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唐代以前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导致贺兰山地区关于生态环境的描写以及著述并无多少流传后世。因此，关于贺兰山的生态研究只能局限于唐代以来的文献资料来讲解。在唐代，国家处于大一统的社会环境，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得相对较为得当，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在宋朝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贺兰山地区为西夏国所控制，当地林木遭到较大的破坏；至于元朝时期，国家一统，社会发展较为稳定，因此贺兰山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关键词：元代 贺兰山 生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讲一定时期的政治环境决定当时的文化环境，而地域环境则是影响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当前东部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因为其所在位置经济基础较好、工农业发达，且有政策大力支持，然深究其内因，则在于其地域环境：东部地区位于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地形相对西部地区较平缓；河湖众多，水文条件好，凡此种种都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鉴于地域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诗词文化中来反向发掘贺兰山生态的变迁是大有可为的。
贺兰山（蒙古语：Ala？a a？ula），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草原与荒漠的分界线、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由此决定了贺兰山成为半农半牧区与纯牧区的分界线，也决定了贺兰山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得大量游牧民族聚居在一起，为了争夺水草使得贺兰山地区成为中国各大名山大川中发生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
一、唐宋时期贺兰山生态环境的变迁
由于战争与文化条件的限制，唐代以前的对贺兰山地区生态环境的记录并不多见，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多以岩画的形式呈现，而唐代以来对贺兰山的描写则大多以诗词的形式呈现，因此解读贺兰山生态文化变迁主要从唐代开始。唐朝以前文人墨客对贺兰山的描写较少，除了受战争与文化条件限制这一显著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中原王朝未曾对贺兰山地区掌控或实际掌控过。虽然唐朝中后期乃至宋朝时期贺兰山地区再度被少数民族掌控，但是其地域环境的状况再也不是如过去一般，鲜为世人所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快与文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文人赴西北地区任职，自此关于贺兰山地区生态环境的记载便多了起来。唐朝前期，贺兰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得较好，在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中就有所体现，由此表明在此时期内贺兰山的生态环境尚未受到大规模的破坏，用“塞上江南”来形容贺兰山地区，说明其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另一位唐朝诗人马戴在《别灵武令狐校书》中这样写道：“北风吹别思，落月度关河。树隐流沙短，山平近塞多。雁池戎马饮，雕帐戍人过。莫虑行军苦，华夷道正和。”这首虽是写边塞征戍的诗，读者却从中感受不到传统边塞诗的苦寒意味，尾联甚至道出“莫虑行军苦”；由 “树隐流沙短，山平近塞多。雁池戎马饮，雕帐戍人过”，此四句可以看出灵武当时植被覆盖较广，且作为战马饮水之地水资源也较丰富，所以才会出现“雕帐戍人过”的画面以及不用思虑行军之苦的劝慰。中、晚唐时期，文人对贺兰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描写大多是以夸赞贺兰山地区优渥的环境为主，如诗人无可的《送灵武李侍御》中如是描写：“地得江南壤，程分碛里砂。禁盐调上味，麦穗结秋花。”说明当地无愧于塞上江南的称号，管中窥豹，这种良好的农业条件必然得益于其自然生态。宋、夏时期，尤其是在西夏王国统治贺兰山的两百多年来，对贺兰山周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宋代张舜民《西征》：“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砍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离途旅人的同情，另外从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贺兰山植被生态的破坏。黄庭坚在《流民叹》中有这样一句：“朔方频年无好雨，五种不入虚春秋。”虽然其后续讲的是对地震灾民的同情，可这两句却是在说明，朔方地区干旱少雨，不适于植物生长，气候显然比张舜民时期更恶劣。宋代王镃在《塞上曲》中对西夏地区有这样的描述：“黄云连白草，万里有无间。”意思是黄云连接着枯草，遥遥万里也没有间断。无独有偶，另一位宋代诗人田锡在他的《塞上曲》也有相似的描述：“大漠西风急，黄榆凉叶飞。”两位诗人的描写中都有这样的相同点：西夏地区黄沙滚滚，天际都被染黄，百草枯萎，呈现出萧条的景貌。很显然在这一时期，贺兰山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已经被摧毁，地表沙土分离，植物枯败，连野草都难以生长。
二、元代时期贺兰山生态环境的变迁
元代，崛起于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自1271年立国至1368年为明所取代的近一个世纪里，半数时间科举停考。加之蒙古贵族将国人分为四等的统治方式，尊崇儒家的汉人被列为第三等级，仕途不顺，生活落寞，故流连于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以曲见长，戏说怪世。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贺兰山的诗词并不多见。贺兰山的生态状况，我们也只能通过现存的两首诗窥知一二。
