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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辛苦打工时，丈夫却在家里与另一个女人欢天喜地地大办婚事，她的面前凭空飞来个“离婚证”。于是她愤而将丈夫与他的“新婚妻子”告上法庭。可赢了官司的王香芬又重新陷入了尴尬和悲凉。
一份留在乡政府的离婚协议书
今年３２岁的刘运社是陕西省户县白庙乡罗堡村农民。１９９４年２月，离婚已两年的刘运社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离婚妇女王香芬，经过短暂的接触两人于同年３月结婚。由于两人都是再婚，刘运社和王香芬都很珍惜这段姻缘，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第二年４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按说从此这个家庭应该更加甜蜜和谐，可是不久经济上的拮据使这个平静的家庭开始变得硝烟弥漫。
刘运社与王香芬结婚时，家里只有三间瓦房，王香芬虽心里不满，但见刘运社老实本分加上自己急于成家，也就勉强迁就了。但婚后王香芬看到村里人纷纷盖起了楼房时，她的心里渐渐不平衡了，总觉得矮人一截。刘运社知道妻子的心思，除了种田外，农闲时他开始帮人开车拉沙石，一年下来倒也挣了五六千元。他想再借些钱盖楼。可就在这时，刘运社的母亲患了椎间盘突出症痛得直不起腰。刘运社是个孝子，母亲的病他不能不管。于是他在妻子的怨怒中背着母亲去咸阳上宝鸡跑西安，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将母亲的病治好。１９９６年３月，刘运社听说阎良一家医院采用激光手术的方法可以根治母亲的病，他又准备带母亲去阎良。这时，本来就对婆婆治病花钱一肚子气的王香芬再也忍不住了，与刘运社大吵大闹，但倔强的刘运社还是背着母亲去做了手术。
辛苦积攒的钱很快用完了，盖楼的事只好泡汤。王香芬觉得这一切都是婆婆造成的，平日在言语中难免说一些不中听的话。而婆婆也越来越看不惯儿媳的作为，婆媳关系忽然紧张起来。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妻子，刘运社夹在两个女人之间苦恼不已。为了平衡妻子的心理，１９９６年７月，刘运社借钱盖起了两层小楼。
但刘运社期待的平静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盖楼后沉重的债务压迫着这个家，心情不好的婆媳还是时常争吵。一次，婆媳又为琐事相互之间恶语相加，不堪入耳。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的公公，忍不住挥手打了王香芬一个耳光，王香芬索性跑到门外号啕大哭，引起一村人的围观。刚好刘运社从外面归来，看到这情景，一把拉起妻子就进了家门：“在家里撒泼还不够，还跑到外面丢人！”本以为丈夫会安慰自己几句，没想到丈夫竟站在公婆一边。王香芬哭着扑向丈夫又撕又打。早已被妻子折腾得痛苦不堪的刘运社大吼：“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算了！”王香芬也不示弱：“离就离，谁不离是王八蛋！”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双双来到乡政府民政办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后，民政办工作人员为他们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两人看后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工作人员也在协议书上盖了章。但当两人听说领取离婚证需要４０元工本费时，都不愿意交，只好又双双回到家里。
据后来王香芬讲，当时她与刘运社都不愿交工本费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想真的离婚，两人都是负气才去了乡政府。可是王香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那份留在乡政府的协议书，给她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痛苦。
外出打工时，丈夫与人结婚了
日子又磕磕绊绊地过了３年。可是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起，两人的吵架又不断升级。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３日，在与丈夫又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王香芬离家出走。临走时她气愤地对刘运社说：“你们这样对我，我再也不回来了！”
王香芬离家后在户县县城给人打工。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６日，王香芬的姐姐打来电话说，儿子要结婚请她去帮忙。不料她刚到姐姐家，一位熟人就告诉她刘运社又结婚了。她当时不相信：“开什么玩笑，我们还没离婚他怎么会结婚呢。”话虽这么说，但晚上王香芬辗转难眠。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匆匆赶回家里。
一进家门，让她不敢相信的是，自己原来的卧室已被布置成了新房，床上铺着崭新的鸳鸯被罩，大红喜字贴得到处都是，“新郎”是自己的丈夫，只是“新娘”素不相识。这个场面对于王香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哭着质问丈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哪知刘运社打开柜子取出了一本离婚证，冷冷地摔在王香芬的面前。此时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原来，王香芬一走，两月杳无音讯，刘运社对这段婚姻也彻底心灰意冷。２００１年２月底，刘运社在给某工地运沙子的过程中，认识了在此打工的陕南姑娘刘祥丽，两个互有好感。特别是当刘祥丽得知刘运社的不幸婚姻（刘运社当时隐瞒了自己未离婚的事实）时，不禁对这个老实的男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不久两人商量结婚。为了不使自己的婚姻再有什么闪失，刘运社对这次婚姻格外重视，他提出两人先同居一段时间，如果彼此合适再领结婚证，刘祥丽同意了。
