成了自己最大的爱好,以至于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在机场,他和下属一起拉行李;在餐厅,他和大家一起坐大堂……在耶鲁领奖后,在他重回第一次在哈佛商学院演讲的课堂时,我们觉得这样重要的场合应该让他单独留影,他却说“大家一起来吧”……有时,他很幽默,妙语连珠的玩笑,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时,他很保守,看着我新买的LV挎包,开玩笑说:“你这个包和我们青岛大街上卖的也看不出区别嘛”;有时,他又有点潮,甚至不介意和下属玩自拍,还问“这个不需要自拍杆吗?”……
  其实,他要千辛万苦地“砸组织”,要打造一个平台,并不是要创造某种管理理论,而是平等的价值观渗透出来的东西。企业家就是企业,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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