其一为贡师泰（1298—1362）《杨德章监宪贺兰山图》诗云：“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使君坐对兰山图，不数江南众山绿。”贡师泰主要活动于元代中后期，该诗作于郭守敬西夏治水（1264）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元灭亡西夏的战乱，昔日宜农宜牧的“塞上江南”已满目疮痍，而郭守敬西夏治水，恰是使其恢复往日荣光的重要举措。从“不数江南众山绿”一句可推知，经过元初的悉心治理，贺兰山一带生态得以恢复，水草丰美，风景宜人，堪比江南。
其二为杨维桢（1296—1370）《花门引》。曲道：“大唐宇宙非金瓯，黄头奚儿蟆作虬。跳梁河陇翻九土，惊呼夜半呼延秋。朔方健儿袖双手，战马伤春舞杨柳。当时天骄不借兵，渭阙黄旗仆来久。快哉健鹘随手招，渡河万匹疾如猋。白羽若月筋竿骄，弯弓仰天落胡旄。吁嗟健鹘有如许，邀我索花固其所。明年西下崆峒兵，壮士重忧折天柱。折天柱，唐无人，引狼殪虎狼非麟。空令汉女嫁非匹，穹庐夜夜愁寒云。”此曲乍一看旨在咏史怀古，实则是在借古讽今。杨维桢是元代后期的重要作家，元末社会动荡，曲中“朔方健儿袖双手，战马伤春舞杨柳”是对贺兰山下战爭场面的直接描写，说明此地作为古战场，屯兵布阵。在烽烟四起、百姓外逃等多重因素下，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元末又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简言之，在元朝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先是短暂恢复“塞上江南”般的富饶，后又在战火连天中渐失光华。
三、贺兰山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
回瞻前史，贺兰山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两点因素：一是战争；二是不合理的开垦。国家处于混乱时期，战争频发，林木被大量砍伐以供军需；在和平时期，人口急剧增加，不得不大量开垦，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指出： “这一时代森林地区继续缩小，由于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山地森林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但具体到贺兰山，情况又是如何呢？ 唐王朝时，贺兰山的森林情况首见于记载： “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狡马。北人呼狡马为贺兰。”这里的“县”是指唐之保静县（今永宁县南望洪附近）。贺兰山的得名本与森林有关，而贺兰山山地森林虽经秦、汉王朝的破坏，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由少数民族统治，他们的生产活动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因而贺兰山的森林植被又有所恢复。唐王朝时，虽然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农业持续发展，规模在秦、汉的基础上逐渐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贺兰山的森林也有所破坏，但唐前期这里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区（因为在灵州境内还曾设置过一些少数民族的羁摩州），而“安史之乱”以后又成了擅长发展畜牧业的吐蕃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区，加之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因而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还不至于形成太大的影响，这由唐前、后期灵州曾有两次“黄河清”的现象可以得到证明。同时唐代朱庆余曾写过“川绝衔鱼鹭，树多带箭糜”，湖泊里鱼虾成群，树林繁茂，进一步证实了当时贺兰山周边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推测。
唐朝末年，国力衰微，中央政府的力量极难深入西北边疆，贺兰山地区逐渐摆脱中原政府的控制，为少数民族所割据，在唐宋时期先后成为汉、党项、羌、女真、契丹、鞑靼等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一时间硝烟弥漫，战争频发，对贺兰山周遭生态造成重大损伤。
例如在西夏时期，西夏王朝大量修建城镇和寺庙，耗用了大量的木材，1991年8月至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贺兰县拜寺沟（ 贺兰山东坡山沟之一） 的方塔废墟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文物除部分西夏文、汉文佛经及大量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外，还出土了皆为松木的多种木质构材，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续）·〔三十二〕〉古迹》载：“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可以看出当时加固楼房的铁钉都有一二尺长，足以证明当时用材数量之多及质量之高。在此种过度消耗植被的情况下，贺兰山的水土流失愈演愈烈，生态环境质量大不如前。
结合历史因素，保护贺兰山生态环境在当前条件下，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坚持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的政策，同时保障周边人民的日常生活；其次建造生态保护区、防护林；更要以立法的形式，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倡导公民遵纪守法。如此一来完全恢复贺兰山生态环境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钟雷.中国东部晚更新世冰川发育气候与构造运动的耦合关系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0.
[2] 张维慎.人类活动与宁夏森林的变迁[J].古今农业，2003（4）：28-36.
