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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梳理美国剧作家卡里尔·邱吉尔《九重天》一剧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异性恋和同性恋本是有着严格等级关系的二元对立,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这两者之间的等级秩序却发生了倒置。但是这新建立的等级秩序在剧尾却未能保持稳定。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在笔者看来,正是事物本然的状态。
关键词:解构主义;二元对立;异性恋;同性恋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8-0176-04
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 1938-),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女戏剧家,著有20多部剧作。其早期作品《九重天》在1979年首次上演时就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这部剧里,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相互关系是她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篇论文试图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审视和解读。一般情况下,异性恋被视为是天经地义,而同性恋则被认为是病态和反常。这实际上就是对异性恋\同性恋这一二元对立的等级性的认同。二元对立思维是绝对中心观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因为代表了“真理”,处于主导地位,另外一项则被视为其对立面,被贬斥、被蔑视、被放逐。但是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却认为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超验中心。这个中心的缺失,“使得意义的范围扩大并且意义可以无限地自由游戏” [1]91。由此,他否定二元对立、主张二元互补。依照其理论,解构阅读实践的一般做法是,第一,去 “发现我们思维中存在的二元对立” [2]77。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是二元对立各项之间的等级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颠倒过来 [3],而这一过程,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如德里达所说,“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去攻击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1]151。然而解构主义实践并不止于此,因为它还宣称,“二元对立各项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2]78。以下是笔者对《九重天》中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解构阅读实践。
一、异性恋的霸权
既然解构形而上学的观念必须要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进行,所以解构异性恋的霸权必须要在异性恋/同性恋这一等级性的二元对立中展开。异性恋对同性恋的霸权在《九重天》的第一幕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格拉夫和贝蒂这对夫妻对同性恋的贬斥;同性恋者哈瑞不仅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且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内化了异性恋的权威;同性恋者被归化。
在维多利亚时期,同性恋被视为异端。对王尔德的道德审判就是其典型的体现。格拉夫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地的管理者,他对同性恋的态度代表着英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他和贝蒂的婚姻虽然毫无幸福可言(格拉夫和桑德斯夫人有染,而贝蒂对哈瑞有着强烈的欲望),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内化了异性恋的权威,所以即使并不幸福,也依然认定异性恋理应是常态,而同性恋则是异端,难以容忍。当同性恋者爱伦吻了贝蒂时,贝蒂的第一反应是,“你在干什么?这个可不是玩笑”(第一幕,第二场)[4]。 而当爱伦表达对她的爱恋时,她却故意转换了话题,“哈瑞说我们不应该私奔。但是他说他崇拜我”[4]。当爱伦说,“我崇拜你,贝蒂”的时候,贝蒂则委婉地回绝了她,“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和贝蒂的委婉相比,格拉夫态度粗暴。当他得知哈瑞是同性恋时,他用了“恶心”,“被玷污”,“变态”,“堕落”,“对女皇的背叛”,和“罪恶”等词表达他对同性恋的极度厌恶。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可以看作是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定位,定性和定罪。异性恋霸权使得同性恋者一方面迫于压力,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另一方面在内心中已然内化了同性恋是罪恶的价值判断。当爱德华威胁哈瑞说“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告诉父亲时(指格拉夫)”,哈瑞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爱德华,不,一个字都别说,永远都不,不要告诉你的母亲,任何人都不要”( 第一幕,第四场)[4]。不仅如此,哈瑞还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孽罪”和“错误”。一句话,异性恋霸权之下,同性恋既被认为是恶的,就只有封存于黑暗之中。
