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芦山地震不到一个月，地震早期的万众担忧未能持续一周，接下来，地震这个议题就被各种常规问题给“吞没”了。又是红会腐败，又是救灾不力，哪怕有激愤，也影射出悲观。公益组织趁着地震的震撼，展开了募款竞赛。这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十天，也告后继乏力，早早歇了。
　　很多人都说，我们过度渲染了地震。除此之外，我们还过度渲染了公益的德性。
　　地震后，有一些数据显示，本次震灾捐款中，来自公众个人的只占到两成。在这两成中，考虑到大比例的单位强捐，自愿捐赠者占极小的比重。对公民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从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早期数据，多数基金会受捐资金超过亿元。如果联系到个人捐款严重下滑的实际，有可能企业和机构成为捐赠的主力。这样意味着，公益的商办与官办色彩在加重。
　　这可能与大家的预期不一样，是否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趋势？这些年来，公益机构一直标榜民办性质，以便与官办慈善切割。吊诡的是，所行的路线竟然与愿望相反。
　　公益的商办与官办，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商办公益在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机构中成就最为公众知晓。不排除在一些隐秘的机构中潜藏更多力量，但商办公益已然借芦山地震进入舆论视野。
　　至于官办慈善，即便芦山地震后的喧哗，一如既往地削弱红会的声誉，但红会在赈灾中的地位却是无可撼动的。体制的做法遵循惯性，对舆论的吁求不做回应，这不是新动向。
　　值得说明的是，富人慈善与商办公益，还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体现的更多是财力资源的强盛，而以商办为要旨的公益，则在组织性上有极强的能力。
　　近期的文章，徐永光先生集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对富人慈善的表态，希望“宁缺毋滥”；另一个观点是，“以权谋捐”可以休矣。曾几何时，在民间公益确立主体性的竞争中，对商办与民办寄托厚望，而今情势竟然有极大改变。
　　徐永光对富人慈善的担忧，主要在于它们对公益建设布局的侵扰，增加了公益新秩序的不平衡与不稳定。公益圈并不缺钱，缺的是如何将资源合理配置，富人慈善与此多有背离。
　　说到商办慈善，在公益的效率上遵从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原则与机构经验，对于整体上提升公民社会的运行能力，极有好处。但商办慈善也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其路数迥异于传统公益人。
　　富人慈善与以权谋捐，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公益生态中健康力量的漠视，对那些能促成公益朝向正确方向的规划、原则与人物的排斥。以徐永光的资历，当然能觉察出危险所在。
　　芦山地震，将这些问题“震”了出来。这些问题形成于汶川地震后的五年，与早前的乐观预期很不一样。如果汶川地震是民间公益元年，那芦山地震，算是暴露了民间公益的新挑战。
　　在许多人的设想中，是将民众作为民办公益的基础，也认为后者必将受益于前者的觉醒与赞助。可芦山地震打破了这个梦想，这也说明，民间公益在争取民心民力上的优势，不会因灾难而加强。
　　大陆对灾难的转换，常见的表述是多难兴邦。公益界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话语转换，比如将地震比作发展机会。等到芦山地震，这种转换变得不那么自然，甚至说不合时宜。
　　普罗大众在不信任的情况下，采用了收缩爱心的本能反应。这种“收缩”不只是对官办慈善的拒斥，也拒绝民办公益。这是个新情况，民办公益再怎么宣扬自个流着道德的血液，也没用。民间公益不能单纯依靠大众的个人力量，讴歌多难兴邦的官办逻辑与赞美灾难促进民办公益没有本质差别，商办的商业逻辑与权力的体制思维相伴而生，带来更深层的困扰。
　　以公民社会的正常进化来看，芦山地震的分水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