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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走到了相近的发展阶段，深入推进合作势在必行。“亚洲校园”计划是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中的一个创新性品牌项目，通过分析该计划的产生条件、发展路径、成功经验、面临困境等，可以为未来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 亚洲校园; 学生交流; 评估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8）11-0063-06
2018年3月21日，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金相坤共同出席会议。会后，三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公报提出，三国将“通过扩大‘亚洲校园’计划”，推动建立东亚高等教育共同体[1]。
尽管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在中日韩合作中属于起步相对较晚的一个领域，但其发展速度快、受重视程度高、未来潜力巨大。其中，尤以“亚洲校园”计划作为品牌性合作项目，为深化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打造中日韩高等教育共同体探索了有益经验。
一、“亚洲校园”计划的产生
“亚洲校园”计划（CAMPUS Asia），全称为“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Collective Action of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该计划旨在促进学生在亚洲校园间的自由流动，增进三国学生的相互了解，为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接班人才作出贡献[2]。
（一）中日韩领导人共识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政治保障
“亚洲校园”计划的提出，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倡议期。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推动三国青少年交流、加强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达成一致，并围绕加强三国大学合作提出了实施“亚洲校园”的设想。
二是论证期。为落实上述领导人共识，中日韩三国教育部门牵头成立了由政府部门、高校、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产业界代表共同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大学交流工作组”和“质量保障工作组”两个工作小组，围绕联合开展大学交流项目展开多轮磋商，先后通过了《中日韩有质量保障的大学交流合作指导意见》和《中日韩大学交流“亚洲校园”计划框架》等两个指导性文件。
三是确定期。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中日韩三方围绕试点项目参与院校范围、交流小组及学生数量、试点项目实施期限、政府及大学对项目给予的支持等事宜进行深入探讨，于2011年11月共同发布了“亚洲校园”计划试点项目名单。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亚洲校园”计划启动仪式，标志着该计划正式进入试点实施阶段。
（二）三国间双边教育合作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坚实基础
如前所述，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合作起步不足10年，但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推出“亚洲校园”计划这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项目，原因在于中日、中韩、日韩间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1.留学生交流成为主要合作形式。据统计，2012年中国在韩留学人员总数为7.1万人，韩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6.3万人;当年中国在日留学人员总数为11万，日本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2.1萬。尽管在这之后，三国关系因政治原因一度陷入低谷，但留学生交流规模依旧保持稳定发展。2017年中国在韩留学人员总数约为7.2万人，韩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约为6.4万人;当年中国在日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0万人，日本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1.47万人。中韩互为对方最大留学生源国，中日互为对方在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2.高校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在政府部门推动下，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于2000年10月发起建立了“中日大学校长论坛”机制，每两年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10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自2007年首届在韩国高丽大学举办以来，每年由中韩两国高校轮流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9届。在有关平台基础上，中韩、中日高校围绕推进本地区高校发展战略研究，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联合科研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3.语言教学合作增进彼此了解。截至2012年，日本已建立了12所孔子学院和7所孔子课堂，韩国已建立了19所孔子学院和4所孔子课堂。另一方面，当年中国已有近500所高校设置了日语本科专业，有超过100所高校设置了朝鲜语（韩国语）本科专业。上述交流不仅培养了大批熟悉对方语言的人才，而且为了解对方文化拓宽了渠道，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交流搭建了通畅的桥梁。
（三）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浪潮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客观条件
包括教育在内的人文交流在国与国关系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呼声愈发强劲。以“伊拉斯谟”计划为代表的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为世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成为中日韩制定“亚洲校园”计划的直接参考对象。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通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原为1983年签署的《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地区公约》，2011年重新签署并更名）、东盟—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高官会议通过《东盟—中日韩（10+3）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7）》以及东亚峰会教育部长会议、高官会议达成的有关共识和合作实践都为“亚洲校园”计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亚洲校园”计划的发展和成功经验
