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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黎秀芳,女,汉族,祖籍湖南湘潭,1917年3月出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12月评定为专业技术一级。2002年9月晋升为文职特级,2007年7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90岁。历任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校长、兰州军区总医院附设护士学校校长、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副校长、兰州军区总医院专家组成员、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全军护理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华护理学会副会长等职,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被西北野战军授予“甲等工作模范”荣誉称号、被兰州军区授予“模范护理专家”荣誉称号。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模范护士”,1987年出席全军英模大会,并在人民大会堂做事迹报告1997年荣获第36届“南丁格尔奖”、是我军首位获此殊荣的医护人员。曾受到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记者手记]
黎秀芳芬,美丽一生
她父亲是国民党中将。1917年,她出生于南京。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还很拮据,父亲黎离尘还没有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她还不叫黎秀芳,作为文人的父亲给自己的长女起名叫黎模韫。
她的童年充满了艰辛和不幸:两岁的时候,她添了弟弟。弟弟不满三岁就夭折了,母亲受不了打击,也撒手人寰,五岁的时候,父亲为她娶了继母。继母生第三个孩子时又因难产死掉了。
生母和继母留给她的印象,除了生育、疾病、忧郁外,几乎没有太多的东西。当第二个继母进入这个家庭时,这位黎家的十岁长女已成了照料婴儿、产妇、病人的“行家里手”。
她脾性温顺却内心坚强,下定决心以后要成为一名好护士。她甚至想,倘若得到很好的专业护理,她的三位亲人也不会离她而去。她一手哄着五个弟妹,一手捧读她能找到又能读懂的书。直到有一天,父亲无意间发现了她抄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诗:
“在英国伟大的历史上/有一位‘提灯女郎’/将给优秀、英雄的女性/树起高尚的榜样。”
这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诗人赞颂的“提灯女郎”,是英国贵族出身的护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被誉为“护理学之母”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毫无疑问,南丁格尔已成为少女的偶像。此后,她生命中无数次地向别人讲述这位“提灯女郎”的美丽故事:“……每当深夜,她手执小油灯巡护在四英里长街的伤兵营时,士兵们无不虔诚地俯身吻她的身影……”
她不知道,从那时候起,她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
1956年,从南京女子中学毕业的黎秀芳报考了南京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这一年,她19岁,她正式改名为黎秀芳。她决心做一名美丽得像花一样的白衣天使,给人世间带来秀美的芳香。
父母原希望她能够学文学或者法律,但她的决心显然已不可动摇。她再次对父母重复着她心中偶像的格言:
“护士,其实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我愿终生守护在这神圣的领空。”
梦想照进了她的现实。南京国立高级护士学校录取了她。她担任班长、学生自治会主席,都不如她担任舞台哑剧《南丁格尔》主角的感觉来得要好。每一位了解她童年的人,无不为她的表演才能而吃惊。
61年之后的一个秋天下午,当她从国家主席手里接到南丁格尔奖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这位赢得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80岁老太太感到吃惊。她名副其实,完全担当得起这份荣誉。
她认定护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职业,一如那所高级护士学校留给她的最初印象:严格、清洁、美丽,“让人喜欢极了”。当时的校长和教员大都是“协和”或本校毕业留校的高材生,不少留过学。她们不仅管理学生的学习、品行,连学生的言语、举止都严格管理。她们个个工作好、业务好,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无可挑剔,而且她们大都恪守独身……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了她的一生。
1941年,她和好友张开秀来到兰州。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