异性恋者不仅视同性恋为异端和罪孽,而且他们还试图消灭它,方式就是强迫同性恋向它皈依。这体现了异性恋霸权的同时又巩固了其霸权。格拉夫不仅给哈瑞的同性恋性取向贴上了诸多标签,而且他还这样“告诫”哈瑞说,“你必须把自己从堕落中拯救出来。你必须结婚。你又不是对女人没有吸引力”[4]。 格拉夫这样做,丝毫没有站在人性的角度,考虑哈瑞是同性恋者,随便找个异性结婚根本不能给他带来幸福。他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消灭同性恋,哪怕从形式上消灭。对于贝蒂而言,虽然态度相对温和,她同样试图消灭同性恋于无形:
爱伦:我不想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贝蒂:如果你回到英国,你可能就会结婚,爱伦。你挺漂亮,你不愁找不到丈夫。
爱伦:我不想要丈夫,我想要你。
贝蒂:你还会有你自己的孩子。爱伦,想想吧。
爱伦:我不想要孩子。我不喜欢孩子。我只想单独和你在一起,贝蒂,为你唱歌,吻你,因为我爱你,贝蒂。
贝蒂:我也爱你,爱伦.但是女人就像战士一样有她们的责任。如果你能够,你必须成为一个母亲[4]。
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贝蒂认为女人的位置和重要性都体现在家庭中,女人应该是家庭里的“天使”,她应该和男人结婚,有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母亲。由于主流社会的拒绝,哈瑞和爱伦这两个同性恋者被迫结合在一起。异性恋霸权之下,他们的屈从使同性恋处于消失的边缘,异性恋的霸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一句话,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等级秩序在第一幕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二、张扬的同性恋
在第一幕中,异性恋对同性恋的压抑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第二幕中,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地转折。同性恋者不再只能躲在暗处,而是走到前台张扬地舞蹈,他们真正地处在了极乐境地(Cloud Nine)。与之相反,异性恋者则处于消声的边缘。换种方式说,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等级秩序发生了颠倒。这也是德里达解构实践的第二步。这一转折主要是通过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鲜明对照实现的。剧中异性恋者的生活不仅和幸福无关,而且还伴随有各种各样的不和谐,例如不平等,不忠诚和不诚实。然而同性恋者的生活却和幸福,忠诚以及其他美好的品質相随。
剧本中,典型的异性恋夫妻是格拉夫和贝蒂。他们夫妻关系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夫妻双方地位严重不平等。格拉夫是绝对的权威,是发号施令的人,是被服侍的对象;而贝蒂是执行命令的人,是服侍者。如果说她还有自我,那么其自我就是格拉夫的意志。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在剧本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格拉夫:我的妻子和我梦想中的完全一样。
她之所以这样都归功于我。
贝蒂:我为格拉夫而活。我生活的整个目标,
是成为一个他所希望的妻子(第一幕,第一场)[4]。
妻子之所以如此,丈夫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塑形”的结果。而妻子则把丈夫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中心。其关系的不平等显而易见。 而且贝蒂做决定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她也要征求丈夫的意见。比如在要不要把孩子带进房间里这个问题上,她就要征求格拉夫的意见,“爱伦能把孩子们带进房间吗”?等到格拉夫点头时,她才让爱伦这样做。他们之间权力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格拉夫的责任主要在家庭之外,而贝蒂则必须充当“家庭天使”的角色,这种限制使得她感到家庭生活的单调乏味。所以当格拉夫提到他将带哈瑞回家时,贝蒂说,“任何人,只要能打破沉闷就好”[4]。
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二点是夫妻之间不忠诚,更谈不上坦诚。格拉夫与桑德斯夫人私通,而贝蒂则对哈瑞心怀幻想。她甚至想和他私奔。据此推断,贝蒂和格拉夫之间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所以,即使当他们表达对彼此的关心时,读者所能感觉到的只有“虚伪”二字。例如,当格拉夫说到因为骑马,脚上起了水泡时,贝蒂的反映是,“我可怜的亲爱的脚啊”[4]。明显的夸大其词,矫揉造作。此外,他们还对彼此不诚实。格拉夫从未告诉贝蒂他与桑德斯夫人之间的事,而贝蒂同样也对他撒谎。当格拉夫告诉她他将把哈瑞带回家,她说,“相比较你所做的,他什么也没有做成,你应当说他既嗜酒,又有点沉闷”。这显然是谎言,因为她刚见到哈瑞便向他示爱。黑仆约书亚发现了贝蒂和哈瑞之间的私情后向格拉夫告密,格拉夫对贝蒂进行了道德审判,“如果我把你射死,每个英国人都会为我鼓掌的……我们必须抵制这种黑色的女性欲望,贝蒂,否则这种欲望会把我们吞下去……我会原谅你,但我对你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第一幕,第三场)[4]。貌似君子,其实他却对与桑德斯夫人的私通只字未提。这两点严重削弱了异性恋的霸权地位。
与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身上具备许多美德。第一是他们相互之间强烈的情感和这种感情的非排他性。例如,同性恋者林和维多利娅有如下的对话:
维多利娅:如果我去曼彻斯特你还会爱我吗?