为了他与刘祥丽的感情没有后顾之忧，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３日，刘运社独自拿着他和王香芬１９９７年所签的离婚协议书，到白庙乡司法所、民政办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因为都是熟人，民政办竟然就给他办了“离婚证”。拿到离婚证的刘运社很快就和刘祥丽在村里摆酒席请亲戚放鞭炮“结婚”了。
王香芬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她，《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申请离婚的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必须是双方自愿。王香芬还了解到，离婚申请表上要有本人的签字，而她本人对这次“离婚”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证肯定有问题！”王香芬在律师的帮助下，向白庙乡政府提出排除妨害申请，要求乡政府宣布刘运社所领的离婚证无效，并对乡政府有关人员作出处理。
乡政府工作人员也感到事态严重，很快对此进行了调查。５月２７日，王香芬接到了乡政府的一份决定书，决定书上明确写道：刘运社的行为属于骗取离婚登记，故收回刘运社已领取的离婚证并处以１００元的罚款，同时宣布王香芬与刘运社的婚姻合法有效。王香芬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
赶不走丈夫的“新娘”，上法庭讨说法
收到乡政府的决定，按说事情也明了了。但王香芬又遇上了更加尴尬的问题——刘祥丽还住在她家。
王香芬流着泪先后找刘运社和公婆商量让刘祥丽离开的事，可刘家人对她根本不理不睬。无奈，王香芬只好找到刘祥丽好言相劝。哪知刘祥丽说：“我一个大姑娘与他住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这么算了？”王香芬拿出了自己打工挣的钱对刘祥丽说：“好妹妹，这是我打工挣来的１０００元，我也舍不得用，就算我们对你的赔偿吧。”但刘祥丽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反倒劝起了王香芬：“你和刘运社过不到一块，他现在也对你死心了，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趁早离婚成全我们呢？”话不投机，两个女人大吵了一架。
王香芬本想再次寻求法律支持，但怕人笑话，又怕闹起来使刘运社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远。她开始了以自己的方式拯救婚姻的行动。从此王香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房间，打扫院落，做饭，喂猪，对公婆极尽孝心，对刘运社和刘祥丽也是和颜悦色。她希望用自己的委曲求全打动丈夫和公婆的心，感化刘祥丽。从此刘运社过起了“一夫二妻”的生活。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王香芬的“忍辱负重”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刘祥丽不但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而且与刘运社似乎更加亲密。公婆也根本不领她的情，相反对刘祥丽关怀有加。而更让王香芬无法容忍的是，刘祥丽对她也是一副看不起的样子。在王香芬看来，自己倒像是刘家雇来的保姆！在尴尬与屈辱中生活了两个月后，忍无可忍的王香芬一纸诉状将丈夫和刘祥丽告上法院，要求法院认定二人重婚。
这注定是一次特殊的审判。受理此案的户县人民法院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庭前准备工作。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王香芬诉刘运社与刘祥丽重婚一案开庭审理。开庭时，作为刑事自诉人的王香芬和代理人——户县民众法律事务所律师华伯让、刘志振坐在法庭一侧，刘运社和他的新任“妻子”刘祥丽坐在被告席上。三方在法庭上的见面多少有些尴尬。
法庭上，王香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要求法院追究刘运社和刘祥丽的重婚行为，并承担刑事责任。刘运社认为自己没有构成重婚罪，理由是自己不懂法，乡政府就给办了离婚证，以为拿了离婚证就可以结婚了，而且刘祥丽与自己并没有领结婚证，不构成重婚。而刘祥丽更是振振有词，她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看到刘运社已经领了离婚证，没有想到这个证是刘运社通过不正当手段领的，也认为自己没构成重婚罪。
法庭经合议认为，刘运社在妻子王香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欺骗的手段骗取了离婚证以达到与他人结婚的目的，且事实婚姻成立，构成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刘祥丽因不知情，故免于刑事处罚。
赢了官司后的尴尬和悲凉
