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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许伯威先生时,他已经七十岁了。这位国内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学生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仪,不用幻灯机,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许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理论,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
动乱中,这却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静心读书的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矢志不渝。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时,先生正在甘肃农村劳动。他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
许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
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
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球。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
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冲进教室,揪住一个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我在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地走了。
课堂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我依然抑制不住热泪滚滚。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
從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九十八分,是我本科四年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很多老师和学生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一个人的生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粒子轰击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前行的方向。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姚思远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