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成吉思汗征召道教全真教派首领丘处机说起。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因为听说隐居山东半岛栖霞县的丘处机颇习长生之术，便命近臣扎八儿、刘仲禄持诏前往征召。年逾古稀的丘处机大约是看到了蒙古人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入统中华，所以一反常态，毅然应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这位长春真人与他的十八位弟子终于抵达雪山，见到了威振大漠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当时正忙于西征，所以除了关心有无长生不老之药，还真诚地向丘氏请教治国良方，丘处机则抱定道教根柢，奉答之辞不外是敬天爱民、不嗜杀人、清心寡欲等等。也许是丘处机那对答如流而又颇有些神秘色彩的风姿在蒙古部落中难得一觅吧，成吉思汗对之极为敬佩，下旨由丘处机统辖全体道士，专管一切有关道教的事务。爱屋及乌，成吉思汗又授予道士们以免除一切赋税的特权。而道教由此也就以压倒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优势，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它因得统治者之宠而来的繁盛岁月。宗教徒由于得宠而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似乎已成了历史的惯例，蒙古国治下受宠爱的道士们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对于自己的老冤家佛教首先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公然将一些无僧侣或无敕名额的寺院占为道观，同时又刊行那把释迦牟尼说成是道教始祖老子化身的《老子化胡经》以及反映老子代代转世的《八十一化图》，这就无可避免地酿成了一场佛道大辩论。
　　元宪宗蒙哥汗五年(公元1225年)，考虑到都是王国思想文化支柱的佛道两家关系一直不甚融洽，蒙哥皇帝召二教的首脑人物赴都城辩论。当时佛教派出的代表是少林寺长老福裕，而道教披挂上阵的为丘处机之后全真教派的第三代领袖李志常。辩论的结果出人意料，那位一直在做蒙古贵族子弟老师的李志常竟失败了。蒙哥皇帝看来是个很公平的辩论裁判，当即降诏，禁止道士毁坏佛像与伪造经文。由于有关史料缺失，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蒙古国里这首次以禁止伪造道经为主题的禁书事件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但联系以后几次同样主题的禁书案来看，我们仿佛觉得这头一回的禁书案官方对于道教还是显得相当客气的。
　　三年之后(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可能是由于道教徒没有遵守蒙哥汗五年降诏的旨意，佛道二家再次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回佛教徒依然推举福裕长老做他们的首席辩论手，而道教徒在李志常已死的局面下不得不启用新人张志敬，结果道教再次败北，并且是一败涂地。蒙哥皇帝这次显然对那些曾经是他祖辈、父辈宠儿的道士们产生了厌恶感，因而下令将十七个道士——不知道是否是参加辩论会的代表——剃光头后打发他们改行做和尚，并将那胡言乱语的《老子化胡经》等诸种“伪道经”及其印板，统统焚毁；各路寺庙里的石碑上绘着、镌刻着的侮辱佛教的《八十一化图》，也全部烧掉或毁弃，这是道教在蒙古国自丘处机得成吉思汗之宠以来，首次失去蒙古族统治者的偏爱，也是道教经典自北周遭到焚毁以来，再次逢遇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