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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在县城法院的阶基上，头顶上是一个硕大的国徽。云姐迅速把眼睛往低处放，像是搜寻失落的东西。她的手，不易察觉地抖动着。
这一幕让陪着来办离婚手续的我瞅个正着。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说，我再打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法院的人。我托了在县城工作的朋友，朋友又找了一个朋友，此般辗转，终于在法院办理离婚的民事庭找到了一个熟人。
因为没有来办过，听说手续很复杂，尤其是云姐这样的情况。当事人一方不在，无法现场宣判，必须公告，且公告半年时间。起初还有人说，你必须得把那个人找回来，不然这婚一定离不了。云姐在“找回来”面前退缩了，对于寻找极大可能找不回来的那个人，她束手无策。
那个人，云姐的丈夫，十二年前离家出走，就再也没回来过，连他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死在何方。倒是经常会有些乡邻春节返乡时突然间说起，好像在东莞的街头看到过，不过到了另一个人嘴里，那街头又变成了深圳、虎门、汕头，有的还说是沈阳、长春。
十年前，她就可以申请离婚。面对旁人的碎语，她不知是内心恐惧这个让女人害怕的词汇，还是真的如她所言，她的妹妹还未成家，不想让外人说三道四。云姐就是这样优柔寡断地沉默着，仿佛她来到这世界就是为跟她有关的人而活着。
填表、登记、交费，留下电话地址，基本上没有什么问询，离婚的程序就结束了。临近午时，办事员也许急着要去赶一场宴聚，一切从速。云姐长嘘一口气，说，没想到办得这么快。对于一场乱成一团糟的婚姻，这当然是一种利索的解脱，若是办事员刁难般地提出几个问题，她又会打退堂鼓。她很难得给自己做一次主。余下的事情就是等，办事员说，我们会安排人去男方家中调查，只要基本情况如你的离婚申请所述，很快就宣判，公告半年后我们会通知你来领证，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云姐如释重负。走出法院24小时发出“嗞嗞”警报的安检门，拾级而下，她望了我一眼，有感激，更多的是灰色的迷惘。
几年后在她给我转述那个几乎掉光全部牙齿的梦境时，我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她走下法院石阶的背影，漫长空荡的石阶，仿佛那些人生中经历不尽的苦难和悲伤在人间孤独地摇晃着。
2
去云姐家的小路，经久未修，雨天催生的厚厚泥辙在暴晒下凝固成微观喀斯特地貌。两个村庄的交界，星点般散落十多户砖屋，车声杳无，少人走动。一条沟渠隔离成一个个废弃的荷池，鱼塘，鸭子的水上乐园。云姐搬回了这个被新农村建设遗忘的角落，在家门前的田里干活，跟父亲养的几条偶尔浮出水面吐纳的鱼说话。
那次聚了几个乡下亲戚，谈起云姐离婚一事，几句空虚的咒骂之余就是保持沉默，只有我在一旁扇风点火。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一个曾经的赌徒，把一份工作和一个完整的家给输没了。这样的不靠谱，有何留恋。我在亲戚的一次寿宴上与这位姐夫有过一面之缘。他坐在牌桌上，望着桌沿上的小面额纸币，懒洋洋地打着哈欠。对这种小赌资的亲友间娱乐，他完全是一种应付疲软之态，而听说一旦参与到大的赌局中，他两眼射光，情绪激昂。
很早之前，云姐夫在乡镇的农电站，端着一个农民羡慕不已的铁饭碗。云姐在站里的食堂帮厨，婚后不久添了孩子，日子其乐融融。手头先宽裕起来的云姐夫，被镇上的一些牌鬼朋友招呼聚过几次后，就乐不思家了。每月的工资再不见拿回家，反倒是输光口袋后，从云姐手里连哄带骗地要走了她辛苦的积蓄。随着赌瘾加重，赌资亏空，姐夫从单位会计那里寅吃卯粮，发展到最严重的一次，是他监守自盗，伙同镇上的几个混子，在他值夜班的空当，把站里购置的变电设备当作废铜烂铁给搬出去卖了还赌债。派出所的找上门，把鼾声如雷的他从床上逮下来，硬生生地架上了车。家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斜靠在后排椅上，半睁着眼说，慢点开，再让我睡会儿。这一度成为乡邻四里的笑话，乡下亲戚听到后扭头就走，装作不认识这样一个“笑柄”。