（一）试点阶段
2011年11月通过的“亚洲校园”计划首批试点项目共10个，涉及中日韩三国共26所知名高校。三国计划在为期5年的试点阶段中，每年各派遣和接收100名交换学生。此间，中国教育部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与日韩质量监控机构合作，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对10个试点项目进行了质量监控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 （二）正式实施阶段
为落实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一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达成的有关共识，经过公开征集、严格遴选、联合评审，中日韩三国教育部一致同意增加“亚洲校园”计划实施项目，并于2016年10月公布了新增的7个项目名单。自此，“亚洲校园”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三）“亚洲校园”计划发展至今的成功经验
1.政府支持力度大，参与院校层次高。
“亚洲校园”计划是在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实施的。为此，三国教育部门从政策、资金等相关方面对该计划给予了充分支持。例如，中国教育部专门设立了“亚洲校园”专项资金，每年向该项目提供200万元人民币支持，通过项目评审方式资助项目院校开展各类交流活动;同时，每年提供17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用以支持项目院校加大力度招收日韩学生。日本文部科学省2011年专项用于该计划的预算总额达8.42亿日元，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8千万日元[5]。
在政府部门的带动作用下，参与院校积极性高涨。从参与院校层次来看，17个项目中，中方项目院校为“985工程”大学的有14个，另有1个为“211工程大学”。与之对应，日方、韩方项目院校也幾乎全部为该国知名高水平大学。该项目在三国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不言而喻。
2. 充分发挥优势，项目设计多元
这17个项目以培养研究生层次人才为主，通过双学位或联合学位、学期交换和短期交流等多种形式，使参与项目的学生可以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在合作院校内进行充分交流。此外，这17个项目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并紧扣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热点、重点，充分发挥了项目院校在优势学科方面的专业特色。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17个项目参与院校在整合三方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远程授课与短期交流相结合（如“中日韩三方联合培养东亚地区跨世代人文精英之流动校园工程”项目）、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如“BEST商学院联盟—亚洲商业领袖项目”项目）、专业课程与语言培训相结合（如“培养东亚地区具有法律、政治理念共识，能够推动东亚共同体法制形成与发展的人才项目”）等多种教学方式，并综合利用信息化教学等手段，提升项目培养质量。
3.遴选程序严格，质量监控到位
“亚洲校园”计划无论是前期的试点项目还是正式实施阶段的新增项目都经过了严格的评审和遴选程序方才得以列入。在项目的遴选上，设定了项目规划、项目优势、人才培养、大学国际化、管理支撑、项目服务、质量保障等评价指标进行遴选。经过各国进行自主评审和项目评审委员会最终审议两轮遴选，最终确定了入选项目名单并面向社会公布。
另一方面，为保证项目培养质量，中日韩三国质量保障机构（即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韩国大学教育协会大学评估院）联合组成了中日韩质量保障机构协作会，共同实施“亚洲校园”计划项目质量监控。三国质量保障机构先后对10个试点项目进行了两轮监控。来自中日韩三国专家在各国提交的自评报告基础上开展联合评审，既保障了项目质量，扩大了项目宣传，又在具体合作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具有参考价值的国际合作学术项目质量保障与监控框架体系。
四、“亚洲校园”计划面临的困境
尽管“亚洲校园”计划的定位高、立意远，但经过5年试点和近2年的正式实施，项目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学生交流规模扩大乏力、各项目发展不平衡以及三国交流规模不对等三个方面。例如，中国教育部每年为该项目提供的17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连续多年实际使用率不足3成。这一点，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亚洲校园”计划试点期评估总结中也有所提及，“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接收中韩两国学生来日交流为主的倾向，尚需进一步探讨如何为日本学生更多参与该项目营造良好环境”[6]。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项目发展规划欠缺
“亚洲校园”计划作为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创新性合作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前瞻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设计。但现阶段，三国间建立的沟通机制仅有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委员会”年度会议一种方式。在短短一天的会期中，三方很难就项目未来的发展进行有效沟通，形成合作共识也多流于文字，难以落实到位。
（二）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尽管先后对“亚洲校园”计划开展了两轮质量监控，但在实际操作中，质量监控的结果并未直接反映到政府部门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中去，更遑论建立项目退出机制。以至于难以对项目院校形成有效的激励。
（三）部分院校重视程度不足
“亚洲校园”计划的参与院校多为三国知名大学，这一方面提升了项目的整体层次，但因相关大学国际合作资源丰富、国际交流活动频繁等原因，导致部分项目在校内受重视程度不足，没有做好规划和实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有的项目依然停留在两两合作层面，未实现三方的有效互动;有的项目没有在校内形成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相关部门各自为战，或仅依靠某一个部门力量实施;有的项目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的工作量未能与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等挂钩，缺乏改进教学方式、开展联合研究的动力。
（四）学分、学历互认体系等尚待完善
“亚洲校园”计划中多数项目实现了学分交换，甚至是学位互授。但鉴于以往校际合作的模式多以双边交流为主，多边学分、学历互认没有先例可循;且中日韩三国学位授予制度差异较大，短期内形成难以三方均认可的统一标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关项目向联合授予学位等深度合作发展。此外，参与项目的毕业生在职业规划时也面临无法与现行人才培养、聘用制度对接的问题，如：在项目中取得的海外学历学位如何获得认证，三学位如何在录用、工资待遇标准上体现出差异性等。
