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许伯威先生时，他已经七十岁了。这位国内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学生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仪，不用幻灯机，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许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理论，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
　　动乱中，这却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静心读书的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矢志不渝。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时，先生正在甘肃农村劳动。他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
　　许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
　　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
　　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球。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
　　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冲进教室，揪住一个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我在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地走了。
　　课堂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我依然抑制不住热泪滚滚。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
　　從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九十八分，是我本科四年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很多老师和学生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一个人的生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粒子轰击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前行的方向。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姚思远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