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一行迹、作品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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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江西籍的戏剧家熊式一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上厥功至伟,虽然近年对他的研究逐渐增多,却依然存在较大的学术空间。笔者在日常阅读中汇聚了一批史料,多为其他研究者所未论及,特加以揭橥并敷衍成篇,以对拓展和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译作《佛兰克林自传》
  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设“万有文库”,熊式一名列著译人名单,负责《佛兰克林自传》(Franklin:Autobiography)的翻译。1932年译书单行本出版,《申报》所登广告云:“胡适之先生最近在《独立理论》十二号内,作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有下列一段话: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篇传记长至几十万言的,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种的。这种传记的翻译,倘使有审慎的选择和忠实明畅的译笔,应该可以使我们多知道一点西洋的领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间接的可以使我们对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点具体的了解。佛兰克林乃外国模范人物之一,他的自传的价值曾习英文者都知道,本书译笔亦可称为忠实明畅,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的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以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万有文库发行单行本,给予我们欣赏这本好书的机会。”[1]译本全书二册,定价八角。三个月后,该书重订为一册出版,定价一元,新广告云:“《佛兰克林自传》之价值,曾习英文者均知之,其文固足议,其事亦可歌,盖佛氏出身微贱,一如林肯,其一生创业经过,足为世人模范,译文极为忠实明畅,实为青年之良好教育读物。”[2]次年是书刊行第二版,与伍光健译《伦理学》、马君武译《人类原始及类择》等同列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广告词亦加上了“成人读之,亦可略窥西方领袖人物之生活方式”。此书销量极好,至1947年出至第五版。
  二、关于《王宝川》《西厢记》等剧作
  《王宝川》在英美上演后创造了惊人的场次记录。国内剧院也积极引进,宋春舫等创立的万国艺术剧院于1935年6月25日、26日晚九点在卡尔登影戏院公演,据其预告,会员及来宾每张票价两元,非会员每张四元。除了称赞此剧在英国的火爆之外又强调“现该剧为华人用英语排演之第一次”[3],导演为萧丝、王叔英,演员包括唐瑛(饰王宝川)、凌宪扬(饰薛平贵)等共33人。与此前在英国的公演不同,虽然也是英语对白,“此次表演角色全系中国仕女,该剧院又抱改进剧艺宗旨,对于布景服装等亦独出机杼力求改进,在中国戏剧艺术上未尝非意义之尝试”[4]。表演所用场面、行头由徐品记承包,全副古装,十分富丽雅致;在音乐上,遵循旧剧传统,仍然使用锣鼓,加琵琶、凤凰箫、二胡和扬琴等,曲子则用《霓裳曲》、《旱天雷》和《霸王卸甲》等。在剧情上,共八场,与熊本有别,但掺和了熊本与传统剧本,如第一场《王允赏雪》即为旧剧所无。因座位迅速被订购一空,演出方决定续演三天。
