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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旗联合CEO的权力纷争中，里德与桑迪的一退一进是出于各自不同的权力策略。这种权力策略也许在里德身上体现为无意识的，而在桑迪身上则表现得工于心计。
公德Vs.私德
里德的迁就忍让或许体现了他以公司整体利益为优先的考虑，但是这种“组织公德”客观上却助长了桑迪的“个人私德”，将花旗的控制权拱手让于他人。
事实上，里德一开始拥有董事会的多数支持势力，在他为花旗兢兢业业奉献数十年的经历中，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对花旗的重要性，他自然获得了绝对支持。在这种绝对支持下，当时花旗的董事会都建议他重新考虑联合CEO的提议，而当时桑迪刚经历了JP摩根的挫败，急于与花旗达成合作，极可能在权力上作更多让步。然而，里德没有在这一点上展开谈判，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在合并后不久双方都将卸任荣休。
合并开始后，里德一次又一次地以“我们是联合CEO，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么我支持你”的态度行使他的CEO权力。在两人关系恶化，行使联合CEO权力给组织运作造成了巨大障碍时，里德又一次没有任何争议地接受了桑迪“职责分开”的提议，由桑迪管理所有的金融和商业业务，自己主管技术、法律事务和人事部门。换句话说，桑迪管理所有赚钱的、中心的事务，而里德管理所有花钱的事务。控制部门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在公司资源的占有上出现了巨大差异。这次权力让渡让市场认为，花旗的实际CEO是桑迪，里德不过是一个附庸罢了。即使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里德仍然以公司为重，不计个人私利，这与桑迪的自我推荐截然相反。
在“公德”与“私德”的PK中，桑迪始终表现出他是新花旗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向董事会成功兜售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并购经验、成本控制手段和管理方法都是最有效的。而里德自从被桑迪的合并构想打动后，就一心一意地借助桑迪的经营技巧，推动官僚化的花旗实现变革。因此，也许他给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要阻碍变革、配合新搭档。在董事会最后决策过程中，桑迪的自我推荐进一步让人以为，他才是足以引领花旗新航向的舵手，而里德自始自终没有考虑到“如果两个CEO中必须选一个”的可能性，给人的印象是他想退休，并非不可或缺。
站圆心Vs.敲边鼓
桑迪的张扬与里德的内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许多公开场合里，只要桑迪与里德同时出现，桑迪会频频与人们打招呼、主动将自己置身于聚光灯下，里德则很不适应这些社交场合。两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火与冰。
人们通常认为，那些善于表述、精于社交、性格外向、自信热情、争强好胜的人更可能是权力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更愿意接触不同的人。进而影响他人，通过影响力的聚合实现权力掌控。也就是说，这些个人特质并非直接作用于权力，但它们对权力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一个人在聚光灯下暴露得越多，他被人们记住和谈论的频次就越高，就显得越有能力，机会就越多。
因此，里德和桑迪的个性差异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他们最终的权力地位。相比里德的被动。桑迪善于营造媒体影响力，对于一些大人物也敢于主动靠拢，如给克林顿打电话等。他总是主动现身，将自己暴露在更多人的视野中，在公司内外造成他无所不在的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他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控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杰弗里·普费弗教授认为，一个人在交流和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里德又棋输一着。
盟友团Vs.孤独人
里德对花旗经理人的控制是散漫的、基于事务层面的，而桑迪则要求所有追随他的人都要忠诚，对于“背叛”的人绝对冷待，即使对于“情同父子”的得力助手戴蒙，看到他可能倾向于里德，也要坚决摒除。对于忠诚于自己的人，即使在能力和经验上有着重大欠缺，他也会想方设法予以提拔。对莫恩如此，对一直站在他身边的法律总顾问普林斯也是如此。普林斯在桑迪之后，接替他成为了CEO。
桑迪的结盟手段还施展于沙特王储、外部董事和特别顾问鲁宾。鲁宾是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以前又在高盛任职联合CEO，其政治权力欲望与追求早就众所周知。事实上，在最后的董事会裁决中，站在桑迪这边的鲁宾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将董事会引入到“只留—个”的窄区讨论中。
在最后的摊牌中，董事会中与桑迪素来交好的董事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结盟给桑迪带来的另一个优势是信息灵通与垄断。在戴蒙的出局中，桑迪控制了事情的局部真相和信息。而在整个过程中，里德则表现得像个“孤独人”。
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合格的企业政治家
里德因其不争，最终从花旗的权力领袖变成了“多余的人”。也许在他看来，政治是丑恶的。自己应该避免卷入权力争夺的“恶”的表演中。他或许是一个好人。但远远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政治家。
对于里德这样的企业领袖来说，首先应该要认识到，公司政治无处不在，否认它的存在，就像否认水是湿的一样。
其次，公司政治与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权力，它们都是中性的，并无善恶之分。公司政治与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每个关注组织正直和公平，关注公司基业和长期战略的人都应该关注权力。哈佛商学院伊莎贝斯·坎特教授早就指出：权力话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晾在黑暗的角落里，人们可以轻松地谈论金钱和性爱，但对权力总是讳莫如深，但其实它对有效的管理至关重要。这应该是所有抱持“组织公德”的公司人应该牢记的。