林:是。
维多利娅:如果我的牙齿掉了,你还会爱我吗?
林:是。
维多利娅:如果我还爱着另外十个人,你还会爱我吗?
林:包括我吗?
维多利娅:是。
林:是(第二幕,第二场,1429) [4]。
这种浓烈的感情在格拉夫与贝蒂之间是找不到的。而且这种爱与格拉夫在自己不忠的情况下,却要求贝蒂完全忠于他自己更有天壤之别。
第二,同性恋者在剧中表现得勇敢而大胆。在第二幕中同性恋者大胆地走到前台,公开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和对对方的感情。这一点从地点上就可见一斑。第一幕里同性恋者表达感情时均是在室内;而第二幕中四个场景的地点皆为公园。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可以看出同性恋者在摆脱异性恋的压制和为自己的性取向正名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进步。在公园里,同性恋者林公然宣称“我是一个同性恋者”(第二幕,第一场)[4]。她这样大胆地表白自己的性取向,既是对异性恋为主导的大环境的有力挑战,也是为同性恋正名的一种努力。除此,她还公开地在公园内和林谈论性:
林:你想和我同居吗?
维多利娅:我不知道马丁会说什么。这算不算和另一个女人通奸?
林:你会喜欢的[4]。
公开地谈论性,对于异性恋者都是禁忌,更何况同性恋者。从中彰显出同性恋者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在林之外,同性恋者爱德华也加入了反抗异性恋的阵营。他不仅对男人表示了公开的反感,而且还表达了成为一个女人的渴望,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女同性恋者(第二幕,第二场)[4]。这是对异性恋的又一次颠覆,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规定了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但是爱德华通过公然宣称自己是个女同性恋者,公然打破了这其中的界限。他和林的共同努力,使得异性恋的主导地位摇摇欲坠。更为极端的是,爱德华,林和维多利娅生活在一起。其中,爱德华和维多利娅是兄妹。他们三人的同居是同性恋和乱伦的结合,这不仅打破了异性恋和同性恋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也搅乱了人们对于伦理的正常预期。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如同贝蒂在剧终时所说,“他(爱德华)看起来极为开心”(第二幕,第四场)[4]。经由同性恋者的努力,性终于回归到了其原初应有的状态:自由,快乐,美好,它是自由自在的动物精神或喜气洋洋的生命活力。一句话,林和爱德华在第二幕中奏出了同性恋的最强音。这种情况下,坚定的异性恋者贝蒂和马丁也被迫作出让步,就像贝蒂在剧终时所说,“我不理解爱德华,但没关系”[4]。
总而言之,一方面,围绕着异性恋者的各种不和谐打碎了它作为主导的性取向的权威性,引起了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与此相反,同性恋者身上所体现的坦诚,勇气与魄力提升了它的弱势地位,使得它暂时居于上风。另一方面,第二幕中,异性恋退居后台,而同性恋则在前台大胆而快乐地游戏。前者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后者的低下地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而且在同性恋者的凌厉攻势下,异性恋者被迫让步。新的二元对立形成:同性恋\异性恋。
三、性取向无优劣等级之分
依据德里达的观点,宇宙中没有超验的中心,那么一项优于另外一项的种种等级性的二元对立就失去了存在的理论依据。在文本中,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关系也是如此。新形成的二元对立同性恋/异性恋仅仅是暂时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双性恋的存在;剧本的结尾也是有力的证据。