王香芬状告丈夫重婚一案，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对王香芬进行了采访。采访后，她就被刘家人赶出了家门，暂住亲戚家。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日，不服一审判决的刘运社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中院认为此案的判决不妥，驳回重审。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户县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在双方代理人辩护之后，法庭宣布刘运社重婚罪成立，但鉴于乡政府也有过错，对刘运社免于刑事处罚。同时对王香芬要求刘运社赔偿精神损失一项，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不久，当刘运社刚想喘口气时，谁知一直深受委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刘祥丽却一纸诉状又将刘运社推上了被告席。诉状称，刘运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了她的信任，导致自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人格屈辱中与其“结婚”了两个月，对她本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要求刘运社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５万元。
刘运社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痛苦万分。为了应付这一场又一场的官司，他好久都没有正常干活了，再说盖房还欠了一屁股债，哪还有钱？鉴于刘运社的家庭困难，经法院调解，刘祥丽同意刘运社赔偿自己２０００元人民币。而赔偿金还是刘运社卖了家里的粮食才凑够的。刘祥丽走时，这对昔日感情甚笃的情人都不禁有些凄然。
刘祥丽走后，王香芬又回到了刘家，她希望刘运社能回心转意，与她再和好。但经过了这么多风雨后，刘运社对自己与王香芬的婚姻已不抱任何幻想。这对昔日的怨偶已很难再和好。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６日，满腹悲伤的刘运社孤独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不久，王香芬又一次被刘家人赶出家门。刘家人已无法容忍这个儿媳。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记者再次赶到白庙乡罗堡村，刘运社家的楼房空荡荡的已失去了往昔的生气。而王香芬在被刘家赶出来后，一直带着六岁的女儿住在村外果园的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记者问到她今后的打算，她一直搂着女儿沉默不语，眼里涌动着悲伤的泪水。看记者要走了，她忽然喃喃地说：“我只想讨个说法，争回丈夫，没想到……”“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婚呢？”王香芬痛苦地摇了摇头。再过三天就是元旦了，新的一年又将重新开始，这对不幸的母女又将何去何从呢？
面对这样的结局，笔者的心情非常沉重和压抑。如果刘运社和王香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家事，如果乡政府不那么草率，如果王香芬在婚姻死亡后能理智地离婚，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但如果只是如果，它对当事人的一生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责编关山越）
一份留在乡政府的离婚协议书
今年３２岁的刘运社是陕西省户县白庙乡罗堡村农民。１９９４年２月，离婚已两年的刘运社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离婚妇女王香芬，经过短暂的接触两人于同年３月结婚。由于两人都是再婚，刘运社和王香芬都很珍惜这段姻缘，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第二年４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按说从此这个家庭应该更加甜蜜和谐，可是不久经济上的拮据使这个平静的家庭开始变得硝烟弥漫。
刘运社与王香芬结婚时，家里只有三间瓦房，王香芬虽心里不满，但见刘运社老实本分加上自己急于成家，也就勉强迁就了。但婚后王香芬看到村里人纷纷盖起了楼房时，她的心里渐渐不平衡了，总觉得矮人一截。刘运社知道妻子的心思，除了种田外，农闲时他开始帮人开车拉沙石，一年下来倒也挣了五六千元。他想再借些钱盖楼。可就在这时，刘运社的母亲患了椎间盘突出症痛得直不起腰。刘运社是个孝子，母亲的病他不能不管。于是他在妻子的怨怒中背着母亲去咸阳上宝鸡跑西安，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将母亲的病治好。１９９６年３月，刘运社听说阎良一家医院采用激光手术的方法可以根治母亲的病，他又准备带母亲去阎良。这时，本来就对婆婆治病花钱一肚子气的王香芬再也忍不住了，与刘运社大吵大闹，但倔强的刘运社还是背着母亲去做了手术。
辛苦积攒的钱很快用完了，盖楼的事只好泡汤。王香芬觉得这一切都是婆婆造成的，平日在言语中难免说一些不中听的话。而婆婆也越来越看不惯儿媳的作为，婆媳关系忽然紧张起来。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妻子，刘运社夹在两个女人之间苦恼不已。为了平衡妻子的心理，１９９６年７月，刘运社借钱盖起了两层小楼。
但刘运社期待的平静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盖楼后沉重的债务压迫着这个家，心情不好的婆媳还是时常争吵。一次，婆媳又为琐事相互之间恶语相加，不堪入耳。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的公公，忍不住挥手打了王香芬一个耳光，王香芬索性跑到门外号啕大哭，引起一村人的围观。刚好刘运社从外面归来，看到这情景，一把拉起妻子就进了家门：“在家里撒泼还不够，还跑到外面丢人！”本以为丈夫会安慰自己几句，没想到丈夫竟站在公婆一边。王香芬哭着扑向丈夫又撕又打。早已被妻子折腾得痛苦不堪的刘运社大吼：“这日子没法过了，咱们离婚算了！”王香芬也不示弱：“离就离，谁不离是王八蛋！”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双双来到乡政府民政办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后，民政办工作人员为他们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两人看后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工作人员也在协议书上盖了章。但当两人听说领取离婚证需要４０元工本费时，都不愿意交，只好又双双回到家里。