有了孩子，云姐更忙了。农电站的职工有的是外地的，食堂一日三餐没得少。那时云姐住在公公婆婆家，不争气的儿子染上赌博的恶习，脾气粗暴的公公非但不指责儿子的过错，反倒数落媳妇：“没用，管不住自己的男人。”这些事当我后来从旁人的嘴里听到，就替云姐愤愤不平了。可她从不反驳，也不跟人诉苦，骨子里对命运不公的接纳，让她一昧摆出忍让之姿。
看似平静的乡野终因改革的滚滚车轮驶至而沸腾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机构改革、站所合并成为茶余饭后的唾沫焦点。农电站的职能压缩，首当其冲的改革第一脚就把姐夫这类表现恶劣的人踢出队伍。据说他非但没拿到一分钱的失业补贴，还亏欠单位几千块钱。这些钱，后来都是云姐从娘家一百两百借来还掉的。
云姐的娘家家境也不好，没有副业，看天吃饭，六亩七分地的出产，要养活一大家。云姐是家中长女，二妹跟她是孪生，下面一对孪生弟弟出生不久夭折了，小妹比她晚出生十二年。她母亲读过几年私塾，那个时候主张再苦再难也要送女儿读书。这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农村女人，所坚持的观念确实改变了另两个女儿走出田野的命运。但命运之神也不经意地跟云姐开了个玩笑。云姐参加中考那年，湖区涨大水，防汛抗灾一线旌旗招展，人潮涌动，村里的男性劳动力都上了堤。这一年的洪水差点吞掉了云姐家所处的洲垸。她父亲描述，水看着看着就涨上来了，贴着堤面上劳力们的脚尖晃荡，所有人的心都吊在嗓子眼上。日夜鏖战，终于等到洪峰慢慢低头，晒得一身黝黑疲倦的他回到家，二女儿拿着本县卫校的录取通知等着他拍板。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云姐报考的邻县中专学校，却迟迟没有寄来通知。一直在为女儿学费发愁的父亲终日忐忑，自私的他提前就认可了上天的这种安排，一个女儿继续求学，一个女儿留家中务农。那段特殊时期，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了这场保全生命财产的防汛大战中，乡镇邮政所的邮包积压着厚厚的信函，粗心的邮递员把云姐的录取通知漏掉了，等到开学一个月后，这份录取通知姗姗来迟。
意外从此改变云姐的一生。照她父亲的说法，当时主因是家里没钱，小女儿刚刚蹒跚学步，田里农活需要人手，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压力太大，云姐这位长女自然被说不清的命运挑选出来多担承一些生活的重压。云姐的人生就在那位邮递员的一次工作差池里滑向另一条道路。据说那位憨头憨脑的邮递员还试图追求过云姐，却被“秒杀”出局了。后来，妹妹毕业分配到乡镇卫生院，吃起了国家粮，嫁给了一位老实敦厚的中学教师。而亲戚们偶尔叹息着追忆这种荒诞的人生遭际时，回到“田土之上”的云姐却从没流露出悔意，她似乎更早地认可了命运的安排。 那次见云姐，时间很短，我跟她约好一起吃中饭。我站在锈迹斑斑的厂区铁栅门外，等着她下班。大门里是几栋颇有些年头的旧厂房，油漆剥落的门是虚掩的，三个穿工装的女孩，很青春的脸庞，胸前工作牌露着个背影。她们互相递烟抽烟，嘻嘻哈哈地打闹着，一个女孩眯着眼，望着被树荫挡住的天空，一连吞吐出几个漂亮的烟圈。
终于到下班的时刻，人群像开闸的水，哗啦啦地流泻出来。瘦小的云姐是卷在“水流”的尾部出来的，一见面，她连忙抱歉地问我是不是等了很久。她的眼袋有些肿，眼角的尾纹比过去更深了，皮肤蜡黄。钱被骗的事刚发生不久，她夜里做噩梦，没睡过一个完整的夜晚。她还在为此事懊悔，人怎么就会突然间神情迷糊，那可是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呀，说没就没了。我也无计可施，只是安慰她退钱消灾，外面人员混杂，以后多加注意，尽量少外出，要如何如何管好钱物。她笑了，上了这次当下次不会了，现在办的是存折，只是取钱麻烦一些，到大堂里有保安，也不那么容易被骗了。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回去，难道在外面打一辈子工？云姐一声不吭，很久以后才回答，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了，回去也没事可做。我象征性地劝解她，还是要多往后想想，年纪大了，打工也不现实，还是回去，找个合适的事，做点小生意，也比在外漂着强。那次的午饭本该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云姐打了电话请假延长了半个小时，她拖着我到路边上的照相馆，站在蓝天碧海的布景前照了张合影。后来我在她带回家的相簿里看到过这张照片，更多的是她的单独照，我不知道这些影像会帮云姐留下些怎样的时光记忆，那些定格在脸上的笑，却莫名地让人在心底感到有冰冷的忧伤流过。
