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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 立于历史维度的观察，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战略决策之一。我们从此告别GDP崇拜，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发展的共识已经形成，这当然很振奋人心，然而，从宏伟的蓝图规划到实际的贯彻落实，距离仍显遥远。如何满足决策者政治蓝图之期望，如何更好解决民生难题都是引人关注的主题。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拐点。如果说过去的30多年改革，我们是维持一种规模性扩张增长方式的话，那么以‘十二五’规划为标志，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规划纲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规划重点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共同富裕。“十二五”期间，重点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定位于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将着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普惠到全体人民当中。
相比“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对经济指标进行了弱化，不仅将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而且删除了人均GDP增速指标。在地方考核中，还首次提出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弱化了经济指标的考核，淡化GDP增长的速度，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可以解读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多等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攻坚方向。
考核的指挥棒将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向追求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共进转变。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我们不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去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的业绩，而应该从单位能耗、科技含量、社会群众的幸福指数等方面进行综合统筹考虑。
但立于一个地方执政者的角度，经济考核的压力没了，不等于发展经济的压力也消失了。相反，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要求更高了，压力也更大了。而且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或将带来就业、维稳等方面的难题。毕竟，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主要依靠GDP的连续较高速度增长解决了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
现在不讲GDP了，但还是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否则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其实GDP指标并没有那么可恶，它只是一个参考，可以看做我们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央现在要在确保质量、效益的程度上加快发展，在这个前提下，GDP高没什么不好， GDP越高，老百姓得的实惠越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发展的落脚点在哪儿。
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何在
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在取代旧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社会分层问题，劳动关系失衡问题，传统户籍制度与统一劳动力市场冲突所导致的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公共资源长期配置的失衡所导致的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这些新矛盾的表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社会进步程度和政权兴亡。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尽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理念，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小平同志对此有很多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我们看到并正在体验着我们国家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民本位到人本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革新，正在引领着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
其二，民生问题在持续发展。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是会扩展，其致因就越是复杂，而解决起来也就越来越需要智慧。顾名思义，民生问题是指国民的生活问题。时代在发展，民生问题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是城乡居民的衣食之忧，现在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住、行的问题，以及其他新的生活需求。因此，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
其三，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放大我们国家的各种民生问题。市场化能够带来效率，但它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市场机制失灵所导致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可能走向极端，从而使生活中的风险剧增，最显著的风险就是失业风险，这是计划时代没有的，还有收入分配的方式，等等，从而实际上是放大了个人和家庭的风险。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可能跻身世界先进国家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完全控制的全球风险，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直接的效应必然是影响着民生问题的发展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新的发展时期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时期，是我们国家真正走向并融入全球化的时期，如果不重视防止和控制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差距会持续扩大，矛盾会日益尖锐，冲突会更加激烈，民生问题也将更加突出。
民生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
这一次，民生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富民战略、民生战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尽管民生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整个国家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单设一篇，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也终于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强调。
规划纲要中明确，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并且要求高于GDP增长率(7%)的预期目标，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规划首次专章讨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目前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一样，从整个‘十一五’的情况看，是每年平均提高10%。而“十二五”期间要加大这个力度，要下大的决心来提高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重要点是保障性住房，以从来没有过的力度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如果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这个目标最终能实现，将覆盖20%的家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又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财政的压力不言而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均表示，不能不考虑财政可承受的能力。
这涉及到地方财政能力的均衡问题。各个地方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财政能力有大小，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这种需求，至少保证各个地方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那么就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怎么使转移支付更加科学、合理，更公开透明，这是关键。而最重要的是，无论一个事情是由几级政府共同来完成，还是一级政府独立完成，支出责任要明确。
钱从哪儿来，事先一定要有清楚的安排。各个部门发文件，要考虑到综合平衡，一是地方有没有这么多钱，二是随着配套，能跟下去的转移支付有多少。但是现在形成一种倾向，一些部门出于政绩的考虑，目标定得比较高。如果说不跟财政商量，只管发文件，只管提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往往都会落空。
若财政上没有保障的话，那再好的规划都很难实现。从规划到落实的差距还是会很大的，应该说，上下的这种共识基本上是有了，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每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差别也很大，这就决定了在贯彻大目标的实施过程中会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局面。
例如，整个“十二五”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一个相对温和的增长速度，但地方的增长冲动也许还会非常强烈，如果地方制定的指标都远高于中央的话，速度下不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而一个地方落后产能能不能淘汰，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不能培育，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能不能完成，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深化改革，这些都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要解决新时代的民生问题，特别需要智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民生问题一定会引起进一步的关注，并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全面的改善。