据后来王香芬讲，当时她与刘运社都不愿交工本费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想真的离婚，两人都是负气才去了乡政府。可是王香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那份留在乡政府的协议书，给她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痛苦。
外出打工时，丈夫与人结婚了
日子又磕磕绊绊地过了３年。可是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起，两人的吵架又不断升级。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３日，在与丈夫又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王香芬离家出走。临走时她气愤地对刘运社说：“你们这样对我，我再也不回来了！”
王香芬离家后在户县县城给人打工。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６日，王香芬的姐姐打来电话说，儿子要结婚请她去帮忙。不料她刚到姐姐家，一位熟人就告诉她刘运社又结婚了。她当时不相信：“开什么玩笑，我们还没离婚他怎么会结婚呢。”话虽这么说，但晚上王香芬辗转难眠。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匆匆赶回家里。
一进家门，让她不敢相信的是，自己原来的卧室已被布置成了新房，床上铺着崭新的鸳鸯被罩，大红喜字贴得到处都是，“新郎”是自己的丈夫，只是“新娘”素不相识。这个场面对于王香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哭着质问丈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哪知刘运社打开柜子取出了一本离婚证，冷冷地摔在王香芬的面前。此时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原来，王香芬一走，两月杳无音讯，刘运社对这段婚姻也彻底心灰意冷。２００１年２月底，刘运社在给某工地运沙子的过程中，认识了在此打工的陕南姑娘刘祥丽，两个互有好感。特别是当刘祥丽得知刘运社的不幸婚姻（刘运社当时隐瞒了自己未离婚的事实）时，不禁对这个老实的男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不久两人商量结婚。为了不使自己的婚姻再有什么闪失，刘运社对这次婚姻格外重视，他提出两人先同居一段时间，如果彼此合适再领结婚证，刘祥丽同意了。
为了他与刘祥丽的感情没有后顾之忧，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３日，刘运社独自拿着他和王香芬１９９７年所签的离婚协议书，到白庙乡司法所、民政办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因为都是熟人，民政办竟然就给他办了“离婚证”。拿到离婚证的刘运社很快就和刘祥丽在村里摆酒席请亲戚放鞭炮“结婚”了。
王香芬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她，《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申请离婚的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必须是双方自愿。王香芬还了解到，离婚申请表上要有本人的签字，而她本人对这次“离婚”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证肯定有问题！”王香芬在律师的帮助下，向白庙乡政府提出排除妨害申请，要求乡政府宣布刘运社所领的离婚证无效，并对乡政府有关人员作出处理。
乡政府工作人员也感到事态严重，很快对此进行了调查。５月２７日，王香芬接到了乡政府的一份决定书，决定书上明确写道：刘运社的行为属于骗取离婚登记，故收回刘运社已领取的离婚证并处以１００元的罚款，同时宣布王香芬与刘运社的婚姻合法有效。王香芬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
赶不走丈夫的“新娘”，上法庭讨说法
收到乡政府的决定，按说事情也明了了。但王香芬又遇上了更加尴尬的问题——刘祥丽还住在她家。
王香芬流着泪先后找刘运社和公婆商量让刘祥丽离开的事，可刘家人对她根本不理不睬。无奈，王香芬只好找到刘祥丽好言相劝。哪知刘祥丽说：“我一个大姑娘与他住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这么算了？”王香芬拿出了自己打工挣的钱对刘祥丽说：“好妹妹，这是我打工挣来的１０００元，我也舍不得用，就算我们对你的赔偿吧。”但刘祥丽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反倒劝起了王香芬：“你和刘运社过不到一块，他现在也对你死心了，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趁早离婚成全我们呢？”话不投机，两个女人大吵了一架。