照完相，我送云姐回厂的路上，一个搬玻璃镜的人与我们并肩行走。他的手接触到玻璃锋利的边缘处，是用报纸包住的。他的大半个身体被玻璃挡住，玻璃上的灰尘很厚，我们看不到他，却从玻璃镜里看到自己摇晃的身影和无法言述的表情。在散发着粗糙、冷漠气息的街头，这身影和表情都特别陌生。我记得这一幕，原因是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一个骑摩托的少年轰隆隆撞上了这面巨大的玻璃，搬玻璃人的两只手，依然保持着一上一下的搬运姿势，但脸上被碎片划破，鲜血横流。这一切发生得很迅疾，几乎没人看清楚摩托是从哪里飞驰而来，只有沉闷的摩托倒地声和玻璃坠地的刺耳碎裂声。声响离我们已经走出一段距离，我扭转头呆立着想看看这场事故的进展，云姐的手却伸过来拉住我，“走吧，不关你的事”。肯定有人告诫过她在陌生的街头不要去观看热闹，她手心里汗涔涔的，我探测不到她心中的紧张和惧怕从何而来。
5
大前年，云姐父亲上房捡漏，下楼梯的时候摔折腿，膝盖打了颗长钉，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云姐应召回来陪护，这是她离家十年里的第二次回来，前一次是母亲生病卧床，在外的妹妹是上班一族动不了，只有她的工作是可有可无的。等到父亲的腿伤恢复好之后，她决定在县城找份工作，也方便照顾父亲和家里。母亲离世后，仿佛就变成了她和父亲相依为命。一个亲戚介绍她到一家小宾馆当服务员，这几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打牌、聚会、娱乐，都喜欢到宾馆开个房间，大大小小的宾馆瞬间林立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宾馆里是两班倒，单身的云姐当仁不让地“被”选择了夜班，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晚上过零点后可以到储物间休息。碰到省心的客人，相安无事睡上一觉，工资虽然比外面差不少，但离家近了，云姐打算先干一段。勤快、麻利的云姐和同事混熟后，一个“好心”的女同事牵线搭桥，把那个矮个子男人带到了她面前。
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四十三岁的云姐开窍般地恋爱了。听到这个信息时，我真心替她高兴，拖了这么些年，也该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了。可从亲友间的议论里，我大概摸清了那个人的“底细”，无业，无房，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跟父母住在一起，最让人不疑惑的是，他已经是两度离异。等到矮个子男人有一次以云姐男友身份出现的家庭聚会中，亲友们看到站在面前一个真实的人，除了个头矮，看上去外表还算周正，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言语不多。大家很礼貌地招呼他，他也很客气地寒暄，更多时候是坐在一边微笑着听大家说话。晚饭后，他骑上电动车，戴上小巧的红色头盔，呼哧呼哧地回县城去了。
云姐从来没跟人说起过她在深圳打工那些年的情感经历。年纪、学历、外貌、性格、地域差异，这些因素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跟那些活蹦乱跳的80后、90后年轻打工仔打工妹一起，“阿姨级”的云姐也许很悲观。第一次被带到见面的这个男人，很顺眼，跟他在一起，有话说。这是他们分手后云姐仍恋恋不忘的心动感觉。他们好了一年，云姐为他堕过一次胎。她发现怀孕后，甚至连男友都不敢告诉。告诉他有什么用，他一没钱二没能力，没名没分，生下来就是累赘。她找到医院工作的妹妹，人工流产，回家躺了两天，第三天又上班了。男友一直都是花云姐的钱，她不敢在外面说。男友的这些作为，让她无法跟父亲和妹妹们启齿如何成全这桩婚姻。父亲、妹妹都不赞成她找一个无所事事好吃懒做的男人。妹妹说得更直接，这不是组成一个家，而是给自己造一个牢狱。她还提醒云姐“前车之鉴”不能忘记。云姐垂下头，恨不得找个幽暗的角落重新躲起来，她刚从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的阴影里走出来，恐惧再走进另一个阴影。
