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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汉《儒林传》在言及汉文帝的人才政策时出现四处异文。《史记》正文作“征用”，注文作“稍用”；《汉书》正文作“登用”，注文作“少用”。结合史料辨析，知汉文帝是位知人善任的有为之君，颇能“征用”“登用”文学之士，“稍用”体现其通盘的考量，更贴合实情，“少用”则偏离事实较远。
关键词：汉文帝 “稍用” “少用” 辨析
史、汉《儒林传》在勾勒汉初儒学发展整体状况时，大体不差。但行文至汉文帝处，正文与注文均出现异文，互不统一，颇耐人寻味。
如《史记》言“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张守节《正义》：“言孝文稍用文学之士居位。”a按张意思，孝文帝虽好刑名法术，但他对文学之士持启用态度，稍稍用之，并使之居于上位。《汉书·儒林传》则言：“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此处，颜师古注：“言少用文学之士。”b按颜意思，孝文帝本人因好刑名法术之言，故他少用文学之士，态度似是否定的。
这里，同一个意思便出现了四处异文：正文，《史记》作“征用”，《汉书》作“登用”；注文，《史记》作“稍用”，而《汉书》作“少用”。尤其是颜师古《汉书注》之“少用”，与史、汉正文之“征用”“登用”，以及张守节《正义》之“稍用”，在文意上出现明显偏差。到底孰是孰非，须仔细分辨。下面先从训诂角度分析这四个字。
1. 征，《说文》训“正行也。从辵，正声”c。据此，“征用”，意思正向，表示人才得以选用、启用。代入《史记·儒林列传》上下文，则表示汉文帝对文学之士的态度正面，他愿意启用这些文学之士作为辅弼。同样的意思又见班彪《汉书·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9页）。据班称，外祖父金敞兄弟皆为元帝侍中，对元帝颇为熟悉。而他们又曾“语臣曰元帝”如何如何，则班彪这段赞语，很可能就来自元帝的近臣金敞兄弟，可信度颇高。其中谈及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有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云云，均是元帝任用儒生的意思，此可为文帝之“颇征用”作注脚。另外，《汉书·王尊传》亦载王尊的上书“选贤征用，起家为卿”（《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3235页），可见“征用”即选用、起用的意思。
2. 登，《说文》训“上车也。从癶豆，象登车形”（《说文解字》，第38页）。按此，“登用”意思也正面，或许还更适合中国古代士人释褐、登第，从此由社会下层步入上层的情形。将“登用”代入《汉书·儒林传》，上下文意也表示汉文帝颇能提拔、任用人才，与“征用”相接近。另“登用”表示对人才的任用，史籍中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莽传》“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83页），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杜诗详注》，第227页），这些“登用”俱与“征用”意思接近。
3. 稍，《说文》训“出物有渐也”（《说文解字》，第146页）。“稍”是副词，与“用”结合，起到对人才使用程度的限定作用。代入《史记正义》表示文帝对人才的启用持慎重态度，是有选择地任用相关人员使之居位。
4. 少，《说文》训“不多也”（《说文解字》，第28页）。“少”是形容词，表示数量，在此则活用为副词。相较其他三字，此处意思限定得比较狭窄。代入颜师古《汉书注》则表示文帝因个人喜好（本好刑名），少用文学之士（儒生）。
事实是否如此？笔者认为须跳出这两处文本，结合相关史实来看。
首先，据史载，汉文帝是颇重视人才的一位帝王，他开启了汉朝以国家诏令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史记·孝文本纪》载，前元二年（公元前178）日食，文帝因此深感惶惧，遂下诏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急切得广纳人才，广开言路，以使这些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匡正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到的地方。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文帝又“诏有司举贤良文学”（《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2290页）。如果说，第一次诏举的重点是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极谏者，那么这一次诏举则首次明确了朝廷对文学之士（即儒生）的积极延揽态度与需求。据《汉书·晁错传》载，参加这次应诏的贤良文学之士多达“百余人”d，不是小数。
除了正常的诏举渠道，文帝也不忘使用一些特别手段，对能力超拔者委以重任。如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经吴公举荐后，不仅被文帝立为博士，而且提拔速度非常之快，“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帝甚至还想让他位至公卿，但在周勃、灌婴等老臣的阻挠下，才未成功。e另外，如袁盎、张释之、冯唐、魏尚等，也多留下了与文帝君臣相遇的佳话，如苏轼即感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江城子·密州出猎》）。因此说，终文帝一朝，是颇“征用”“登用”并重视各方面人才的，若以“少用”来形容文帝的人才政策，恐与事实不符。
其次，汉文帝颇能接纳文士建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收到良好效果。如他接受张苍、冯敬等人的奏议而废除了肉刑（《奏议除肉刑》，载《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1099页），这一举措对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是值得一书的大事”f。另外，他接受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建议，“悉更秦之法”，令诸侯之国，除关不用传，行郊祀礼、籍田礼，合理处理与匈奴的关系等，引领了“文景之治”的正确方向。还有他接受晁错《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徒塞下》等议，劝农重本，纳粟授爵，在稳定汉初的政治、军事、经济、农业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文帝接纳文士建议，可谓从善如流，如袁盎言，“每朝……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2页）。由此可知，文帝对“征用”“登用”上来的这些文士之言，态度诚恳，并能付之于实践，言其“少用”非是。 再次，就文帝对文士建言的接受程度而言，“稍用”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稍用”，就是稍稍用之，有的用，有的不用，在这用与不用的尺度拿捏中，体现有汉文帝本人的思考与智慧。如前所述，文帝本是非常赞赏贾谊的，但他对于贾谊的进谏，并非全盘接受。如当年轻气盛的贾谊建言“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时，文帝便以“初即位，谦让未遑”，拒绝了他。文帝拒绝贾谊的理由不为无据，因为“他（按：指贾谊）还在许多篇章中论述了官吏的设置，非周、非汉，完全是标新立异”g，的确不符合当时实际。