双性恋的存在打破了同性恋和异性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人类的性取向中,对两种性别的人都会产生性吸引或性冲动的取向被称为双性恋。双性恋对两种性的吸引力并不一定是相等的。一个双性恋者可能同时保持与两种性别的性爱关系,也可能与其中一种性别保持单一性爱关系,或偏爱于一种性别。另外两种性取向是同性恋和异性恋 。因为同性恋通常被做为社会坏名声的标志,所以双性恋也被用作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人的委婉叫法。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中都可能出现双性恋,可以说它是独特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单一的性取向,而双性恋则是包含了这两种取向的一种性取向[5]。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双性恋实际上是对性别和性取向的一个挑战……在打破性别界限和性取向界限上是非常重要的”[6]。第二幕中,爱得华有一段时间和盖瑞同居,是个同性恋者。但是盖瑞离开后,他又和林、维多利亚同居,如此看来他又是异性恋者;第一幕中的哈瑞亦是如此,他一方面与贝蒂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又向格拉夫倾诉情感;维多利亚和马丁结婚有个儿子,但是她又和林同居。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是双性恋者,只是同性恋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由此,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虽然在第二幕中,同性恋自由而大胆地游戏着,但是邱吉尔最终并没有让同性恋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在剧尾她安排了同性恋和异性恋融合的场景。这发生在贝蒂和同性恋者盖瑞身上:
吉瑞:我仍然可以来看你。
贝蒂:对,你可以。我喜欢那样。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真正地拍拖过。
吉瑞: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贝蒂:这很好,不是吗 (第二幕,第四场) [4]?
盖瑞在剧中一直以同性恋者的面貌出现,而他和贝蒂可能地结合则暗示着他是一个双性恋者。贝蒂在第一幕中,是个坚定的异性恋者,而她和双性恋者盖瑞的结合则意味着她对性取向多元化的理解和宽容。這种结果使得第二幕看起来很像第一幕,因为后者是以同性恋者哈瑞和爱伦被迫向异性恋婚姻低头结束。但是这两次回归,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是因为压迫性的异性恋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同性恋没有存活的空间。第二次则是在同性恋自由游戏的基础上,在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让步的前提下,异性恋者贝蒂和同性恋者盖瑞自愿的结合。这说明异性恋和同性恋并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可以和平共处。再者,在剧尾,第一幕中对同性恋排斥的贝蒂和第二幕中变得比较宽容的她拥抱在一起,事情终于达成了本来就应该的状态。
结论
《九重天》中异性恋和同性恋这个等级性的二元对立同时并存。在第一幕中,随着同性恋向异性恋无奈地皈依,这一等级得到加强。然而同性恋在第二幕中以胜利的姿态进行自由游戏,打破了这一等级,并且同性恋暂居主导地位。可是第二幕以一个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自愿结合做为结束,这就意味着异性恋和同性恋没有等级之分,它们只是人类性取向的两种方式,它们应该而且可以和平共处。社会应该能够容忍不同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这也是使用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来阅读本剧的建构意义之所在。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丘吉尔来说,意味着她理想的乌托邦图景。这是一种让人欣喜的状态。这也是她为这部剧取名为《九重天》的主要原因所在(笔者注:九重天在英文中释义为:[俚]极乐心境,狂喜状态)。
參考文献:
[1]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2nd ed. Ed. David Lodge. Rev. Nigel Wood[M]. London: Longman,2000.
[2]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 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94.
[3][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
[4]Churchill, Carl. Cloud Nine (note: textbook).
