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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的“十七年”小说中，城市的影子总是依稀可辨。那些影影绰绰的负面形象，其实深切照见彼时紧张的意识形态交锋。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便通过一对革命夫妇的家庭悲喜剧，来突显“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与城市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主义危机”，而在此之后，一系列相关作品亦通过讲述“堕落干部”的进城故事，试图不断涉及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城市的复杂联系。
与《我们夫妇之间》相似，俞林的《我和我的妻子》（《新观察》1956年第11期）同样将“进城”的矛盾焦点聚集在“家庭”和“夫妇之间”。在这个故事中，“我的妻子”是一位“刚从城市里来的女学生”，有着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革命对她的吸引仅仅在于“很有意思”。当“我们”一同从革命年代走过之后，在我的“官僚主义”和“私心”的照顾下，她终于“丢掉做医生的前途”，开始进入平庸的城市日常生活。于是，家庭生活与革命热情之间的矛盾开始突显，平庸生活的苦闷开始蔓延。为了消除这种苦闷，“她要在业余时间向机关里的一个干部学弹吉他”，由此而走向腐败堕落的境地。
从表面上看，“我的妻子”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比较相似，都是“返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而且故事本身也是在反省“我”的“官僚主义”和“妻子”进城以后的“变质”，然而此处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告别革命”所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瓦解”。我的官僚主义在于“不关心自己的妻子”，“不从政治上帮助她”，使“她越来越不像一个从老区来的干部”，而“她”则遭受着资产阶级文化——“弹吉他”的致命吸引。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进城之后的“日常生活”的焦虑，以及“娜拉走后怎样”的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问题，更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的“匮乏状态”和资产阶级文化“致命吸引”的问题。这也许才是故事本身所暗示出的城市秘密所在。
面对“妻子”的堕落，“我”深情地回想起“那些曾一度在她身上闪耀过的光芒，体会到她那些曾有过的幻想和希望”，这无疑是革命年代的人性闪光。然而，如“我”所思索的，“为什么这些火花没有燃烧成火焰就熄灭了呢？”果真如小说所阐述的，“是我把妻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她放在身边，不叫她学习，也不叫她工作。借口‘照顾’她，其实却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所谓‘温暖’的家，让妻子成为照顾这个家的主妇”吗？或者，“正是我这种可耻的思想窒熄了她发出的火花，阻挡了她前进的道路”吗？换句话说，是“政治生活”的缺位所引起的“学习”匮乏造成的后果吗？事实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小说所揭示的，“妻子”堕落的根源，即那位“弹吉他的干部”不出所料地“与私商勾结，贪污公款”，这是作者俞林为城市资产阶级趣味所设置的“合理结局”。结合“三反”之中的斗争背景，这种“政治无意识”的流露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焦虑所在。小说最后，“我妻子后来到纺纱厂做工会工作，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她没有退缩，她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积极、热情，很快就入了党”。尽管这种与《我们夫妇之间》一样的大团圆结局符合观众们善良的阅读期待，也体现了作者试图弥合“意识形态创伤”的努力，但社会主义城市在“资产阶级趣味”的内在干扰中所呈现的分裂状态却是无法挽回的困局。
与《我们夫妇之间》及《我和我的妻子》比较相似，“山药蛋派”小说家孙谦的作品《奇异的离婚故事》（《长江文艺》1956年第1期）也描写了一个革命干部“进城”之后的堕落故事。小说主人公于树德在“革命之后”的城市的所作所为，非常符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警惕的对象。进城之后，他不自觉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影响，“生活”上开始蜕化变质，不仅变得“爱穿戴，也爱玩儿，还爱跳舞”，而且追求一种“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又有‘小资产阶级的风度’”的价值取向。他热衷于物质享受，沙发，小汽车，毛料子制服，喜欢到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出差，有着十足的官僚主义做派，他的“反省丸”和“自我检查丹”蒙蔽了许多人。他爱上了“梳着两条长辫儿的大学生陈佐琴”，每天“坐着小汽车逛公园”，开始嫌弃自己乡下的“黄脸婆”，并酝酿着与她离婚。