（五）语言障碍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相较于“伊拉斯谟”计划中欧洲各国语言互通性强的特点，“亚洲校园”计划中，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教师和学生都面临语言这一无法逾越的障碍。尽管部分项目院校开设了英语授课课程，但这一方面提高了项目培养成本，一方面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沟通困难问题。特别是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英语仍然是世界上最为通用的交流语言，以及英美等英语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大背景下，三国学生参与“亚洲校园”计划的积极性尚待加强。
五、“亚洲校园”计划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启发意义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实施“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日本、韩国也正在实施“超级全球化大学计划”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中日韩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许多相同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美国推行保守主义政策的背景下，推进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既可以提升本地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在打破美国技术壁垒，实现东亚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推进：
（一）目前，中韩两国已经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日本对于签署相关协议却顾虑颇多，迟迟没有进展。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磋商，尽早签署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三国高等教育合作扫清法律、政策障碍。
（二）充分调动政府、大学、企业等各领域资源，推动设立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基金。以基金运作方式科学、有效、多元化地对三国高等教育合作的优秀示范项目进行资助和支持，从而解决单纯依靠政府财政经费支持所带来的资金拨付滞后、资金使用受限较多等问题，使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等都能够得到激励。
（三）三国教育部门组成专家团队，联合开发适合三国合作特点的课程、教材、教学形式，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提升三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支持高校加强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建设，开展科学联合攻关，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海外创新基地等合作，提高本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国[HT5”XH1]際課.第2回日中[HT5”XH1]韓教育大臣会合共同コミュニケ（原文）[EB/OL].http：//www.mext.go.jp/a_menu/kokusai/senryaku/1403250.htm（2018-04-10）.
[2] [3]周爱军，刘振天， 郑觅.“亚洲校园”跨境高等教育项目质量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003，004-012.
[4] 教育部国际司.中日韩“亚洲校园”进入正式实施阶段[EB/OL].http：//www.moe.gov.cn/s78/A20/moe_863/201703/t20170309_298737.html （2017-3-9）.
[5] 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画[HT5”XH1]課.大学の世界展[HT5”XH1]開力[HT5”XH1]強化事[HT5”XH1]業概要[EB/OL].http：//www.mext.go.jp/amenu/koutou/kaikaku/sekaitenkai/1312838.htm （ 2011-11）.
[6]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HT5”XH1]専門教育[HT5”XH1]課.大学の世界展[HT5”XH1]開力[HT5”XH1]強化事[HT5”XH1]業「キャンパス·アジア」中核[HT5”XH1]拠點支援·平成22年度[HT5”XH1]採択事[HT5”XH1]業（旧：日中[HT5”XH1]韓等の大学[HT5”XH1]間交流を通じた高度[HT5”XH1]専門職業人育成事[HT5”XH1]業）事後[HT5”XH1]評価について[EB/OL].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kaikaku/daigakukan/1367439.htm（2016-3-31）.
关键词：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 亚洲校园; 学生交流; 评估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8）11-0063-06
2018年3月21日，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金相坤共同出席会议。会后，三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公报提出，三国将“通过扩大‘亚洲校园’计划”，推动建立东亚高等教育共同体[1]。
尽管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在中日韩合作中属于起步相对较晚的一个领域，但其发展速度快、受重视程度高、未来潜力巨大。其中，尤以“亚洲校园”计划作为品牌性合作项目，为深化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打造中日韩高等教育共同体探索了有益经验。
一、“亚洲校园”计划的产生
“亚洲校园”计划（CAMPUS Asia），全称为“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Collective Action of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该计划旨在促进学生在亚洲校园间的自由流动，增进三国学生的相互了解，为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接班人才作出贡献[2]。
（一）中日韩领导人共识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政治保障
“亚洲校园”计划的提出，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倡议期。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推动三国青少年交流、加强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达成一致，并围绕加强三国大学合作提出了实施“亚洲校园”的设想。
二是论证期。为落实上述领导人共识，中日韩三国教育部门牵头成立了由政府部门、高校、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产业界代表共同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大学交流工作组”和“质量保障工作组”两个工作小组，围绕联合开展大学交流项目展开多轮磋商，先后通过了《中日韩有质量保障的大学交流合作指导意见》和《中日韩大学交流“亚洲校园”计划框架》等两个指导性文件。
三是确定期。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中日韩三方围绕试点项目参与院校范围、交流小组及学生数量、试点项目实施期限、政府及大学对项目给予的支持等事宜进行深入探讨，于2011年11月共同发布了“亚洲校园”计划试点项目名单。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三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亚洲校园”计划启动仪式，标志着该计划正式进入试点实施阶段。