被文帝拒绝的不止贾谊一人，如对于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文帝也非言听计从。晁错曾“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6页）。可以看到，在文帝对贾、晁之言的听与不听、用与不用之间，有他从大局出发，从当时现状出发，进行的通盘考虑。合时务者，他便接纳；对于言说急切、不合时务者，他便“傅纳以言”，即部分地、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汉文帝刚被众人拥立为帝，根基不稳，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温和改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否则稍有不慎，即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与损失。深谋远虑的汉文帝，根据情势“稍用”文士之言，显然有他的考虑。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贾）谊与（晁）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h可能更理解汉文帝的苦心经营。
综上所述，史、汉《儒林传》在言及汉文帝的人才观时，“征用”“登用”较符史实，“稍用”或更贴近当时实情，“少用”则偏离事实较远。如果说稍后于文帝的汉景帝“不任儒者”，或窦太后性好黄老，使“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是为“少用”或更合适。但汉文帝注意起用新人，不拘儒法黄老，锐意改革i，引领了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形态下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到来，堪称有为之君。说他“少用”人才，恐难服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曾言“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j，本文所举，或可为赵氏所指颜注“有纰缪者”新添又一例证。
a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17页。本文所引《史记》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b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92—3593页。本文所引《汉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c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9页。本文所引《说文解字》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d 《汉书·晁错传》：“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錯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第2299页。
e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第2491—2492页。
f 刘海年：《我国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现代法学》1983年第4期。
g 刘跃进：《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见《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h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条第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0页。
i 张大可：《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29卷第22期）、刘光胜《试论汉文帝的改革》（《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8月第19卷第4期）等文从多方面论证了汉文帝的改革与成就。
j 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105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汉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学演进研究”（19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 者： 齐清仙，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汉文帝 “稍用” “少用” 辨析
史、汉《儒林传》在勾勒汉初儒学发展整体状况时，大体不差。但行文至汉文帝处，正文与注文均出现异文，互不统一，颇耐人寻味。
如《史记》言“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张守节《正义》：“言孝文稍用文学之士居位。”a按张意思，孝文帝虽好刑名法术，但他对文学之士持启用态度，稍稍用之，并使之居于上位。《汉书·儒林传》则言：“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此处，颜师古注：“言少用文学之士。”b按颜意思，孝文帝本人因好刑名法术之言，故他少用文学之士，态度似是否定的。
这里，同一个意思便出现了四处异文：正文，《史记》作“征用”，《汉书》作“登用”；注文，《史记》作“稍用”，而《汉书》作“少用”。尤其是颜师古《汉书注》之“少用”，与史、汉正文之“征用”“登用”，以及张守节《正义》之“稍用”，在文意上出现明显偏差。到底孰是孰非，须仔细分辨。下面先从训诂角度分析这四个字。
1. 征，《说文》训“正行也。从辵，正声”c。据此，“征用”，意思正向，表示人才得以选用、启用。代入《史记·儒林列传》上下文，则表示汉文帝对文学之士的态度正面，他愿意启用这些文学之士作为辅弼。同样的意思又见班彪《汉书·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9页）。据班称，外祖父金敞兄弟皆为元帝侍中，对元帝颇为熟悉。而他们又曾“语臣曰元帝”如何如何，则班彪这段赞语，很可能就来自元帝的近臣金敞兄弟，可信度颇高。其中谈及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有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云云，均是元帝任用儒生的意思，此可为文帝之“颇征用”作注脚。另外，《汉书·王尊传》亦载王尊的上书“选贤征用，起家为卿”（《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3235页），可见“征用”即选用、起用的意思。
2. 登，《说文》训“上车也。从癶豆，象登车形”（《说文解字》，第38页）。按此，“登用”意思也正面，或许还更适合中国古代士人释褐、登第，从此由社会下层步入上层的情形。将“登用”代入《汉书·儒林传》，上下文意也表示汉文帝颇能提拔、任用人才，与“征用”相接近。另“登用”表示对人才的任用，史籍中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莽传》“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4083页），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才杰俱登用，愚蒙但隐沦”（《杜诗详注》，第227页），这些“登用”俱与“征用”意思接近。
3. 稍，《说文》训“出物有渐也”（《说文解字》，第146页）。“稍”是副词，与“用”结合，起到对人才使用程度的限定作用。代入《史记正义》表示文帝对人才的启用持慎重态度，是有选择地任用相关人员使之居位。
4. 少，《说文》训“不多也”（《说文解字》，第28页）。“少”是形容词，表示数量，在此则活用为副词。相较其他三字，此处意思限定得比较狭窄。代入颜师古《汉书注》则表示文帝因个人喜好（本好刑名），少用文学之士（儒生）。
事实是否如此？笔者认为须跳出这两处文本，结合相关史实来看。
首先，据史载，汉文帝是颇重视人才的一位帝王，他开启了汉朝以国家诏令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史记·孝文本纪》载，前元二年（公元前178）日食，文帝因此深感惶惧，遂下诏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急切得广纳人才，广开言路，以使这些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匡正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到的地方。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文帝又“诏有司举贤良文学”（《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2290页）。如果说，第一次诏举的重点是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极谏者，那么这一次诏举则首次明确了朝廷对文学之士（即儒生）的积极延揽态度与需求。据《汉书·晁错传》载，参加这次应诏的贤良文学之士多达“百余人”d，不是小数。