小说的中心情节就是围绕于树德“抛弃妻子”的故事展开的，而在孙谦这位农民小说家道德化的书写之中，于树德毫无意外地被塑造为一个“当代陈世美”的形象。与此相反，他眼中的“黄脸婆”妻子，那位曾经“脸儿红红的，一对大眼睛象是两颗晶亮的星星”的“救命恩人”，则被塑造为任劳任怨，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妇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位“良心让狗吃了”的负面道德型干部形象，是通过被叙述为伦理的敌人，从而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在此，于树德这个“官僚主义者”是被依附在“抛弃妻子”的民间伦理的“冒犯者”之上的。就这样，于树德这位腐败堕落，贪图享受的官僚主义者，抛弃“糟糠之妻”的传统伦理的“入侵者”，毫无意外地被塑造为阶级的敌人，等待着被起诉和查办的命运。这其实也透露出彼时意识形态对城市腐蚀作用的警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于树德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从战争年代走过，但他是“在城市里读过中学，又在他父亲的店铺学过买卖——有一些城市经验”，由此而被调到城市去工作的。因此，他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非常相似，都是作为“返城者”重回城市的。而他本人进城当官后的堕落，也鲜明地体现出“城市经验”作为一种负面所指的意义。“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荒诞的事情！”《奇异的离婚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也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味。尽管它顺应了“双百”时期“反官僚主义”的历史潮流，但至关重要的却是揭示了城市对于“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空间的腐蚀作用。
在“进城者”的眼中，“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城市是一片“解放”的天堂，而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文化匮乏状态却终究难敌幽灵般残存的资本主义文化，这也是解放所呼唤出的“个人”的病症所在。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文学月刊》1956年第9期）也是讨论“革命之后”城市夫妻关系问题。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昔日的革命者和进城干部，而是一位暗示出负面形象的工地技术员、小资产阶级青年。于是在他这里，这种“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趣味更加肆无忌惮，因此也极为暧昧地揭示出了城市的“美”、“自由”、“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资产阶级因素对“社会主义城市”的“诱惑”。小说之中，“我”在妻子（“革命伴侣”）与情人，即艺术学院毕业的雕塑师加利亚（资产阶级女青年）之间的情感抉择，被暗示为实用大方与华丽外表两种不同美学风范的对峙。当然最终的结局无疑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但在此意识形态的教益之中，“情感”与“诗意”的吸引终究令人心醉。《在悬崖上》有一段经典的段落，讲述“星期六的机关舞会”，“我”和爱人，以及加丽亚相逢在舞场：“我真后悔，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现眼。”“糟糠之妻”令他自惭形秽，这无疑象征着社会主义美学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自卑形态。紧接着小说描述了“我”和加丽亚酣畅淋漓的舞蹈：“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加丽亚得意地说：‘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这种“个人”陶醉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欣快感，以及城市的“诗意”与“趣味”，终究是追求道德精神的社会主义所无法提供的，于是“堕落”便显得不可避免。 在此颇有意味的是，从《我们夫妇之间》到《在悬崖上》，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机关舞会”。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大众娱乐方式，“机关舞会”被认为是对1930年代营业性舞厅的“重塑”。从四十年代的“延安交谊舞”到建国初期的“机关舞会”，“舞蹈”尤其是“交谊舞”，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城市娱乐方式，出人意料地被社会主义文化所吸收和改进。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在一种节制的原则中对“身体解放”的认同和对欲望放纵的警惕。然而，就是“机关舞会”这种意识形态规训下某种“洁净”的大众娱乐方式，也在建国初的城市题材小说中酿成了苦果。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还是《在悬崖上》中的“我”，更别说《上海的早晨》中那位迷恋“机关舞会”的“张科长”，都是在物质欲望的沉迷中冲决了身体解放的适度原则，从而演变为精神堕落的肮脏后果。这种情节设置的原则，已然体现出“机关舞会”这一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形式的破产迹象。