她被人们称呼最多的一个身份是校长。她把所有心血全用在了护理事业和她的学生们身上。她先后教过29个年级的护理专业,培养学生5000多人。
她告诉她的学生们:“‘护士’两个字来自拉丁文,意思是保护、养育、供给营养及保持生命力。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也才称得上‘士’。”
她要求她们“做一个真正美丽的人”。
2007年7月9日,黎秀芳走完了自己的美丽人生。和南丁格尔一样,她活了90岁,终生未婚。
美 丽
她拉着学生的手说:“争取做新一代最美的护士。”
1948年,初中毕业的刘佩英从酒泉赶到兰州,报考中央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给她面试的人穿着一身护士服,“白鞋,白袜,袜子套住膝盖以下的裤腿,还有漂亮的护士帽”。
刘佩英很快便知道了这位考官是她们的校长黎秀芳。校长亲自为她们授课。还是那身白色的护士装,但外面披了件斗篷,“藏蓝色的面子,红色的里子,讲话的时候,斗篷一甩,转身在黑板上写字”。
“看着太神气啦,”刘佩英说,“校长鼻子高高的,配上那身衣服,美极了。”
2007年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兰州的外面阳光灿烂。面前的这位77岁的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她们看了黎校长的护士打扮,都觉得“自己报考这所护士学校实在是对极了”。
美丽是有价值的。这其实是黎秀芳为她的学生们所上的第一课。日后,美——成为黎秀芳所坚持的言传身教的内容之一。 “直到现在,我坐椅子从不跷二郎腿,几十年都是这样。”比刘佩英晚两级的李淑贞说,“老校长教给我的,让我一生受用。”
张明旭同样记着34年前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建军节,女兵换装,军帽改为无檐帽,夏装增发了裙装,她穿上绿色的裙装,心情激动地走在上班的路上。黎校长笑着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帮她向上提裙子,笑盈盈地说:“姑娘,你的裙子太长了,裙摆应在膝关节上两指,这样军装才美丽。”
黎校长边走边给张明旭讲护士仪表美的道理,鼓励她做新一代最美的护士,“做一个真正美丽的人”。
黎秀芳所传递的美丽信息显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她的学生至今仍记得她的观点:“护士工作是精细艺术品中之最精细者。培养一个护士要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精雕细琢。”她对护理人员的言谈举止、礼节仪表、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严格要求。病人住院,她引导护士微笑服务,把水杯的把手放在病人最容易拿到的方向;病房通风,只能在病人上卫生间或者外出的时候进行。
她经常向学生讲述南丁格尔的这段格言“护士工作的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木头和纸片,而是具有热血和生命的人类。作为护士,必须具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在黎秀芳看来,美的仪表,是对病人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她才会像培养淑女 那样去培养护士。她要求护士的身姿,推车时要挺拔,托盘时要优雅,走路时要轻盈;给病人输液扎针时,固定针头的胶布要贴得像蝴蝶结一样美;晚上查房,离开时必须对病人轻声道“晚安”。…
而黎秀芳本人,即便是到了靠胃管维持生命的最后阶段,但凡有人来访,只要能拔胃管,她都要求护士替她拔掉。对她而言,“痛苦一点没关系”,但绝不以不雅示人,否则,“不如死了算了”。
她称呼自己为美女。晚年的时候,和护士们一起照相,她喜欢喊:“过来呀,跟美女合个影。”
标 准
她积极呼吁:“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改变。”
长期以来对混乱的医护秩序和频频发生的医疗事故深感不安的黎秀芳和张开秀,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护理工作的“科学性”研究。
为给病人一个安静的休息、疗养环境,她们提出了护理人员不能在语言上、动作上给病人以恶性刺激的“保护性医疗制度”设想。她们将一块“走路轻、说话轻、关门轻、操作器械轻”的牌子,挂在了医院洁白的走廊里。这块凝聚着爱、善良和职业责任感的“四轻”牌子,从此挂在了中国大陆的每一所医院。
为探究事故多发原因,白天,她们精心照顾伤病人员、耐心征求他们对护理工作的意见;晚上,手提马灯挨个病房巡视,随时记录当天的护理工作情况。反复观察、思考、总结、实验,她们提出了“三级护理”理论(根据病情把病员分成危重病员、重病员、轻病员三个护理等级),“三查七对”护理制度(即服药、注射、治疗前、中、后各查对一次,对床号、姓名、药品、剂量、浓度、时间、用法等),“对抄钩对”护理操作规程(对:医嘱对病历牌及执行牌;抄:将医嘱转抄于执行牌和医疗记录单上;钩:抄完每条医嘱,在医嘱本上记以红蓝钩;对:做完每个医嘱都要核对一次)。
当署名黎秀芳、张开秀的论文《三级护理》一经发表,迅速在国内外护理界引起轰动。前苏联《护士》杂志全文转载,国内97所医院派人来观摩学习。
这一整套理论、制度、规程,将中国医院护理从“无序”引向了有序,确保了护理质量的提高,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
出任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那年,一项对全军护理人员数量、质量的调查引起她的重视:未经护校系统培训的护士高达68%,中专毕业的护士仅占32%!
