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这个运动不能再搞下去
　　1973年5月25日，一架前往香港的飛机从北京起飞，机上乘坐的是时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已92岁高龄的章士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问题，欲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
　　抵达香港后的章士钊，因频繁活动，劳累过度，37天后病逝于香港。
　　民国时期，章士钊仗义辩护陈独秀“危害民国案”，长达53分钟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使得“政府不等于国家”这一声音，响彻大江南北，其辩护词被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章士钊于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时，章士钊已经78岁，但他并非静养天年，而是对时局、国策等建言不断，且多敢为之举。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在动乱非常、人人自危的文革时期，他向毛泽东直言文革之弊，认为这个危害国家的运动不能再搞下去了。
　　试想，章士钊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国民政府的参政员，还曾被鲁迅痛骂为“落水狗”，如此经历任何一项，在造反派“横扫一切”的恐怖中，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都万分“有理”。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章士钊的所言所为，可谓之大义大勇。
　　据相关史料及其女章含之的回忆文章记载：文革初期，章士钊见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公然提出“打倒刘少奇”时，便深感不安和愤怒，并直言表示：“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四人帮”一伙等人）要把中国毁掉。”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凭借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件，拟出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一大批民主人士因此而免于文革劫难。
　　（作者：汪 静）
　　朱启钤：关于天安门广场周边建筑的建议
　　朱启钤（1872～1964）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建国前，曾为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26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敬佩周恩来，留下许多佳话。本篇为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的轶事。
　　先父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派章文晋同志（先父的外孙）到上海将先父接到北京。同行的有我的侄子朱文楷。此后先父即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一直到1964年去世。先父回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将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明歧阳王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明初封为岐阳王）。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极为珍贵。其中仅《张三丰画像》一件，解放前美国人福开森就准备出三万美元购买，但先父出于爱国心，并未卖给他。政府为了表彰先父此举，除文化部予以嘉奖外，并曾将这批文物在故宫太和殿公开展出。
　　周总理对先父关怀备至，先父来北京后，就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先父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并先后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60年代在北京市政协的一次会上又说：“解放前有人想把国画界一棍子打死，解放后国画是枯木逢春，但是现在很乱。”他针对美术家协会个别人对众多北方画家的偏见批评道：“美协对国画界有门户之见，认为南方的画家画得好，外面的画家画得新，这叫人不能服。他们多半是研究西画、雕塑、木刻的，对于国画不是真懂。他们一定要装懂，外行一定充内行，不能领导一定要领导，怎么能领导好呢？”这就是陈半丁，一个率真而又有所主张的艺术老人。他的批评未必完全正确，但并不是空穴来风。
　　齐白石去世后，京城国画界论资历和影响就要数陈半丁了，但陈半丁对同道朋友总是有求必应，尽力满足。不过也有例外，据半丁后人说，康生曾几次流露出对半丁作品的喜爱，意在索画，但陈半丁因讨厌这类政客，始终未予理睬，由此也得罪了康生。一次，在一个画家的展览上，因对一幅作品的评价与康生发生分歧，陈半丁毫不客气地说：“你是搞政治的，你不懂画！”独持己见，不向权贵摧眉折腰，可歌可泣。
　　（作者：朱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