这其实也体现出“进城”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断面临一种文化抗争的命运。城市给家庭带来的变故，感情危机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危机，这些都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的匮乏状态，它似乎难以抵挡资产阶级文化的吸引，而资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便是“革命之后”的城市。《乘风破浪》中的“进城工人”李少祥，面临着在乡下姑娘小兰和上海姑娘小刘之间的情感抉择。尽管最后，小说在一种无产阶级劳动美学的价值评判中选择了小兰，但李少祥的“延宕”本身无意间透露出“小刘”这一有文化又有着“摩登”意味的资产阶级女子对他的吸引。而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尽管排长陈喜最后在指导员的教育下幡然悔悟，但他对“春妮儿”的坚守，毋宁说只是对解放区人民的道德承诺，而社会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这种道德的“超我”结构得以维系的。
在“进城”的故事中，面对城市的诱惑，道德蜕变者往往与政治蜕变者有着惊人的同构关系，这也是城市官僚主义的由来。他们的形象在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以及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中有着清晰的呈现。如果说草明《火车头》中刘国梁的“官僚主义”被认为是照搬农村经验到城市来的“保守”与“狭隘”，那么刘世吾、罗立正和梁建等人则是“革命之后”安享“和平日子”的落伍者和堕落者。尽管刘世吾这位革命年代的英雄，从战场和农村来到城市和组织部，作为“经验丰富”，“心地单纯”的“布尔什维克”，并不能简单地被看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但他的“世故”、“冷漠”，以及安于现状的“逃避哲学”，却终究体现出官僚体制中策略性的自我保护，这无疑是与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而《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梁建作为一个坐享和平的建设者，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和平日子”蕴含的严峻危机。他的问题在于将过去“忘光”，忘却了自己作为一位革命者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艰辛，他“要能把经过的一切事情都忘光，好像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要不，人就永远不能安然地过日子！”“安然”一词让人想到了张爱玲对人生“安稳”的追求，这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几乎就是城市的秘密，却是革命的大敌，也是革命者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危机所在。小说中通过对梁建革命史的回顾，从而引出了一个“革命之后”的“蜕变”的问题，正如韦珍所说，“一个人只有在自己没有饭吃、没有出路、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等到他不愁吃穿了，生活环境安逸了，他听不见生活在怎样呼唤社会主义？他的生命就失去动力？这样的人，能算真正的革命者？”在此，城市一方面作为现代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化具有消解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作为资本主义产物对于革命所建构的无产阶级政权却具有腐蚀作用。
作者简介：
徐刚，1981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与《我们夫妇之间》相似，俞林的《我和我的妻子》（《新观察》1956年第11期）同样将“进城”的矛盾焦点聚集在“家庭”和“夫妇之间”。在这个故事中，“我的妻子”是一位“刚从城市里来的女学生”，有着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革命对她的吸引仅仅在于“很有意思”。当“我们”一同从革命年代走过之后，在我的“官僚主义”和“私心”的照顾下，她终于“丢掉做医生的前途”，开始进入平庸的城市日常生活。于是，家庭生活与革命热情之间的矛盾开始突显，平庸生活的苦闷开始蔓延。为了消除这种苦闷，“她要在业余时间向机关里的一个干部学弹吉他”，由此而走向腐败堕落的境地。
从表面上看，“我的妻子”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比较相似，都是“返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而且故事本身也是在反省“我”的“官僚主义”和“妻子”进城以后的“变质”，然而此处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告别革命”所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瓦解”。我的官僚主义在于“不关心自己的妻子”，“不从政治上帮助她”，使“她越来越不像一个从老区来的干部”，而“她”则遭受着资产阶级文化——“弹吉他”的致命吸引。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进城之后的“日常生活”的焦虑，以及“娜拉走后怎样”的女性主体性建构的问题，更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的“匮乏状态”和资产阶级文化“致命吸引”的问题。这也许才是故事本身所暗示出的城市秘密所在。