[3] 左宏阁.镜像与民族：古典诗词中的贺兰山[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34-136.
[4]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J].文物，1994（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编号：2019-11407-009
作 者： 向家林、魏星，均系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
編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元代 贺兰山 生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讲一定时期的政治环境决定当时的文化环境，而地域环境则是影响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当前东部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因为其所在位置经济基础较好、工农业发达，且有政策大力支持，然深究其内因，则在于其地域环境：东部地区位于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地形相对西部地区较平缓；河湖众多，水文条件好，凡此种种都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鉴于地域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诗词文化中来反向发掘贺兰山生态的变迁是大有可为的。
贺兰山（蒙古语：Ala？a a？ula），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草原与荒漠的分界线、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由此决定了贺兰山成为半农半牧区与纯牧区的分界线，也决定了贺兰山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得大量游牧民族聚居在一起，为了争夺水草使得贺兰山地区成为中国各大名山大川中发生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
一、唐宋时期贺兰山生态环境的变迁
由于战争与文化条件的限制，唐代以前的对贺兰山地区生态环境的记录并不多见，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多以岩画的形式呈现，而唐代以来对贺兰山的描写则大多以诗词的形式呈现，因此解读贺兰山生态文化变迁主要从唐代开始。唐朝以前文人墨客对贺兰山的描写较少，除了受战争与文化条件限制这一显著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中原王朝未曾对贺兰山地区掌控或实际掌控过。虽然唐朝中后期乃至宋朝时期贺兰山地区再度被少数民族掌控，但是其地域环境的状况再也不是如过去一般，鲜为世人所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快与文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文人赴西北地区任职，自此关于贺兰山地区生态环境的记载便多了起来。唐朝前期，贺兰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得较好，在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中就有所体现，由此表明在此时期内贺兰山的生态环境尚未受到大规模的破坏，用“塞上江南”来形容贺兰山地区，说明其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另一位唐朝诗人马戴在《别灵武令狐校书》中这样写道：“北风吹别思，落月度关河。树隐流沙短，山平近塞多。雁池戎马饮，雕帐戍人过。莫虑行军苦，华夷道正和。”这首虽是写边塞征戍的诗，读者却从中感受不到传统边塞诗的苦寒意味，尾联甚至道出“莫虑行军苦”；由 “树隐流沙短，山平近塞多。雁池戎马饮，雕帐戍人过”，此四句可以看出灵武当时植被覆盖较广，且作为战马饮水之地水资源也较丰富，所以才会出现“雕帐戍人过”的画面以及不用思虑行军之苦的劝慰。中、晚唐时期，文人对贺兰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描写大多是以夸赞贺兰山地区优渥的环境为主，如诗人无可的《送灵武李侍御》中如是描写：“地得江南壤，程分碛里砂。禁盐调上味，麦穗结秋花。”说明当地无愧于塞上江南的称号，管中窥豹，这种良好的农业条件必然得益于其自然生态。宋、夏时期，尤其是在西夏王国统治贺兰山的两百多年来，对贺兰山周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宋代张舜民《西征》：“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砍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离途旅人的同情，另外从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贺兰山植被生态的破坏。黄庭坚在《流民叹》中有这样一句：“朔方频年无好雨，五种不入虚春秋。”虽然其后续讲的是对地震灾民的同情，可这两句却是在说明，朔方地区干旱少雨，不适于植物生长，气候显然比张舜民时期更恶劣。宋代王镃在《塞上曲》中对西夏地区有这样的描述：“黄云连白草，万里有无间。”意思是黄云连接着枯草，遥遥万里也没有间断。无独有偶，另一位宋代诗人田锡在他的《塞上曲》也有相似的描述：“大漠西风急，黄榆凉叶飞。”两位诗人的描写中都有这样的相同点：西夏地区黄沙滚滚，天际都被染黄，百草枯萎，呈现出萧条的景貌。很显然在这一时期，贺兰山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已经被摧毁，地表沙土分离，植物枯败，连野草都难以生长。
二、元代时期贺兰山生态环境的变迁
元代，崛起于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自1271年立国至1368年为明所取代的近一个世纪里，半数时间科举停考。加之蒙古贵族将国人分为四等的统治方式，尊崇儒家的汉人被列为第三等级，仕途不顺，生活落寞，故流连于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以曲见长，戏说怪世。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贺兰山的诗词并不多见。贺兰山的生态状况，我们也只能通过现存的两首诗窥知一二。
