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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杰唐群英（1871-1937），是第一位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一生为伸张女权而奋斗，是民国时争取男女平权的女英雄，其最著名的事迹可能要算打宋教仁耳光了。
1912年（民国元年）8月25日，下午两点，同盟会联合诸党，改称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成立大会。这本应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却被唐群英搅了局。
此前，唐群英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极力主张在宪法写入男女平权条款，谓《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既曰“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复曰“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那就是说，民国目前仍存在种族、阶级与宗教的不平等，须经立法铲除，然而，男女不平等亦属事实，为何不写进宪法？因此，唐群英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上书，向各省都督打电报，并向参议院上书，要求对于约法第五条，或请删去“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语，或即请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平允。二者唯择其一，“以重法律，以申女权”。
然而，从南京到北京，过了几个月，此事毫无进展。原谓议员守旧，党员前卫，乃寄望于国民党在参议院力争，将男女平权写入宪法。哪知道，国民党的党纲竟也删除了男女平权的条文。于是，深感绝望的唐群英便率同志大闹会场。
当日，唐群英走上主席台质问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说，党纲删除男女平等一款，“实为蔑视女界”，你应代表国民党“向女界道歉，并于政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宋教仁沉默不语，唐群英则大呼：“我湖南出此朽货！”随即冲过去，一手揪住宋教仁的头发，另一手“左右批其颊”。有人上前劝架，还不及出声，立时也被甩了一记耳光。“全场大骇”，乱作一团，直至三点钟，孙文到会演讲，才渐渐平息。
挨耳光，对宋教仁来说，已有经验。此前不久，在国民党筹备委员选举会上，即因党纲条款问题，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沈佩贞痛斥宋教仁“甘心卖党”，会员王昌国则一边骂他“丧心病狂”，一边抽他。
被唐群英打后的翌日，宋教仁言及此事，连说“晦气”，朋友则曰“此后宜大加提防”，因为“妇人打嘴巴，大不利市”；即此可见歧视妇女之一斑。难道挨了男人的嘴巴就不晦气吗？
唐群英此举，影响长远，尤其在女界。十二年后，湖南女界联合会在长沙复陶女校举办恢复成立大会，公推唐群英为会议主席。会中，即有代表演说，云：“以后如有再轻视女子蹂躏女权者，当效唐群英先生打宋教仁的法子来打一打，看他们怕不怕。”
这种气话当不得真，若当真，就是女权运动之弊了。若谓男性压迫女性，而女性反以暴力挑战男权，不论角力是否能胜，从根本而言，以暴易暴，不正好走上自己反对的那条路吗？当然，宋教仁默不作声，为政治交易挨几个嘴巴，却是好事，藉此能提醒世人，男女平权尚未实现，应该实现。自此而言，宋教仁倒是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对之不免有愧色矣。
没想到，翌年，群英回到湖南，又展示了一回暴力。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登一则启事，日：“郑师道唐群英同启。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元年）12月4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来湘省，拟重证花烛，以乐慈帏”云云。
郑师道，浙江人，曾任国会议员，时任湖南盐政委员。据当时各报的深度调查报道，可知郑师道与唐群英确为恋爱关系，两人已同居。唐群英之前夫早已过世，女儿夭折，她是单身，且奉女权为主义，不必遵循守寡表贞的旧道德，与郑师道“成婚姻之爱”，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唐群英在长沙与母亲及哥哥同住，母兄二人守旧，坚决不同意唐群英别嫁，其母且以死相迫，群英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无奈郑师道用情太深，不得解脱，乃铤而走险，登报结婚，想要生米煮成熟饭。
孰料启事一出，长沙全城大哗。虽入民国，长沙主流社会仍保有前清的价值观，以寡妇再嫁为不道德，纷纷攻击唐群英，以至恶声闻于“慈帏”。既然不敢违抗母命，唐群英不得已，决定与郑师道切割。只是，她的危机公关术，却是砸报馆。
当晚8时，群英宣言报馆“有意污蔑唐君，摧残女界”，率三十余人，取下报馆门面招牌，将排字房“尽行捣碎”，并谓倘不更正道歉，则将“三枪了之”：一枪干掉郑师道，一枪干掉文斐（报馆总经理），再以一枪自杀。
报馆因此停刊半个月，仍不得解，遂将唐群英告上法庭，并要求其赔偿损失九干余元。
开庭时，唐群英托病不至，法官判令被告必须“亲行到案”，否则缺席裁判。私下里，法官对唐群英藐视法庭十分不满，竟曰：“吾愿以百五十元一月之厅长，与唐群英一战。”最终，督军谭延闽知道了这事。他拨公款二千元给报社，以为补偿，又嘱法庭销案，才平息了这场风拨。
