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近期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回溯到2008年，“各地方政府搭便车”加大投资及国企与民企趁机盲目扩张，使中国经济潜伏下了政府债务与商业债务的违约风险。
　　眼下政府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诸多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其大部分是基于2009?2015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保持高增长而签订了贷款合同。但是，2013?2015年可预见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正在放慢，可能使地方政府到期足额偿贷的违约率加大。商业银行对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2012年年底到期贷款的近75%实行了贷款展期，预计2013年年底上述到期贷款展期率仍然不会低于75%。2013?2015年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偿贷高峰期。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面对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日渐增加的到期不能偿还贷款额，地方政府与相关商业银行都有侥幸心理。部分地方政府以为，当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中央政府会出台政策进行解救，中央财政也会伸出援手，或者由地方政府的后任行政长官来解决问题。相关商业银行以为，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如果地方政府不偿还，中央政府会替其偿还。
　　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与相关商业银行放任不管的想法及做法。正是他们押注中央会施以援手而不积极采取措施的现状，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渐积聚。
　　商业债务风险进一步放大，问题则在于若干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巨额到期贷款。钢铁、造船等若干产能过剩行业在2013?2015年面临着去库存、去产能的巨大压力。与去库存相比，去产能更难、压力更大。
　　去产能面临三大阻力：一是地方GDP增长的阻力。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往往都是大项目，对地方GDP增长贡献更大。即使企业愿意去产能，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愿意。二是商业银行的阻力。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2009年与2010年扩大产能主要依赖商业银行贷款，实行去产能涉及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责任，并影响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商业银行既不愿意也不支持。三是分流员工及就业率的压力。过剩产能对应着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员工就业，分流员工需要给予经济补偿并进行安置，这也面临着与企业员工、地方政府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阻力。
　　去产能进程的缓慢，除拖累经济增长及中国经济转型，还导致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偿债能力严重弱化。在某种意义上，若干产能过剩行业在2013?2015年的偿贷高峰期，会产生程度比较严重的偿贷违约，从而使商业债务风险进一步放大。
　　就所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及贷款规模而言，仅是地方政府债务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商业债务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违约，都不会导致滞后的金融风险。但如果两类违约集中到一个时间段形成叠加，就会放大商业银行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以扩大投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救市”后，中国经济逆自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已经出现，因此，要高度警惕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之际的中国滞后金融风险。
　　应对策略包括：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中，要能够容忍经济周期的自然调整，允许中国经济“弱复苏弱增长”的周期适度延长，不再通过外部刺激或抑制市场经济的内生性力量。
　　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重点要转到约束地方政府出台“地方版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及“土地城镇化”冲动、商业银行继续扩大放贷规模及表外经营行为，同时，还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继续过快增长及通胀势头。某种意义上说，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冲动行为、商业银行盲目放贷行为及货币超发，比中央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更有利于防范潜在的滞后金融风险。
　　在当下“热钱流入中国”的观点及判断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更要多一些对人民币财产外流及某个时段外资突然加速流出的警惕。对中国经济弱复苏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应从“重调控”转到“重改革”，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应对并化解风险，助推中国经济由弱复苏逐渐转变为持续增长。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