（本文作者系中原地产媒体高级主管）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拐点。如果说过去的30多年改革，我们是维持一种规模性扩张增长方式的话，那么以‘十二五’规划为标志，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规划纲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规划重点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共同富裕。“十二五”期间，重点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定位于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将着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普惠到全体人民当中。
相比“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对经济指标进行了弱化，不仅将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而且删除了人均GDP增速指标。在地方考核中，还首次提出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弱化了经济指标的考核，淡化GDP增长的速度，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可以解读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多等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攻坚方向。
考核的指挥棒将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向追求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共进转变。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我们不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去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的业绩，而应该从单位能耗、科技含量、社会群众的幸福指数等方面进行综合统筹考虑。
但立于一个地方执政者的角度，经济考核的压力没了，不等于发展经济的压力也消失了。相反，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要求更高了，压力也更大了。而且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或将带来就业、维稳等方面的难题。毕竟，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主要依靠GDP的连续较高速度增长解决了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
现在不讲GDP了，但还是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否则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其实GDP指标并没有那么可恶，它只是一个参考，可以看做我们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央现在要在确保质量、效益的程度上加快发展，在这个前提下，GDP高没什么不好， GDP越高，老百姓得的实惠越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发展的落脚点在哪儿。
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何在
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在取代旧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社会分层问题，劳动关系失衡问题，传统户籍制度与统一劳动力市场冲突所导致的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公共资源长期配置的失衡所导致的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这些新矛盾的表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社会进步程度和政权兴亡。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尽天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理念，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小平同志对此有很多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我们看到并正在体验着我们国家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民本位到人本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革新，正在引领着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
其二，民生问题在持续发展。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是会扩展，其致因就越是复杂，而解决起来也就越来越需要智慧。顾名思义，民生问题是指国民的生活问题。时代在发展，民生问题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是城乡居民的衣食之忧，现在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住、行的问题，以及其他新的生活需求。因此，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
其三，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放大我们国家的各种民生问题。市场化能够带来效率，但它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市场机制失灵所导致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可能走向极端，从而使生活中的风险剧增，最显著的风险就是失业风险，这是计划时代没有的，还有收入分配的方式，等等，从而实际上是放大了个人和家庭的风险。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可能跻身世界先进国家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完全控制的全球风险，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直接的效应必然是影响着民生问题的发展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新的发展时期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时期，是我们国家真正走向并融入全球化的时期，如果不重视防止和控制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差距会持续扩大，矛盾会日益尖锐，冲突会更加激烈，民生问题也将更加突出。
民生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
这一次，民生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富民战略、民生战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尽管民生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整个国家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单设一篇，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也终于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强调。
规划纲要中明确，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并且要求高于GDP增长率(7%)的预期目标，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规划首次专章讨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目前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一样，从整个‘十一五’的情况看，是每年平均提高10%。而“十二五”期间要加大这个力度，要下大的决心来提高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重要点是保障性住房，以从来没有过的力度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如果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这个目标最终能实现，将覆盖20%的家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又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财政的压力不言而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均表示，不能不考虑财政可承受的能力。
这涉及到地方财政能力的均衡问题。各个地方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财政能力有大小，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这种需求，至少保证各个地方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那么就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怎么使转移支付更加科学、合理，更公开透明，这是关键。而最重要的是，无论一个事情是由几级政府共同来完成，还是一级政府独立完成，支出责任要明确。
钱从哪儿来，事先一定要有清楚的安排。各个部门发文件，要考虑到综合平衡，一是地方有没有这么多钱，二是随着配套，能跟下去的转移支付有多少。但是现在形成一种倾向，一些部门出于政绩的考虑，目标定得比较高。如果说不跟财政商量，只管发文件，只管提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往往都会落空。
若财政上没有保障的话，那再好的规划都很难实现。从规划到落实的差距还是会很大的，应该说，上下的这种共识基本上是有了，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每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差别也很大，这就决定了在贯彻大目标的实施过程中会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局面。
例如，整个“十二五”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一个相对温和的增长速度，但地方的增长冲动也许还会非常强烈，如果地方制定的指标都远高于中央的话，速度下不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而一个地方落后产能能不能淘汰，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不能培育，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能不能完成，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深化改革，这些都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要解决新时代的民生问题，特别需要智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民生问题一定会引起进一步的关注，并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全面的改善。
（本文作者系中原地产媒体高级主管）