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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使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对222名杭州台资企业员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有近半数的调查对象对生活质量不满意,台资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普通人群,心理障碍的成因也多于其他企业员工。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本文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提高台资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建议,从而避免过多的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的产生。
［关键词］台资企业员工；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086-05
1 前 言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村户籍的人群怀着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梦想,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打工。在当前农民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青年农民工的人群不断壮大,他们对某地生活质量满意度高,也就可能留居甚至定居某地；反之,就可能离开某地。同时,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成为他们去留的关键因素。在某地心理健康状况好,就可能留居甚至定居某地。反之,也就可能离开某地。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台资企业较密集的地区,当地政府为了帮助青年农民工人群能够在杭州长期稳定地工作,在改善青年农民工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令企业和社区深感头痛的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因此,对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提供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准确资料,避免出现心理障碍而导致的人员流动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个课题,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而且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改进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内容
我们于2011年秋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进行了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台资企业员工流动性大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接受调查的对象来源于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总共发放了273份调查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为2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3%。在有效的调查对象中,男农民工94名,女农民工126名。这些农民工的年龄跨度是18~40岁,其中18~24岁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为68.2%,25~40岁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为31.8%。有效的调查对象中,未婚人员173名,已婚人员49名。
2.3 调查工具与方法
2.3.1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GQOLI-74)
该问卷由我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李凌江、杨德森等人在1998年编制完成,包含有74个条目,按1~5级评分,1代表及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该问卷分为4个维度,即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状态这4个方面来综合考察受测者的生活质量状况。前三个维度各有5个因子,物质生活维度有4个因子,还有一个总体生活质量因子,共20个因子,评分结果分数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敏感性。其中重测信度在0.84~0.93。
2.3.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此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Derogatis，L.R.编制(1975),包括90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5级记分。该量表含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分数越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此量表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共生活质量状况调查与分析
3.1.1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我们首先从身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4个维度来整体考察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状况。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4个维度中,心理功能维度分数相对高一些,物质生活维度得分相对低一些,躯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分均居中,说明员工对自身情绪状态和认知能力等相对较满意,而对自己的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经济状况等相对不满意。
另外,我们统计出总体满意程度在“一般”以上(包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人数比例为51.8%,近一半的人对生活质量不满意,因此我们认为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不甚乐观。
3.1.2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生活质量得分的影响
我们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文化程度这些人口学变量在四个维度上进行了差异检验,发现各人口学变量在这些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于是我们进一步将人口学变量在该问卷的20个因子上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在文化水平变量上,因子1住房、因子6躯体不适感、因子19婚姻与家庭这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在年龄变量上,因子1住房、因子10精神紧张度、因子14自尊、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婚姻状况变量中,因子1住房、因子8性功能、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性别变量在这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1)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年龄差异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将杭州下沙台企业青年农民工的年龄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低年龄阶段,即18~24岁,其二为高年龄阶段,即25~35岁。从表2中分析可以看出,18~24岁的农民工对住房的满意度要显著低于25~35岁的成年期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高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已经工作了更多的时间,从而为提高住房条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因而高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更高一些。
另外25~35岁的农民工在精神紧张度低于18~24岁的农民工,自尊方面要高于低年龄阶段的农民工,社会支持或人际关系要好于低年龄阶段的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其主要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不同的,18~24岁的年龄阶段的个体主要任务为发展亲密关系,即与他人亲密交往以及建立恋爱关系。25~35岁年龄阶段的个体主要任务为建立家庭,养育下一代,而他们在完成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的同时必然会发展出更多的和谐社会关系,因而这一阶段的个体内心会更平和,不会经常精神紧张,或有高度自尊感。
(2)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不同婚姻状况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到,因子1住房、因子8性功能、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不同婚姻状况的员工有显著差异。即可以认为已婚员工在对住房条件、性功能、社会支持等的满意度要显著高于未婚的员工。
一般来说,已婚农民工只有在具备了良好的住房条件下才会选择与配偶结婚,因而住房条件要比未婚农民工的相对好一些。在性生活方面相对未婚农民工来说,已婚农民工也较少受到性生活限制与压抑,因此已婚农民工对自己的性功能满意程度也较高。另外,已婚农民工也会有来自配偶以及更多亲人方面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因此其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或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要高于未婚农民工。
(3)杭州台资企业农民工的不同文化水平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文化水平的高低对住房、躯体不适感、婚姻与家庭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文化水平越低,这些维度方面的满意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文化水平程度较高的人在企业中更容易拿到更多的薪水,从而自己的住房条件就相对好一些。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躯体不适感越强烈,这可能是由于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工作压力越大,从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因而会给自身带来更多的不适感。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对婚姻及家庭的满意度越高,这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更懂得如何与他人恰当地沟通有关。
