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有云：“兼听则明”。这句话对于今天来说也并不过时。“兼听”正是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必要的选择。没有“兼听”的明智，我们就会盲信和武断，也有可能窄化我们自己的视野。今天的媒体社会，看起来舆论已经非常多样化，各种意见都有机会被大家知道，但其实也未必能够做到“兼听”的从容不迫和明智安详。一旦舆论的走向和公众的情绪结合起来，往往使得言论的空间被压缩，言论的激情化和论点的极端化就很容易以煽情的方式将意见简单化，使得不同的意见之间的讨论和公众对于多样的信息的了解受到限制。目前以博客和跟帖等匿名方式出现的网上言论对于舆论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正在迅速增大，这当然也反映了一部分民意，有其积极意义。但这些言论往往由于匿名而相当的情绪化，同时又对于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形成了简单的一笔抹杀的群体效应。而一旦像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仅仅是跟着网络里的博客或跟帖的舆论走向走，言论的客观性就难以保证，也就难以让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路之间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讨论。我们的媒体有时候太喜欢一哄而起，也太喜欢做出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往往喜欢善恶分明，也喜欢正邪立断。但遗憾的是当代社会的运作实在太复杂，问题也太多样，往往没有这样的简单的结论。所以，“兼听”确实是分析事务的很好的办法。
　　有一个最近的例子正好可以说明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分析，也可以看到由媒体中得到“兼听”的困难。去年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小额信贷”和“穷人银行”的倡导者尤努斯。这当然是对于他的毕生的努力追求的强烈的肯定。我们的媒体对于他的报道几乎全部是彻底的赞美和肯定。他的一些名言，如穷人比富人更诚信之类更是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而对于他的穷人银行的报道更是全面的赞美和肯定。我们的媒体几乎都认为，穷人银行是让人创业，开办自己的生意，告别贫困的灵丹妙药。这当然可以理解，也当然有其实实在在的根据。但对于公众了解各种复杂的信息就仍然有所不足。我自己不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当然就会认为媒体的报道天经地义，无可质疑。
　　但2007年第五期的美国《新闻周刊》的中文版刊出了一篇《小额信贷的神话》的文章，其中就对”穷人银行“和“小额信贷”提出了质疑。它的理由似乎也有某些根据，不能一笔抹杀。这篇文章指出：“帮助贫穷国家的小额信贷不单未能改善像孟加拉国及巴西等地的状况，当地的贫穷现象比以往更加糟糕。”其中引用了一个研究者迪希特的论文认为：“贫困借贷是一项糟糕的社会政策，一个糟糕的发展战略和一项糟糕的业务。”此人认为：“有些借款人根本不能靠贷款摆脱贫困的困境，而其他人则把借来的钱花在消费品上。”这篇文章认为：“没有制度和文化上的改革配合，单靠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提出的一些论据，如孟加拉国和巴西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善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当然不仅仅是“穷人银行”的原因，但说明“穷人银行”的效果未必非常大，却也是相当有力的证据。文章中也提到“宽松的贷款掩盖了更高的拖欠比例”的问题，似乎这是回应尤努斯的关于信用的看法的见解。这篇文章中也有尤努斯和他的同道的辩护和反驳，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论点，如一位尤努斯的同道在回答“微型金融的快速发展最终是否可能以泡沫破灭而结束”的问题时指出：“如果借贷人寻求短期的回报，这也许会发生。当他们试图服务于世界上最贫穷的30亿人口时，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了。”这里尤努斯和他的同道的道义的感召力让我们由衷地钦佩和感动，但“穷人银行”是一种慈善事业，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的状况也由此可见。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简单相信这样一篇文章，它肯定有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观。这些都会导致报道的不准确和未必客观。我们也绝对不应该因为这样一篇文章就对于“穷人银行”的价值有所质疑。尤努斯的卓绝的努力仍然让我钦佩。这些都毫无疑问。但“穷人银行”的效果见仁见智却由此可见。我们的公众显然也需要这样的信息和这样的公开的讨论，这种讨论两方可能都难以避免偏见，但公众却有了机会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事务更多的视角和更多的分析。例如我这样的经济学的外行就会觉得在“穷人银行”的问题上有更复杂和更辩证的角度是需要的。这不是对于尤努斯的崇高的努力的轻视，反而是我们会更加理智和更加客观地思考事务，避免盲目性。但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在报道尤努斯和“穷人银行”的问题时可能还没有这样的视角和双方观点的展开。
　　如何让“兼听”变得更容易，让不同的观点得以展开，还是我们的媒体和公众面临的挑战。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