“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改变。”在黎秀芳的积极呼吁和建议下,我军首次建立了护士高级职称评定制度,并在第二军医大学设立了护理系,开办了护理大专班,使护理人员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专业型转变,提高了全军护理的整体水平。
“她赋予了一个行业以制度、尊严和灵魂,”她的学生宋吟兰说,“这是她的最大贡献。”
亲 人
弥留之际,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阿爹、阿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007年9月21日,我们来到黎秀芳老人的家。阳台上的花正生机盎然,但老人已不在了。老人喜欢养花,可最后几年的花全部是由护士们来浇的。
她的卧室里桌子上放着一本2004年的台历,这一年年底,老人离开这个家,住进了兰州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张世界地图,是的,她一定经常注视。在那上面,在中国的台湾以及海外还有她68位亲人。那本2004年的台历上,老人用颤抖的笔画,随手记下的信息几乎全是关于她二弟的。老人这样向护士长凡春芳介绍她的二弟:“这是我们家的老二,帅哥。”
但是这一次,她已经不叫他“帅哥”了。远在美国的二弟黎模斌再次赶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时,病床上的她已神志不清了。医护人员弯腰凑到老人面前,轻轻地问:“黎老,您看谁来看您来了?”顺着医护人员的目光,黎秀芳朝二弟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脱口叫道:“阿爹!”接着她又喃喃自语:“阿爹……阿爹……我要回家……”
弥留之际,黎秀芳把长相酷似父亲的二弟当成了“阿爹”。从选择留在大陆从事护理事业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阿爹”。……
1948年,黎秀芳选择留在大陆时,便选择了与亲人的分离。那一年,国民党败退,黎秀芳的中将爸爸决定偕全家到台湾。可左等右盼,不见长女身影,爸爸只好亲赴兰州,向女儿晓以利害。他把机票拍在桌上时“桌子都拍裂了”,还是无法说服女儿。女儿对父亲说:“阿爹,我是护士,这里的病人需要我呀!”
“恋家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姑姑也不例外。她依恋父母亲人,深爱着自己的家。”黎秀芳的侄女黎烈芬说。
黎秀芳生前一直戴着一块黑色皮带的外国手表,即使生病住院也不让取下。一次黎秀芳昏睡时,护士给她擦澡,发现这只表的指针已经不走了。护士怕手表划伤她,便取下交给护士长凡春玲保管。
半夜,黎秀芳忽然发现手表不见了,心急如焚。凡春玲接到电话,连夜将表送了回去。那一刻,从未见过黎秀芳流?目的凡春玲,第一次见到老人泪如雨下。
“你知道我心里最痛的是什么吗?每次一想到我父亲,我的心就特别地痛。这块表是父亲和我离别时送给我的,几十年它一直陪伴着我。表不在了,就意味着我和父亲分开了……”
为了告慰女儿对父亲的思念,在火化遗体的时候,人们将那块带着黎秀芳最后体温的手表,也一同火化了。
亲人也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她。她在美国的侄女黎烈芬说,她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姑姑年轻时的照片。“1969年,我爷爷去世时,反复对家人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找到秀芳,接她回家。”’
遵照遗愿——她的骨灰大部分埋在了她深深眷恋的黄土高坡,其余部分装进了医院工作人员特制的骨灰盒——一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瓶,送到了台湾。
长眠在父母身旁,黎秀芳回家了。海峡这边,是她的家;海峡那边,也是她的家。
信 仰
“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严格审查我,考验我,教育我,帮助我……”
1950年,对黎秀芳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她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不久,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到护校视察,当得知她因家庭出身问题不好意思申请入党时,彭总鼓励她说:“我们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的。”年底,黎秀芳在北京参加一个表彰大会时,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还在西北工作吗?西北需要人。”
领袖的亲切关怀,激励着黎秀芳坚定了一生跟党走的信念。她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黎秀芳的入党之路走得漫长而艰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一次次地向党组织表达入党的愿望,先后写了7份、递交了6份入党申请书。1978年9月3日,黎秀芳入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此时,距离她递交第一份申请书,已过去26年,她61岁。
在最后一份写好但没有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她这样写道:“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严格审查我,考验我,教育我,帮助我……”