云姐在宾馆干了一年后，与领班闹矛盾后愤然离开。领班发现云姐上班期间留宿男友，悄悄扣了她的工资。云姐默认了，不过后来领班经常安排她上完夜班后继续加班，不批她的轮休假。这一点让云姐愤怒了，她卷起简单的行李走了。没有人挽留她，几个幸灾乐祸的同事，还在对她的背影指指戳戳，临走前她无意得知那位好心的介绍人，其实跟她的男友有过暧昧不清的关系。她是那个股市崩塌前还充满信心和幻想的接盘者。
这场恋爱让云姐度过一段心情愉悦的日子，但任何恋爱拖久了，爱情就会变质，何况和非常不靠谱的一个对象，何况有那么多纷至沓来的现实难题。云姐离开宾馆，过完春节，又选择了南下。这次是跟一个表弟进了韩国人开的制衣厂，她笨手笨脚地干了不到一个月，实在挨不下去离开了。那天，她打来电话说了很久，大意是那个跟她一直保持关系的男友，突然说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而且他把相爱的两人最后不能组合的责任推卸到了云姐的身上。云姐不死心，两人电话来来往往，有争吵、懊悔、埋怨、倾诉，这些如今都抵挡不了一个结局———男友真的结婚了。他是跟另一个离异女人，见面三天就把事定了。云姐问他，她长得漂亮吗？你爱她吗？你们真的只是三天就决定了吗？
天真的云姐当然听不到真心话，还是一贯地敷衍和欺骗，我看不到她在电话那头的模样，但我能想象出来，她试图装作自己很坚强。她想哭，又不敢大声哭出来，想笑，那就只是笑自己一个人坚守的爱情堡垒，首先从内部爆破了。我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这些话，她肯定心中有太多的倾诉。我料定她是受伤了，这些年她小心翼翼地驾驶情感之船走着自己的航道，她内心深处翘首以待的另一个同船舵手，来了，又跳到别的船上去了。金属片包裹的心，在强酸的侵蚀下炸裂剥落。我第一次见她在电话里说这么多的话。她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了。那一瞬间，我似乎明白，她害怕再次等来的伤害，还是不依不饶地找上门了。
有天清晨，我的手机短信铃声响起，一看，是云姐发来的。她说问我一个事，梦见牙齿掉光是好是坏？接着又追问，掉到只剩一颗呢？我回信说，稍后我百度再复。后来上班一忙碌，几天下来，就把百度“掉牙”的事给忘记了。当然云姐也没催问。几天后的半夜，我突然入睡前想起这事，立刻起床打开电脑，各式各样的答案扑面而来，有“家有丧事”“人际关系出问题”“心理上的退行或成长”“坚固的信念开始动摇了”等说辞。多义的阐释，让我不知要如何回复来自云姐的提问。结果是云姐的短信适时而至，仿佛她在遥远的南方夜空看到我纠结的心思，她说，一个梦而已，知道你忙，不用寻找答案了。
我不知道云姐是不是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那个梦的释义，是欢喜兴奋还是平添忧伤。那颗在空荡荡的牙床上孤零零的牙齿，是云姐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恐惧或悲伤的所思所系，是她选择今年春节不回家的理由吗？
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一些务工女性的身影，一张张陌生的面庞和错愕的表情，躲藏着不同的心事和经历。我曾试图也进入到那样的梦境中，在湿漉软绵黑暗的封闭肉腔壁内，我在摇荡中寻找牙床上只剩下唯一的牙齿，赭黄色，齿边呈现锯齿状，悬在头顶，像一块随时砸下来的巨石，轰隆落地，溅起厚厚尘埃。那一瞬间，我总是感伤地想起异地的云姐，为我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惭，曾经我希望自己能帮她虚构一个另外的人生，至少要温暖、幸福一些，至少能让一颗孤独的牙齿找到另一颗牙齿，彼此凝望，彼此依偎。
站在县城法院的阶基上，头顶上是一个硕大的国徽。云姐迅速把眼睛往低处放，像是搜寻失落的东西。她的手，不易察觉地抖动着。