3.2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我们将调查样本与全国常模作了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有6个因子强迫症状、抑郁、敌对、恐怖、偏执与精神病性等因子的得分高于全国常模,经进一步差异检验的推断统计得出,这些分数较高的因子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1),这意味着下沙台资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的水平(推断统计结果见表3)。
总体来说,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可能是由于台资企业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度比国内企业更高,要求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速度更快,同时,台资企业对员工管理严格,要求工作节奏快速,时间观念强,因此员工心理压力大,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3.3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如表5所示,生活质量中的心理功能维度与心理健康的9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除焦虑和精神病性因子之外,社会功能维度与其他心理健康的各因子均呈现负相关,即生活质量分数越低,心理健康因子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生活质量中的躯体功能和物质生活维度与心理健康具有相关的因子较少。
由此可以得出,青年农民工对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有很大的相关,尤其是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维度分数的高低与心理健康分数成显著负相关。因而青年农民工不容乐观的心理健康状态很可能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有关,那么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就可能对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避免出现心理障碍有很大的益处。
4 研究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杭州台资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总体状况均不容乐观,应引起企业高层以及政府相关方面的注意。第二，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第三，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非常密切,生活质量满意度会随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4.2 建议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来自外地,他们当中许多人梦想能够留在杭州,成为新杭州人,然而却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只有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帮助,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成为“我们”。对此,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2.1 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住房条件
增加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是提高外置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避免出现心理障碍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当然,增加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要受多方面条件制约,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可以从解决最关键的住房问题入手,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年龄段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高于低年龄段的相应人群,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不同的。18-24岁年龄段的个体主要任务是发展亲密关系,即与他人亲密交往以及建立恋爱关系；25~40岁年龄段的个体主要任务是建立家庭,养育下一代,他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关系,因而这一年龄段的人精神紧张程度较低并有一定的自尊。而且,已婚员工的性压抑也少一些,他们有来自配偶以及更多社会关系的支持,其社会适应和人际关系满意度要高于未婚员工。当前,迫使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离开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面对恋爱和婚姻时,无力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安居,就只能离开。
因此,在企业集中地区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居住小区时,应当多规划和建造一些适合小家庭居住的住房,比如面积3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厨一卫廉租住房,为企业青年农民工成家立业、长期在杭州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4.2.2 为他们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提供必要的途径和条件
外来农民工一般极少参与当地社会事务,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他们与所在城市的隔膜,孤立无助的感觉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当地政府和社区应当创造条件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比如社区管理、街道工作、公益活动等。政府可以要求当地企业,农民工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所占的时间,一律按照公务和出勤对待,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政府和社区还应当创造条件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帮助他们走出封闭的环境,融入杭州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并且,还要加强文化生活建设,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通过这些,培养他们的自尊和归属感,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4.2.3 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普通人群。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建立心理辅导室,请专业人员对有心理问题的台资青年农民工进行咨询和辅导,更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体台资企业员工,宣传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社区和专业人员可以吸引他们参加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锻炼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舒缓他们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培养他们阳光向上的心态,建设有益心理健康的生活氛围,从而避免心理障碍问题的发生。
4.2.4 台资企业要在企业文化中突出人的价值
许多研究表明,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如何,对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提高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不能忽视企业的作用。作为当地政府和社区,有责任和义务提示外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尊重农民工的人权,保护农民工的安全和健康。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台资企业,在企业文化中一定会突出人的价值,把农民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作企业活力的源泉。政府和社区应当宣传和鼓励这样的企业文化,为台资企业农民工营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
4.2.5 政府和台资企业应当重视和落实自己对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责任
解决台资企业农民工流动性大的问题、提高台资企业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为企业和当地财政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为解决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的问题,还必须提供必要的经费投入,这是政府和台资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只有落实了解决问题的经费,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李凌江,郝伟,杨德森,等.社区人群生活质量研究：生活质量问卷的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9):22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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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飞,五省部分地区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调查［J］.社会心理科学,2009(1):55-58.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201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的调查、成因与预防性研究——以浙江台资企业为例”的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0R421039。