  作为文化现象的《王宝川》上演,以及剧作本身在国内好评如潮,如梅兰芳谈道:“鄙人在伦敦与熊式一先生同寓匝月,近二三年各国对中国戏剧渐有认识,而熊君所编《王宝川》一剧,尤受欢迎。将来中国戏劇如有公演机会,自必更为各国所欢盼。”[5]自然也有反对或嘲讽,如无次谈道:“看京剧看文明戏,也不过是那么一套,必须要薛平贵说洋腔,才够味儿。熊式一先生的《王宝川》在国外大受欢迎,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戏剧在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呢?那是很难说的。因为人们在看戏时,所获得的已经不是艺术的欣赏,而是新奇的刺激了。这种刺激也会变成麻木,当新奇变成古老的时候。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在极无聊的时候才会去看这类戏,而且也要在极无聊的时候才会演这类戏的。”[6]以为不过利用视听刺激抓住了观众,也有人指斥该剧靠“奇闻”成名,“《王宝川》也许有她艺术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轰动全伦敦的重要原因。英国观众所以欢迎该剧的缘故在于剧中的特殊现象,舞台艺术在其次。听说英玛丽皇后于看完《王宝川》以后曾对人叹气,中国真是不可了解的国度,男人可以随意出卖女人。因为英国目前是个男女绝对平等的国度,所以大家都认为《王宝川》的剧情是一种怪现象。一个熟人问过英国名作家威尔斯,对于《王宝川》一剧有什么感想。这位老先生回答,他虽说对于中国的文化没有什么研究,但相信《王宝川》一剧决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7]。显然,此类评价无视剧作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文化价值。
  自《王宝川》为人熟知后,它成了业内比附的对象。如有人评价上海业余戏剧俱乐部表演的节目《鸿鸾禧》:“与熊式一所改编之《王宝川》相仿佛,此剧唱做俱佳,而情节尤极紧凑,为是晚最动人之节目。”[8]此剧又被上海辣斐剧场改编成了戏曲,“辣斐继《二爷外传》之后为《王宝钏》……不过原著中颇有‘骗骗外国人’的地方,辣斐当将采用原著之长(如接近歌剧形式)而修改之”。[9]《申报》为其刊有上演广告:“今天日场三时荣誉献演。轰动英国名剧,本场新年前奏。姜淙导演,姚唯凡改编,熊式一原名。采取皮黄剧的精华,创造新的戏剧形式。”[10]它也被改成了电影,艺华公司曾请卜万苍、史东山和应云卫联合导演,剧本已送至电检会审查通过,却无下文。1939年春艺华公司再次启动计划,请以风格细腻著称的吴村导演,古典美人张翠红主演。因计划运往海外,制作上力求慎重,成品堪称佳作珍品。同年11月电影上映,影片广告称:“宣扬中国固有美德,发挥中国民族精神。哀艳绝伦文艺历史巨片筹备六载,摄制一年,耗资念万,演员数千。艺华一年一度非常出品。本剧在伦敦STAR戏院连演二年余始终客满,打破一切纪录。根据熊式一原剧,英国萧伯讷氏赞赏之荣誉作。占电影史上第一页,为艺术作品第一流。策励为正义而反抗侵略!十大明星领衔,任何影片为之失色。”[11]
  熊式一另一部名作是《西厢记》,它原定于1936年8月在上海开演,“剧中角色全用能操英语之男女艺员,彼等将于十月间赴纽约,由盖斯特氏导演该剧,熊近曾赴纽约,监看盖氏导演《王宝川》剧,该剧在纽约之成功与在伦敦同,故盖氏殊望西厢新剧早日开演,熊返抵伦敦后,乃宣布西厢新剧消息,或问熊操英语之角色是否难觅,熊答,尚不难,在香港厦门上海北平诸大学中觅得之,梅兰芳已允为助,故可训练剧班,适如所欲,俟训练纯熟后,将以中国神味操英语演之,西厢剧中歌曲将占大部分,其乐谱将特加编制,其中兼用中国旧乐,故将来有中国乐班随往纽约,在纽约演毕,拟至伦敦开演,现正在协商中。熊氏在伦敦戏剧生活中获有纪念品甚多,其中最有价值者为萧伯纳肖像之名信片一帧,其反面有萧氏工书之小字,文曰:余甚嗜西厢一剧,远胜王宝川,该后者为普通之乐剧,前者为可爱的剧诗,可与吾国中古最佳戏剧媲美。惟此剧需细腻扮演之艺术,在二十世纪中,为中国能演之耳”[12]。