这一幕让陪着来办离婚手续的我瞅个正着。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说，我再打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法院的人。我托了在县城工作的朋友，朋友又找了一个朋友，此般辗转，终于在法院办理离婚的民事庭找到了一个熟人。
因为没有来办过，听说手续很复杂，尤其是云姐这样的情况。当事人一方不在，无法现场宣判，必须公告，且公告半年时间。起初还有人说，你必须得把那个人找回来，不然这婚一定离不了。云姐在“找回来”面前退缩了，对于寻找极大可能找不回来的那个人，她束手无策。
那个人，云姐的丈夫，十二年前离家出走，就再也没回来过，连他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死在何方。倒是经常会有些乡邻春节返乡时突然间说起，好像在东莞的街头看到过，不过到了另一个人嘴里，那街头又变成了深圳、虎门、汕头，有的还说是沈阳、长春。
十年前，她就可以申请离婚。面对旁人的碎语，她不知是内心恐惧这个让女人害怕的词汇，还是真的如她所言，她的妹妹还未成家，不想让外人说三道四。云姐就是这样优柔寡断地沉默着，仿佛她来到这世界就是为跟她有关的人而活着。
填表、登记、交费，留下电话地址，基本上没有什么问询，离婚的程序就结束了。临近午时，办事员也许急着要去赶一场宴聚，一切从速。云姐长嘘一口气，说，没想到办得这么快。对于一场乱成一团糟的婚姻，这当然是一种利索的解脱，若是办事员刁难般地提出几个问题，她又会打退堂鼓。她很难得给自己做一次主。余下的事情就是等，办事员说，我们会安排人去男方家中调查，只要基本情况如你的离婚申请所述，很快就宣判，公告半年后我们会通知你来领证，你可以走了。
我可以走了。云姐如释重负。走出法院24小时发出“嗞嗞”警报的安检门，拾级而下，她望了我一眼，有感激，更多的是灰色的迷惘。
几年后在她给我转述那个几乎掉光全部牙齿的梦境时，我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她走下法院石阶的背影，漫长空荡的石阶，仿佛那些人生中经历不尽的苦难和悲伤在人间孤独地摇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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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云姐家的小路，经久未修，雨天催生的厚厚泥辙在暴晒下凝固成微观喀斯特地貌。两个村庄的交界，星点般散落十多户砖屋，车声杳无，少人走动。一条沟渠隔离成一个个废弃的荷池，鱼塘，鸭子的水上乐园。云姐搬回了这个被新农村建设遗忘的角落，在家门前的田里干活，跟父亲养的几条偶尔浮出水面吐纳的鱼说话。
那次聚了几个乡下亲戚，谈起云姐离婚一事，几句空虚的咒骂之余就是保持沉默，只有我在一旁扇风点火。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一个曾经的赌徒，把一份工作和一个完整的家给输没了。这样的不靠谱，有何留恋。我在亲戚的一次寿宴上与这位姐夫有过一面之缘。他坐在牌桌上，望着桌沿上的小面额纸币，懒洋洋地打着哈欠。对这种小赌资的亲友间娱乐，他完全是一种应付疲软之态，而听说一旦参与到大的赌局中，他两眼射光，情绪激昂。
很早之前，云姐夫在乡镇的农电站，端着一个农民羡慕不已的铁饭碗。云姐在站里的食堂帮厨，婚后不久添了孩子，日子其乐融融。手头先宽裕起来的云姐夫，被镇上的一些牌鬼朋友招呼聚过几次后，就乐不思家了。每月的工资再不见拿回家，反倒是输光口袋后，从云姐手里连哄带骗地要走了她辛苦的积蓄。随着赌瘾加重，赌资亏空，姐夫从单位会计那里寅吃卯粮，发展到最严重的一次，是他监守自盗，伙同镇上的几个混子，在他值夜班的空当，把站里购置的变电设备当作废铜烂铁给搬出去卖了还赌债。派出所的找上门，把鼾声如雷的他从床上逮下来，硬生生地架上了车。家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斜靠在后排椅上，半睁着眼说，慢点开，再让我睡会儿。这一度成为乡邻四里的笑话，乡下亲戚听到后扭头就走，装作不认识这样一个“笑柄”。
