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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4岁的美国《棕榈滩邮报》资深法庭记者苏珊得知自己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 ，俗称渐冻人症）。这种病原因不明、无药可医，会慢慢蚕食她的神经系统，令她瘫痪直至几年内死亡。一开始，她想雇杀手杀了自己，也买了两部关于自杀的书。
但面对着爱她的丈夫与3名子女，她转念一想：如果自杀，他们将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不能快乐地活下去。
她决定活下去，还要活得比以前快乐。知道自己还剩一年可行动自如，她辞去工作，并安排了7次不同意义的旅行，分别与生命中最重要的7个人同行。。
苏珊和好友赴加拿大追逐极光，与先生重回新婚之地布达佩斯度蜜月，带着9岁儿子和海豚共泳，到赛普勒斯追寻生父足迹。她甚至带着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前试婚纱，一圆看着女儿披嫁衣的梦想。
每回旅行回来，医生劝她放弃，她总断然拒绝。写作与报道是苏珊一生的志业，她在老东家《棕榈滩邮报》开辟专栏，记下她努力逐梦的这一年。
我还能活多久？苏珊说：别去找答案。因为未知，更要享受人生。
本文节选自《告别之前：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其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2012年9月9日是我儿子韦思礼的9岁生日。他的生日愿望是：和海豚一起游泳。
我答应我3个孩子，他们可在这一年的夏天任选一个地方，我会带他们去玩。我希望与他们共度欢乐时光之时，在他们心中洒下记忆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他们的未来萌芽、开花。
这不只是给他们的礼物，也是给我自己的。
7月，我和我女儿玛莉娜去纽约旅行。8月，我们全家去佛罗里达西岸的萨尼贝尔岛玩了一个礼拜——这是我11岁的儿子奥伯瑞的心愿。
这几次旅行其实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年，我下定决心要快乐过活。于是，我在这一年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7个人完成7趟旅行。我去了加拿大育空、匈牙利，也去了巴哈马、塞浦路斯。
这一年，我不只走访天涯海角，也在我内心深处探索：我在剪贴簿贴上这一生珍藏的相片、写下我的感触，还在自家后院用棕榈叶当屋顶盖了座棚屋，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小天地。我常坐在那里召唤回忆，或是与朋友相聚。
韦思礼的愿望是最简单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门游玩。我们开自家的小休旅车，从家里出发，3个小时后，即抵达南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探索湾。
探索湾主题乐园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泻湖，除了沙滩那边，其他则由岩石环绕。园区枝叶茂密，青嫩翠绿，当中有着一棵棵高耸挺拔的棕榈树。在我眼中，棕榈树的叶子就像绿色烟火，预示即将来到的欢乐时光。
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们站在沙滩上，盯着泻湖另一端的游戏区，看海豚的鳍划过水面。
“哪一只是我们的？”韦思礼问，“哪一只是我们的？”
一位海豚训练师来带我们。一只灰扑扑的巨兽冷不防在我们眼前冒出来：它有张平滑的灰色脸庞，加上亮晶晶的黑眼珠和长长的吻部，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微笑。它上上下下摆动瓶状的鼻子，告诉我们：“快来跟我一起玩吧！”
韦思礼简直乐疯了，胡言乱语地跳来跳去，兴奋到不知所措。他留着金色长发，身穿潜水衣，一双眼睛湛蓝、清澈——令我想起自己少女时期迷恋的冲浪男孩。
儿子，生日快乐！
我们在训练师的引导下与海豚接触。海豚叫辛迪。辛迪慢慢游过我们身边，让我们抚摸它那咕溜咕溜的身躯。它好庞大，身长2.6米，重达227公斤，肌肉像岩石一样坚实。