（二）三国间双边教育合作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坚实基础
如前所述，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合作起步不足10年，但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推出“亚洲校园”计划这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项目，原因在于中日、中韩、日韩间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1.留学生交流成为主要合作形式。据统计，2012年中国在韩留学人员总数为7.1万人，韩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6.3万人;当年中国在日留学人员总数为11万，日本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2.1萬。尽管在这之后，三国关系因政治原因一度陷入低谷，但留学生交流规模依旧保持稳定发展。2017年中国在韩留学人员总数约为7.2万人，韩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约为6.4万人;当年中国在日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0万人，日本来华留学人员总数为1.47万人。中韩互为对方最大留学生源国，中日互为对方在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2.高校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在政府部门推动下，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于2000年10月发起建立了“中日大学校长论坛”机制，每两年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10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自2007年首届在韩国高丽大学举办以来，每年由中韩两国高校轮流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9届。在有关平台基础上，中韩、中日高校围绕推进本地区高校发展战略研究，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联合科研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3.语言教学合作增进彼此了解。截至2012年，日本已建立了12所孔子学院和7所孔子课堂，韩国已建立了19所孔子学院和4所孔子课堂。另一方面，当年中国已有近500所高校设置了日语本科专业，有超过100所高校设置了朝鲜语（韩国语）本科专业。上述交流不仅培养了大批熟悉对方语言的人才，而且为了解对方文化拓宽了渠道，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交流搭建了通畅的桥梁。
（三）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浪潮是“亚洲校园”计划产生的客观条件
包括教育在内的人文交流在国与国关系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呼声愈发强劲。以“伊拉斯谟”计划为代表的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为世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成为中日韩制定“亚洲校园”计划的直接参考对象。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通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原为1983年签署的《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地区公约》，2011年重新签署并更名）、东盟—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高官会议通过《东盟—中日韩（10+3）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7）》以及东亚峰会教育部长会议、高官会议达成的有关共识和合作实践都为“亚洲校园”计划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亚洲校园”计划的发展和成功经验
（一）试点阶段
2011年11月通过的“亚洲校园”计划首批试点项目共10个，涉及中日韩三国共26所知名高校。三国计划在为期5年的试点阶段中，每年各派遣和接收100名交换学生。此间，中国教育部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与日韩质量监控机构合作，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对10个试点项目进行了质量监控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 （二）正式实施阶段
为落实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一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达成的有关共识，经过公开征集、严格遴选、联合评审，中日韩三国教育部一致同意增加“亚洲校园”计划实施项目，并于2016年10月公布了新增的7个项目名单。自此，“亚洲校园”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三）“亚洲校园”计划发展至今的成功经验
1.政府支持力度大，参与院校层次高。
“亚洲校园”计划是在中日韩三国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实施的。为此，三国教育部门从政策、资金等相关方面对该计划给予了充分支持。例如，中国教育部专门设立了“亚洲校园”专项资金，每年向该项目提供200万元人民币支持，通过项目评审方式资助项目院校开展各类交流活动;同时，每年提供17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用以支持项目院校加大力度招收日韩学生。日本文部科学省2011年专项用于该计划的预算总额达8.42亿日元，每个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8千万日元[5]。
在政府部门的带动作用下，参与院校积极性高涨。从参与院校层次来看，17个项目中，中方项目院校为“985工程”大学的有14个，另有1个为“211工程大学”。与之对应，日方、韩方项目院校也幾乎全部为该国知名高水平大学。该项目在三国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不言而喻。
2. 充分发挥优势，项目设计多元
这17个项目以培养研究生层次人才为主，通过双学位或联合学位、学期交换和短期交流等多种形式，使参与项目的学生可以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在合作院校内进行充分交流。此外，这17个项目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并紧扣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热点、重点，充分发挥了项目院校在优势学科方面的专业特色。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17个项目参与院校在整合三方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远程授课与短期交流相结合（如“中日韩三方联合培养东亚地区跨世代人文精英之流动校园工程”项目）、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如“BEST商学院联盟—亚洲商业领袖项目”项目）、专业课程与语言培训相结合（如“培养东亚地区具有法律、政治理念共识，能够推动东亚共同体法制形成与发展的人才项目”）等多种教学方式，并综合利用信息化教学等手段，提升项目培养质量。
3.遴选程序严格，质量监控到位