［作者简介］ 杨卓耸,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耿明峰,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管理哲学；段志慧,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崔晨星，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石向实,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管理哲学。
［关键词］台资企业员工；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0086-05
1 前 言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村户籍的人群怀着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梦想,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打工。在当前农民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青年农民工的人群不断壮大,他们对某地生活质量满意度高,也就可能留居甚至定居某地；反之,就可能离开某地。同时,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成为他们去留的关键因素。在某地心理健康状况好,就可能留居甚至定居某地。反之,也就可能离开某地。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台资企业较密集的地区,当地政府为了帮助青年农民工人群能够在杭州长期稳定地工作,在改善青年农民工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令企业和社区深感头痛的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因此,对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提供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准确资料,避免出现心理障碍而导致的人员流动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个课题,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而且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改进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内容
我们于2011年秋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进行了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台资企业员工流动性大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接受调查的对象来源于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总共发放了273份调查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为2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3%。在有效的调查对象中,男农民工94名,女农民工126名。这些农民工的年龄跨度是18~40岁,其中18~24岁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为68.2%,25~40岁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为31.8%。有效的调查对象中,未婚人员173名,已婚人员49名。
2.3 调查工具与方法
2.3.1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74,GQOLI-74)
该问卷由我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李凌江、杨德森等人在1998年编制完成,包含有74个条目,按1~5级评分,1代表及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该问卷分为4个维度,即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状态这4个方面来综合考察受测者的生活质量状况。前三个维度各有5个因子,物质生活维度有4个因子,还有一个总体生活质量因子,共20个因子,评分结果分数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敏感性。其中重测信度在0.84~0.93。
2.3.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此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Derogatis，L.R.编制(1975),包括90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5级记分。该量表含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分数越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此量表在国内外已广泛应用。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共生活质量状况调查与分析
3.1.1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我们首先从身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4个维度来整体考察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的状况。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4个维度中,心理功能维度分数相对高一些,物质生活维度得分相对低一些,躯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分均居中,说明员工对自身情绪状态和认知能力等相对较满意,而对自己的住房条件、社区服务、经济状况等相对不满意。
另外,我们统计出总体满意程度在“一般”以上(包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人数比例为51.8%,近一半的人对生活质量不满意,因此我们认为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不甚乐观。
3.1.2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生活质量得分的影响
我们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文化程度这些人口学变量在四个维度上进行了差异检验,发现各人口学变量在这些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于是我们进一步将人口学变量在该问卷的20个因子上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在文化水平变量上,因子1住房、因子6躯体不适感、因子19婚姻与家庭这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在年龄变量上,因子1住房、因子10精神紧张度、因子14自尊、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婚姻状况变量中,因子1住房、因子8性功能、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有显著差异。性别变量在这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1)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年龄差异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将杭州下沙台企业青年农民工的年龄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低年龄阶段,即18~24岁,其二为高年龄阶段,即25~35岁。从表2中分析可以看出,18~24岁的农民工对住房的满意度要显著低于25~35岁的成年期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高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已经工作了更多的时间,从而为提高住房条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因而高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更高一些。
另外25~35岁的农民工在精神紧张度低于18~24岁的农民工,自尊方面要高于低年龄阶段的农民工,社会支持或人际关系要好于低年龄阶段的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其主要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不同的,18~24岁的年龄阶段的个体主要任务为发展亲密关系,即与他人亲密交往以及建立恋爱关系。25~35岁年龄阶段的个体主要任务为建立家庭,养育下一代,而他们在完成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的同时必然会发展出更多的和谐社会关系,因而这一阶段的个体内心会更平和,不会经常精神紧张,或有高度自尊感。
(2)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不同婚姻状况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到,因子1住房、因子8性功能、因子15社会支持这些维度上不同婚姻状况的员工有显著差异。即可以认为已婚员工在对住房条件、性功能、社会支持等的满意度要显著高于未婚的员工。
一般来说,已婚农民工只有在具备了良好的住房条件下才会选择与配偶结婚,因而住房条件要比未婚农民工的相对好一些。在性生活方面相对未婚农民工来说,已婚农民工也较少受到性生活限制与压抑,因此已婚农民工对自己的性功能满意程度也较高。另外,已婚农民工也会有来自配偶以及更多亲人方面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因此其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或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要高于未婚农民工。
(3)杭州台资企业农民工的不同文化水平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文化水平的高低对住房、躯体不适感、婚姻与家庭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文化水平越低,这些维度方面的满意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文化水平程度较高的人在企业中更容易拿到更多的薪水,从而自己的住房条件就相对好一些。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躯体不适感越强烈,这可能是由于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工作压力越大,从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因而会给自身带来更多的不适感。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对婚姻及家庭的满意度越高,这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更懂得如何与他人恰当地沟通有关。
