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乐桑,法国人,语言学界知名的汉学家,从2018年第7期起,《美文》杂志开始连载他的自传体散文;顾彬,德国人,文学界知名汉学家,从2015年第1期起,《美文》杂志连续刊载他关于在中国经历的文章。这两位著名学者虽来自欧洲不同国家、不同学术领域,却都因为与中国结缘,都被称为“汉学家”。两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是否见过面,是否在一起交流过,我未曾向其中任何一位详询和求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形成一种文字的“对话”。
在学术层面上与白乐桑先生接触较多的人,大都会为他对中国语言的热爱和赞赏所感动,人们很少听到他对中国语言的批评声音。比如,他在多种场合都非常赞同“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的说法;而在学术层面上与顾彬先生接触较多的人,则大都会为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和苛责所触动,人们很少听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表示满意的声音。比如,他在多种场合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白乐桑先生最近就在题为《一元论抑或二元论:汉语教学论和课堂教学的根本选择》的讲座中,用较为委婉的方式对中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目前在中国虽然是一种学科,但在基本问题上有一些“歪曲”,未能对教学论与课堂教学进行明确区分。不是汉语难学,而是汉语被教难了。很多汉语教材中仅有生词表而没有生字表。汉语非母语的学生对于汉字学习根本无从下手。问题不在字本位是什么,而在于为什么中国教材的主流一直对汉字这一单位视而不见。他还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以自我中心论为主要视角而没有进行换位思考;“汉字难学”被绝对化,中国人并因此产生一种自卑情结,最终语言和文字被混为一谈。在我看来,作为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世界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依据自己几十年学习和教授汉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这样讲一定是令人信服的。
对爱“挑剔”、喜欢批评的顾彬教授,也有例外。而且,如果去翻翻他著的《中国往事》、他组织编写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他主持翻译的六卷本《鲁迅文集》,这类例外还真不少。如果说他赞赏和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去读一下他写的《碎片——忆顾城、谢烨》和《最后的歌吟已远逝》;或者,根本不用那么“复杂”和“麻烦”,只需想一下他为什么如此愿意在属于当代文学刊物的《美文》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就不难明白他的文学观或曰文学批评观。
其实,作为欧洲知识分子,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语言学界的汉学家还是文学界的汉学家,批判意识是他们固有的素养,或者说是他们的使命和担当。由此,他们可以直面批评对象,说出真话、实话、由衷的话。所以,来自他们的赞美和肯定固然值得我们高兴和自豪,但不应沾沾自喜,而来自他们的批评和苛责亦弥足珍贵。对外汉语界也好,文学界也好,不能因为听惯了褒扬就听不得批评,更不能听了批评的声音就“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毕竟,忠言逆耳;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意思的是,两位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还都对自己的身份发表过评论。白乐桑說,中国人对西方的一些刻板印象,从某些用词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法语中是没有“欧美”这个说法的,欧洲人也不认为自己与美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顾彬说:“很多中国人问我的英文名字是什么,甚至说我护照上的就是英文名。我觉得这个很滑稽,因为我是德国人,为何要在护照上印英文名?”
在学术层面上与白乐桑先生接触较多的人,大都会为他对中国语言的热爱和赞赏所感动,人们很少听到他对中国语言的批评声音。比如,他在多种场合都非常赞同“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的说法;而在学术层面上与顾彬先生接触较多的人,则大都会为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和苛责所触动,人们很少听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表示满意的声音。比如,他在多种场合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白乐桑先生最近就在题为《一元论抑或二元论:汉语教学论和课堂教学的根本选择》的讲座中,用较为委婉的方式对中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目前在中国虽然是一种学科,但在基本问题上有一些“歪曲”,未能对教学论与课堂教学进行明确区分。不是汉语难学,而是汉语被教难了。很多汉语教材中仅有生词表而没有生字表。汉语非母语的学生对于汉字学习根本无从下手。问题不在字本位是什么,而在于为什么中国教材的主流一直对汉字这一单位视而不见。他还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以自我中心论为主要视角而没有进行换位思考;“汉字难学”被绝对化,中国人并因此产生一种自卑情结,最终语言和文字被混为一谈。在我看来,作为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世界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依据自己几十年学习和教授汉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这样讲一定是令人信服的。
对爱“挑剔”、喜欢批评的顾彬教授,也有例外。而且,如果去翻翻他著的《中国往事》、他组织编写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他主持翻译的六卷本《鲁迅文集》,这类例外还真不少。如果说他赞赏和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去读一下他写的《碎片——忆顾城、谢烨》和《最后的歌吟已远逝》;或者,根本不用那么“复杂”和“麻烦”,只需想一下他为什么如此愿意在属于当代文学刊物的《美文》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就不难明白他的文学观或曰文学批评观。
其实,作为欧洲知识分子,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语言学界的汉学家还是文学界的汉学家,批判意识是他们固有的素养,或者说是他们的使命和担当。由此,他们可以直面批评对象,说出真话、实话、由衷的话。所以,来自他们的赞美和肯定固然值得我们高兴和自豪,但不应沾沾自喜,而来自他们的批评和苛责亦弥足珍贵。对外汉语界也好,文学界也好,不能因为听惯了褒扬就听不得批评,更不能听了批评的声音就“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毕竟,忠言逆耳;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意思的是,两位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还都对自己的身份发表过评论。白乐桑說,中国人对西方的一些刻板印象,从某些用词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法语中是没有“欧美”这个说法的,欧洲人也不认为自己与美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顾彬说:“很多中国人问我的英文名字是什么,甚至说我护照上的就是英文名。我觉得这个很滑稽,因为我是德国人,为何要在护照上印英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