面对“妻子”的堕落，“我”深情地回想起“那些曾一度在她身上闪耀过的光芒，体会到她那些曾有过的幻想和希望”，这无疑是革命年代的人性闪光。然而，如“我”所思索的，“为什么这些火花没有燃烧成火焰就熄灭了呢？”果真如小说所阐述的，“是我把妻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她放在身边，不叫她学习，也不叫她工作。借口‘照顾’她，其实却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所谓‘温暖’的家，让妻子成为照顾这个家的主妇”吗？或者，“正是我这种可耻的思想窒熄了她发出的火花，阻挡了她前进的道路”吗？换句话说，是“政治生活”的缺位所引起的“学习”匮乏造成的后果吗？事实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小说所揭示的，“妻子”堕落的根源，即那位“弹吉他的干部”不出所料地“与私商勾结，贪污公款”，这是作者俞林为城市资产阶级趣味所设置的“合理结局”。结合“三反”之中的斗争背景，这种“政治无意识”的流露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焦虑所在。小说最后，“我妻子后来到纺纱厂做工会工作，一开始很困难，但是她没有退缩，她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积极、热情，很快就入了党”。尽管这种与《我们夫妇之间》一样的大团圆结局符合观众们善良的阅读期待，也体现了作者试图弥合“意识形态创伤”的努力，但社会主义城市在“资产阶级趣味”的内在干扰中所呈现的分裂状态却是无法挽回的困局。
与《我们夫妇之间》及《我和我的妻子》比较相似，“山药蛋派”小说家孙谦的作品《奇异的离婚故事》（《长江文艺》1956年第1期）也描写了一个革命干部“进城”之后的堕落故事。小说主人公于树德在“革命之后”的城市的所作所为，非常符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警惕的对象。进城之后，他不自觉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影响，“生活”上开始蜕化变质，不仅变得“爱穿戴，也爱玩儿，还爱跳舞”，而且追求一种“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又有‘小资产阶级的风度’”的价值取向。他热衷于物质享受，沙发，小汽车，毛料子制服，喜欢到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出差，有着十足的官僚主义做派，他的“反省丸”和“自我检查丹”蒙蔽了许多人。他爱上了“梳着两条长辫儿的大学生陈佐琴”，每天“坐着小汽车逛公园”，开始嫌弃自己乡下的“黄脸婆”，并酝酿着与她离婚。
小说的中心情节就是围绕于树德“抛弃妻子”的故事展开的，而在孙谦这位农民小说家道德化的书写之中，于树德毫无意外地被塑造为一个“当代陈世美”的形象。与此相反，他眼中的“黄脸婆”妻子，那位曾经“脸儿红红的，一对大眼睛象是两颗晶亮的星星”的“救命恩人”，则被塑造为任劳任怨，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妇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位“良心让狗吃了”的负面道德型干部形象，是通过被叙述为伦理的敌人，从而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在此，于树德这个“官僚主义者”是被依附在“抛弃妻子”的民间伦理的“冒犯者”之上的。就这样，于树德这位腐败堕落，贪图享受的官僚主义者，抛弃“糟糠之妻”的传统伦理的“入侵者”，毫无意外地被塑造为阶级的敌人，等待着被起诉和查办的命运。这其实也透露出彼时意识形态对城市腐蚀作用的警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于树德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从战争年代走过，但他是“在城市里读过中学，又在他父亲的店铺学过买卖——有一些城市经验”，由此而被调到城市去工作的。因此，他与《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非常相似，都是作为“返城者”重回城市的。而他本人进城当官后的堕落，也鲜明地体现出“城市经验”作为一种负面所指的意义。“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荒诞的事情！”《奇异的离婚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也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某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意味。尽管它顺应了“双百”时期“反官僚主义”的历史潮流，但至关重要的却是揭示了城市对于“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空间的腐蚀作用。
在“进城者”的眼中，“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城市是一片“解放”的天堂，而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文化匮乏状态却终究难敌幽灵般残存的资本主义文化，这也是解放所呼唤出的“个人”的病症所在。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文学月刊》1956年第9期）也是讨论“革命之后”城市夫妻关系问题。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昔日的革命者和进城干部，而是一位暗示出负面形象的工地技术员、小资产阶级青年。于是在他这里，这种“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趣味更加肆无忌惮，因此也极为暧昧地揭示出了城市的“美”、“自由”、“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资产阶级因素对“社会主义城市”的“诱惑”。小说之中，“我”在妻子（“革命伴侣”）与情人，即艺术学院毕业的雕塑师加利亚（资产阶级女青年）之间的情感抉择，被暗示为实用大方与华丽外表两种不同美学风范的对峙。当然最终的结局无疑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但在此意识形态的教益之中，“情感”与“诗意”的吸引终究令人心醉。《在悬崖上》有一段经典的段落，讲述“星期六的机关舞会”，“我”和爱人，以及加丽亚相逢在舞场：“我真后悔，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现眼。”“糟糠之妻”令他自惭形秽，这无疑象征着社会主义美学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自卑形态。