熊氏计划赴沪与梅兰芳商讨助演一事,直至1938年12月8日由他亲自指导的本剧才在伦敦火炬大戏院上演,“观客拥挤,几无插足余地”,“一切均按中国舞台之象征主义,不采用布景,演员服装极为精美,均系由名伶梅兰芳指导,在沪特制,剧中崔莺莺一角,由前演王宝川驰名之达丽尔女士担任,饰张生者为名伶爱德华饰,表演细腻颇为动人,崔老夫人之扮演者为盖维恩女士,状大家主妇,惟妙惟肖,莱特宴女士扮演红娘表情幽默,尤受欢迎”。[13]所有的演出收入捐给了中国难民救济基金。同年12月《西厢记》又在香港排演,欧阳予倩执导,并设计布景道具和灯光配装,完全电影化,梅兰芳前往指示,先在皇后剧院试演,成绩斐然,“全剧共分三幕,三幕之中再分九场,故时间长达三小时有余,但音乐方法缺少与胡琴合奏,故说白极多,为一大缺点。角色方面,人数共达三十余,主要者亦十数人。内中以唐瑛女士,宋文斌夫人,陈永安夫人,最为满意,动作亦极自然,其中尤得一提者为白马将军与孙飞虎二君的打武技术,与平剧中之名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说白方面因彼等均为业余而爱好戏剧者,平时英语对白早有根基,故极为流利云”[14]。   此外,熊式一又撰成《北京来的教授》(Professor Come From Perking),大意写大学教授张某,“初为五四时代之学生运动领导者,亦为共党中人,其后出卖学生,思想堕落,至北伐时期,则又参加国共分裂后之武汉组织,行为益见腐化,譬如玩女职员、女学生,不一而足,直至‘八一三’前夜,忽然变为抗战中坚分子,剧中描写张某为今日蒋委员长幕后有力之人物,中日战事,亦即由此人策动而起也云云”。但这部三幕剧遭到严厉的批评,“既无中心思想,又乏描写技巧”,所写多无稽之谈,“全剧所谓噱头甚多,都出张某之口,如:‘明天我要去见蒋介石!’‘陈友仁跟我商量收回英租界’‘叫娘姨打个电话给宋子文’……等等,于是在英伦上演时,洋人大笑不置。某剧作家以此剧轮廓告记者时,慨乎言之曰:‘熊式一对抗战看法,殊属浅薄,一若抗战,烽火燃起,一切腐化分子,都能成为抗日英雄者然,所谓张某,洋人目中或以为果有隐射者,第据吾人所知,今日蒋委员长幕后,决无此等样人。熊式一之《北京教授》,实则完全为了生意眼也,彼对于抗战,不但不作有利宣传,反暴露民族弱点,令人殊为遗憾也。’”[15]。
  三、熊式一的国内游踪与活动
  回国之前,熊式一在欧洲参加过一些活动,如1935年2月为配合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近代名画展览会,伦敦中国学会请刘海粟讲演《中国近代美术之趋势》,熊式一任翻译。1936年4月29日,他出席中国民族友谊协会活动,并发言:“谓中国之未为西方民族所了解久矣,‘英美两国为中国之友邦,吾人自可冀其臂助,惟吾国本身亦当准备与各国通力合作,否则即不能过存奢望,希冀他国予以援助也’。”[16]9月,他与王礼锡等代表中国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运动会。
  1936年12月28日,熊式一偕夫人蔡岱梅归国抵沪,欧阳予倩、梅兰芳等到轮埠欢迎,熊氏谈到离国已久,“故特归国一行以观察祖国年来一切飞速进步之现象,关于邀请梅兰芳赴欧演剧事,尚待与梅君商洽云”[17]。1937年1月4日梅兰芳夫妇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茶舞会,欢迎熊氏夫妇,到者叶恭绰、郑振铎、刘海粟、赵叔雍、胡蝶等二百余人,梅氏一一为之介绍,周旋两个小时始散。熊氏谈到日内先回江西,然后赴北平,新编以描写我国最近数十年新旧思想冲突为主题的剧本《大学教授》已脱稿,计划2月发表,公演时将至沪公开征求角色。1月5日,地方协会在中汇大楼会所举行新年茗谈,王正廷、熊式一、杜月笙、穆藕初等与会,熊氏作了关于在欧美宣扬中国文艺的状况的报告:“我往外国,旨在宣扬我国文化,解释各国误会,不明了中国现情的外人,仍是拿缠足、抽鸦片、小辫子、小刀子等来描写中国人,实是好笑。我编了一个剧本,叫《王宝川》,在伦敦曾受人讥笑,认我年纪轻,身子小,所写的东西一定靠不住,剧场书店都不欢迎。直过了一年半,我的书才出版,销数还好,今已六版,各方面评论亦好。后来公演,竟大受彼邦人士热烈赞赏,现已演至八百三十余次,世界戏剧最多也不过六百余次,现今各国都已译演,在美国竟有人把我当做中国的莎士比亚,报纸大事宣扬,总算侥幸得有相当成功。