有了孩子，云姐更忙了。农电站的职工有的是外地的，食堂一日三餐没得少。那时云姐住在公公婆婆家，不争气的儿子染上赌博的恶习，脾气粗暴的公公非但不指责儿子的过错，反倒数落媳妇：“没用，管不住自己的男人。”这些事当我后来从旁人的嘴里听到，就替云姐愤愤不平了。可她从不反驳，也不跟人诉苦，骨子里对命运不公的接纳，让她一昧摆出忍让之姿。
看似平静的乡野终因改革的滚滚车轮驶至而沸腾起来。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机构改革、站所合并成为茶余饭后的唾沫焦点。农电站的职能压缩，首当其冲的改革第一脚就把姐夫这类表现恶劣的人踢出队伍。据说他非但没拿到一分钱的失业补贴，还亏欠单位几千块钱。这些钱，后来都是云姐从娘家一百两百借来还掉的。
云姐的娘家家境也不好，没有副业，看天吃饭，六亩七分地的出产，要养活一大家。云姐是家中长女，二妹跟她是孪生，下面一对孪生弟弟出生不久夭折了，小妹比她晚出生十二年。她母亲读过几年私塾，那个时候主张再苦再难也要送女儿读书。这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农村女人，所坚持的观念确实改变了另两个女儿走出田野的命运。但命运之神也不经意地跟云姐开了个玩笑。云姐参加中考那年，湖区涨大水，防汛抗灾一线旌旗招展，人潮涌动，村里的男性劳动力都上了堤。这一年的洪水差点吞掉了云姐家所处的洲垸。她父亲描述，水看着看着就涨上来了，贴着堤面上劳力们的脚尖晃荡，所有人的心都吊在嗓子眼上。日夜鏖战，终于等到洪峰慢慢低头，晒得一身黝黑疲倦的他回到家，二女儿拿着本县卫校的录取通知等着他拍板。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云姐报考的邻县中专学校，却迟迟没有寄来通知。一直在为女儿学费发愁的父亲终日忐忑，自私的他提前就认可了上天的这种安排，一个女儿继续求学，一个女儿留家中务农。那段特殊时期，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了这场保全生命财产的防汛大战中，乡镇邮政所的邮包积压着厚厚的信函，粗心的邮递员把云姐的录取通知漏掉了，等到开学一个月后，这份录取通知姗姗来迟。
意外从此改变云姐的一生。照她父亲的说法，当时主因是家里没钱，小女儿刚刚蹒跚学步，田里农活需要人手，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压力太大，云姐这位长女自然被说不清的命运挑选出来多担承一些生活的重压。云姐的人生就在那位邮递员的一次工作差池里滑向另一条道路。据说那位憨头憨脑的邮递员还试图追求过云姐，却被“秒杀”出局了。后来，妹妹毕业分配到乡镇卫生院，吃起了国家粮，嫁给了一位老实敦厚的中学教师。而亲戚们偶尔叹息着追忆这种荒诞的人生遭际时，回到“田土之上”的云姐却从没流露出悔意，她似乎更早地认可了命运的安排。 那次见云姐，时间很短，我跟她约好一起吃中饭。我站在锈迹斑斑的厂区铁栅门外，等着她下班。大门里是几栋颇有些年头的旧厂房，油漆剥落的门是虚掩的，三个穿工装的女孩，很青春的脸庞，胸前工作牌露着个背影。她们互相递烟抽烟，嘻嘻哈哈地打闹着，一个女孩眯着眼，望着被树荫挡住的天空，一连吞吐出几个漂亮的烟圈。
终于到下班的时刻，人群像开闸的水，哗啦啦地流泻出来。瘦小的云姐是卷在“水流”的尾部出来的，一见面，她连忙抱歉地问我是不是等了很久。她的眼袋有些肿，眼角的尾纹比过去更深了，皮肤蜡黄。钱被骗的事刚发生不久，她夜里做噩梦，没睡过一个完整的夜晚。她还在为此事懊悔，人怎么就会突然间神情迷糊，那可是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呀，说没就没了。我也无计可施，只是安慰她退钱消灾，外面人员混杂，以后多加注意，尽量少外出，要如何如何管好钱物。她笑了，上了这次当下次不会了，现在办的是存折，只是取钱麻烦一些，到大堂里有保安，也不那么容易被骗了。我问她有没有想过回去，难道在外面打一辈子工？云姐一声不吭，很久以后才回答，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了，回去也没事可做。我象征性地劝解她，还是要多往后想想，年纪大了，打工也不现实，还是回去，找个合适的事，做点小生意，也比在外漂着强。那次的午饭本该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云姐打了电话请假延长了半个小时，她拖着我到路边上的照相馆，站在蓝天碧海的布景前照了张合影。后来我在她带回家的相簿里看到过这张照片，更多的是她的单独照，我不知道这些影像会帮云姐留下些怎样的时光记忆，那些定格在脸上的笑，却莫名地让人在心底感到有冰冷的忧伤流过。