紧接着小说描述了“我”和加丽亚酣畅淋漓的舞蹈：“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加丽亚得意地说：‘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这种“个人”陶醉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欣快感，以及城市的“诗意”与“趣味”，终究是追求道德精神的社会主义所无法提供的，于是“堕落”便显得不可避免。 在此颇有意味的是，从《我们夫妇之间》到《在悬崖上》，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机关舞会”。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大众娱乐方式，“机关舞会”被认为是对1930年代营业性舞厅的“重塑”。从四十年代的“延安交谊舞”到建国初期的“机关舞会”，“舞蹈”尤其是“交谊舞”，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城市娱乐方式，出人意料地被社会主义文化所吸收和改进。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在一种节制的原则中对“身体解放”的认同和对欲望放纵的警惕。然而，就是“机关舞会”这种意识形态规训下某种“洁净”的大众娱乐方式，也在建国初的城市题材小说中酿成了苦果。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还是《在悬崖上》中的“我”，更别说《上海的早晨》中那位迷恋“机关舞会”的“张科长”，都是在物质欲望的沉迷中冲决了身体解放的适度原则，从而演变为精神堕落的肮脏后果。这种情节设置的原则，已然体现出“机关舞会”这一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形式的破产迹象。
这其实也体现出“进城”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断面临一种文化抗争的命运。城市给家庭带来的变故，感情危机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危机，这些都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的匮乏状态，它似乎难以抵挡资产阶级文化的吸引，而资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便是“革命之后”的城市。《乘风破浪》中的“进城工人”李少祥，面临着在乡下姑娘小兰和上海姑娘小刘之间的情感抉择。尽管最后，小说在一种无产阶级劳动美学的价值评判中选择了小兰，但李少祥的“延宕”本身无意间透露出“小刘”这一有文化又有着“摩登”意味的资产阶级女子对他的吸引。而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尽管排长陈喜最后在指导员的教育下幡然悔悟，但他对“春妮儿”的坚守，毋宁说只是对解放区人民的道德承诺，而社会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这种道德的“超我”结构得以维系的。
在“进城”的故事中，面对城市的诱惑，道德蜕变者往往与政治蜕变者有着惊人的同构关系，这也是城市官僚主义的由来。他们的形象在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以及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中有着清晰的呈现。如果说草明《火车头》中刘国梁的“官僚主义”被认为是照搬农村经验到城市来的“保守”与“狭隘”，那么刘世吾、罗立正和梁建等人则是“革命之后”安享“和平日子”的落伍者和堕落者。尽管刘世吾这位革命年代的英雄，从战场和农村来到城市和组织部，作为“经验丰富”，“心地单纯”的“布尔什维克”，并不能简单地被看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但他的“世故”、“冷漠”，以及安于现状的“逃避哲学”，却终究体现出官僚体制中策略性的自我保护，这无疑是与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而《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梁建作为一个坐享和平的建设者，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和平日子”蕴含的严峻危机。他的问题在于将过去“忘光”，忘却了自己作为一位革命者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艰辛，他“要能把经过的一切事情都忘光，好像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要不，人就永远不能安然地过日子！”“安然”一词让人想到了张爱玲对人生“安稳”的追求，这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几乎就是城市的秘密，却是革命的大敌，也是革命者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危机所在。小说中通过对梁建革命史的回顾，从而引出了一个“革命之后”的“蜕变”的问题，正如韦珍所说，“一个人只有在自己没有饭吃、没有出路、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等到他不愁吃穿了，生活环境安逸了，他听不见生活在怎样呼唤社会主义？他的生命就失去动力？这样的人，能算真正的革命者？”在此，城市一方面作为现代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化具有消解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作为资本主义产物对于革命所建构的无产阶级政权却具有腐蚀作用。
作者简介：
徐刚，1981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