3.2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我们将调查样本与全国常模作了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有6个因子强迫症状、抑郁、敌对、恐怖、偏执与精神病性等因子的得分高于全国常模,经进一步差异检验的推断统计得出,这些分数较高的因子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1),这意味着下沙台资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的水平(推断统计结果见表3)。
总体来说,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可能是由于台资企业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度比国内企业更高,要求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速度更快,同时,台资企业对员工管理严格,要求工作节奏快速,时间观念强,因此员工心理压力大,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3.3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如表5所示,生活质量中的心理功能维度与心理健康的9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除焦虑和精神病性因子之外,社会功能维度与其他心理健康的各因子均呈现负相关,即生活质量分数越低,心理健康因子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生活质量中的躯体功能和物质生活维度与心理健康具有相关的因子较少。
由此可以得出,青年农民工对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有很大的相关,尤其是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维度分数的高低与心理健康分数成显著负相关。因而青年农民工不容乐观的心理健康状态很可能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有关,那么提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就可能对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避免出现心理障碍有很大的益处。
4 研究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杭州台资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总体状况均不容乐观,应引起企业高层以及政府相关方面的注意。第二，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第三，杭州下沙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非常密切,生活质量满意度会随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4.2 建议
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来自外地,他们当中许多人梦想能够留在杭州,成为新杭州人,然而却只有少数人留下来。只有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帮助,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成为“我们”。对此,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2.1 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住房条件
增加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是提高外置企业青年农民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避免出现心理障碍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当然,增加收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要受多方面条件制约,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可以从解决最关键的住房问题入手,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年龄段的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高于低年龄段的相应人群,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不同的。18-24岁年龄段的个体主要任务是发展亲密关系,即与他人亲密交往以及建立恋爱关系；25~40岁年龄段的个体主要任务是建立家庭,养育下一代,他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关系,因而这一年龄段的人精神紧张程度较低并有一定的自尊。而且,已婚员工的性压抑也少一些,他们有来自配偶以及更多社会关系的支持,其社会适应和人际关系满意度要高于未婚员工。当前,迫使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离开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面对恋爱和婚姻时,无力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安居,就只能离开。
因此,在企业集中地区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居住小区时,应当多规划和建造一些适合小家庭居住的住房,比如面积30平方米左右的一室一厨一卫廉租住房,为企业青年农民工成家立业、长期在杭州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4.2.2 为他们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提供必要的途径和条件
外来农民工一般极少参与当地社会事务,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他们与所在城市的隔膜,孤立无助的感觉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当地政府和社区应当创造条件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比如社区管理、街道工作、公益活动等。政府可以要求当地企业,农民工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所占的时间,一律按照公务和出勤对待,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政府和社区还应当创造条件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帮助他们走出封闭的环境,融入杭州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并且,还要加强文化生活建设,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通过这些,培养他们的自尊和归属感,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
4.2.3 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杭州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普通人群。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建立心理辅导室,请专业人员对有心理问题的台资青年农民工进行咨询和辅导,更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体台资企业员工,宣传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社区和专业人员可以吸引他们参加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锻炼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舒缓他们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培养他们阳光向上的心态,建设有益心理健康的生活氛围,从而避免心理障碍问题的发生。
4.2.4 台资企业要在企业文化中突出人的价值
许多研究表明,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如何,对员工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提高青年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不能忽视企业的作用。作为当地政府和社区,有责任和义务提示外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尊重农民工的人权,保护农民工的安全和健康。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台资企业,在企业文化中一定会突出人的价值,把农民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作企业活力的源泉。政府和社区应当宣传和鼓励这样的企业文化,为台资企业农民工营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
4.2.5 政府和台资企业应当重视和落实自己对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责任
解决台资企业农民工流动性大的问题、提高台资企业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为企业和当地财政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为解决台资企业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的问题,还必须提供必要的经费投入,这是政府和台资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只有落实了解决问题的经费,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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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201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的调查、成因与预防性研究——以浙江台资企业为例”的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0R421039。
［作者简介］ 杨卓耸,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耿明峰,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管理哲学；段志慧,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崔晨星，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石向实,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管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