训练师要我们举起手来，就像要收钓线一样，辛迪看了，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韦思礼在训练师的帮助下抓住辛迪的背鳍，把身体放平，跟它一起游泳。辛迪就这样把我们带过去。孩子先，然后是史蒂芬妮和约翰。
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用了。韦思礼代替我就好了。”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个小寿星尽兴最重要。每次辛迪与他擦身而过，他就一脸惊奇。
我们那天照了很多相片。韦思礼、奥伯瑞和玛莉娜都照了不少，还有我们一家站在雨中沙滩相拥、微笑的照片。
我很爱这张：约翰在水中抱着我，让我可以亲吻辛迪。
那一刻，我想的只是眼前这只温柔的巨兽，它那瓶鼻吻起来滑滑、冰冰的。此记忆已成永恒。
日后，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总想到每天把我抱起来的那个温柔的巨人。我也想到我的孩子——他们的快乐丰富我的人生。我还想到不时逗我开怀大笑的姐姐和友人。
我想到韦思礼。我大概无缘和他共度10岁生日了。
我不能走，因此家人用轮椅把我推到泻湖边。
我不能站，在水中也一样，约翰只好把我从轮椅上抱到水中。他得一直抱着我，我才不会沉下去。
我不能拿叉子或汤匙吃饭，也不能抱我的孩子。我的肌肉渐渐死去，永远动弹不得。我连舌头都动不了，不能清晰地说出：“我爱你。”
每次看到自己亲吻海豚的那张照片，我没落泪，也没为我失去的一切悲伤，反之，我因陶醉在快乐的回忆之中，不由得露出微笑。
从幸福的巅峰跌落
坐在轮椅上的我，接着使尽气力，低头，亲吻照片上的约翰。如今思及我过去马不停蹄的人生，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热爱工作，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为《棕榈滩邮报》跑犯罪新闻。另外40个小时一样忙得团团转，像是做家事、在我那几个孩子吵架时当仲裁，还有跑诊所——带小孩看小儿科、送他们去牙医那里矫正牙齿，我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孩子学乐器，我还得开车接送。
就像每一个人，我以为幸福快乐能一直延续——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参加高中舞会、大学毕业典礼，看他们结婚生子，接下来自己退休——就这样慢慢地过完几十年的人生。
但在200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换睡衣准备上床时，不禁盯着自己的左手。
“噢，天啊！”我叫道。我举起左手，看起来苍白干瘪。我再举起右手。这只手倒是完全正常。
“你该去看医生。”丈夫约翰说。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的左手好像已经枯萎，即将死去。然而，我担心的却不是我的手，而是想着：我怎么挤得出时间看医生？
我去看了我的家庭医生。她非常亲切，用5种方式问我左手或左手臂会不会痛？
“不会。”我答道。
“既然如此，或许不是腕隧道症候群。你去看神经科吧。”
我去神经科那里初诊回来，约翰查了资料，提到一个病名：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为了证明我不是得了这种病，我开始长达一年的医院之旅，希望找到不同的答案。
我的左手萎缩只是起点，这种病症会蔓延到我的手臂，乃至我的全身。我将一块接着一块地失去我的身体，直到全身瘫痪，为疾病完全冻结。通常在初次症状出现后，病人只能再活3到5年。
不可能，我不可能是渐冻人。这个诊断不对，我一定要找出真正的答案。
说不定，这是受伤造成的？几个月前，我溜直排轮到我妈家，在路上狠狠摔了一跤，左手擦伤的红印子一个小时后才消。对了，我腰椎间盘也有点突出……
过去半年，我已经看了4个神经专科医生。我甚至走访赛普勒斯，希望在遗传方面找到蛛丝马迹。
由于一无所获，我不再接受检查。接下来是长达一年的逃避，我不承认自己是渐冻人。
2010年春天，我拖着一身老骨头练瑜珈。我完成热瑜珈的26式，一个朋友帮我把所有的姿势都拍下来。日后，我大概不可能再做这样的事了。
11月，我父母过50周年结婚纪念日，我们一起用餐庆祝，约翰帮我切肋眼牛排。我还是可以享受如此佳肴，只是手中的刀叉再也无法跳一支优美的探戈。
我变得虚弱无力，提不动公文包，改用有拉杆的商务箱。同事跟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行头比较像律师？”我无言以对。