“亚洲校园”计划无论是前期的试点项目还是正式实施阶段的新增项目都经过了严格的评审和遴选程序方才得以列入。在项目的遴选上，设定了项目规划、项目优势、人才培养、大学国际化、管理支撑、项目服务、质量保障等评价指标进行遴选。经过各国进行自主评审和项目评审委员会最终审议两轮遴选，最终确定了入选项目名单并面向社会公布。
另一方面，为保证项目培养质量，中日韩三国质量保障机构（即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日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韩国大学教育协会大学评估院）联合组成了中日韩质量保障机构协作会，共同实施“亚洲校园”计划项目质量监控。三国质量保障机构先后对10个试点项目进行了两轮监控。来自中日韩三国专家在各国提交的自评报告基础上开展联合评审，既保障了项目质量，扩大了项目宣传，又在具体合作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具有参考价值的国际合作学术项目质量保障与监控框架体系。
四、“亚洲校园”计划面临的困境
尽管“亚洲校园”计划的定位高、立意远，但经过5年试点和近2年的正式实施，项目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学生交流规模扩大乏力、各项目发展不平衡以及三国交流规模不对等三个方面。例如，中国教育部每年为该项目提供的17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连续多年实际使用率不足3成。这一点，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亚洲校园”计划试点期评估总结中也有所提及，“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接收中韩两国学生来日交流为主的倾向，尚需进一步探讨如何为日本学生更多参与该项目营造良好环境”[6]。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项目发展规划欠缺
“亚洲校园”计划作为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创新性合作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前瞻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设计。但现阶段，三国间建立的沟通机制仅有 “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委员会”年度会议一种方式。在短短一天的会期中，三方很难就项目未来的发展进行有效沟通，形成合作共识也多流于文字，难以落实到位。
（二）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尽管先后对“亚洲校园”计划开展了两轮质量监控，但在实际操作中，质量监控的结果并未直接反映到政府部门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中去，更遑论建立项目退出机制。以至于难以对项目院校形成有效的激励。
（三）部分院校重视程度不足
“亚洲校园”计划的参与院校多为三国知名大学，这一方面提升了项目的整体层次，但因相关大学国际合作资源丰富、国际交流活动频繁等原因，导致部分项目在校内受重视程度不足，没有做好规划和实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有的项目依然停留在两两合作层面，未实现三方的有效互动;有的项目没有在校内形成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相关部门各自为战，或仅依靠某一个部门力量实施;有的项目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的工作量未能与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等挂钩，缺乏改进教学方式、开展联合研究的动力。
（四）学分、学历互认体系等尚待完善
“亚洲校园”计划中多数项目实现了学分交换，甚至是学位互授。但鉴于以往校际合作的模式多以双边交流为主，多边学分、学历互认没有先例可循;且中日韩三国学位授予制度差异较大，短期内形成难以三方均认可的统一标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关项目向联合授予学位等深度合作发展。此外，参与项目的毕业生在职业规划时也面临无法与现行人才培养、聘用制度对接的问题，如：在项目中取得的海外学历学位如何获得认证，三学位如何在录用、工资待遇标准上体现出差异性等。
（五）语言障碍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相较于“伊拉斯谟”计划中欧洲各国语言互通性强的特点，“亚洲校园”计划中，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教师和学生都面临语言这一无法逾越的障碍。尽管部分项目院校开设了英语授课课程，但这一方面提高了项目培养成本，一方面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沟通困难问题。特别是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英语仍然是世界上最为通用的交流语言，以及英美等英语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大背景下，三国学生参与“亚洲校园”计划的积极性尚待加强。
五、“亚洲校园”计划对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的启发意义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实施“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日本、韩国也正在实施“超级全球化大学计划”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中日韩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许多相同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美国推行保守主义政策的背景下，推进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既可以提升本地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在打破美国技术壁垒，实现东亚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推进：
（一）目前，中韩两国已经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日本对于签署相关协议却顾虑颇多，迟迟没有进展。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磋商，尽早签署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三国高等教育合作扫清法律、政策障碍。
（二）充分调动政府、大学、企业等各领域资源，推动设立中日韩高等教育合作基金。以基金运作方式科学、有效、多元化地对三国高等教育合作的优秀示范项目进行资助和支持，从而解决单纯依靠政府财政经费支持所带来的资金拨付滞后、资金使用受限较多等问题，使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等都能够得到激励。
（三）三国教育部门组成专家团队，联合开发适合三国合作特点的课程、教材、教学形式，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提升三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支持高校加强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建设，开展科学联合攻关，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海外创新基地等合作，提高本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文部科学省大臣官房国[HT5”XH1]際課.第2回日中[HT5”XH1]韓教育大臣会合共同コミュニケ（原文）[EB/OL].http：//www.mext.go.jp/a_menu/kokusai/senryaku/1403250.htm（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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