2004年春节前,黎秀芳对前来看望她的医院政委黄富强说:“1978年入党的前一天,我在黄河边捡到了一块‘足形石’,它坚实无言,代表着我永远跟党走,脚踏实地干好工作的心愿与追求。现在把他赠送给你,与你共勉。”
黄富强还记住了黎秀芳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人一生可以有缺憾,但不能有理想和信念的缺憾。”
“我认为姑姑的成就,源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永恒的爱。”侄女黎烈芬说,“姑姑的一生,两个字:值得。”
责任编辑 王通化
黎秀芳,女,汉族,祖籍湖南湘潭,1917年3月出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12月评定为专业技术一级。2002年9月晋升为文职特级,2007年7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90岁。历任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校长、兰州军区总医院附设护士学校校长、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副校长、兰州军区总医院专家组成员、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全军护理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华护理学会副会长等职,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被西北野战军授予“甲等工作模范”荣誉称号、被兰州军区授予“模范护理专家”荣誉称号。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模范护士”,1987年出席全军英模大会,并在人民大会堂做事迹报告1997年荣获第36届“南丁格尔奖”、是我军首位获此殊荣的医护人员。曾受到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记者手记]
黎秀芳芬,美丽一生
她父亲是国民党中将。1917年,她出生于南京。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还很拮据,父亲黎离尘还没有当上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她还不叫黎秀芳,作为文人的父亲给自己的长女起名叫黎模韫。
她的童年充满了艰辛和不幸:两岁的时候,她添了弟弟。弟弟不满三岁就夭折了,母亲受不了打击,也撒手人寰,五岁的时候,父亲为她娶了继母。继母生第三个孩子时又因难产死掉了。
生母和继母留给她的印象,除了生育、疾病、忧郁外,几乎没有太多的东西。当第二个继母进入这个家庭时,这位黎家的十岁长女已成了照料婴儿、产妇、病人的“行家里手”。
她脾性温顺却内心坚强,下定决心以后要成为一名好护士。她甚至想,倘若得到很好的专业护理,她的三位亲人也不会离她而去。她一手哄着五个弟妹,一手捧读她能找到又能读懂的书。直到有一天,父亲无意间发现了她抄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诗:
“在英国伟大的历史上/有一位‘提灯女郎’/将给优秀、英雄的女性/树起高尚的榜样。”
这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诗人赞颂的“提灯女郎”,是英国贵族出身的护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被誉为“护理学之母”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毫无疑问,南丁格尔已成为少女的偶像。此后,她生命中无数次地向别人讲述这位“提灯女郎”的美丽故事:“……每当深夜,她手执小油灯巡护在四英里长街的伤兵营时,士兵们无不虔诚地俯身吻她的身影……”
她不知道,从那时候起,她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
1956年,从南京女子中学毕业的黎秀芳报考了南京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这一年,她19岁,她正式改名为黎秀芳。她决心做一名美丽得像花一样的白衣天使,给人世间带来秀美的芳香。
父母原希望她能够学文学或者法律,但她的决心显然已不可动摇。她再次对父母重复着她心中偶像的格言:
“护士,其实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我愿终生守护在这神圣的领空。”
梦想照进了她的现实。南京国立高级护士学校录取了她。她担任班长、学生自治会主席,都不如她担任舞台哑剧《南丁格尔》主角的感觉来得要好。每一位了解她童年的人,无不为她的表演才能而吃惊。
61年之后的一个秋天下午,当她从国家主席手里接到南丁格尔奖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这位赢得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80岁老太太感到吃惊。她名副其实,完全担当得起这份荣誉。
她认定护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职业,一如那所高级护士学校留给她的最初印象:严格、清洁、美丽,“让人喜欢极了”。当时的校长和教员大都是“协和”或本校毕业留校的高材生,不少留过学。她们不仅管理学生的学习、品行,连学生的言语、举止都严格管理。她们个个工作好、业务好,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无可挑剔,而且她们大都恪守独身……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了她的一生。
