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人类和地球的脆弱性之间划了一条界线。”这是艺术家的自白，也是展览的指向。人造沙滩上那些或仰或卧的真实肉体，给人一种扑面而来又真假交杂的错乱感。在这场表演里，太阳是假的，沙滩是假的，但人们仿佛真的置身于海滨一天，在这一天里无所作为，虽口口声声地说担心世界走向灭亡，但又无动于衷地晒着日光浴……
　　而隔着栏杆观望海滩幻象的我们，在面对气候与生态问题时，又何尝不是跟这些表演者一样，看似关心，实则绥靖。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岌岌可危的气候与生态，又怎么会惬意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抑或气定神闲地看表演？
　　所以，这才是生态对人类最真实又最漫不经心的击溃：它让你在富有的、虚假的人造沙滩上留下一地鸡毛，并且在你的无所事事中赠予你难以弥补的伤害。或许，地球的最后一天就像海滩上的嬉戏一样平常；世界真正的结束方式并不是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而是人类对世界高高挂起的关心，是人性中不以为意却十分致命的漠视、闲散与懒惰。

气候政权成为隐性牵制

　　从《太阳与海洋（码头）》的展览中不难看出，有闲舒适的海滨假日表象之下，是巨大的生态危机。人类貌似掌控全局，貌似无所不知，但实际上早已被卷入一场不可逆的生态洪流之中。看似是我们在控制生态，但实际上，我们才是被生态操控的对象。
　　生态危机绝不仅仅是环境单方面带给我们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气候也是一种政治，它诞生于现代制度与自然的碰撞，并且重新构建了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棋盘，其背后的支撑便是“气候政权”。如今的盖亚（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或曰大地之母）已经不是洛夫洛克所说的“由所有生物和它们的环境所组成的动态系统，能够调节地球自身的气候和化学状态”，盖亚已不再是过去陈旧的概念框架中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恒温器，也不再是神话里宣扬的大地女神。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认为，“盖亚，是最世俗地球形象的政治理论探索，因为她是能够以一种新方式动员科学、政治和神学的唯一实体”。这便是在告诉我们，人类与地球生态的关系异常密切，科学、政治、事实、价值早已不可分割，当下的自然就是盖亚，它是不可征服的。
　　正因如此，人类需要在盖亚面前重新绘制自己赖以生存的领土地图，这一过程中，气候政权便成为一种全新的、隐性的牵制。在人类世背景下，所有受到盖亚影响的人类与非人类需要聚集到一起，被重新打散、重新组合，来共同面对这个多元的世界。就像拉图尔所说的，“人类世这个词宣布了盖亚和人类之间有一个莫比乌斯环：你永远分不清正面和反面，不管你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是人类或非人类”。
　　那么，何为人类世？对此，法国哲学家贝纳尔·斯蒂格勒、米歇尔·舍赫等都曾给出关于人类世的不同时间节点，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认为人类世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这与2000年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和美国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所谓人类世，是指人类成为地质形成的主要力量，成为影响地球生态以及自身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风险层出不穷，这其中便以气候变化为首要问题，而气候灾难足以危害人类和地球上其他所有生命一起产生的文明。由此可见，在人类世背景下，在气候政权的隐性牵制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类世中所强调的“人类的力量”，并不是指人类因为拥有了改变地球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物种。相反，人类世是在强调一种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强调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
　　长久以来，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自然的历史要么与人的历史相分离，要么从属于人的历史。然而在人类世中，生态问题已经消解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如今已不再是“人为自然立法”的时代，而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集合”来取代自然与社会的“分离”。换言之，气候政权的出现，打破了人在历史叙事中的中心位置——人类只是地球诸多物种中的一种，没有光环，没有特殊性，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受制于所有生物共同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对生态造成的危害也同样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就像《太阳与海洋（码头）》中所表现的那样，躺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的人群，早已和这个伤痕累累的星球一起，卷入了一场深度对抗。
　　所以，正是在人类世背景下，气候政权才成为独立于社会主义政权、资本主义政权之外的一种崭新力量，这种力量是隐约的、暗示的。人只有置身于人类世的气候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对人类未来做出负责任的规划。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未来，那就迫切需要改变立场，去关注我们居住的星球和其他生物，理解每一个生命存在的意义，允许非人类生物发声——面对盖亚的所有人类和非人类都是平等的，我们要共同尊重地球，而不仅仅是保护或拯救。