王香芬本想再次寻求法律支持，但怕人笑话，又怕闹起来使刘运社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远。她开始了以自己的方式拯救婚姻的行动。从此王香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收拾房间，打扫院落，做饭，喂猪，对公婆极尽孝心，对刘运社和刘祥丽也是和颜悦色。她希望用自己的委曲求全打动丈夫和公婆的心，感化刘祥丽。从此刘运社过起了“一夫二妻”的生活。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王香芬的“忍辱负重”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刘祥丽不但丝毫没有要走的迹象，而且与刘运社似乎更加亲密。公婆也根本不领她的情，相反对刘祥丽关怀有加。而更让王香芬无法容忍的是，刘祥丽对她也是一副看不起的样子。在王香芬看来，自己倒像是刘家雇来的保姆！在尴尬与屈辱中生活了两个月后，忍无可忍的王香芬一纸诉状将丈夫和刘祥丽告上法院，要求法院认定二人重婚。
这注定是一次特殊的审判。受理此案的户县人民法院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庭前准备工作。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王香芬诉刘运社与刘祥丽重婚一案开庭审理。开庭时，作为刑事自诉人的王香芬和代理人——户县民众法律事务所律师华伯让、刘志振坐在法庭一侧，刘运社和他的新任“妻子”刘祥丽坐在被告席上。三方在法庭上的见面多少有些尴尬。
法庭上，王香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要求法院追究刘运社和刘祥丽的重婚行为，并承担刑事责任。刘运社认为自己没有构成重婚罪，理由是自己不懂法，乡政府就给办了离婚证，以为拿了离婚证就可以结婚了，而且刘祥丽与自己并没有领结婚证，不构成重婚。而刘祥丽更是振振有词，她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看到刘运社已经领了离婚证，没有想到这个证是刘运社通过不正当手段领的，也认为自己没构成重婚罪。
法庭经合议认为，刘运社在妻子王香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欺骗的手段骗取了离婚证以达到与他人结婚的目的，且事实婚姻成立，构成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刘祥丽因不知情，故免于刑事处罚。
赢了官司后的尴尬和悲凉
王香芬状告丈夫重婚一案，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对王香芬进行了采访。采访后，她就被刘家人赶出了家门，暂住亲戚家。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日，不服一审判决的刘运社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中院认为此案的判决不妥，驳回重审。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户县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在双方代理人辩护之后，法庭宣布刘运社重婚罪成立，但鉴于乡政府也有过错，对刘运社免于刑事处罚。同时对王香芬要求刘运社赔偿精神损失一项，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不久，当刘运社刚想喘口气时，谁知一直深受委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刘祥丽却一纸诉状又将刘运社推上了被告席。诉状称，刘运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了她的信任，导致自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人格屈辱中与其“结婚”了两个月，对她本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要求刘运社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５万元。
刘运社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痛苦万分。为了应付这一场又一场的官司，他好久都没有正常干活了，再说盖房还欠了一屁股债，哪还有钱？鉴于刘运社的家庭困难，经法院调解，刘祥丽同意刘运社赔偿自己２０００元人民币。而赔偿金还是刘运社卖了家里的粮食才凑够的。刘祥丽走时，这对昔日感情甚笃的情人都不禁有些凄然。
刘祥丽走后，王香芬又回到了刘家，她希望刘运社能回心转意，与她再和好。但经过了这么多风雨后，刘运社对自己与王香芬的婚姻已不抱任何幻想。这对昔日的怨偶已很难再和好。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６日，满腹悲伤的刘运社孤独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不久，王香芬又一次被刘家人赶出家门。刘家人已无法容忍这个儿媳。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记者再次赶到白庙乡罗堡村，刘运社家的楼房空荡荡的已失去了往昔的生气。而王香芬在被刘家赶出来后，一直带着六岁的女儿住在村外果园的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记者问到她今后的打算，她一直搂着女儿沉默不语，眼里涌动着悲伤的泪水。看记者要走了，她忽然喃喃地说：“我只想讨个说法，争回丈夫，没想到……”“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婚呢？”王香芬痛苦地摇了摇头。再过三天就是元旦了，新的一年又将重新开始，这对不幸的母女又将何去何从呢？
面对这样的结局，笔者的心情非常沉重和压抑。如果刘运社和王香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家事，如果乡政府不那么草率，如果王香芬在婚姻死亡后能理智地离婚，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但如果只是如果，它对当事人的一生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责编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