1941年,她和好友张开秀来到兰州。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
她被人们称呼最多的一个身份是校长。她把所有心血全用在了护理事业和她的学生们身上。她先后教过29个年级的护理专业,培养学生5000多人。
她告诉她的学生们:“‘护士’两个字来自拉丁文,意思是保护、养育、供给营养及保持生命力。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也才称得上‘士’。”
她要求她们“做一个真正美丽的人”。
2007年7月9日,黎秀芳走完了自己的美丽人生。和南丁格尔一样,她活了90岁,终生未婚。
美 丽
她拉着学生的手说:“争取做新一代最美的护士。”
1948年,初中毕业的刘佩英从酒泉赶到兰州,报考中央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给她面试的人穿着一身护士服,“白鞋,白袜,袜子套住膝盖以下的裤腿,还有漂亮的护士帽”。
刘佩英很快便知道了这位考官是她们的校长黎秀芳。校长亲自为她们授课。还是那身白色的护士装,但外面披了件斗篷,“藏蓝色的面子,红色的里子,讲话的时候,斗篷一甩,转身在黑板上写字”。
“看着太神气啦,”刘佩英说,“校长鼻子高高的,配上那身衣服,美极了。”
2007年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兰州的外面阳光灿烂。面前的这位77岁的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她们看了黎校长的护士打扮,都觉得“自己报考这所护士学校实在是对极了”。
美丽是有价值的。这其实是黎秀芳为她的学生们所上的第一课。日后,美——成为黎秀芳所坚持的言传身教的内容之一。 “直到现在,我坐椅子从不跷二郎腿,几十年都是这样。”比刘佩英晚两级的李淑贞说,“老校长教给我的,让我一生受用。”
张明旭同样记着34年前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建军节,女兵换装,军帽改为无檐帽,夏装增发了裙装,她穿上绿色的裙装,心情激动地走在上班的路上。黎校长笑着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帮她向上提裙子,笑盈盈地说:“姑娘,你的裙子太长了,裙摆应在膝关节上两指,这样军装才美丽。”
黎校长边走边给张明旭讲护士仪表美的道理,鼓励她做新一代最美的护士,“做一个真正美丽的人”。
黎秀芳所传递的美丽信息显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她的学生至今仍记得她的观点:“护士工作是精细艺术品中之最精细者。培养一个护士要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精雕细琢。”她对护理人员的言谈举止、礼节仪表、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严格要求。病人住院,她引导护士微笑服务,把水杯的把手放在病人最容易拿到的方向;病房通风,只能在病人上卫生间或者外出的时候进行。
她经常向学生讲述南丁格尔的这段格言“护士工作的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木头和纸片,而是具有热血和生命的人类。作为护士,必须具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在黎秀芳看来,美的仪表,是对病人最起码的尊重。所以,她才会像培养淑女 那样去培养护士。她要求护士的身姿,推车时要挺拔,托盘时要优雅,走路时要轻盈;给病人输液扎针时,固定针头的胶布要贴得像蝴蝶结一样美;晚上查房,离开时必须对病人轻声道“晚安”。…
而黎秀芳本人,即便是到了靠胃管维持生命的最后阶段,但凡有人来访,只要能拔胃管,她都要求护士替她拔掉。对她而言,“痛苦一点没关系”,但绝不以不雅示人,否则,“不如死了算了”。
她称呼自己为美女。晚年的时候,和护士们一起照相,她喜欢喊:“过来呀,跟美女合个影。”
标 准
她积极呼吁:“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改变。”
长期以来对混乱的医护秩序和频频发生的医疗事故深感不安的黎秀芳和张开秀,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护理工作的“科学性”研究。
为给病人一个安静的休息、疗养环境,她们提出了护理人员不能在语言上、动作上给病人以恶性刺激的“保护性医疗制度”设想。她们将一块“走路轻、说话轻、关门轻、操作器械轻”的牌子,挂在了医院洁白的走廊里。这块凝聚着爱、善良和职业责任感的“四轻”牌子,从此挂在了中国大陆的每一所医院。
为探究事故多发原因,白天,她们精心照顾伤病人员、耐心征求他们对护理工作的意见;晚上,手提马灯挨个病房巡视,随时记录当天的护理工作情况。反复观察、思考、总结、实验,她们提出了“三级护理”理论(根据病情把病员分成危重病员、重病员、轻病员三个护理等级),“三查七对”护理制度(即服药、注射、治疗前、中、后各查对一次,对床号、姓名、药品、剂量、浓度、时间、用法等),“对抄钩对”护理操作规程(对:医嘱对病历牌及执行牌;抄:将医嘱转抄于执行牌和医疗记录单上;钩:抄完每条医嘱,在医嘱本上记以红蓝钩;对:做完每个医嘱都要核对一次)。
当署名黎秀芳、张开秀的论文《三级护理》一经发表,迅速在国内外护理界引起轰动。前苏联《护士》杂志全文转载,国内97所医院派人来观摩学习。
这一整套理论、制度、规程,将中国医院护理从“无序”引向了有序,确保了护理质量的提高,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
出任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那年,一项对全军护理人员数量、质量的调查引起她的重视:未经护校系统培训的护士高达68%,中专毕业的护士仅占32%!