2011年1月，我注意到我在刷牙的时候，舌头会抽搐，而且抽搐得厉害，怎样都停不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和约翰去我姐姐史蒂芬妮家吃饭。约翰拿汤匙一口一口喂我，姐姐还笑我们太“闪”了。我拒绝投降。至少，在我意识清楚之时，我不认输。但我们都会被下意识操弄。于是，我买了《佛学入门》，希望用禅学安抚我那急躁的心。（待续）（编辑/袁红）
但面对着爱她的丈夫与3名子女，她转念一想：如果自杀，他们将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不能快乐地活下去。
她决定活下去，还要活得比以前快乐。知道自己还剩一年可行动自如，她辞去工作，并安排了7次不同意义的旅行，分别与生命中最重要的7个人同行。。
苏珊和好友赴加拿大追逐极光，与先生重回新婚之地布达佩斯度蜜月，带着9岁儿子和海豚共泳，到赛普勒斯追寻生父足迹。她甚至带着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前试婚纱，一圆看着女儿披嫁衣的梦想。
每回旅行回来，医生劝她放弃，她总断然拒绝。写作与报道是苏珊一生的志业，她在老东家《棕榈滩邮报》开辟专栏，记下她努力逐梦的这一年。
我还能活多久？苏珊说：别去找答案。因为未知，更要享受人生。
本文节选自《告别之前：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其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2012年9月9日是我儿子韦思礼的9岁生日。他的生日愿望是：和海豚一起游泳。
我答应我3个孩子，他们可在这一年的夏天任选一个地方，我会带他们去玩。我希望与他们共度欢乐时光之时，在他们心中洒下记忆的种子，让这些种子在他们的未来萌芽、开花。
这不只是给他们的礼物，也是给我自己的。
7月，我和我女儿玛莉娜去纽约旅行。8月，我们全家去佛罗里达西岸的萨尼贝尔岛玩了一个礼拜——这是我11岁的儿子奥伯瑞的心愿。
这几次旅行其实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年，我下定决心要快乐过活。于是，我在这一年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7个人完成7趟旅行。我去了加拿大育空、匈牙利，也去了巴哈马、塞浦路斯。
这一年，我不只走访天涯海角，也在我内心深处探索：我在剪贴簿贴上这一生珍藏的相片、写下我的感触，还在自家后院用棕榈叶当屋顶盖了座棚屋，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小天地。我常坐在那里召唤回忆，或是与朋友相聚。
韦思礼的愿望是最简单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出门游玩。我们开自家的小休旅车，从家里出发，3个小时后，即抵达南佛罗里达奥兰多的探索湾。
探索湾主题乐园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泻湖，除了沙滩那边，其他则由岩石环绕。园区枝叶茂密，青嫩翠绿，当中有着一棵棵高耸挺拔的棕榈树。在我眼中，棕榈树的叶子就像绿色烟火，预示即将来到的欢乐时光。
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我们站在沙滩上，盯着泻湖另一端的游戏区，看海豚的鳍划过水面。
“哪一只是我们的？”韦思礼问，“哪一只是我们的？”
一位海豚训练师来带我们。一只灰扑扑的巨兽冷不防在我们眼前冒出来：它有张平滑的灰色脸庞，加上亮晶晶的黑眼珠和长长的吻部，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微笑。它上上下下摆动瓶状的鼻子，告诉我们：“快来跟我一起玩吧！”
韦思礼简直乐疯了，胡言乱语地跳来跳去，兴奋到不知所措。他留着金色长发，身穿潜水衣，一双眼睛湛蓝、清澈——令我想起自己少女时期迷恋的冲浪男孩。
儿子，生日快乐！
我们在训练师的引导下与海豚接触。海豚叫辛迪。辛迪慢慢游过我们身边，让我们抚摸它那咕溜咕溜的身躯。它好庞大，身长2.6米，重达227公斤，肌肉像岩石一样坚实。
训练师要我们举起手来，就像要收钓线一样，辛迪看了，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韦思礼在训练师的帮助下抓住辛迪的背鳍，把身体放平，跟它一起游泳。辛迪就这样把我们带过去。孩子先，然后是史蒂芬妮和约翰。
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不用了。韦思礼代替我就好了。”毕竟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个小寿星尽兴最重要。每次辛迪与他擦身而过，他就一脸惊奇。