[5]李银河.我也会爱上女人[J].百姓,2002,(11):31.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 Deconstructive Reading of Cloud Nine
Xue Q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Zhuhai Campu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8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re originally a hierarchical binary opposition,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enario, their order reversed.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newly established hierarchy again turned out to be unstable.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relationship, so far as I can see,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text.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binary opposition; heter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关键词:解构主义;二元对立;异性恋;同性恋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8-0176-04
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 1938-),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女戏剧家,著有20多部剧作。其早期作品《九重天》在1979年首次上演时就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这部剧里,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相互关系是她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篇论文试图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审视和解读。一般情况下,异性恋被视为是天经地义,而同性恋则被认为是病态和反常。这实际上就是对异性恋\同性恋这一二元对立的等级性的认同。二元对立思维是绝对中心观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其中一项因为代表了“真理”,处于主导地位,另外一项则被视为其对立面,被贬斥、被蔑视、被放逐。但是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却认为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超验中心。这个中心的缺失,“使得意义的范围扩大并且意义可以无限地自由游戏” [1]91。由此,他否定二元对立、主张二元互补。依照其理论,解构阅读实践的一般做法是,第一,去 “发现我们思维中存在的二元对立” [2]77。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是二元对立各项之间的等级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颠倒过来 [3],而这一过程,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如德里达所说,“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去攻击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1]151。然而解构主义实践并不止于此,因为它还宣称,“二元对立各项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2]78。以下是笔者对《九重天》中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解构阅读实践。
一、异性恋的霸权
既然解构形而上学的观念必须要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进行,所以解构异性恋的霸权必须要在异性恋/同性恋这一等级性的二元对立中展开。异性恋对同性恋的霸权在《九重天》的第一幕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格拉夫和贝蒂这对夫妻对同性恋的贬斥;同性恋者哈瑞不仅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且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内化了异性恋的权威;同性恋者被归化。
在维多利亚时期,同性恋被视为异端。对王尔德的道德审判就是其典型的体现。格拉夫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地的管理者,他对同性恋的态度代表着英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他和贝蒂的婚姻虽然毫无幸福可言(格拉夫和桑德斯夫人有染,而贝蒂对哈瑞有着强烈的欲望),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内化了异性恋的权威,所以即使并不幸福,也依然认定异性恋理应是常态,而同性恋则是异端,难以容忍。当同性恋者爱伦吻了贝蒂时,贝蒂的第一反应是,“你在干什么?这个可不是玩笑”(第一幕,第二场)[4]。 而当爱伦表达对她的爱恋时,她却故意转换了话题,“哈瑞说我们不应该私奔。但是他说他崇拜我”[4]。当爱伦说,“我崇拜你,贝蒂”的时候,贝蒂则委婉地回绝了她,“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和贝蒂的委婉相比,格拉夫态度粗暴。当他得知哈瑞是同性恋时,他用了“恶心”,“被玷污”,“变态”,“堕落”,“对女皇的背叛”,和“罪恶”等词表达他对同性恋的极度厌恶。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可以看作是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定位,定性和定罪。异性恋霸权使得同性恋者一方面迫于压力,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另一方面在内心中已然内化了同性恋是罪恶的价值判断。当爱德华威胁哈瑞说“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告诉父亲时(指格拉夫)”,哈瑞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爱德华,不,一个字都别说,永远都不,不要告诉你的母亲,任何人都不要”( 第一幕,第四场)[4]。不仅如此,哈瑞还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孽罪”和“错误”。一句话,异性恋霸权之下,同性恋既被认为是恶的,就只有封存于黑暗之中。