照完相，我送云姐回厂的路上，一个搬玻璃镜的人与我们并肩行走。他的手接触到玻璃锋利的边缘处，是用报纸包住的。他的大半个身体被玻璃挡住，玻璃上的灰尘很厚，我们看不到他，却从玻璃镜里看到自己摇晃的身影和无法言述的表情。在散发着粗糙、冷漠气息的街头，这身影和表情都特别陌生。我记得这一幕，原因是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一个骑摩托的少年轰隆隆撞上了这面巨大的玻璃，搬玻璃人的两只手，依然保持着一上一下的搬运姿势，但脸上被碎片划破，鲜血横流。这一切发生得很迅疾，几乎没人看清楚摩托是从哪里飞驰而来，只有沉闷的摩托倒地声和玻璃坠地的刺耳碎裂声。声响离我们已经走出一段距离，我扭转头呆立着想看看这场事故的进展，云姐的手却伸过来拉住我，“走吧，不关你的事”。肯定有人告诫过她在陌生的街头不要去观看热闹，她手心里汗涔涔的，我探测不到她心中的紧张和惧怕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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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年，云姐父亲上房捡漏，下楼梯的时候摔折腿，膝盖打了颗长钉，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云姐应召回来陪护，这是她离家十年里的第二次回来，前一次是母亲生病卧床，在外的妹妹是上班一族动不了，只有她的工作是可有可无的。等到父亲的腿伤恢复好之后，她决定在县城找份工作，也方便照顾父亲和家里。母亲离世后，仿佛就变成了她和父亲相依为命。一个亲戚介绍她到一家小宾馆当服务员，这几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打牌、聚会、娱乐，都喜欢到宾馆开个房间，大大小小的宾馆瞬间林立在县城的各个角落。宾馆里是两班倒，单身的云姐当仁不让地“被”选择了夜班，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晚上过零点后可以到储物间休息。碰到省心的客人，相安无事睡上一觉，工资虽然比外面差不少，但离家近了，云姐打算先干一段。勤快、麻利的云姐和同事混熟后，一个“好心”的女同事牵线搭桥，把那个矮个子男人带到了她面前。
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四十三岁的云姐开窍般地恋爱了。听到这个信息时，我真心替她高兴，拖了这么些年，也该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了。可从亲友间的议论里，我大概摸清了那个人的“底细”，无业，无房，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跟父母住在一起，最让人不疑惑的是，他已经是两度离异。等到矮个子男人有一次以云姐男友身份出现的家庭聚会中，亲友们看到站在面前一个真实的人，除了个头矮，看上去外表还算周正，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言语不多。大家很礼貌地招呼他，他也很客气地寒暄，更多时候是坐在一边微笑着听大家说话。晚饭后，他骑上电动车，戴上小巧的红色头盔，呼哧呼哧地回县城去了。
云姐从来没跟人说起过她在深圳打工那些年的情感经历。年纪、学历、外貌、性格、地域差异，这些因素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跟那些活蹦乱跳的80后、90后年轻打工仔打工妹一起，“阿姨级”的云姐也许很悲观。第一次被带到见面的这个男人，很顺眼，跟他在一起，有话说。这是他们分手后云姐仍恋恋不忘的心动感觉。他们好了一年，云姐为他堕过一次胎。她发现怀孕后，甚至连男友都不敢告诉。告诉他有什么用，他一没钱二没能力，没名没分，生下来就是累赘。她找到医院工作的妹妹，人工流产，回家躺了两天，第三天又上班了。男友一直都是花云姐的钱，她不敢在外面说。男友的这些作为，让她无法跟父亲和妹妹们启齿如何成全这桩婚姻。父亲、妹妹都不赞成她找一个无所事事好吃懒做的男人。妹妹说得更直接，这不是组成一个家，而是给自己造一个牢狱。她还提醒云姐“前车之鉴”不能忘记。云姐垂下头，恨不得找个幽暗的角落重新躲起来，她刚从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的阴影里走出来，恐惧再走进另一个阴影。