我们那天照了很多相片。韦思礼、奥伯瑞和玛莉娜都照了不少，还有我们一家站在雨中沙滩相拥、微笑的照片。
我很爱这张：约翰在水中抱着我，让我可以亲吻辛迪。
那一刻，我想的只是眼前这只温柔的巨兽，它那瓶鼻吻起来滑滑、冰冰的。此记忆已成永恒。
日后，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总想到每天把我抱起来的那个温柔的巨人。我也想到我的孩子——他们的快乐丰富我的人生。我还想到不时逗我开怀大笑的姐姐和友人。
我想到韦思礼。我大概无缘和他共度10岁生日了。
我不能走，因此家人用轮椅把我推到泻湖边。
我不能站，在水中也一样，约翰只好把我从轮椅上抱到水中。他得一直抱着我，我才不会沉下去。
我不能拿叉子或汤匙吃饭，也不能抱我的孩子。我的肌肉渐渐死去，永远动弹不得。我连舌头都动不了，不能清晰地说出：“我爱你。”
每次看到自己亲吻海豚的那张照片，我没落泪，也没为我失去的一切悲伤，反之，我因陶醉在快乐的回忆之中，不由得露出微笑。
从幸福的巅峰跌落
坐在轮椅上的我，接着使尽气力，低头，亲吻照片上的约翰。如今思及我过去马不停蹄的人生，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热爱工作，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为《棕榈滩邮报》跑犯罪新闻。另外40个小时一样忙得团团转，像是做家事、在我那几个孩子吵架时当仲裁，还有跑诊所——带小孩看小儿科、送他们去牙医那里矫正牙齿，我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孩子学乐器，我还得开车接送。
就像每一个人，我以为幸福快乐能一直延续——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参加高中舞会、大学毕业典礼，看他们结婚生子，接下来自己退休——就这样慢慢地过完几十年的人生。
但在200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换睡衣准备上床时，不禁盯着自己的左手。
“噢，天啊！”我叫道。我举起左手，看起来苍白干瘪。我再举起右手。这只手倒是完全正常。
“你该去看医生。”丈夫约翰说。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的左手好像已经枯萎，即将死去。然而，我担心的却不是我的手，而是想着：我怎么挤得出时间看医生？
我去看了我的家庭医生。她非常亲切，用5种方式问我左手或左手臂会不会痛？
“不会。”我答道。
“既然如此，或许不是腕隧道症候群。你去看神经科吧。”
我去神经科那里初诊回来，约翰查了资料，提到一个病名：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为了证明我不是得了这种病，我开始长达一年的医院之旅，希望找到不同的答案。
我的左手萎缩只是起点，这种病症会蔓延到我的手臂，乃至我的全身。我将一块接着一块地失去我的身体，直到全身瘫痪，为疾病完全冻结。通常在初次症状出现后，病人只能再活3到5年。
不可能，我不可能是渐冻人。这个诊断不对，我一定要找出真正的答案。
说不定，这是受伤造成的？几个月前，我溜直排轮到我妈家，在路上狠狠摔了一跤，左手擦伤的红印子一个小时后才消。对了，我腰椎间盘也有点突出……
过去半年，我已经看了4个神经专科医生。我甚至走访赛普勒斯，希望在遗传方面找到蛛丝马迹。
由于一无所获，我不再接受检查。接下来是长达一年的逃避，我不承认自己是渐冻人。
2010年春天，我拖着一身老骨头练瑜珈。我完成热瑜珈的26式，一个朋友帮我把所有的姿势都拍下来。日后，我大概不可能再做这样的事了。
11月，我父母过50周年结婚纪念日，我们一起用餐庆祝，约翰帮我切肋眼牛排。我还是可以享受如此佳肴，只是手中的刀叉再也无法跳一支优美的探戈。
我变得虚弱无力，提不动公文包，改用有拉杆的商务箱。同事跟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行头比较像律师？”我无言以对。
2011年1月，我注意到我在刷牙的时候，舌头会抽搐，而且抽搐得厉害，怎样都停不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和约翰去我姐姐史蒂芬妮家吃饭。约翰拿汤匙一口一口喂我，姐姐还笑我们太“闪”了。我拒绝投降。至少，在我意识清楚之时，我不认输。但我们都会被下意识操弄。于是，我买了《佛学入门》，希望用禅学安抚我那急躁的心。（待续）（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