末了,我从国外回来,却有点感想,就是我们要在海外宣扬国光,应该用全国的力量去推动,个人的言行,必须特别的谨慎,对于外国文字,尤须有深切的研究。鄙人因学识不够,深感到这层,今天承蒙贵会招待,非常感谢。”[18]他原拟先赴绥远,慰劳前线战士,“现因接京方电邀,有所咨询,乃将行程变更,定明日入京一行,然后转返江西原籍省亲,并观光赣省连年建设,闻赣方民族剧团及民族文艺社,昨派代表往访熊氏,表示欢迎,并拟熊氏到赣时举行盛大欢迎会,一面礼请熊氏为顾问,熊氏以事关民族文化运动,且为桑梓服务,已勉允担任云”[19]。同时他计划将回国所得印象撰文交与上海《汗血周刊》发表。1月7日,熊氏夫妇前往南京,欲谒各当局报告在国外宣扬国剧的经过,并拟分访话剧界认识晤谈。
  1月24日晚,熊氏夫妇在南昌参加了江西民族文艺社第二次座谈会,熊氏简要谈及从18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的变化,自己的戏剧译作,以及将现代戏剧介绍给国际艺坛的未来计划。[20]1月26日,他和熊佛西受邀在教育厅大礼堂演讲,当晚江西教育界领导和文艺界人士为其接风。他们作为特约讲师出席了1月27—2月3日在上饶中学举办的,以提倡友教精神、增强身心修养,共谋江西教育发展为宗旨的江西省第四届教师寒假修养会,二人所在的戏剧教育组讨论了三次,决议案8件,涉及儿童剧本的编纂,学校、农村戏剧的推广和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后又与音乐教育组联合讨论,论及四大议题:“电影、戏剧、音乐教育如何联合推广案”“本省音乐戏剧院,应如何计划案”“如何奖励本省文艺界创作剧本案”“民众戏剧如何推行案”。1月29日下午熊式一作了《欧美演剧的经过》(欧阳燮笔记)的演讲,论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欧美戏剧情况”,指出英国许多名流,包括后台老板、前台老板都编过剧本,法律专家、劳工總长,甚至医生、银行职员、工人、女仆等都能写剧本;伦敦、纽约、巴黎剧场林立,并有不少大型歌剧团存在;西方戏剧包括历史剧和现代剧,后者又分为正剧、喜剧、笑剧(即高等喜剧)、悲剧四种,另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惊剧,儿童不宜,却能招徕观众。二是“欧美戏剧过程”,概括了剧本写作分笔记、口述、速写、著作四种,谈及剧作的演变经过:作者将剧本送老板审查,老板认为有价值会通知作者,并聘请导演,选择演员,制定薪水,又告知前台经理、后台经理,支配演员,准备用具、衣服等。所择定的演员每人发一本剧本或某一部分,主局者联络新闻记者展开宣传,并日夜排演。公演前日晚,作者、老板、导演等坐定观看是否有误,随时修正。正式公演时,邀约一批批评家和新闻记者助力于宣传,而这类专业人士在中国是少见的。[21]
  2月4日,返回南昌的熊式一等得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宴请,他关于发展戏剧事业的建议得到认可,而设立省立剧院的计划亦由他草拟,一待脱稿核准即遵照实施。4月,他参与了某部组织的西南考察。据桮棬《滇程拾遗》所记,“世界著名之《王宝川》熊式一君,由南昌到,中途加入吾们行列者。熊君翩翩年少,蓝衫皂褂,望之是一个公子官儿,不知其已足遍半球者也”。因他与褚民谊同乘一小车,有人戏言“王宝川与司马懿同车赴长沙,盖熊在英以编《王宝川》得名,褚则去岁在慈善会上曾饰过司马懿一次,故有此妙喻”[22]。8月3日,他从南昌返沪下榻国际饭店,目的是筹备国防戏剧,并计划招待上海新闻界报告离国数年来对考察和研究戏剧所得的感受。   四、关于国际笔会和其他涉外事宜