除了正常的诏举渠道，文帝也不忘使用一些特别手段，对能力超拔者委以重任。如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经吴公举荐后，不仅被文帝立为博士，而且提拔速度非常之快，“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帝甚至还想让他位至公卿，但在周勃、灌婴等老臣的阻挠下，才未成功。e另外，如袁盎、张释之、冯唐、魏尚等，也多留下了与文帝君臣相遇的佳话，如苏轼即感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江城子·密州出猎》）。因此说，终文帝一朝，是颇“征用”“登用”并重视各方面人才的，若以“少用”来形容文帝的人才政策，恐与事实不符。
其次，汉文帝颇能接纳文士建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收到良好效果。如他接受张苍、冯敬等人的奏议而废除了肉刑（《奏议除肉刑》，载《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1099页），这一举措对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是值得一书的大事”f。另外，他接受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建议，“悉更秦之法”，令诸侯之国，除关不用传，行郊祀礼、籍田礼，合理处理与匈奴的关系等，引领了“文景之治”的正确方向。还有他接受晁错《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徒塞下》等议，劝农重本，纳粟授爵，在稳定汉初的政治、军事、经济、农业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文帝接纳文士建议，可谓从善如流，如袁盎言，“每朝……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2页）。由此可知，文帝对“征用”“登用”上来的这些文士之言，态度诚恳，并能付之于实践，言其“少用”非是。 再次，就文帝对文士建言的接受程度而言，“稍用”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稍用”，就是稍稍用之，有的用，有的不用，在这用与不用的尺度拿捏中，体现有汉文帝本人的思考与智慧。如前所述，文帝本是非常赞赏贾谊的，但他对于贾谊的进谏，并非全盘接受。如当年轻气盛的贾谊建言“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时，文帝便以“初即位，谦让未遑”，拒绝了他。文帝拒绝贾谊的理由不为无据，因为“他（按：指贾谊）还在许多篇章中论述了官吏的设置，非周、非汉，完全是标新立异”g，的确不符合当时实际。
被文帝拒绝的不止贾谊一人，如对于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文帝也非言听计从。晁错曾“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6页）。可以看到，在文帝对贾、晁之言的听与不听、用与不用之间，有他从大局出发，从当时现状出发，进行的通盘考虑。合时务者，他便接纳；对于言说急切、不合时务者，他便“傅纳以言”，即部分地、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事实上，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汉文帝刚被众人拥立为帝，根基不稳，最稳妥的办法便是温和改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否则稍有不慎，即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与损失。深谋远虑的汉文帝，根据情势“稍用”文士之言，显然有他的考虑。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贾）谊与（晁）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h可能更理解汉文帝的苦心经营。
综上所述，史、汉《儒林传》在言及汉文帝的人才观时，“征用”“登用”较符史实，“稍用”或更贴近当时实情，“少用”则偏离事实较远。如果说稍后于文帝的汉景帝“不任儒者”，或窦太后性好黄老，使“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是为“少用”或更合适。但汉文帝注意起用新人，不拘儒法黄老，锐意改革i，引领了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形态下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到来，堪称有为之君。说他“少用”人才，恐难服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曾言“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j，本文所举，或可为赵氏所指颜注“有纰缪者”新添又一例证。
a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17页。本文所引《史记》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b 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92—3593页。本文所引《汉书》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c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39页。本文所引《说文解字》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d 《汉书·晁错传》：“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錯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第2299页。
e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第2491—2492页。
f 刘海年：《我国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现代法学》1983年第4期。
g 刘跃进：《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见《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h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条第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0页。
i 张大可：《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1月第29卷第22期）、刘光胜《试论汉文帝的改革》（《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8月第19卷第4期）等文从多方面论证了汉文帝的改革与成就。
j 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第105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汉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学演进研究”（19AZW007）阶段性成果
作 者： 齐清仙，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