“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改变。”在黎秀芳的积极呼吁和建议下,我军首次建立了护士高级职称评定制度,并在第二军医大学设立了护理系,开办了护理大专班,使护理人员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专业型转变,提高了全军护理的整体水平。
“她赋予了一个行业以制度、尊严和灵魂,”她的学生宋吟兰说,“这是她的最大贡献。”
亲 人
弥留之际,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阿爹、阿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007年9月21日,我们来到黎秀芳老人的家。阳台上的花正生机盎然,但老人已不在了。老人喜欢养花,可最后几年的花全部是由护士们来浇的。
她的卧室里桌子上放着一本2004年的台历,这一年年底,老人离开这个家,住进了兰州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张世界地图,是的,她一定经常注视。在那上面,在中国的台湾以及海外还有她68位亲人。那本2004年的台历上,老人用颤抖的笔画,随手记下的信息几乎全是关于她二弟的。老人这样向护士长凡春芳介绍她的二弟:“这是我们家的老二,帅哥。”
但是这一次,她已经不叫他“帅哥”了。远在美国的二弟黎模斌再次赶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时,病床上的她已神志不清了。医护人员弯腰凑到老人面前,轻轻地问:“黎老,您看谁来看您来了?”顺着医护人员的目光,黎秀芳朝二弟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脱口叫道:“阿爹!”接着她又喃喃自语:“阿爹……阿爹……我要回家……”
弥留之际,黎秀芳把长相酷似父亲的二弟当成了“阿爹”。从选择留在大陆从事护理事业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阿爹”。……
1948年,黎秀芳选择留在大陆时,便选择了与亲人的分离。那一年,国民党败退,黎秀芳的中将爸爸决定偕全家到台湾。可左等右盼,不见长女身影,爸爸只好亲赴兰州,向女儿晓以利害。他把机票拍在桌上时“桌子都拍裂了”,还是无法说服女儿。女儿对父亲说:“阿爹,我是护士,这里的病人需要我呀!”
“恋家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情感,姑姑也不例外。她依恋父母亲人,深爱着自己的家。”黎秀芳的侄女黎烈芬说。
黎秀芳生前一直戴着一块黑色皮带的外国手表,即使生病住院也不让取下。一次黎秀芳昏睡时,护士给她擦澡,发现这只表的指针已经不走了。护士怕手表划伤她,便取下交给护士长凡春玲保管。
半夜,黎秀芳忽然发现手表不见了,心急如焚。凡春玲接到电话,连夜将表送了回去。那一刻,从未见过黎秀芳流?目的凡春玲,第一次见到老人泪如雨下。
“你知道我心里最痛的是什么吗?每次一想到我父亲,我的心就特别地痛。这块表是父亲和我离别时送给我的,几十年它一直陪伴着我。表不在了,就意味着我和父亲分开了……”
为了告慰女儿对父亲的思念,在火化遗体的时候,人们将那块带着黎秀芳最后体温的手表,也一同火化了。
亲人也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她。她在美国的侄女黎烈芬说,她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姑姑年轻时的照片。“1969年,我爷爷去世时,反复对家人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找到秀芳,接她回家。”’
遵照遗愿——她的骨灰大部分埋在了她深深眷恋的黄土高坡,其余部分装进了医院工作人员特制的骨灰盒——一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瓶,送到了台湾。
长眠在父母身旁,黎秀芳回家了。海峡这边,是她的家;海峡那边,也是她的家。
信 仰
“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严格审查我,考验我,教育我,帮助我……”
1950年,对黎秀芳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她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不久,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到护校视察,当得知她因家庭出身问题不好意思申请入党时,彭总鼓励她说:“我们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的。”年底,黎秀芳在北京参加一个表彰大会时,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还在西北工作吗?西北需要人。”
领袖的亲切关怀,激励着黎秀芳坚定了一生跟党走的信念。她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黎秀芳的入党之路走得漫长而艰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对党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一次次地向党组织表达入党的愿望,先后写了7份、递交了6份入党申请书。1978年9月3日,黎秀芳入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此时,距离她递交第一份申请书,已过去26年,她61岁。
在最后一份写好但没有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她这样写道:“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严格审查我,考验我,教育我,帮助我……”
2004年春节前,黎秀芳对前来看望她的医院政委黄富强说:“1978年入党的前一天,我在黄河边捡到了一块‘足形石’,它坚实无言,代表着我永远跟党走,脚踏实地干好工作的心愿与追求。现在把他赠送给你,与你共勉。”
黄富强还记住了黎秀芳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人一生可以有缺憾,但不能有理想和信念的缺憾。”
“我认为姑姑的成就,源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永恒的爱。”侄女黎烈芬说,“姑姑的一生,两个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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