云姐在宾馆干了一年后，与领班闹矛盾后愤然离开。领班发现云姐上班期间留宿男友，悄悄扣了她的工资。云姐默认了，不过后来领班经常安排她上完夜班后继续加班，不批她的轮休假。这一点让云姐愤怒了，她卷起简单的行李走了。没有人挽留她，几个幸灾乐祸的同事，还在对她的背影指指戳戳，临走前她无意得知那位好心的介绍人，其实跟她的男友有过暧昧不清的关系。她是那个股市崩塌前还充满信心和幻想的接盘者。
这场恋爱让云姐度过一段心情愉悦的日子，但任何恋爱拖久了，爱情就会变质，何况和非常不靠谱的一个对象，何况有那么多纷至沓来的现实难题。云姐离开宾馆，过完春节，又选择了南下。这次是跟一个表弟进了韩国人开的制衣厂，她笨手笨脚地干了不到一个月，实在挨不下去离开了。那天，她打来电话说了很久，大意是那个跟她一直保持关系的男友，突然说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而且他把相爱的两人最后不能组合的责任推卸到了云姐的身上。云姐不死心，两人电话来来往往，有争吵、懊悔、埋怨、倾诉，这些如今都抵挡不了一个结局———男友真的结婚了。他是跟另一个离异女人，见面三天就把事定了。云姐问他，她长得漂亮吗？你爱她吗？你们真的只是三天就决定了吗？
天真的云姐当然听不到真心话，还是一贯地敷衍和欺骗，我看不到她在电话那头的模样，但我能想象出来，她试图装作自己很坚强。她想哭，又不敢大声哭出来，想笑，那就只是笑自己一个人坚守的爱情堡垒，首先从内部爆破了。我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这些话，她肯定心中有太多的倾诉。我料定她是受伤了，这些年她小心翼翼地驾驶情感之船走着自己的航道，她内心深处翘首以待的另一个同船舵手，来了，又跳到别的船上去了。金属片包裹的心，在强酸的侵蚀下炸裂剥落。我第一次见她在电话里说这么多的话。她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了。那一瞬间，我似乎明白，她害怕再次等来的伤害，还是不依不饶地找上门了。
有天清晨，我的手机短信铃声响起，一看，是云姐发来的。她说问我一个事，梦见牙齿掉光是好是坏？接着又追问，掉到只剩一颗呢？我回信说，稍后我百度再复。后来上班一忙碌，几天下来，就把百度“掉牙”的事给忘记了。当然云姐也没催问。几天后的半夜，我突然入睡前想起这事，立刻起床打开电脑，各式各样的答案扑面而来，有“家有丧事”“人际关系出问题”“心理上的退行或成长”“坚固的信念开始动摇了”等说辞。多义的阐释，让我不知要如何回复来自云姐的提问。结果是云姐的短信适时而至，仿佛她在遥远的南方夜空看到我纠结的心思，她说，一个梦而已，知道你忙，不用寻找答案了。
我不知道云姐是不是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那个梦的释义，是欢喜兴奋还是平添忧伤。那颗在空荡荡的牙床上孤零零的牙齿，是云姐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恐惧或悲伤的所思所系，是她选择今年春节不回家的理由吗？
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一些务工女性的身影，一张张陌生的面庞和错愕的表情，躲藏着不同的心事和经历。我曾试图也进入到那样的梦境中，在湿漉软绵黑暗的封闭肉腔壁内，我在摇荡中寻找牙床上只剩下唯一的牙齿，赭黄色，齿边呈现锯齿状，悬在头顶，像一块随时砸下来的巨石，轰隆落地，溅起厚厚尘埃。那一瞬间，我总是感伤地想起异地的云姐，为我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惭，曾经我希望自己能帮她虚构一个另外的人生，至少要温暖、幸福一些，至少能让一颗孤独的牙齿找到另一颗牙齿，彼此凝望，彼此依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