异性恋者不仅视同性恋为异端和罪孽,而且他们还试图消灭它,方式就是强迫同性恋向它皈依。这体现了异性恋霸权的同时又巩固了其霸权。格拉夫不仅给哈瑞的同性恋性取向贴上了诸多标签,而且他还这样“告诫”哈瑞说,“你必须把自己从堕落中拯救出来。你必须结婚。你又不是对女人没有吸引力”[4]。 格拉夫这样做,丝毫没有站在人性的角度,考虑哈瑞是同性恋者,随便找个异性结婚根本不能给他带来幸福。他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消灭同性恋,哪怕从形式上消灭。对于贝蒂而言,虽然态度相对温和,她同样试图消灭同性恋于无形:
爱伦:我不想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贝蒂:如果你回到英国,你可能就会结婚,爱伦。你挺漂亮,你不愁找不到丈夫。
爱伦:我不想要丈夫,我想要你。
贝蒂:你还会有你自己的孩子。爱伦,想想吧。
爱伦:我不想要孩子。我不喜欢孩子。我只想单独和你在一起,贝蒂,为你唱歌,吻你,因为我爱你,贝蒂。
贝蒂:我也爱你,爱伦.但是女人就像战士一样有她们的责任。如果你能够,你必须成为一个母亲[4]。
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贝蒂认为女人的位置和重要性都体现在家庭中,女人应该是家庭里的“天使”,她应该和男人结婚,有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母亲。由于主流社会的拒绝,哈瑞和爱伦这两个同性恋者被迫结合在一起。异性恋霸权之下,他们的屈从使同性恋处于消失的边缘,异性恋的霸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一句话,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等级秩序在第一幕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二、张扬的同性恋
在第一幕中,异性恋对同性恋的压抑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第二幕中,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地转折。同性恋者不再只能躲在暗处,而是走到前台张扬地舞蹈,他们真正地处在了极乐境地(Cloud Nine)。与之相反,异性恋者则处于消声的边缘。换种方式说,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等级秩序发生了颠倒。这也是德里达解构实践的第二步。这一转折主要是通过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鲜明对照实现的。剧中异性恋者的生活不仅和幸福无关,而且还伴随有各种各样的不和谐,例如不平等,不忠诚和不诚实。然而同性恋者的生活却和幸福,忠诚以及其他美好的品質相随。
剧本中,典型的异性恋夫妻是格拉夫和贝蒂。他们夫妻关系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夫妻双方地位严重不平等。格拉夫是绝对的权威,是发号施令的人,是被服侍的对象;而贝蒂是执行命令的人,是服侍者。如果说她还有自我,那么其自我就是格拉夫的意志。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在剧本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格拉夫:我的妻子和我梦想中的完全一样。
她之所以这样都归功于我。
贝蒂:我为格拉夫而活。我生活的整个目标,
是成为一个他所希望的妻子(第一幕,第一场)[4]。
妻子之所以如此,丈夫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塑形”的结果。而妻子则把丈夫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中心。其关系的不平等显而易见。 而且贝蒂做决定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她也要征求丈夫的意见。比如在要不要把孩子带进房间里这个问题上,她就要征求格拉夫的意见,“爱伦能把孩子们带进房间吗”?等到格拉夫点头时,她才让爱伦这样做。他们之间权力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格拉夫的责任主要在家庭之外,而贝蒂则必须充当“家庭天使”的角色,这种限制使得她感到家庭生活的单调乏味。所以当格拉夫提到他将带哈瑞回家时,贝蒂说,“任何人,只要能打破沉闷就好”[4]。
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二点是夫妻之间不忠诚,更谈不上坦诚。格拉夫与桑德斯夫人私通,而贝蒂则对哈瑞心怀幻想。她甚至想和他私奔。据此推断,贝蒂和格拉夫之间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所以,即使当他们表达对彼此的关心时,读者所能感觉到的只有“虚伪”二字。例如,当格拉夫说到因为骑马,脚上起了水泡时,贝蒂的反映是,“我可怜的亲爱的脚啊”[4]。明显的夸大其词,矫揉造作。此外,他们还对彼此不诚实。格拉夫从未告诉贝蒂他与桑德斯夫人之间的事,而贝蒂同样也对他撒谎。当格拉夫告诉她他将把哈瑞带回家,她说,“相比较你所做的,他什么也没有做成,你应当说他既嗜酒,又有点沉闷”。这显然是谎言,因为她刚见到哈瑞便向他示爱。黑仆约书亚发现了贝蒂和哈瑞之间的私情后向格拉夫告密,格拉夫对贝蒂进行了道德审判,“如果我把你射死,每个英国人都会为我鼓掌的……我们必须抵制这种黑色的女性欲望,贝蒂,否则这种欲望会把我们吞下去……我会原谅你,但我对你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第一幕,第三场)[4]。貌似君子,其实他却对与桑德斯夫人的私通只字未提。这两点严重削弱了异性恋的霸权地位。
与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身上具备许多美德。第一是他们相互之间强烈的情感和这种感情的非排他性。例如,同性恋者林和维多利娅有如下的对话:
维多利娅:如果我去曼彻斯特你还会爱我吗?