显然，砸报社是不对的，狠揍一通情商不够的未婚夫，倒是可以考虑。
索洁据《华声》整理
1912年（民国元年）8月25日，下午两点，同盟会联合诸党，改称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成立大会。这本应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却被唐群英搅了局。
此前，唐群英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极力主张在宪法写入男女平权条款，谓《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既曰“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复曰“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那就是说，民国目前仍存在种族、阶级与宗教的不平等，须经立法铲除，然而，男女不平等亦属事实，为何不写进宪法？因此，唐群英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上书，向各省都督打电报，并向参议院上书，要求对于约法第五条，或请删去“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语，或即请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平允。二者唯择其一，“以重法律，以申女权”。
然而，从南京到北京，过了几个月，此事毫无进展。原谓议员守旧，党员前卫，乃寄望于国民党在参议院力争，将男女平权写入宪法。哪知道，国民党的党纲竟也删除了男女平权的条文。于是，深感绝望的唐群英便率同志大闹会场。
当日，唐群英走上主席台质问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说，党纲删除男女平等一款，“实为蔑视女界”，你应代表国民党“向女界道歉，并于政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宋教仁沉默不语，唐群英则大呼：“我湖南出此朽货！”随即冲过去，一手揪住宋教仁的头发，另一手“左右批其颊”。有人上前劝架，还不及出声，立时也被甩了一记耳光。“全场大骇”，乱作一团，直至三点钟，孙文到会演讲，才渐渐平息。
挨耳光，对宋教仁来说，已有经验。此前不久，在国民党筹备委员选举会上，即因党纲条款问题，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沈佩贞痛斥宋教仁“甘心卖党”，会员王昌国则一边骂他“丧心病狂”，一边抽他。
被唐群英打后的翌日，宋教仁言及此事，连说“晦气”，朋友则曰“此后宜大加提防”，因为“妇人打嘴巴，大不利市”；即此可见歧视妇女之一斑。难道挨了男人的嘴巴就不晦气吗？
唐群英此举，影响长远，尤其在女界。十二年后，湖南女界联合会在长沙复陶女校举办恢复成立大会，公推唐群英为会议主席。会中，即有代表演说，云：“以后如有再轻视女子蹂躏女权者，当效唐群英先生打宋教仁的法子来打一打，看他们怕不怕。”
这种气话当不得真，若当真，就是女权运动之弊了。若谓男性压迫女性，而女性反以暴力挑战男权，不论角力是否能胜，从根本而言，以暴易暴，不正好走上自己反对的那条路吗？当然，宋教仁默不作声，为政治交易挨几个嘴巴，却是好事，藉此能提醒世人，男女平权尚未实现，应该实现。自此而言，宋教仁倒是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对之不免有愧色矣。
没想到，翌年，群英回到湖南，又展示了一回暴力。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登一则启事，日：“郑师道唐群英同启。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元年）12月4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来湘省，拟重证花烛，以乐慈帏”云云。
郑师道，浙江人，曾任国会议员，时任湖南盐政委员。据当时各报的深度调查报道，可知郑师道与唐群英确为恋爱关系，两人已同居。唐群英之前夫早已过世，女儿夭折，她是单身，且奉女权为主义，不必遵循守寡表贞的旧道德，与郑师道“成婚姻之爱”，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唐群英在长沙与母亲及哥哥同住，母兄二人守旧，坚决不同意唐群英别嫁，其母且以死相迫，群英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无奈郑师道用情太深，不得解脱，乃铤而走险，登报结婚，想要生米煮成熟饭。
孰料启事一出，长沙全城大哗。虽入民国，长沙主流社会仍保有前清的价值观，以寡妇再嫁为不道德，纷纷攻击唐群英，以至恶声闻于“慈帏”。既然不敢违抗母命，唐群英不得已，决定与郑师道切割。只是，她的危机公关术，却是砸报馆。
当晚8时，群英宣言报馆“有意污蔑唐君，摧残女界”，率三十余人，取下报馆门面招牌，将排字房“尽行捣碎”，并谓倘不更正道歉，则将“三枪了之”：一枪干掉郑师道，一枪干掉文斐（报馆总经理），再以一枪自杀。
报馆因此停刊半个月，仍不得解，遂将唐群英告上法庭，并要求其赔偿损失九干余元。
开庭时，唐群英托病不至，法官判令被告必须“亲行到案”，否则缺席裁判。私下里，法官对唐群英藐视法庭十分不满，竟曰：“吾愿以百五十元一月之厅长，与唐群英一战。”最终，督军谭延闽知道了这事。他拨公款二千元给报社，以为补偿，又嘱法庭销案，才平息了这场风拨。
显然，砸报社是不对的，狠揍一通情商不够的未婚夫，倒是可以考虑。
索洁据《华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