  “七七”事变后,熊式一再次出国,以宣传抗战、寻求国际支持,他参与了许多活动。如1938年1月在欧洲举行的国际和平大会,中国首次派出陈友仁、王礼锡、胡秋原、陈铭枢、熊式一、陶行知和钱俊瑞组团参加。5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在曼切斯特举办“中国周”,邀请各界中国人士讲演,熊式一即是其一。6月底他代表中国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十六届年会,据报载1938年7月1日“中国分会代表为名戏剧家熊式一氏,当场一致决议,声讨日本轰炸城市、屠杀平民,并将日本笔会摈出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国笔会继任云”[23]。他据理力争,呼吁世界文艺界关注中国,为外国作家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关键作用。1947年6月,国际笔会第19次大会在瑞士沮利克(Zurich,今译苏黎世)举行,到会者共计35个国家,中国代表为旅法文化人萧凌卓(孝隐)女士和熊式一。1948年6月,第一届国际戏剧会议召开,余上沅为中国代表,联合国文教会中国分会又加派熊式一代表谢寿康就近出席。
  二战期间,熊氏撰文讨论过当时的社会动态。如涉及英国人的战争观,他从英国报纸近期常出现的“第五纵队”谈起,解释了它的历史渊源:秘密侦探或国内奸细,从而延伸出当下的意义—宣传反战或阻挠政府工作的人,然后分析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如何评价言论自由或反对意见的问题。[24]《战时伦敦杂记》记述了战争将临时伦敦民众的行为举止,城市的空防、灯火管制等状况,以及被疏散的孩子、学校和教师,指出战争的消息固然令人紧张,但人民仍然充满乐观精神。[25]而从熊式一当时发表的诸多文章来看,他在这方面的认知比较浅显,也不高明。
  总之,以上所述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熊式一的人生行迹、文艺创作和社会影响,对拓展和深化其研究或重定他的文化史地位提供了可供资镜的史料来源。
  参考文献:
  [1]《申报》1932年8月23日。
  [2]《申报》1932年11月13日。
  [3]《申报》1935年6月11日。
  [4]《英译〈红鬃烈马〉将公演》,《申报》1935年6月21日。
  [5]《戏剧家余上沅博士昨偕梅兰芳抵沪梅谈俄人评论可为中国戏新估价对使馆赞助及友邦招待表示感谢》,《申报》1935年8月4日。
  [6]无次《从外国金玉奴说起》,《申报》1937年5月21日。
  [7]《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申报》1938年3月3日。
  [8]《申报》1937年2月26日。
  [9]《申报》1942年2月2日。此处原文作“王宝钏”。
  [10]《申报》1942年2月7日。
  [11]《申报》1939年11月22日。
  [12]《英语〈西厢〉新剧八月在上海开演 梅兰芳已允为助》,《申报》1936年4月23日。
  [13]《英译西厢记伦敦上演卖座极盛得款悉充救济难民》,《申报》1938年12月9日。
  [14]光《英语〈西厢记〉在港排演》,《申报》1938年12月8日。
  [15]海星《熊式一新作〈北京教授〉为了生意眼竟作反宣传,如此剧作家应严予彻查》,《申报》1940年4月27日。
  [16]《中英聯络友谊伦敦人士组成协会》,《申报》1936年5月1日。
  [17]《剧作家熊式一昨抵沪》,《申报》1936年12月29日。
  [18]《地方协会昨日举行新年茗谈 会长致词欢迎新会员 王正廷熊式一等演讲》,《申报》1937年1月6日。
  [19]《熊式一将入京》,《申报》1937年1月6日。
  [20]品《民族文艺社第二次座谈会》,《江西民国日报》1937年2月8日。
  [21]《欧美演剧的经过》,《江西教育》第二十六期,1937年2月。
  [22]桮棬《滇程拾遗》,《申报》1937年4月24日。
  [23]《国际笔会声讨日军滥炸无辜》,《申报》1938年7月3日。
  [24]《熊式一谈英国人的战争观》,《申报》1940年7月15日。
  [25]熊式一《战时伦敦杂记》,《申报》1940年9月12日。
  (作者单位:江西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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