最后要记住，权力斗争并不可怕，有组织使命感的人除了要知道权力的重要性，还应该了解权力的运作原理和企业政客的常见伎俩，在必要时，“进入邪恶”，抗击企业内部的小“马基雅维利”们。
公德Vs.私德
里德的迁就忍让或许体现了他以公司整体利益为优先的考虑，但是这种“组织公德”客观上却助长了桑迪的“个人私德”，将花旗的控制权拱手让于他人。
事实上，里德一开始拥有董事会的多数支持势力，在他为花旗兢兢业业奉献数十年的经历中，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对花旗的重要性，他自然获得了绝对支持。在这种绝对支持下，当时花旗的董事会都建议他重新考虑联合CEO的提议，而当时桑迪刚经历了JP摩根的挫败，急于与花旗达成合作，极可能在权力上作更多让步。然而，里德没有在这一点上展开谈判，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在合并后不久双方都将卸任荣休。
合并开始后，里德一次又一次地以“我们是联合CEO，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么我支持你”的态度行使他的CEO权力。在两人关系恶化，行使联合CEO权力给组织运作造成了巨大障碍时，里德又一次没有任何争议地接受了桑迪“职责分开”的提议，由桑迪管理所有的金融和商业业务，自己主管技术、法律事务和人事部门。换句话说，桑迪管理所有赚钱的、中心的事务，而里德管理所有花钱的事务。控制部门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在公司资源的占有上出现了巨大差异。这次权力让渡让市场认为，花旗的实际CEO是桑迪，里德不过是一个附庸罢了。即使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里德仍然以公司为重，不计个人私利，这与桑迪的自我推荐截然相反。
在“公德”与“私德”的PK中，桑迪始终表现出他是新花旗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向董事会成功兜售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并购经验、成本控制手段和管理方法都是最有效的。而里德自从被桑迪的合并构想打动后，就一心一意地借助桑迪的经营技巧，推动官僚化的花旗实现变革。因此，也许他给自己的任务就是不要阻碍变革、配合新搭档。在董事会最后决策过程中，桑迪的自我推荐进一步让人以为，他才是足以引领花旗新航向的舵手，而里德自始自终没有考虑到“如果两个CEO中必须选一个”的可能性，给人的印象是他想退休，并非不可或缺。
站圆心Vs.敲边鼓
桑迪的张扬与里德的内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许多公开场合里，只要桑迪与里德同时出现，桑迪会频频与人们打招呼、主动将自己置身于聚光灯下，里德则很不适应这些社交场合。两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火与冰。
人们通常认为，那些善于表述、精于社交、性格外向、自信热情、争强好胜的人更可能是权力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更愿意接触不同的人。进而影响他人，通过影响力的聚合实现权力掌控。也就是说，这些个人特质并非直接作用于权力，但它们对权力的影响力不可低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一个人在聚光灯下暴露得越多，他被人们记住和谈论的频次就越高，就显得越有能力，机会就越多。
因此，里德和桑迪的个性差异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他们最终的权力地位。相比里德的被动。桑迪善于营造媒体影响力，对于一些大人物也敢于主动靠拢，如给克林顿打电话等。他总是主动现身，将自己暴露在更多人的视野中，在公司内外造成他无所不在的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他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控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杰弗里·普费弗教授认为，一个人在交流和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里德又棋输一着。
盟友团Vs.孤独人
里德对花旗经理人的控制是散漫的、基于事务层面的，而桑迪则要求所有追随他的人都要忠诚，对于“背叛”的人绝对冷待，即使对于“情同父子”的得力助手戴蒙，看到他可能倾向于里德，也要坚决摒除。对于忠诚于自己的人，即使在能力和经验上有着重大欠缺，他也会想方设法予以提拔。对莫恩如此，对一直站在他身边的法律总顾问普林斯也是如此。普林斯在桑迪之后，接替他成为了CEO。
桑迪的结盟手段还施展于沙特王储、外部董事和特别顾问鲁宾。鲁宾是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以前又在高盛任职联合CEO，其政治权力欲望与追求早就众所周知。事实上，在最后的董事会裁决中，站在桑迪这边的鲁宾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将董事会引入到“只留—个”的窄区讨论中。
在最后的摊牌中，董事会中与桑迪素来交好的董事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结盟给桑迪带来的另一个优势是信息灵通与垄断。在戴蒙的出局中，桑迪控制了事情的局部真相和信息。而在整个过程中，里德则表现得像个“孤独人”。
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合格的企业政治家
里德因其不争，最终从花旗的权力领袖变成了“多余的人”。也许在他看来，政治是丑恶的。自己应该避免卷入权力争夺的“恶”的表演中。他或许是一个好人。但远远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政治家。
对于里德这样的企业领袖来说，首先应该要认识到，公司政治无处不在，否认它的存在，就像否认水是湿的一样。
其次，公司政治与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权力，它们都是中性的，并无善恶之分。公司政治与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此，每个关注组织正直和公平，关注公司基业和长期战略的人都应该关注权力。哈佛商学院伊莎贝斯·坎特教授早就指出：权力话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晾在黑暗的角落里，人们可以轻松地谈论金钱和性爱，但对权力总是讳莫如深，但其实它对有效的管理至关重要。这应该是所有抱持“组织公德”的公司人应该牢记的。
最后要记住，权力斗争并不可怕，有组织使命感的人除了要知道权力的重要性，还应该了解权力的运作原理和企业政客的常见伎俩，在必要时，“进入邪恶”，抗击企业内部的小“马基雅维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