林:是。
维多利娅:如果我的牙齿掉了,你还会爱我吗?
林:是。
维多利娅:如果我还爱着另外十个人,你还会爱我吗?
林:包括我吗?
维多利娅:是。
林:是(第二幕,第二场,1429) [4]。
这种浓烈的感情在格拉夫与贝蒂之间是找不到的。而且这种爱与格拉夫在自己不忠的情况下,却要求贝蒂完全忠于他自己更有天壤之别。
第二,同性恋者在剧中表现得勇敢而大胆。在第二幕中同性恋者大胆地走到前台,公开表达自己的性取向和对对方的感情。这一点从地点上就可见一斑。第一幕里同性恋者表达感情时均是在室内;而第二幕中四个场景的地点皆为公园。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可以看出同性恋者在摆脱异性恋的压制和为自己的性取向正名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进步。在公园里,同性恋者林公然宣称“我是一个同性恋者”(第二幕,第一场)[4]。她这样大胆地表白自己的性取向,既是对异性恋为主导的大环境的有力挑战,也是为同性恋正名的一种努力。除此,她还公开地在公园内和林谈论性:
林:你想和我同居吗?
维多利娅:我不知道马丁会说什么。这算不算和另一个女人通奸?
林:你会喜欢的[4]。
公开地谈论性,对于异性恋者都是禁忌,更何况同性恋者。从中彰显出同性恋者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在林之外,同性恋者爱德华也加入了反抗异性恋的阵营。他不仅对男人表示了公开的反感,而且还表达了成为一个女人的渴望,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女同性恋者(第二幕,第二场)[4]。这是对异性恋的又一次颠覆,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规定了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但是爱德华通过公然宣称自己是个女同性恋者,公然打破了这其中的界限。他和林的共同努力,使得异性恋的主导地位摇摇欲坠。更为极端的是,爱德华,林和维多利娅生活在一起。其中,爱德华和维多利娅是兄妹。他们三人的同居是同性恋和乱伦的结合,这不仅打破了异性恋和同性恋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也搅乱了人们对于伦理的正常预期。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如同贝蒂在剧终时所说,“他(爱德华)看起来极为开心”(第二幕,第四场)[4]。经由同性恋者的努力,性终于回归到了其原初应有的状态:自由,快乐,美好,它是自由自在的动物精神或喜气洋洋的生命活力。一句话,林和爱德华在第二幕中奏出了同性恋的最强音。这种情况下,坚定的异性恋者贝蒂和马丁也被迫作出让步,就像贝蒂在剧终时所说,“我不理解爱德华,但没关系”[4]。
总而言之,一方面,围绕着异性恋者的各种不和谐打碎了它作为主导的性取向的权威性,引起了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与此相反,同性恋者身上所体现的坦诚,勇气与魄力提升了它的弱势地位,使得它暂时居于上风。另一方面,第二幕中,异性恋退居后台,而同性恋则在前台大胆而快乐地游戏。前者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后者的低下地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而且在同性恋者的凌厉攻势下,异性恋者被迫让步。新的二元对立形成:同性恋\异性恋。
三、性取向无优劣等级之分
依据德里达的观点,宇宙中没有超验的中心,那么一项优于另外一项的种种等级性的二元对立就失去了存在的理论依据。在文本中,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关系也是如此。新形成的二元对立同性恋/异性恋仅仅是暂时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双性恋的存在;剧本的结尾也是有力的证据。
双性恋的存在打破了同性恋和异性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人类的性取向中,对两种性别的人都会产生性吸引或性冲动的取向被称为双性恋。双性恋对两种性的吸引力并不一定是相等的。一个双性恋者可能同时保持与两种性别的性爱关系,也可能与其中一种性别保持单一性爱关系,或偏爱于一种性别。另外两种性取向是同性恋和异性恋 。因为同性恋通常被做为社会坏名声的标志,所以双性恋也被用作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人的委婉叫法。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中都可能出现双性恋,可以说它是独特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单一的性取向,而双性恋则是包含了这两种取向的一种性取向[5]。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双性恋实际上是对性别和性取向的一个挑战……在打破性别界限和性取向界限上是非常重要的”[6]。第二幕中,爱得华有一段时间和盖瑞同居,是个同性恋者。但是盖瑞离开后,他又和林、维多利亚同居,如此看来他又是异性恋者;第一幕中的哈瑞亦是如此,他一方面与贝蒂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又向格拉夫倾诉情感;维多利亚和马丁结婚有个儿子,但是她又和林同居。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是双性恋者,只是同性恋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由此,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虽然在第二幕中,同性恋自由而大胆地游戏着,但是邱吉尔最终并没有让同性恋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在剧尾她安排了同性恋和异性恋融合的场景。这发生在贝蒂和同性恋者盖瑞身上:
吉瑞:我仍然可以来看你。
贝蒂:对,你可以。我喜欢那样。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真正地拍拖过。
吉瑞: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贝蒂:这很好,不是吗 (第二幕,第四场) [4]?
盖瑞在剧中一直以同性恋者的面貌出现,而他和贝蒂可能地结合则暗示着他是一个双性恋者。贝蒂在第一幕中,是个坚定的异性恋者,而她和双性恋者盖瑞的结合则意味着她对性取向多元化的理解和宽容。這种结果使得第二幕看起来很像第一幕,因为后者是以同性恋者哈瑞和爱伦被迫向异性恋婚姻低头结束。但是这两次回归,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是因为压迫性的异性恋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同性恋没有存活的空间。第二次则是在同性恋自由游戏的基础上,在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让步的前提下,异性恋者贝蒂和同性恋者盖瑞自愿的结合。这说明异性恋和同性恋并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可以和平共处。再者,在剧尾,第一幕中对同性恋排斥的贝蒂和第二幕中变得比较宽容的她拥抱在一起,事情终于达成了本来就应该的状态。
结论
《九重天》中异性恋和同性恋这个等级性的二元对立同时并存。在第一幕中,随着同性恋向异性恋无奈地皈依,这一等级得到加强。然而同性恋在第二幕中以胜利的姿态进行自由游戏,打破了这一等级,并且同性恋暂居主导地位。可是第二幕以一个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自愿结合做为结束,这就意味着异性恋和同性恋没有等级之分,它们只是人类性取向的两种方式,它们应该而且可以和平共处。社会应该能够容忍不同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这也是使用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来阅读本剧的建构意义之所在。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丘吉尔来说,意味着她理想的乌托邦图景。这是一种让人欣喜的状态。这也是她为这部剧取名为《九重天》的主要原因所在(笔者注:九重天在英文中释义为:[俚]极乐心境,狂喜状态)。
參考文献:
[1]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2nd ed. Ed. David Lodge. Rev. Nigel Wood[M]. London: Longman,2000.
[2]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 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94.
[3][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
[4]Churchill, Carl. Cloud Nine (note: textbook).
[5]李银河.我也会爱上女人[J].百姓,2002,(11):31.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 Deconstructive Reading of Cloud Nine
Xue Q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Zhuhai Campu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8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Hetero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re originally a hierarchical binary opposition,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enario, their order reversed.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newly established hierarchy again turned out to be unstable.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relationship, so far as I can see,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text.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 binary opposition; heterosexuality; homosex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