以艺术为生态困局的破局点

　　人类世语境下，生态困局成为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确认的是自己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与坐标。正如拉图尔所言：“纯粹的生态危机应该被认为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突变。”从这个层面来说，人类世的意义便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有力地把握住人类世中“人类”的角色。
　　因此，立陶宛国家馆的 《太阳与海洋（码头）》展览，是在我们悠闲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撕开一个裂缝，向我们揭穿平静生活下最深刻的灾难——每个人看似都在关心着生态命运，却没有一个人做该做的事情。这种貌似热情实则置身事外的悲哀，早已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而这种充满怀疑、充满畏惧，一切都显得不那么可靠的情形，便是当代艺术应该站出来的时候。
　　本雅明曾说，“当代艺术精神，就是在大众媒体时代里使作品的展示价值压倒膜拜价值，以展示的现场来引领观众和艺术家自身坚持做艺术的精神”。这一观点放到当下的生态困局中同样适用，它的潜台词是：艺术从来不是指向其本身，而是指向艺术之外的地方。艺术可以以一种聪明、敏锐的方式来塑造一个开放、变化、流动的空间，一切事物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实验与发现层出不穷。在人类世，艺术可以成为破解生态困局的他山之石。人人必须先成为艺术家，才能自救而救他人。
　　《太阳与海洋（码头）》这一表演作品，就是一次艺术对生态的介入。它既带着“展览”的头衔，又是一场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它既让你沉浸，又让你跳出；它既让你感受到人类在生态厄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哀，又让你慨叹其实你自己就是那个最无所作为的人。这种矛盾感其实正是人类世背景下当代艺术的缩影。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艺术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望：我们既希望艺术成为流芳百世的千古珠玉，又希望它是可以超越当下、远见未来的先知布道。一方面，我们希望艺术能带给我们某种秩序与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艺术可以不断超越这种秩序与规则。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者有时是矛盾的。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的指向形式，艺术需要让观众感到亲切熟悉，这样才能唤起无限共鸣；但作为超越性的领跑者，它又需要让观众感到陌生与敬畏，这样才能跑在公众的前面，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会跑向时代的何方。而当这两种诉求纠葛到一起时，我们就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有人在呼吁，有人在背离。有人认为艺术成功解构了现实，有人认为艺术在生态困局面前只是聊以自娱。
　　但或许我们可以以一个更开放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代艺术对当下生态困局的种种破解方式绝不能证明艺术的伟大，但我们要承认，当代艺术确实恰好站在了一个时间焦点上，在这一刻它的出现，让人们对于艺术—生态这两种形式、两种逻辑一览无余。这也就解释了立陶宛国家馆这部作品的巧妙性。《太阳与海洋（码头）》既不是用一种传统审美的方式来展现生态意识，也不是将生态灾难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相反，它是以一种非常聪明的叙事方式，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实照搬，平稳、平和地展示人类的生存状态。
　　当我们在看向立陶宛國家馆的这一作品时，我们在关心什么？当我们用艺术的手段将自己从生态困局中剥离出来时，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太阳与海洋（码头）》的人造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下的生态景象，尽管里面的演员都唱着“海洋已像森林一般翠绿”，但依然什么也没有做。而在高处俯瞰、似乎无所不知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和他们一样荒诞？世界在走向死亡，而我们却在无动于衷地尽情放松身心，不知不觉中滑向万丈深渊。
　　与其说《太阳与海洋（码头）》是一个展览，不如说它是一场看似隐晦但实际颇具锋芒的影射：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被气候政权支配的时代，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的危机，也是一场现代科学、现代制度的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往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也许人类的衣食住行、信息知识都是全球的，但人的喜怒哀乐与道德责任都没有做到全球化的共鸣。我们只会对周围切身的危机与死亡感到恐惧，但是对自己之外的杀戮与灾难只是轻描淡写的“痛心”。那么生态艺术的实践便是在警示：身处人类世的我们，在享受着全球化的资源时，也必须具有感受盖亚的能力，必须认真考虑自己对地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