其一为贡师泰（1298—1362）《杨德章监宪贺兰山图》诗云：“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使君坐对兰山图，不数江南众山绿。”贡师泰主要活动于元代中后期，该诗作于郭守敬西夏治水（1264）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元灭亡西夏的战乱，昔日宜农宜牧的“塞上江南”已满目疮痍，而郭守敬西夏治水，恰是使其恢复往日荣光的重要举措。从“不数江南众山绿”一句可推知，经过元初的悉心治理，贺兰山一带生态得以恢复，水草丰美，风景宜人，堪比江南。
其二为杨维桢（1296—1370）《花门引》。曲道：“大唐宇宙非金瓯，黄头奚儿蟆作虬。跳梁河陇翻九土，惊呼夜半呼延秋。朔方健儿袖双手，战马伤春舞杨柳。当时天骄不借兵，渭阙黄旗仆来久。快哉健鹘随手招，渡河万匹疾如猋。白羽若月筋竿骄，弯弓仰天落胡旄。吁嗟健鹘有如许，邀我索花固其所。明年西下崆峒兵，壮士重忧折天柱。折天柱，唐无人，引狼殪虎狼非麟。空令汉女嫁非匹，穹庐夜夜愁寒云。”此曲乍一看旨在咏史怀古，实则是在借古讽今。杨维桢是元代后期的重要作家，元末社会动荡，曲中“朔方健儿袖双手，战马伤春舞杨柳”是对贺兰山下战爭场面的直接描写，说明此地作为古战场，屯兵布阵。在烽烟四起、百姓外逃等多重因素下，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元末又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简言之，在元朝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先是短暂恢复“塞上江南”般的富饶，后又在战火连天中渐失光华。
三、贺兰山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
回瞻前史，贺兰山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两点因素：一是战争；二是不合理的开垦。国家处于混乱时期，战争频发，林木被大量砍伐以供军需；在和平时期，人口急剧增加，不得不大量开垦，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指出： “这一时代森林地区继续缩小，由于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山地森林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但具体到贺兰山，情况又是如何呢？ 唐王朝时，贺兰山的森林情况首见于记载： “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狡马。北人呼狡马为贺兰。”这里的“县”是指唐之保静县（今永宁县南望洪附近）。贺兰山的得名本与森林有关，而贺兰山山地森林虽经秦、汉王朝的破坏，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由少数民族统治，他们的生产活动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因而贺兰山的森林植被又有所恢复。唐王朝时，虽然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农业持续发展，规模在秦、汉的基础上逐渐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贺兰山的森林也有所破坏，但唐前期这里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区（因为在灵州境内还曾设置过一些少数民族的羁摩州），而“安史之乱”以后又成了擅长发展畜牧业的吐蕃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区，加之当时气候温暖湿润，因而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还不至于形成太大的影响，这由唐前、后期灵州曾有两次“黄河清”的现象可以得到证明。同时唐代朱庆余曾写过“川绝衔鱼鹭，树多带箭糜”，湖泊里鱼虾成群，树林繁茂，进一步证实了当时贺兰山周边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推测。
唐朝末年，国力衰微，中央政府的力量极难深入西北边疆，贺兰山地区逐渐摆脱中原政府的控制，为少数民族所割据，在唐宋时期先后成为汉、党项、羌、女真、契丹、鞑靼等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一时间硝烟弥漫，战争频发，对贺兰山周遭生态造成重大损伤。
例如在西夏时期，西夏王朝大量修建城镇和寺庙，耗用了大量的木材，1991年8月至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贺兰县拜寺沟（ 贺兰山东坡山沟之一） 的方塔废墟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文物除部分西夏文、汉文佛经及大量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外，还出土了皆为松木的多种木质构材，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续）·〔三十二〕〉古迹》载：“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可以看出当时加固楼房的铁钉都有一二尺长，足以证明当时用材数量之多及质量之高。在此种过度消耗植被的情况下，贺兰山的水土流失愈演愈烈，生态环境质量大不如前。
结合历史因素，保护贺兰山生态环境在当前条件下，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坚持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的政策，同时保障周边人民的日常生活；其次建造生态保护区、防护林；更要以立法的形式，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部门严格执法，倡导公民遵纪守法。如此一来完全恢复贺兰山生态环境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钟雷.中国东部晚更新世冰川发育气候与构造运动的耦合关系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0.
[2] 张维慎.人类活动与宁夏森林的变迁[J].古今农业，2003（4）：28-36.
[3] 左宏阁.镜像与民族：古典诗词中的贺兰山[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34-136.
[4]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J].文物，1994（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编号：2019-11407-009
作 者： 向家林、魏星，均系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本科生。
編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